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重塑世界，世纪疫情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西强东弱”格局和“东升西降”态势并存，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时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统筹“两个大局”，关键是把握历史主动和战略主动，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之路”，以“中国之路”因应“世界变局”，不断引领世界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进步的方向发展。

　　“中国之路”走得正、走得通、行得稳，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而且为西方发达国家补偏救弊提供了启迪。“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开辟出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中国之路”上承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发蒙于世界现代化运动，滥觞于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奠基和成长于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救国、建国、兴国和强国的接力奋斗，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因，又兼具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

　　近代以来，无论是“器物图强”的现代化之路，还是“制度移植”的现代化之路，又或是思想启蒙的现代化之路，都以失败而告终，都改变不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窘境。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后，毅然决然地承担起探索现代化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举世瞩目的远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现代化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认识上不断深化，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之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汲取不少国家现代化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跌落陷阱不能自拔的深刻教训，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中国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基本立场，反对利用自身经济优势、科技优势、外交优势阻碍其他国家和人民追求现代化的权利和进程，不以牺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中国之路”走得正、走得稳、走得久。事实证明，只有植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有生命力，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才能不受制于人、不受限于人，只有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才能得道多助、永续发展。

　　“中国之路”打破了长期以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就是与传统决裂”的现代化魔咒，改变了一贯流行的“国强必霸”“资本为王”“赢者通吃”的现代化逻辑，打破了西方文明企图压制世界多样文明的“文明优越论”，打破了宣扬资本主义文明将会终结历史的“历史终结论”，为那些既希望实现现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树立了榜样，也为弊病缠身的西方老牌现代化国家补偏救弊提供了启迪。

　　“中国之路”既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又扬弃了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开辟了世界现代化运动新境界。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反映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所经历的巨变。这一过程开始于西欧，扩展于北美和欧洲其余地区，然后蔓延到亚非拉美。在现代化过程中，欧美国家依靠资本的力量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历程，开创了世界现代化的西方模式。

　　但西方现代化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击破了人们的梦想。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资本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一定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主体异化的代价、生态破坏的代价、两极分化的代价、社会分裂的代价、技术僭越的代价以及文明冲突的代价，从而轮番造成波及全球的世界性危机。

　　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模式，那就是苏联模式。这种模式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一方面，苏联模式有利于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国家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明显变化，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长期教条化、封闭化的苏联模式背离社会主义原则，严重脱离了时代发展需要，逐渐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最后被“西化”浪潮所吞噬，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也因此遭受重创。

　　近代中国被动地卷入到西方现代化潮流之中，跌跌撞撞地参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结果无功而返、收效甚微。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借鉴过苏联模式，学习过西方经验，并迅速摆脱了“学徒身份”，彻底结束了“先生欺负学生”的历史，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既完全不同于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也完全不同于自由放任的西方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苏联模式，其中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超越“超越发展阶段论”、以改革开放超越封闭僵化、以节制资本超越消灭资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指令性计划经济、以全面发展超越片面发展、以依法治国超越“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以和平发展超越大国军备竞赛，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了、“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自身的现代化实践拓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途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最伟大而成功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模式，其中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为王、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以人的全面发展超越片面进步、以独立自主超越依附发展、以“共建共享”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以“合作共赢”超越“利益零和”、以“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国强必霸”，是一条既能发展自身又能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现代化之路，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彻底动摇了西方现代化的至尊地位，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可以借鉴和选择的成功范本，具有独特的示范功能和引领意义。

　　“中国之路”是不靠殖民掠夺、民族奴役、对外侵略战争的现代化探索，是亘古未有、补偏救弊的新型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使得近代以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发生根本性改变，彻底改写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深刻影响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是人类历史上震古烁今的大事件。

　　“中国之路”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文明形态是文明的表现方式，体现着一种文明的发展程度。1919年，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指出：“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这里的“新文明”指的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就在救国救民中尝试进行新文明的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展开新文明的追求。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进了新文明的生成。进入新时代，党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了新文明的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文明新形态既追求全面发展，又注重协调发展。文明是一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有机体，其协调性的强弱体现文明形态进化的水平。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形态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以来充分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从最初相对单一的经济指标，到提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类文明的协调性、全面性得到不断拓展，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这一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文明，超越了西方物质至上的“跛足文明”；是政党力量、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耦合善治的全要素文明，超越了西方资本至上的“畸形文明”；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追求、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的全人类文明，超越西方所谓中心与边缘、依附与被依附、自我与他者的“等级文明”，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这一文明新形态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虽比过去一切文明形态都更多地积累和发展了物质文明，但其资本至上的逻辑必然衍生和导致人的异化、阶级分裂、两极分化、社会对抗，使“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日益暴露其极端伪善、野蛮本性及不可持续性，给世界带来了系统性危机和常态性灾难。中国文明新形态秉持历来崇尚的“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文明观，坚持文明平等论、多样论，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先进性成分，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性弊端，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打破用强制手段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和思维，推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加强协调和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日益成为增进国际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赓续，更是对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和创新。

　　“中国之路”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反映了世界历史逻辑中的“文明共性”。这一成功道路是在开放吸收人类一切有益成果包括西方现代化经验教训基础上自主选择的、代表世界历史进步和人类总体向好趋势的人间正道，在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避免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依附性危机，避免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系统性危机，避免了苏联模式下的“两制”博弈性危机，为应对世界性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世界乱象频发，“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频现，全球政治经济更加动荡不安。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完成了世界上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变革，避免了数次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动荡，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成为位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货物贸易国、外汇储备国、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最大稳定性和确定性。

　　“中国之治”的最大特色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而克服了西方政党制度的诸多弊端，为世界政党政治树立了中国样板。源于西方的现代政党制度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标志性成就，对人类社会治理和政治进步产生过积极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政党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政党政治已经沦为“金钱政治”“否决政治”，其产生的政治极化和党争恶斗更是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政府运行受阻、社会分裂加深和治理效能低下。这是“西方之乱”的制度根源。

　　政党制度决定政党政治的成效。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之治”的最大特色。中国何以治？西方何以乱？答案首先要从政党制度中去探寻。其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在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下，通过竞选上台执政的政党都受到各利益集团操控，往往要用利益去“回报”金主，彻底沦为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甚至为了排除异己而不择手段。这样的政党制度实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内部权力争夺的工具和少数政治精英权力游戏的工具，容易导致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脱节甚至断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政党有机嵌入国家与社会，将国家与人民无缝连接，构建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共同体，能够真正考虑人民长远利益和国家总体利益。这样的利益代表功能是西方政党制度不可能具备的。其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西方政党的党争恶斗已成西方政党政治的痼疾。党际关系已经从表面上的轮流执政，转变为“否决体制”，即为了反对而反对。美国历史上有协商审议的政治传统，但随着美国两党走向全面对抗，民主协商越来越难，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纽约书评》刊文指出，美国已是“两国之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领衔两个尖锐对立的国民群体，各自形成一个联邦政府。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美利坚分裂国，“两个美国”之间的不和日益加深，政治极化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使两大政党在诸如非法移民、枪支管控、医保改革、女性堕胎、气候变化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政党利益、集团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相互攻击和指责无所不用其极，国家机器沦为政党谋取私利的工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有政治监督的功能，又有政治协商的功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关系融洽，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功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形成了政治发展合力。这与西方政党制度运作中不断出现的党派党争、否决政治、社会撕裂等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其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在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下，公共政策是党派利益和集团利益妥协的产物，政治极化之下政党的“党派性”往往取代了“公共性”，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更加扭曲，公共政策代表性和科学性严重不足。以美国为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是重大公共政策讨论和通过的场所，也是两党政治极化表现最为明显的地方。掌握行政权的总统提出的法案很难在国会获得通过，一些具有前瞻性、持续性的重大公共政策难以出台。尤其是政党轮替后，执政党往往推翻前任许多重大政策。公共政策缺乏延续性，给国家治理带来严重内耗，甚至导致政治僵局和政治瘫痪，直接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汇聚各方面意见，避免公共政策的价值偏离和社会撕裂，有效进行社会整合。这是西方政党制度无法比拟的。

　　“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在于坚持人民至上，从而改变了“资本至上”的西方治理逻辑，为全球善治提供了中国示范。资本至上是西方治理的价值导向。在西方社会，资本利益居于首位，人的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往往为资本需要所代替，整个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增殖而加剧。垄断资本不仅想方设法压榨国内劳动人民，而且还处心积虑地影响甚至控制整个世界。“西方之乱”的实质就是无处不在的“资本力量”“博弈”和“殖民”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治”秉持人民至上的治理之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人民群众作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一，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中国之治”的核心理念。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来源于群众更强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10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民生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一系列历史性进展，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们党才获得了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其二，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夯实“中国之治”的群众基础。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是西方国家“乱源”所在。新时代中国吸取西方治理教训，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其三，建立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坚实“中国之治”的制度保障。“中国之治”的实质是“人民之治”。经过长期的努力，党领导人民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民主理论、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相统一，把民主选举权和参与权、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发扬民主和提高效率等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式民主体制机制和民主实现方式。实践充分证明，这一制度体系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真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中国之治”的最大贡献在于倡导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从而超越了“国强必霸”的西方治理定势，为全球治理变革彰显了中国担当。当今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重新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恐怖主义持续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弊端显现。曾经主导全球治理的西方大国正面临着系统性危机，企图通过向外转移矛盾的方式来解决国内治理问题，这给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带来严峻挑战。

　　“中国之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主张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以国家治理推进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经济治理、安全治理和政党治理，不断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治理提出具有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经验的“中国方案”。其一，以全球发展弥合发展鸿沟。2021年9月21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超越和扬弃，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其二，以全球安全弥补安全赤字。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等。两大倡议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国际发展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应用成果，更是对西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超越，呼应了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促进发展进步和实现共同安全的美好愿望，必将为完善全球发展和安全治理体系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其三，以全球文明代替文明冲突。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三大倡议相互呼应、相辅相成、相互加强，统筹兼顾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顺应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为全球发展与进步事业注入新动力、提供了新思路。三大倡议再次雄辩地证明，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环顾全球，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发展进程正在遭受严重冲击，人类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文明赤字有增无减。世界怎么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科学理念、崇高精神、务实举措阐述了“中国之理”，廓清“世界迷茫”，回答了“世界之问”，为世界的美好未来提供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之理”不是搬运移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理论”，而是从“两个结合”中产生的“真正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入中国之前，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的试验性实践中都失败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由于在历史上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我们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深受教条主义的影响，以致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因为照搬苏联模式，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遭遇重大挫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没有把“外来”与“本来”结合起来，而是一味地搬运和移植，以致“外来”理论“水土不服”。我们党正是在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认识，从而创造和丰富了“中国之理”这一“真正的理论”。“中国之理”主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符合世界人民共同追求、顺应人类发展进步时代潮流的“真正的理论”。

　　历史反复证明，生搬硬套或强加于人的理论容易引发“水土不服”的悲剧，最典型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政策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先后改造了拉美（特别是阿根廷）、俄罗斯、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泰国）、中东的埃及、欧元区的希腊。但事与愿违的是，新自由主义被搬运和移植到哪里，风险和灾难就在哪里发生。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集聚后的规模资本、产业的高端地位、科研技术垄断等优势控制着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则受制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国家职能明显削弱，民族工业陷入困境，社会发展失衡，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GDP曾居于世界第九、被美国当局誉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楷模”的阿根廷在十几年间便沦为拉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泰国过早和过度地放开金融市场，结果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埃及饱受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害，至今仍处于动乱的深渊之中；金融全球化导致了信贷泡沫和资产泡沫，以致希腊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引发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也反证了“中国之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中国之理”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小道理”，而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大道理”。世界上的道理林林总总，其中有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小道理”，有为多数人谋利益的“大道理”，“中国之理”就是典型的“大道理”。“中国之理”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中孕育出来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传承下来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划时代“大道理”的宣言。马克思主义开宗明义为劳苦大众代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其终极目的是为全人类求解放、为全人类谋幸福。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从延安时期的辉煌“是陕北人民用小米哺育出来的”，到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到改革开放“是适应人民愿望、根据群众创造搞起来的”，再到新时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无不彰显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中国之理”。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为“中国之理”的主要创造者和忠实践行者，中国共产党不仅心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胸怀天下。“中国之理”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彰显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倡导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始终致力于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的各种文件决议，越来越为世界所接纳、所认同、所践履。

　　“中国之理”不是强调“本国优先”谋求“霸权霸道霸凌”的“私理”，而是强调“世界大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公理”。曾几何时，在一些追求“美国优先”的政客鼓捣和操弄下，肆无忌惮的单边主义正在侵蚀国际多边机制的根基，国际规则遭遇了“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倒行逆施，世贸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机构陷入空前困境，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重要国际条约也因美方肆意“毁约”“退群”而遭遇挑战。突如其来的世纪疫情和疫情后的动荡变局，更是将美国长期以来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展露得淋漓尽致。无数事实充分说明，美西方推行的那一套理论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之名，谋“肆意妄为的政治霸权、穷兵黩武的军事霸权、巧取豪夺的经济霸权、垄断打压的科技霸权、蛊惑人心的文化霸权”之实，是典型的“私理”。

　　古人有云：“私者，乱天下者也。”（《管子·心术下》）当今世界越来越需要“公理”。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胸怀天下，不仅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国之理”就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公理”。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指出：“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他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的重要讲话中提到“天下为公”，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抱负诠释着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的使命担当。党的二十大再一次把“天下为公”写入报告，充分彰显出“中国之理”追求公平公正的情怀和品格，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大国担当。

　　多边主义是人类历尽劫难后的共同选择，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石，也是各国享受安宁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直是多边主义的合作者和坚定支持者，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社会凝聚共识，为维护世界和平注入强大动力。从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北京冬奥会、中亚峰会等一系列主场外交，到推动构建多边主义统一战线、开展抗击新冠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积极推进国际反恐合作等一系列“中国行动”，都充分彰显了“中国之理”，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发出更多声音、承担更大责任、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真正成为多边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