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面对复杂局面和极度困难的情况，毛泽东作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100多年历程看，中国共产党依靠调查研究、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路走来，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局面。今天，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习近平在传承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发出“必须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这说明，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对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从毛泽东开启的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之风的视角观察，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有着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是靠调查研究立足、靠调查研究吃饭的政党。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开启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起，毛泽东就积极倡导并亲自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开创了许多典型的调查方法，写下了众多调查报告，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判断，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结论。

　　早在1921年春夏之际，毛泽东就与同学沿洞庭湖到各地考察学校教育，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写了系列调查通讯。建党之后，他随时随地作过众多有关工厂和农村的考察，特别是专门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问题的调查，写出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的调查报告，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这些调查和分析，对于后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选择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仅从20世纪20、30年代他在农村专门作过十几个系统调查来看，这些调查结果，既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材料、为作出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带动了党内调查研究风气的形成。仅从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的7篇调查报告来看，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报告的内容也特色鲜明。

　　目前所见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最早的一份关于农村问题的调查报告，是1926年写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里面详细列举了中国佃农的生产生活状况，并分析了“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他剖析旧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佃农的悲惨生活是极其普遍现象。

　　《寻乌调查》，记录了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活动，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毛泽东对寻乌调查“下大力气”，作了很大规模的城镇调查，实事求是地探索了解中国的城镇商业和各行各业情况，也分析了其中的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情况。

　　《兴国调查》，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了解中国农村，历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的农村调查，“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简略所作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毛泽东从峡江到吉安布置撤退留宿东塘时在行军途中作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实际情形完全不同，有很大的出入。

　　《木口村调查》，是毛泽东作过的最为简短的一次调查。1930年11月21日，毛泽东和古柏、谢维俊等人途经吉水县，在吉水县木口村落脚并享用午饭，在这短暂的时间中他作了一次专题调查，目的是调查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且在《木村口调查》中有所收获，例如中农“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等。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1933年11月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所作的两个调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有了不同的理解，他们开始了管理国家的探索。政府管理、政权运转的模式需要进一步创新并结合中国实际，在这一基础上，毛泽东尝试找寻一些典型经验用以推广基层的好做法，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应运而生。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调查笔录风格不同、形式多样、写法灵活，但均是针对时下问题所进行的真调查、真研究，他在这一系列报告中形成了适合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调查研究的独特的、新颖的方式方法。

　　（一）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方式，观一点而知全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是毛泽东早期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例如，毛泽东在进行《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的调查研究时，找来自己家乡的壮年佃农张连初，通过了解张连初的基本情况、生活习惯，来详细分析他家里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猪、冬季或砍柴、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通过分析这些翔实的家庭情况，毛泽东得知：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细农的收入每年仅有147元7角2分。由此毛泽东指出：中国佃农的苦难，“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二）短暂的专题调查方式，及时纠正政策和认识上的偏差。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及时采取专题性的临时调查，也是毛泽东常用的调查方法。在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和社会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特别情况，有时也会发现已有政策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或纠正认识偏差，毛泽东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作一些短暂的针对性极强的专题性调查。木口村调查，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次调查是在行军途中利用一次吃午饭的机会作的。在木口村调查中，毛泽东不仅调查了相关“成分”，还分别了解了木口村全村人员包括普通劳动力和村政府人员等的组成、结构情况。在这个只有200人的小村子，毛泽东逐一分析了村政府办事人员和所谓消灭了相关“反动派”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这个调查虽然规模很小，但针对性强，通过调查发现党的一些地方组织在掌握对待地主阶级的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和问题。

　　（三）大规模的系统性调查方式，详细摸底了解情况。对于一些重大的深层次问题，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毛泽东都尽量采取详尽、系统的大规模调查方式。寻乌调查，就是属于这一类。在寻乌，毛泽东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员十几人，从20多岁到60多岁，有杂货店主、职员、小商贩、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等职业，这些人中，有的“做过小生意”，有的“开过赌场”，有的“做过小学教师”。大多是贫农。调查报告中介绍了寻乌城的全貌，重点讲了“寻乌的商业”。里面所列各个行业的情况，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极为详细。为什么调查要如此细致?毛泽东道出了真实想法：“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为此毛泽东表示：“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毛泽东认为自己到了寻乌，才有了这样的机会，“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对于这样的机会，他不仅自己表示“不胜欢喜”，而且提请党内同志注意，“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

　　（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避免材料报告的“一叶障目”。这一调查方式，是毛泽东在各种调查中多次强调且付诸行动的重要调查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能够针对问题进行合理解决，还能避免仅仅是通过看材料报告所造成的“一叶障目”的问题，真正做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和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如果仅限于看材料，依赖别人的调查结果和报告，是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也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具体生动的现实情况、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的。他曾特别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多次倡导调查研究工作时，毛泽东都强调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他告诫党内同志：“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五）研究总结典型经验的调查方式，把基层好的做法向更大的区域推广。善于发现、总结并推广基层工作中创造的鲜活经验，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最常用的一种调查方法。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就属于这一类。在作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发现，在苏区工作中，往往党的任务是提出了、许多工作计划也发布了，但在怎样动员群众去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方面，却出现偏差。“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阻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如何解决?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除了早期的这些调查外，毛泽东后来还亲自倡导并主持过一系列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比如：延安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期关于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活动、1956年召开中共七大前的调查研究活动、1961年总结“大跃进”失误而倡导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的调查研究活动等。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而且把调查研究当作各级干部必须练就的基本功。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他就提出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体会论断；在党较为成熟的延安时期，他告诫全党“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他又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等著名口号。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亲自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分别作了大量的专题性和系统性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调查研究的著名论断，并分别形成了一系列有关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撰写的调查报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调查研究一路走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复杂环境，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深刻道理。

　　中国共产党是靠调查研究谋划工作、应对风险挑战并取得成功的政党。在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基础上多谋善断、上下谋划、推动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取胜之道、成事之道。

　　勤于调查研究、长于多谋善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推动工作的一大特点。毛泽东曾经说过：“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里点明了调查研究对于我们谋事和成事的极端重要性。

　　（一）谋之于“一把手”。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来多谋善断，这是毛泽东对党内各级“一把手”提出的要求，强调的是“一把手”亲自到第一线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对谋之于“一把手”这个问题，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极为重视，在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要求各级“一把手”或主要领导都要亲自作调查研究。强调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谋事之基，也谈不上成事之道；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也会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坏事之源。因此他们极为强调领导干部亲自通过调查研究来谋事成事，历来反对在调查研究问题上“假手于人”，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即“一把手”亲自到第一线作调查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的优良传统。比如1930年，毛泽东在作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个论断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最长的一篇调查报告《寻乌调查》，8万多字。比如1961年3月，毛泽东在提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调查研究年”的时候，再次强调：“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正是在毛泽东亲自带动和不断倡导下，调查研究才形成了我们党的谋事之基和成事之道。再比^1963年，在处理中国第一艘开往日本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沉没事件过程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临上海和东海舰队现场调查，并提出了“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的要求，他还强调：“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可见，领导干部亲自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既是我们党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还是我们党的处理和解决重大问题的一个根本性方法。

　　（二）谋之于“最基层”。毛泽东特别重视谋之于“最基层”的问题，强调深入最基层的调查研究与谋划工作的密切关系

　　“最基层”的谋划，就要直达“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从新中国建设中通过调查研究推动农村工作来看，毛泽东就亲自向全国推广过许多基层生产单位的例子。1955年，云南省西畴县戈木乡东升农业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领导不足、上下谋划不够的情况，成为“落后村”。中共西畴县委经过详细调查，写了一份报告《西畴县戈木乡东升农业社是如何由混乱走向巩固提高的》，其中主动提到群众反映：“我们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们了。恐怕是嫌我们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们社里来。”这个县委在深入细致调查的基础上，主动参与领导和谋划，消除群众误会、解决实际问题。县委的这篇调查报告刊发在云南《农村工作通报》上，被毛泽东看到，亲自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写了编者按，把题目改为：《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毛泽东在按语中明确指出：“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就是毛泽东对“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这种直达最基层的调研和谋划高度重视的经典事例。

　　（三）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毛泽东还特别重视“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强调我们党在调查研究方面兼听则明的深刻道理明知是“反对派”或“不同意见的同志”，却仍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充分听取他们“骂我们”的意见，这体现了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宽广胸怀。毛泽东说过：“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得出《论十大关系》的认识结论时，毛泽东就专门在第七大“关系”问题即“党与非党的关系”中，一方面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大方针；一方面强调了“谋之于反对派”的事，他指出：“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就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一种宽大胸怀，对待像龙云这类“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也要善于与他们共谋、共存，他们对我们党批评得有理，我们认真改进；批评得无理，我们自信反驳。总之，都应该认真对待。

　　（四）谋全局、谋万世。不谋全局就不足以谋好一时和谋划长远，这里强调的是必须全面掌握并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思维和辩证统一观点

　　在这方面，毛泽东也为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从矛盾视角调查研究和谋划工作的传统。至今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就特别引用过毛泽东的话：“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特别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突出强调了“六个坚持”，其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讲的就是对未来工作的系统性谋划和战略性部署问题，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系统观念的体现。对于谋划近期工作，习近平特别强调指出过：“到了年终岁末，各地各部门都要总结今年的工作，谋划明年的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很有必要。”对于谋全局和谋长远的工作，习近平也特别指出：“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就清晰地告诉我们，谋全局、谋万世，就必须首先加强调查研究。

　　历史充分证明并仍在证明，调查研究既是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也是这个党能够领导人民干事创业的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始终坚持在掌握实情基础上进行决策和落实各种方针政策。这个党作出的一切科学决策，无不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的；这个党不断拓展的各项事业和开创的一切生动局面，无不是以了解和掌握中国具体国情和现实情况为基础的。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运用并讲究调查研究科学方法来避免错误并纠正偏差的政党。调查研究，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是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四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重要方法和基础环节。

　　这个“基础一环”，是毛泽东确定并推广起来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整顿党的作风特别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始终认为，不调查研究，就必然产生作风上的问题，作决策和指挥行动就会背离科学方法论，就类似于“瞎子摸鱼”。他指出：“‘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自延安时期起，为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作风，毛泽东不断批评各种缺乏调查研究而造成这种作风的现象。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还特别针对我们这个承担伟大历史使命的“大政党”在调查研究方面还存在的短板，深刻指出：“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

　　为了改变这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主观主义作风，毛泽东不断提醒党内同志必须深入基层作各类调查研究，并于1941年亲自起草了党内第一份专门性的调查研究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明确告诫全党同志，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真正转变我们党的作风，也才能取得我们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在这份决定中提出的改进这方面作风的办法，就是从中央到地方设置调查研究机关，动员全党和全体同志开展系统性的、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各方面收集材料的调查研究，并且在全党养成一种“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的良好风气。这份调查研究文件发出去后，全党迅速开展起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而且逐步养成了经常性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习惯。

　　自毛泽东特别强调通过调查研究转变党的作风后，我们党对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也自觉地依靠调查研究清醒面对现实、一路开拓前行，并形成了调查研究的一系列制度，成为一个能够担负起伟大革命任务的伟大政党。

　　当然，大党也有大党的难处，也存在自身需要持续不断解决的难题。一个大党作风建设的问题，也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党内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提醒党内同志要经常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每到历史关键时期，我们党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更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党内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后，邓小平对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各级班子要搞好，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不深入的问题。”邓小平还从学习领会党章高度深刻指出：“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越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越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决定工作方针，因为“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一旦缺乏调查研究，就会发生认识脱离实际、决策出现错误、领导作风偏离，陷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每当各级干部调查研究不够不足不系统的时候，必定会出现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必定会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出现问题。如果不作调查研究，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如果不用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运用全面系统和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是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我们就会出现情况不明、政策不准、方法不对、决心不大的问题。正如刘少奇所批评的：“有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从来没有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蹲过点，认真地同群众谈过心，系统地周密地了解过情况。他们对于工作的指导，当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直到现在，有一些负责干部还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或者抱着一定的成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还是不愿意虚心地同群众商量问题，或者只是到某些群众中去找适合于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话，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没有真正端正过来。”

　　要克服或避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中去作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这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做的工作。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曾反复强调过。刘少奇在讲到避免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所造成的损害时，曾严肃地提醒过党内同志：“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且使他们懂得，这是他们能够继续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陈云也曾精准地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他反复提倡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走出办公室、走出读书斋、走出领导机关，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始终提倡的转变作风的办法。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特别重视通过调查研究来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习气，改变党的作风。他专门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当然，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彻底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也会随着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翻新花样。当前，在作风问题上突出显现的“四风”问题仍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稍有松懈就会反弹回潮；党的作风建设和工作方法的改善，必须“永远在路上”，必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毫不松懈纠治“四风”，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将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无论是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是通过调查研究转变党的作风，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破解党和国家面临难题的根本路径，更好地、真正地推动党和国家工作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毛泽东的奠基作用和党的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善于运用调查研究结论掌握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破解发展难题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形成创新发展的特性，也与毛泽东给这个党规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关。“思想路线”这个概念及其核心内涵，就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写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中提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特别强调了从实际出发搞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反复思考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给我党带来的严重危害，针对那些具有“一切拿本本来”“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及那些试图靠“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想法，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由此，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也就成为我们党最早提出的思想路线的一个核心内涵。从那以后，通过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党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可以说，通过调查研究找到破解发展难题的办法，从而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进而实现创新发展，这样的思路，就是毛泽东开创的。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开创和引领下，我们党逐步锤炼成一个能够从实际出发、善于在斗争中推动创新发展的伟大政党。早在奠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特性时，毛泽东就明确说过：“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明确地总结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一切发展新局面，都与调查研究有关。一旦我们遇到工作上的困境和发展中的难题，就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去寻解决困难的办法，明确解决问题的路径，从而破解发展难题。

　　过去推动我们党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要靠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现在推动我们的一切工作特别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仍然必须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社会发展，历来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当前，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首先摸清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和突出问题，找到阻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和基本矛盾。

　　主客观因素的不断变化，决定了调查研究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深化。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与单极化逆流不断冲撞、经济全球化趋势与贸易保护主义不断碰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势与构筑小圈子搞脱钩逆流尖锐对峙的国际大背景下，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需要首先做好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我们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不可避免地面临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以及当今世界各领域特别是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走好新征程、履行新使命，就必须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好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善于通过调查研究真正找到解决制约当前和今后发展中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要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通过全面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和实际中创造的各种新经验，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结论，这样才能形成科学决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也只有在深入基层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基础上，才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和具体措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中央特别强调要在这次全党深入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落实到完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中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毛泽东曾经明确说过：“调查研究，目的是解决问题。”习近平也深刻指出：“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这种高度契合的认识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真正搞清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真正搞清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在这个基础上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辩证统一起来，使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冲破脱离实际的固有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这样才能真正地解决发展难题，从而与时俱进地把我们的事业和各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提倡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着眼于新征程和新任务，引导大家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因此，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之所以不断强调并一再重申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目的就是为了引导全党同志全面深入地搞清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分析和把握制约我们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找到破解阻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难题的办法。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

　　（作者简介：杨明伟，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