“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新命题，既是从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国际视角，对政党并非“先进自动论”“执政地位天然论”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又是立足独特的中华文明、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本土化视角，对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基于强国和强党之间有机互动的逻辑，主动破解复兴进程中阻力因素的战略考虑。

　　（一）世界大党、老党兴衰成败意味着大党治理有其共有难题

　　世界上大党、老党的兴衰成败有许多差异性因素，如地域分布不同、组织结构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等，其自身治理也存在共有难题。其一，连续执政难题。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曾经在本国国内长时间具有较大优势，曾经单独连续执政但最终丧失政权。比如，苏联共产党（1917年—1991年）、印度国大党（1947年—1977年）、英国保守党（1979年—1997年）、日本自民党（1955年—1993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2000年）。其二，组织分裂难题。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在创建初期能团结在有威信、有影响的领袖人物周围，但政党创建人物相继去世后就陷入了纷争、无序的状况，出现了组织分裂的局面。比如，印度国大党在其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去世后内讧不断并引发多次分裂；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去世后出现了危机；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去世后出现了分裂。其三，权力腐败难题。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难以摆脱自身力量的局限，政党内部出现了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特权阶层深陷腐败泥潭，贪污腐化盛行，极大地败坏了政党的形象，失去了民心。比如，苏联共产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继承性和裙带性”的特权阶层；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基本上在尼赫鲁-甘地家族中世袭产生，家族政治和利益政治色彩浓厚；日本自民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之间组成“金权政治”，形成“政官财权力铁三角”。

　　（二）独特的文明、国情、党情意味着大党治理有其自身规律

　　独特的中华文明、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党情给大党治理增加了难度。在文明方面，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代中国有着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具有自身的历史独特性。但封建社会中形成的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权力至上、人身依附等官本位文化，仍然对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正确摆脱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是党在思想文化上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在国情方面，中国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有着辉煌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但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落后于世界潮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顽强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在进入现代化时间较晚、现代化起点较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在党情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之多、组织层级之复杂、执政范围之广、历史之光荣、使命之艰巨、建设标准之高，在世界政党范围内是罕见的。如何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实现长期执政，是党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问题。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任务的紧切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需要攻克许多难题。一方面，民族复兴关键时期要求党始终保持忧患意识，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为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筑牢防线。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复兴任务十分艰巨的国家执政，必须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避免颠覆性错误。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根本性问题，事关中国共产党强党兴国的立场原则、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必须守好这些政治底线、价值底线、思想底线、道路底线、安全底线，决不能出现任何背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另一方面，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矛盾风险考验增多，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是解决好其他各类难题的关键。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也是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正如习近平所言，“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在需要防范和化解的各种风险和难题中，消除党内存在的隐患、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对驾驭和管控其他各种风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和大党的特征密切相关。从党员规模角度上来说，大党具有党员人数多、党员结构多元化的特点。从组织结构角度上来说，大党具有组织结构复杂、组织层级多的特点。从历史传统角度上来说，大党具有创建时间长、治党经验丰富、优良传统多的特点。从执政地位角度上来说，大党在大国执政，具有支持者固定且人数众多、掌握众多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特点。上述大党的特征，既是大党的独特优势，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独有难题。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六个如何”。

　　（一）政党属性：中国共产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概念而言，涵盖领导力量、使命任务、依靠力量三个要素。从领导力量来分析，围绕“我是谁”的问题，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从使命任务来分析，围绕“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问题，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依靠力量来分析，围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牢记“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就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大党独有难题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于理解大党创建时间长和大党本质属性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理解从小党、弱党转变为大党、强党之后，如何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和纯洁性，解决好大党因创建时间长而导致的革命精神退化和变质、变色、变味难题。

　　就大党“如何始终保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难点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难在革命精神不退化，保证奋斗目标不偏移。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明确，“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的最低纲领和“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纲领。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一个接续奋斗的漫长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环境的改善，为革命奋斗到底的精神可能被遗忘、淡化。其次，难在不变质，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检验党员是否忠于党和党的事业相对简便直接。但在和平年代，由于生死考验较少，存在党员的忠诚度难以识别和保障的问题。此外，党章还取消了不同社会成分之间入党手续不同、预备期不同的条款，以及放宽了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社会成分的入党条件。随着党员结构来源逐渐多元化，客观上增加了保持党员队伍纯洁性的难度。再次，难在不变色，抵御外部环境考验。冷战结束后，西方敌对势力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对象，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输出“普世价值”等错误观念，给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防止“不变色”增加了难度。最后，难在不变味，保证密切的党群关系。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党员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导致干群关系出现鸿沟，如同“油水关系”；有的甚至侵害群众利益，导致干群矛盾激化，如同“水火关系”。“油水关系”和“水火关系”本质上属于变了味的党群关系，严重破坏群众对党的信任，需要高度重视。

　　（二）执政环境：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概念，他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可以看出，党内政治生态涵盖执政环境、治理过程和党的作风三个要素。从环境来分析，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从过程来分析，政治生态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培育的过程；从作风来分析，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风的综合体现。

　　就把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大党独有难题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于借助生态学的方法，理解大党的执政实践不能脱离执政环境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应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交换原则给党内政治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解决大党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执政而导致的利益多元化难题。

　　就大党“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难点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利益纽带上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无序扩张并容易向政治领域渗透，净化政治生态难在破除利益集团的围猎、腐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由于资源配置从各级单位组织转向市场，不仅造成部分党员脱离单位变成社会人，对党的依赖度变弱，导致党员队伍的流动性和游移度增加，还造成了部分掌握公权力的党员干部与市场主体有利益关联甚至自身就是市场主体，存在“‘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等突出问题。其二，从社会环境上来说，腐败行为和社会环境存在深层联系，净化政治生态成本高、时间长、易反复。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环境既会形成多元利益格局，导致个人主义意识、权利意识的增长，也会使得“经济资源和社会权利向部分社会成员集中”，还会使得“一切向钱看”等不良风气在社会上传播和蔓延，甚至渗透到党内。处于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党员干部，面临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张力问题和收入差距导致的心理落差问题。如此，就容易产生一些党员干部道德滑坡、信仰流失等问题。其三，从思想根源上说，潜规则具有隐蔽性、功利性、排他性等特点，净化政治生态难在破除潜规则。等级观念、特权思想等封建主义残余对当今社会仍然有着深远影响，因而为潜规则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政治文化土壤。随着时代的变化，潜规则出现了隐形变异的特点，比如，“搞例外，搞特殊、搞特权”的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不靠组织而靠熟人、靠关系”的人情关系网、“吹号抬轿”的人身依附观念，这些都与党的纪律和规矩相背离，给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和修复增加了困难。

　　（三）执政地位：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就“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概念而言，可以从语义、哲学、历史三个维度来分析。从语义来看，大党“对自身的错误和问题，具有发现、纠正和防止继续犯错误的一套制度和方式”。从哲学角度来看，大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做到“否定之否定”，实现自我扬弃和自我更新。从历史角度来看，党在100多年发展历程中“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能够积极主动地实现“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

　　就把握“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大党独有难题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于理解大党拥有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拥护等多重优势，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我纠错的内在驱动力。而一旦大党不能及时纠错，会导致矛盾的积压扩散进而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应充分考虑到防错纠错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解决好大党因执政地位优越而存在的自我纠错难题。

　　就大党“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难点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难在自我纠错的驱动力弱。大党在大国执政，历史的执政功绩积累了合法性和合理性资源，使其面临的执政威胁相对较小，客观上造成了自我纠错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较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其二，难在自我纠错的链条长。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看，需要经历问题的判断和上报、问题的分析研判和征求意见、集体决策和组织实施等环节。但实际运作中却存在着忽视问题、绕开问题、压制问题现象，存在着多头管理、主体力量分散、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存在着问题久拖不决、风险积累等情况。其三，难在自我纠错的阻力大。传统官本位文化推崇权力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容易引发“形式主义监督”“人情化监督”等问题。大党进行自我纠错，难就难在受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普通党员、普通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渠道有限、施加影响和约束的渠道有限，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一定程度上处于软约束”状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党内监督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了一句口号”，出现了“监督下级怕丢‘选票’，监督同级怕伤‘和气’，监督上级怕穿‘小鞋’”等现象。

　　（四）组织管理：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就“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概念而言，涵盖思想统一、政治统一、组织统一三个要素。从思想统一来分析，主要是指党员自觉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产生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从政治统一来分析，主要是指党员忠诚于党的纲领，并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从组织统一来分析，主要是指各级组织和党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组织向心力和内聚力。

　　就把握“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大党独有难题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于理解大党在组织扩大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难题。大党在组织扩大过程中，容易出现分散主义的问题；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离心力问题；在组织传导过程中容易出现执行不力问题。应充分考虑到组织内控力和内聚力对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重要作用，解决好大党因党员规模大、组织结构复杂而存在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难题。

　　就大党“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难点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党党员队伍规模的体量大，客观上造成不同党员之间思想差异较大。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逾9800万，在超大规模政党中统一不同党员个体的思想，面临着价值认同差异、思想状态差异和认知感受差异等棘手问题。其二，大党在组织扩大和发展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把组织悬空。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把党组织委派的分管领域当作“私人领地”和“独立王国”。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其三，大党组织层级多，易产生信息过滤或传导力逐层递减。中国共产党现拥有三级组织体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难就难在需要打通组织体系中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堵点，使组织传导不停顿，保证政令畅通。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使组织体系发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功能，要求各级组织克服各自层级的阻碍。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时，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最初一公里”，不能出现“拦路虎”；地方党委作为“中间段”，不能出现“中梗阻”；基层党组织作为“最后一公里”，不能出现“断头路”。其四，大党组织结构复杂，组织职能整合难度大，各地区各级组织的需求和意见不尽相同。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组织负责人想问题、办事情容易从局部或部门利益出发，存在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等地方保护主义问题，这就给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增加了难度。

　　（五）执政能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就“执政能力”的概念而言，涵盖“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执政能力、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个要素。就“领导水平”的概念而言，则更为广义，涵盖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引领和指导等内容。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紧密关联，可以概括为党通过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

　　就把握“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和大党独有难题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于理解大党承担着比一般国家执政党更为繁重的任务，解决好大党在大国执政因任务艰巨而存在能力不足的难题，解决好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难题。

　　就大党“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难点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执政活动的职能来说，难在要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和持续推动社会发展。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党逐步实现了救国、兴国、富国的目标，已经“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然而，面向未来，面对领导现代化的重任，党要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难就难在要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始终保持战略前瞻性，在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作出主动的、正确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立足历史新方位，不能简单延续或套用“历史文化的母板”“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其二，从执政活动的主体来说，难在党员和干部始终保持对不断变化实践的适应性。进入新时代以来，“两个大局”相互交织，要求党不断对自身进行调适、变革和创新，以防范出现“政党由于组织的生命力降低而导致不能担任现代社会的组织权威”的“僵化、停滞”问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成习”。这就需要作为执政主体的党员和干部坚持与时俱进，积极适应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解决好各类复杂矛盾和风险挑战。

　　（六）精神气质：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

　　就“干事创业”的概念而言，可以定义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行其职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精神状态”的概念而言，可以定义为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过程中所展现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面貌。因此，“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可以概括为，作为执政骨干的党员干部在履职尽责过程中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能够展现“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就把握“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和大党独有难题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于理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和“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道理，理解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事关政策执行，事关党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能否落实落地，要解决好大党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难题。

　　就大党“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的难点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干事创业动机的角度，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进一步规范了党员干部的权力运行机制，缩小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但给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加了难度。其二，从事业发展的角度，难就难在要实现党员干部从机械执行向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转变。大党在大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又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背景下，先行探索和创造性执行将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和失误的风险。在政策分解和下达过程中，超大型组织容易出现层层加码现象，从而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出现照搬照抄等避责行为。其三，从干事创业保护制度的角度，难就难在消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不安全感和顾虑。大党在调动干部积极性和构建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时，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主要颁布的是指导性意见。一些地区在具体实行容错纠错规定时存在“弹性解释空间较广”“自由裁定权较大”等问题，加之泛化的问责压力，容易抵消党员干部的积极心态。其四，从干事创业考核的角度，难就难在实现党员干部从“乱作为”到“高质量的作为”的转变。由于干部队伍选人用人上存在“唯GDP”等简单化倾向，导致出现“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效”等情况，甚至出现“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如此，党员干部的“潜绩”就难以量化和表征，从而降低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作为一个已经执政70多年并将继续长期执政的大党来说，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回答这一课题，我们需要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相关论述中去把握解答难题的基本思路；从新时代10年自我革命的实践中去汲取解答难题的成功经验；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重大战略布局中去找准今后一个时期解答难题的着力点。

　　（一）构建“三个务必”实践机制

　　就“如何始终保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应对之策而言，总体来说，在于构建“三个务必”实践机制。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三个务必”的制度机制。把“三个务必”转化成为刚性化、操作性强的具体要求：一是定期开展集中教育，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针对革命精神退化、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外部环境考验、脱离群众危险等问题，要围绕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历史等党性教育内容开展集中培训，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二是持续推进八项规定的落细落实，践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在新时代，面对执政条件改善、党员队伍扩大、掌握公权力的党员干部被腐蚀的风险增加等新形势，需对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赋予新时代内涵并进行创新性发展。通过实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勤俭节约之风等八项规定举措，使党的作风能够经得起时代考验、实践检验和人民认同。三是开展“在斗争一线中学会斗争”实践活动，践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面对承平时期危机感、紧迫感消失，对革命事业的进取心减弱、对“变质、变色、变味”的警惕性放松等新问题，需要更为集中、强化地对党员干部进行历练与磨砺。

　　第二，建立“三个务必”的监督机制。对“三个务必”实践情况进行定期普查，对偏离“三个务必”正确轨道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进行防范和矫正：以“四个对照”和“四个找一找”为重点，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党章党规党纪等执行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把“三个务必”监督机制作为常态化开展政治体检的物质载体。以党章党规党纪遵守情况和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和整改情况、重大原则立场问题态度和矛盾解决情况为抓手，对“三个务必”的实践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建立“三个务必”的反馈机制。根据不同单位、不同岗位建立“三个务必”量化考评机制，实行“三个务必”执行情况奖惩制度。通过党组织推荐、群众评议等方式，评选出模范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保持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敢于坚持原则和敢于斗争的党员干部并进行表彰。在激发党员干部弘扬“三个务必”驱动力的同时，还需甄别出一些宗旨意识淡薄和初心使命淡化、向往奢侈生活和不愿艰苦奋斗、推崇庸俗哲学和不敢斗争、不愿斗争的党员干部，重点对以上几类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劝诫、谈心谈话，帮助其转变思想观念。进一步而言，对以上几类不合格党员应实行末位淘汰制，对群众反映强烈、经过多次教育劝诫仍不改正的不合格党员，经党组织批准，应予以“劝退和清除党籍处分”，以此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的自我纯洁。

　　（二）形成党内政治生态的协同治理体系

　　就大党“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应对之策而言，总体来说，在于要形成党内政治生态的协同治理体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恢复政治生态秩序上说，坚持“治树木”和“护森林”相结合。对于政治生态来说，秩序就是“规则，就是章法”，就是各要素“各安其位，各守其职”。对于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来说，首要就是恢复秩序，防止出现失序、紊乱。对此，习近平形象地提出了“治树木”和“护森林”相结合的治理思路，体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辩证治理思维，也昭示了修复党内政治生态有着从治标到治本的过程。在“治树木”上，要坚持“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所谓拔“烂树”，就是清除腐败分子，切断利益链条；所谓治“病树”，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谓正“歪树”，就是纠正干部的不正之风，防止“由风变腐”。在“护森林”上，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队伍作为党规党纪的“守护人”和党内政治生态的“护林员”作用，筑牢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向党内侵蚀、防止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防火墙”。

　　第二，从调整政治生态结构上说，坚持干部家风、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协同治理。政治生态的退化、恶化与领导干部家风家教不严、党内不正之风、社会不良风气密切相关。因此，要调整政治生态的结构，就要使清白家风、优良党风、良好社会风尚成为主流，压缩不正之风、不良风气的生存空间。在家风方面，习近平要求，“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特权现象，树立好的家风家规”；在党风方面，习近平要求，“激浊扬清，扶正祛邪，自觉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履职尽责”；在社风方面，习近平要求，“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

　　第三，从保证政治生态系统良好运行上说，坚持立“明规矩”和破“潜规则”相结合。要破除潜规则，关键之道在于建立一套标准统一、环节衔接、具有威慑力的党内规矩。为此，要注重彰显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同时，促进党内法规制度内部的有效衔接，完善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空白点，推动党的“明规矩”系统化、体系化，以此来抵消和破除潜规则。

　　（三）推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自我纠错体系建设

　　就大党“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应对之策而言，总体来说，在于推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自我纠错体系建设，“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形成权力制约和风险防范机制。要破解大党执政地位优越、执政绩效优秀而产生的“晕轮效应”，要防止公权力被滥用，关键之道在于“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党委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基层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合力，形成党内治理风险点的责任清单并严格执行，把防错纠错作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增强自我纠错的驱动力。

　　第二，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推动发现问题和整改问题。在巡视“前半篇文章”中，重点在于发现问题和形成震慑。通过“下沉一级”等方式调动普通党员和群众提供问题线索的积极性；通过“三不固定”等方式破除“人情化监督”“形式主义监督”难题；通过“上下联动”“提级”“交叉”“机动”等方式破除“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发挥巡视的“显微镜”和“探照灯”作用。在巡视“后半篇文章”中，重点在于强化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在主体责任上，要求“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为落实整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在方式方法上，采取“回头看”等方式，对选择性整改、消极整改、虚假整改等应付行为进行严肃问责；在制度上，建立巡视整改情况报告制度和“回头看”制度。

　　第三，要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促进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可以看出，政策是否出现了偏差和失误，需要交给群众进行监督和评议。为此，要更加重视群众对政策的反馈，形成及时纠偏的机制，“使政策不断符合变化了的实际”。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新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加强党对群众信访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党对群众意见的及时掌握，促进各项政策因时因势及时调整和完善，提高党的自我纠错能力。

　　（四）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领袖权威

　　就“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应对之策而言，总体来说，在于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领袖权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重大决定权和解释权归党中央。各行其是等问题，症结就在于未能把党的领导、党的意志、党的主张彻底贯彻到各地区、各部门。对此，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党中央决策部署是从全局、长远、战略出发，综合各方面需求作出的重大决定。只有用党中央决策部署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才能避免条块分割、私人领地等问题。

　　第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针对大党在思想上可能存在的越大越杂、越大越散等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两个确立”来克服这一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把党中央权威和领袖权威两者结合起来，有利于凝心聚力，克服思想多元化、差异化等问题。从实践上来说，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反映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科学理论来统一全党思想，有利于克服一些党员、干部在实践中存在的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问题。

　　第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针对大党在行动上存在的部门利益、局部考虑等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两个维护”来克服这一问题。就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转化而言，难就难在把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转化为行动自觉。“两个维护”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时刻同党中央对标对表，及时校准言行上的偏差，破解了大党内部存在的各行其是问题。

　　第四，贯通各级组织体系，打通各类堵点。针对组织体系中存在的“拦路虎”“中梗阻”“断头路”“组织传导力逐层递减”等问题，习近平认为，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让组织体系的经脉气血畅通起来”。只有打通堵点、上下贯通，才能更好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从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五）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和改善领导方式

　　就大党“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应对之策而言，总体来说，在于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和改善领导方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党的整体来说，要善于总结经验和集中全党智慧。从总结经验角度来说，是为了更好应对在自主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发挥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的功能，更好地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增强历史主动。从集中全党智慧角度来说，要善于开门问策和集思广益，形成每逢党的重大决策发布前都广泛征求意见的惯例，以此增强党的持久活力和创造力。

　　第二，作为党员和干部个体来说，要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能力和素质的高低，直接反映着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弱。一则全体党员的能力和素质在党的执政能力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六次主题教育活动，就是为了增强党员党的意识和执政意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则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在党的执政能力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增强学习、政治领导、改革创新等八种本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把斗争本领纳入干部执政本领的范围，要求领导干部“在复杂严峻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党的二十大还提出了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本领。上述举措就是为了破解党员干部本领恐慌、本领不足等问题。

　　第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于党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党政关系的思考，突破了以往“党政合一”或“党政分开”的框架，提出了“处理好党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的新思路。在制度安排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了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从而更好地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

　　（六）营造敢于担当作为的政治氛围

　　就“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的应对之策而言，总体来说，在于营造敢于担当作为的政治氛围。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选人用人的干事创业导向，激发干事创业干部的荣誉感和归属感。2021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坚持正确政绩观”和“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在选人用人上树立注重实干、讲究责任心的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的职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如此，就激发了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被组织认同的荣誉感并将产生示范效应，解决了干部担当作为的外在驱动力问题。

　　第二，出台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保护机制的相关指导案例，夯实干部干事创业的制度保障。2018年中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把“三个区分开来”要求转化为容错认定程序中的“四个原则”和“六个要素”，结束了容错纠错方面无制度依据的局面。但要进一步消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顾虑，还需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出台容错纠错指导典型案例，特别是要针对责任归属、后果影响等自由裁量因素出台细则说明，以期推动党员干部想作为、敢作为和善于运用制度作为。

　　第三，通过引导和规范干部的角色认同，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之一就是“敢于担当”，要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对“人民公仆”这一角色的认可和接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主动责任感。在引导角色认同的过程中，需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内化作用，注重从传统廉政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滋养。

　　对于长期执政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先后作出了“甲申对”“窑洞对”和“赶考对”等论断。在新时代，习近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等论断，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两个大局”的天下观、坚持问题导向的角色观、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观。面对“六个如何始终”难题的“叠加压力”，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应对思路，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不仅有助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维护执政安全、节约执政成本，还具有世界意义。着眼未来，学界还需从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中提炼更多一般性规律，才能打破西方政党理论中大党长期执政难以解决自身问题的前提假设，超越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的西方政党治理模式，给世界其他大党治理提供全新选择和借鉴，为世界政党文明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