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2]恩格斯也强调，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3]正因如此，当有人担心对德国工人领袖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制定党的纲领上所犯错误的揭露和批评，会不会给敌人提供攻击自己党的口实时，恩格斯坚定地表示，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不仅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说明我们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4]。

　　在国际共运史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政党，十月革命后又是世界上第一个掌握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建党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党要在不断克服自身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巩固与发展。列宁认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分析和揭示产生错误的原因，认真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5]。

　　中国共产党是以俄为师建立起来的列宁式政党，但中共一开始就遇到许多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的新问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以自我革命的方式，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因。

　　首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党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来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人阶级虽有很强的战斗力，但人数毕竟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使得党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之中。而这些阶级也在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或联合中，从思想意识上、生活习惯上，甚至从理论和行动上影响党与无产阶级。这反映了中共自身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虽然这种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属于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但它也会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6]

　　其次，中共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党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来克服党在理论修养上的不足。刘少奇认为，中共早期“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创建时期，党还没有真正作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致于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除此之外，刘少奇还指出三个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输入到建党的时间不长；二是客观形势要求革命者立即而且全部地投入实际的革命运动，无暇顾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三是马列原著均以外文发表，在中国可读者不多，即使能读的也很少读完。[7]这些情况，给教条主义提供了生长空间。

　　因之，无论是纠正错误，还是克服弱点，都需要党采取果断措施。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之所以出现各种错误思想，固然有党的组织成分所造成的原因，但这完全可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一是加强党内教育，要求从思想理论上和政治路线上教育党员，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办法，去作形势分析和阶级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是开展党内批评，目的是指出党员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而不是作无原则的斗争，“破坏党的组织”。[8]毛泽东正是以此强化党员思想和政治素养，克服党内错误倾向，确保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这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个人可以超越阶级出身的局限，各阶级出身的人都能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关键在于思想上的教育和引导。因为在他看来，许多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9]毛泽东认为这与党员的阶级出身没有直接关系。他说：“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10]所以应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要开展一场“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1]也就是说，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学会、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这也符合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知逻辑和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也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又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12]改造主观世界，是革命的立足点。刘少奇认为，每个党员都应有改造自己的必要，都要与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作斗争，否则“他就会落后，以至失去共产党员的资格。这对于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13]正因如此，中共一再强调“重心在自己”，认为“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14]1939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反复强调，党内不准有“特殊人物”和“特殊组织”，所有党员都“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15]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党的组织，还是对于党员个人，中共都主张目光向内，从自身出发，完成一次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这既是当时中共主张“革命”从“自我”开始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党历尽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关键所在。

　　开展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进行自我革命，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16]党真正将这一思路付诸实践，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

　　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的自身状况和面临的外部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自1938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中共就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抗战初期的4万人增加到50万人，为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在党员队伍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党中央明确反对采用不经审查“拉夫式”的办法，但未能完全杜绝这种现象，致使“党的暂时同路人”，甚至“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17]在党组织外部，国民党虽则“利用共产党抗日”，但同时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8]同时，青年党以所谓“民族国家”观点攻击马克思主义，企图利用舆论混淆视听，抹黑中共形象。[19]在《我们对于共产党问题之意见》中，青年党人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根本性质，为国际的而非国家的。要一个信仰国际性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变为国家性的党，无异叫他取消他的根本信仰，并取消他的党。”[20]针对这种将“国家”与“国际”相对立的言论，中共强调，在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大背景下，“只有国际主义者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能坚决的执行民族解放的任务”。[21]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出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22]。通过“民族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将“民族形式”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其要义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过程中，中共不仅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建设的重要关系。在1939年6月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23]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强调，如何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巩固党，已成为“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24]因此，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发动“思想上的革命”，[25]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主观主义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仅依据主观愿望、主观想象来认识世界的一种思想作风。它的特点就是主观和客观想脱节、理论和实践相分裂。当时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前者轻视实践，也脱离实践，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后者轻视理论，也不愿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只是满足于狭隘的经验。二者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26]当时宗派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对党内的宗派主义，一种是对党外的宗派主义。对内的宗派主义，妨碍党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27]因此只有铲除宗派主义，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党八股就是不看实际情况，死守着呆板的旧公式、旧习惯，这是当时党内存在的一种错误文风。党八股是一种低级庸俗的形式主义方法。它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也不解决问题。这种文风不仅表现在讲话、写文章、作决议方面，同时在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教育工作、文学艺术工作，以及各个部门的工作中都有表现。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必须反对党八股。如果不肃清党八股的流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只有打倒党八股，前面两个怪物才会“原形毕露”，这样“也就容易消灭了”。[28]

　　正如毛泽东指出，如果全党干部在作风上有所改变，扩大优良风气，消灭不正之风，“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29]为了开展好这场“思想上的革命”，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为全党的普遍整风作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标志着这场自我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1943年10月，在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基础上，党中央决定将自我革命的重心转到高级干部的党史学习和路线讨论上来，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的基础上，对党史上重大问题进行总结，并作出正式结论。[30]

　　中共在延安发起的这场自我革命，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分析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运动，在纠正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风气，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之后，又回到路线问题上来，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形成党的决议。在此过程中，党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途径与方法，以保证自我革命的顺利进行。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党始终将整顿“三风”作为自我革命的核心问题来抓。在“三风”中，对党危害最大的是主观主义，它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31]其次是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前者可从“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32]而后者则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33]所以，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以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提倡团结统一的组织作风；反对党八股，以提倡生动活泼的革命文风。在运动开展过程中，为确保运动不偏向，毛泽东专门列出问题，要求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予以答复：1.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2.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3.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4.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5.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34]与此同时，中共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纠正整风中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解放日报》持续发表文章和社论，引导全党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35]经过系统持续的学习和教育，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取得普遍一致性认识，为这场自我革命不断引向深入奠定了重要基础。可见，坚持“问题导向”，是这场自我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二，总结“历史经验”。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共的优良传统。在这场自我革命中，中共作出《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点，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还到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说：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首先，要全面地研究党的历史，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其次，要具体地分析党的历史，要“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36]这有利于将党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使党员干部可以从自身实践经验出发，认真分析党的路线问题，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中共看来，这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37]党在自我革命中对历史问题作大范围的讨论和长时段的总结，不仅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更着眼于未来党的建设。毛泽东指出，通过总结历史问题，开展组织建设，“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38]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统一起来。

　　第三，强调“以上率下”。在自我革命中，发挥“以上率下”的导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包含三层含义：一是领导者要带头担负责任。党员干部要各司其职，也要各负其责。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39]二是批评要先从领导者开始。重点在于“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40]这也是自我革命中创造的经验：先批评领导者的缺点，大家肯讲话，如先批评被领导者，便把大家吓倒了，不敢说话了。[41]三是领导者要做批评的表率。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好好反省一下，要做模范”。他还亲身示范，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42]这种诚恳的态度和表率的作用，树立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榜样。

　　第四，注重“自我反省”。在整风运动中，中央先是指定22个学习文件，并要求“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43]然后再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党员进行反省与交流。一般要求如下：1.各支部除对过去工作进行彻底反省外，还要求经常检查全支部同志反省的成效和偏向，研究和总结反省的方法，提出意见供学习委员会参考；2.各小组长有计划地组织互阅反省笔记；3.全体党员以最大决心去掉爱面子思想，自觉进行自我反省；4.各支部利用收集有关反省文章和具体事实，分组研究反省的方法和要点；5.相处较久彼此了解的同志，建立“相互反省”的制度；6.自我反省中的模范例子或发生偏向者，支部应分别予以评价和纠正。[44]这种小组式互动很容易造成团结紧张的学习氛围。各小组成员通过学习和反思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得到锤炼和净化，从而在认识上观念上达到高度一致。

　　第五，实行“民主集中”。在自我革命中，党一再要求发扬民主精神，使党员干部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批评意见。要求执行毛泽东关于“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的指示，反对召开“死气沉沉的、人云亦云的、照例听报告和举手的、没有生气、没有民主的大会或会议”。但发扬党内民主，决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既要扩大党内民主，也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在党内，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原则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也是自我革命中形成的共识，并被写入党的七大党章。毛泽东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45]中共在整风运动中实现了“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这两个是“有矛盾的，但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统一”。[46]

　　第六，主张“团结同志”。在这场自我革命中，中共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求思想上必须“清算彻底”，但“组织结论要慎重和恰当”。[47]中共一再强调：“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48]也就是说，要坚持内外有别，不能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49]同时还要明白党内问题主要是思想上的分歧，绝不能用简单的组织办法来处理。要以温和的方式，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来化解党内矛盾，使全党团结起来，“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这一条经验也被写到党的“历史决议”中。对此，毛泽东解释说：“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50]

　　第七，把握“辩证思维”。这主要体现在党对功过是非的评价和态度上。毛泽东说：“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这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51]也就是说，在是非功过上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对于是非功过本身，也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一方面，对待过错要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概否定”，即便是“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52]另一方面，对待成绩也需谨慎，不要让胜利冲昏大脑。毛泽东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53]所以在自我革命中，他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强调“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54]这表明功过是非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毛泽东甚至认为：“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55]这一点后来被写入党的七大报告中，作为全党对于这场自我革命的历史结论。

　　这场自我革命，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使党的面目焕然一新，不仅“克服各种错误思想”，而且“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业已空前地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56]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在工人数量相对较少的国家里，如何建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成功推进了党的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57]

　　结语

　　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创举。在这场自我革命中，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围绕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纠正了当时党内最为突出的“三风”问题，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极大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经过这场自我革命，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被锻造出来，党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58]通过自我革命，党不仅纯洁了机体，而且密切了党群关系，日益赢得普通民众和党外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如江淮大学教授说，“我过去怕共产党干部于革命胜利后也会腐化堕落，使中国人民还是得不到真正解放，现在你们整顿三风，如孟母教子，这种防患于未然，整己正人的伟大精神，使我们真心佩服，使我们对前途的担心害怕完全变为放心快乐”。南通大学某教授，还因“佩服二十二个文件精神，已把他当做公民课本上课”。[59]这既反映了群众对党的信赖，也显示了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强大影响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新时代，党还将依靠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有鉴于此，党的二十大不仅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而且明确提出“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60]这样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党终于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总结运用历史经验，探索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又一伟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