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用“六个如何始终”精辟概括了我们党面临的独有难题，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党”不仅指党员人数众多、组织结构复杂，更在于党的政治属性、政治理想、使命追求等方面所彰显出的“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经验，对于思考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自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党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利益表达、利益聚合、政治社会化以及依法组织政府等功能。世界上的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政党价值观是政党理论基础、阶级性质和政治目标的集中体现，它回答的是“政党是什么”“政党干什么”“政党为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政党的性质、阶级属性、奋斗目标不同，其价值追求也必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党价值观是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体现，其本质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它们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标榜为“普世价值”，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中，人们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实施统治、对外进行扩张的行为解释工具。”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属性。1921年7月，党的一大党纲明确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积极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思想主张，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建立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群众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进一步深化对自身宗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认识。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概括为我党我军的本质，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上升到全党全军的唯一宗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多次强调在执政条件下践行党的宗旨的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党的八大第一次将党的群众路线写入党章。

　　改革开放后，针对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现实，邓小平将党的价值理念与改革开放实践结合起来，明确指出：“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深切关注人民的生活，关注人民的权益和利益，“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江泽民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胡锦涛也强调：“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初心使命等重大命题，并作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天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等一系列论断。在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取得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

　　民心向背决定政党兴衰与执政成败。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的价值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前提和基础。具体来说，主要体现为：第一，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求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应有之义；第二，坚持人民至上有利于广大党员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主动发现自己工作的不足，克服自身工作的缺点，有利于党的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等；第三，坚持人民至上有利于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革命、建设、改革的磅礴力量，为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力量源泉；第四，坚持人民至上，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就有了发展的“基准线”“定盘星”，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是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探索实践本身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深化的。党的领导为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方向指引、组织保证、战略谋划和力量支撑，推动党探寻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创新性举措和有效方法。此外，我们还需要看到，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内外矛盾交织，且幅员辽阔，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如何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提高领导水平也构成党需要破解的难题。

　　在成立之初，由于自身力量弱小和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不深刻，我们党并没有认识到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在实践中采取压制工农运动等右倾主义政策。党的五大党章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这一规定并没能转化为提升党领导水平的有效实践，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党内盛行的实际上是陈独秀的家长制的领导方式。”大革命失败给党的建设带来严重挫折。“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党的组织被打散，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将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党对苏维埃政权领导等举措，积极探索实现党的领导的有效途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就党的领导方法进行了思考和实践。为了了解中国具体国情、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写下《调查工作》《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深化了对中国各阶级状况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之后，调查研究方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方法。

　　遵义会议后，党的政治路线回归正确轨道，毛泽东明确作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论断。在实践中，党对领导体制、领导方式进行一系列创新性探索，党的领导对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保障性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一是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当时游击战争环境和各根据地分散隔离的状况，以及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等问题，1942年８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在党政军民横向关系和上下级纵向关系上建立起党的一元化领导。该决定的贯彻落实解决了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克服了一些根据地各自为政等问题，也为强化党的建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根本保障。二是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长期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著名论断。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这一时期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的党建格局，保证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三是党的领导水平进一步提升。这一时期，随着逐步走向成熟，党更加注重运用科学的领导方法。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并将其概括为十二条，即《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揭示了党委会工作的一般规律，对提高干部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条件下建立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一是建立健全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体制。1952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省级以上党委建立农村工作委员会》的通知，之后从中央到省级的党组织先后设立了与政府职能部门相对应的机构，如农村工作部、工业交通部、财贸工作部、文教工作部等。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二是以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推动从严治党。党执政后不久，党内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为了维护党的团结，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并对维护党的团结作出具体要求。在推进党的建设工程上，这一时期党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的布局，进一步深化了从严治党的探索。三是对提高领导水平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次将集体领导制度写入党章。1958年1月，针对党内分散主义，毛泽东在草拟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原则，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同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中指出：“党领导一切……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为破解执政条件下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坚实保障，深化了对党的领导规律的认识。

　　改革开放后，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提升领导水平进行了新的探索。一是将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邓小平强调：“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的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同时，邓小平也强调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党的十二大第一次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写入党章。二是依据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1989年9月，江泽民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党章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之后，党的历次党章都对此进行了规定，只是在具体的表述上有所差异。在具体实践中，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分别将党的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为深化党的建设提供战略指引。三是在改革开放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既有的领导方法的同时，更加注重运用民主和法治手段推动国家治理。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党的领导水平进行了一系列新思考新探索。一是明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大把“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2018年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二是优化党的建设布局。党的十九大依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深化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在党的建设布局中增加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形成“5+2”的党建布局，突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三是创新党的领导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深化探索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有效途径，而且注重运用大数据推动科学决策。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根本组织保障，通过制定不同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引领和优化党的建设布局，将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此外，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党如何根据不同时期党的领导面临的实际情况提高领导水平，这也是党需要破解的难题。对此，党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等制度，积极运用法治、调查研究、大数据等手段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

　　思想是人类所有力量中最持久、最有韧性的力量。对政党来说，思想理论是实现其政治理想、阶级使命、政治任务的精神旗帜和行动指南。“纵观世界大党兴衰史不难发现，丧失思想上的纯洁性是大党、老党变质变色、由盛转衰甚至失去长期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全党思想、意志、行动的统一？如何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逐步找到通过思想建党破解党的建设面临的难题。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古田会议不仅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而且提出多种思想教育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党内这一最迫切的问题。

　　遵义会议后，为了克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专门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该决议结合中国的国情，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即“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智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决议还指出：“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这个决议实质上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党的建设的问题，即在社会成分复杂情况下如何保持自身先锋队性质。具体做法是，通过思想建党去除入党者思想上的各种杂质，使党成为“共产主义的熔炉”。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希望，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应该拿起思想斗争这个武器，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利益。同年，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开创了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使广大党员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坚定广大党员理想信念，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到1955年，在全国绝大多数工矿企业和农村地区，党员教育已逐步走上正轨，各种党员教育制度初步确立，一个全国规模的支部教育网开始形成。”通过开展党内思想教育，有效克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影响，保证了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后来，由于“左”倾主义思想的影响，党的思想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改革开放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广大党员做到又红又专。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在集中教育方面，相继开展了整党（1983年10月至1987年5月）、“三讲”教育（1998年11月至2000年年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2000年年底至2002年5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08年9月至2010年2月）等。与此同时，党内日常教育也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尤其是以党支部为支撑的“三会一课”制度、主题党日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等得到不断完善。在思想理论成果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大党，统一思想历来不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实践中，党进一步将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结合起来，深化思想建党。在集中教育方面，相继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在日常教育方面，相继发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5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2019年）等，进一步推动党内日常教育的制度化、常态化。各地区还探索建立了党员学时认定制度、党员教育资源共享共用机制，通过创新党内思想教育形式，提升思想建党实效。在理论强党方面，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回顾历史，党之所以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其重要原因是党始终注重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基础性工程。正是因为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党才能够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

　　坚持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有的政治品格。坚持自我革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强化执纪监督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是实现自我革命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做到“六个如何始终”的内在要求，两者共存于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实践中。

　　“大党”不仅在于党员数量之多，更在于肩负的使命之重，而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以严格的纪律要求自己。成立之初，党的一大党纲没有把纪律建设单列，但是第四条中专门指出，“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的二大党章把“纪律”单列一章，首次对纪律处分进行规定。为了维护党的纪律，1927年4月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在反腐败方面，党在成立之初可支配的物质资源非常薄弱，但已经意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1926年8月，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的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该训令依据不同的贪污数额，分别规定了量刑处罚标准，从制度上反对和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推进执纪监督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一是完善党内监督体制。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明确要求在区党委之下须设立监察委员会。党的七大党章将“党的监察机关”单列为一章。二是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为了推进廉政制度建设，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39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三是建立民主监督机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防范资产阶级的腐蚀、避免腐化堕落敲响了警钟。

　　新中国成立后，党如何在执政条件下保证权为民所用、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条件下的执纪监督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完善纪检监督体制。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此后，各省、地、县委都陆续建立了党的纪检监察机关，配备了专职纪检干部，为执政条件下开展执纪监督工作奠定基础。1956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该决议提高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和权力授予规格，为强化党内监督提供组织保障。二是开展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规定，整风的重点是各级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目的是克服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到1950年年底，这次整风运动基本结束。从1951年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有效防止了干部队伍的腐化堕落，保持了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三是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1950年4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体开展监督的有益尝试。1951年6月，政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设立国家信访制度的标志，为群众开展监督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改革开放对党风廉政建设带来的挑战。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江泽民要求“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胡锦涛强调要“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旗帜鲜明、毫不动摇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在实践中，党对改革开放环境中保持党的政治本色、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进行一系列新探索。一是推动纪检检查体制改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纪律检查工作实行双重领导体制。1987年6月，国务院监察部成立。党的十四大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各地纪委、监察部门随之合署办公，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二是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1998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该规定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内容、考核、追究办法都作了规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正式实施。三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2005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该实施纲要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经验，明确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转化为具体规定，为深入推动反腐败斗争提供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抓手，持之以恒纠治“四风”，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一是完善纪检领导体制。党的十八大以后，为了保证了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纪检机关“两个为主”的改革要求。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对此进行了规定。上述规定推动了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有利于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二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6年10月，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党的十九大以后，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地解决了过去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实现了对权力监督的全面覆盖。此外，纪检机关通过向乡镇（街道）派出监察机构或监察专员，进一步强化了对基层公职人员的监督。三是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一方面，通过加强自上而下的巡视工作，建立健全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网站群等举措，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总之，强化执纪监督使党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党的反腐败斗争可以使党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两者是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内在要求。如果不能做到这两点，从严治党就会失去基本依托，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也就无从谈起。

　　法规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保障。与此同时，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本身也在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探索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法规制度从一开始就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在一大党纲明确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之后，我们党相继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1923年）、《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巡视条例》（1928年）、《中央巡视条例》（1931年）等党内法规制度。上述党内法规制度对于严格党的纪律、落实党的政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一时期党还不成熟，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左”倾主义思想的影响，党的政治路线出现错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遭遇挫折。

　　遵义会议后，随着党的政治路线回归正确轨道，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得到落实。在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党的七大党章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写进总纲。与此相适应，党内法规制度得到逐步完善，初步形成党内法规制度的基本架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方面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1938年）、《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1938年）等。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方面有《军政委员会条例》（中央军委，1941年）、《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1943年）等，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方面有《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年）、《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等。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特点是民主集中制与各项党内法规制度逐步形成了相关支持、相互配合的效应：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贯彻于各项党内法规制度；另一方面，党内各项具体法规制度有效支撑民主集中制运作，为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高饶事件及党的团结暴露出的问题，1954年2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就是破坏党的团结”。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不仅如此，党的八大党章还规定，“党的民主原则不能离开党的集中原则”。这是第一次在党章中详细阐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方面有《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62年）等，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方面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1958年）等，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方面有《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接收新党员手续的规定》（1951年）等，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方面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1952年）等。上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执政条件下党坚持初心使命，做到“六个如何始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后来由于“左”倾主义思想的影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其保障性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江泽民强调要“形成一套从严治党的制度和机制”。胡锦涛也强调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在实践中，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力度逐步加大，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党内法规制度相继出台。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方面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1990年），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方面有《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1997年），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方面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0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3年）、《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09年），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方面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年）等。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与法治国家的互动效应逐步彰显，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实践中，党加大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力度。一是为规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2013年发布，2019年修订），标志党内“立法法”的正式施行。二是加快建成党内法规体系。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内法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2015年）、《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2019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年发布，2019年修订）、《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2019年）等标志性的党内法规制度，“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基本上应有尽有，各板块的党内法规比较齐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政治理想和使命追求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必然遇到一系列其他政党不曾遇到的难题。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始终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在探索党的建设规律中不断认识和破解各种难题，在不断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中实现革命性锻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经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坚持人民至上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首要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提升领导水平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保障和重要内容，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基础工程，强化执纪监督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要求，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制度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逆经济全球化态势加深，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党的自身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要求我们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六个如何始终”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需要把握的重点任务，其核心意蕴是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新征程上，破解“六个如何始终”的大党独有难题，要求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运用好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引领。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也是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立场与首要前提。坚持人民至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具体来说，坚持人民至上主要包括：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各级党委和政府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推动生产力发展，又坚持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理念，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稳步提升，直至实现共同富裕。二是解决好人民的急难愁盼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深入基层，深入了解群众诉求，真正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实事，始终用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三是提高服务群众本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利益诉求渠道更加多样，需要各级党组织建立倾听群众呼声和了解群众需求的长效机制。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尤其要将服务群众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法律、信息技术等手段，以及协商、疏导等办法，优化基层公共服务，解决群众矛盾，“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带动基层服务体系建设”，使服务群众“实”起来，基层治理“强”起来。

　　第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坚持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只要坚持党的领导，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就有了最大确定性和最有力保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通过完善落实“两个维护”制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等，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此外，将党的领导落到实处还需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尤其通过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建立健全干部实践锻炼激励保障机制、创新干部交流轮岗机制等措施，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

　　第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夯实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思想基础。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既包括理论创新，也包括理论武装，二者相互促进、同频共振。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回顾我们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历史，越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和时间节点，越需要创新理论，加强理论武装。当前，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最重要的任务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通过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筑牢广大党员理想信念，使广大党员始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第四，以执纪监督和反腐败斗争为抓手，把党的自我革命引向深入。开展执纪监督和反腐败斗争既有利于党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利于促进全党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新征程强化执纪监督和深化反腐败斗争尤其需要做到：一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委要坚持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形成一级抓一级的责任机制，实现责任“全覆盖”，推动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二是推动巡视巡察实现高质量全覆盖。各级党委（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统筹发挥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式”巡视、巡视“回头看”等不同巡视方式的优势，把各种巡视方式结合起来，穿插使用，不断提升巡视监督质量。三是完善群众监督机制。在信息化时代，完善群众监督机制首先要加大党务政务网上公开力度，尤其是在关系民生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等问题上，应该最大限度地公开，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其次，完善群众监督机制要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党的领导干部要树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意识，不仅要落实领导干部接待日制度，实行“开门接访”，还需要建立党风政风监督热线，积极运用现代化信息化手段，打造便捷、高效的网络举报平台，构建“信、访、电、网”四位一体、上下贯通、全流程可监控的受理办理检举体系。最后，完善群众监督机制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监督的处置和回应机制，定期回应群众关切，构建快速受理、归口交办、跟踪督促、限时办结、及时反馈的闭环处理链条，不断提升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第五，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全过程。党内法规制度是党组织规范运行的保障，也是使党保持初心使命，做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基本要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贯穿于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一条主线。新时代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尤其要在制度上补齐短板，围绕“六个如何始终”，建立健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丰富发展党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以及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等，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深化。

　　（作者简介：蒯正明，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