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成员是政党的“细胞”，是构成政党的人力资源基础，政党成员的选拔吸纳关涉政党的兴衰存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新党员的发展，发展党员问题是贯穿其百余年组织建设的一条重要线索。党员的入党过程是组织吸纳新鲜血液的程序，入党仪式则是新党员政治身份状态过渡转变的通过性仪式。从政治仪式视角出发，对党员入党活动进行研究，对于理解入党仪式的发展历程、构成要素及其政党治理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入党仪式作为中共发展组织成员的重要环节，自其创建之初就已存在，并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不断丰富与完善。爬梳一百多年来中共入党仪式的发展变迁，既有利于从历史的维度增强对入党仪式的纵向把握，又可为比较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入党仪式的异同点及其变化原因提供参考。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入党仪式（1921—1949）

　　1921年中共建立之初仅有50余人，经过不断发展才逐渐成为中国的领导党。在中共正式成立之前，国内已有一些党的地方组织存在。这些早期党组织是由当时思想进步的国人自发号召成立的，组织规定并不健全，故而在招收新成员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甚或没有入党介绍人，因此中共早期成员的发展并未经过入党仪式的洗礼。比如毛泽东在回忆自己入党问题时指出，他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就算正式加入了党组织。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回忆道：“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通过了党的第一份纲领，其中对新党员入党程序等问题予以明确，为后续入党仪式的生发埋下了伏笔。一大之后新党员入党的形式从类型学上来说可以划分为举手表决式、组织谈话式、填表登记式三种。中共早期并没有确定的新党员入党仪式，而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这为后续中共探索建立有章可依的入党仪式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1925年8 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第五十三号通告，明确要求“惟新生入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由于当时中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较为恶劣，出于安全、保密等现实需要，在通告中以“学校”代指中共，以“同学”代指中共党员，通告中指出的“入学仪式”即入党仪式。通告发出之后，各地方对入党仪式等入党程序纷纷跟进执行。之后，上海区委发布第五号通告，针对入党手续、校团组织厘定等问题向上海党员传达了中央第五十三号通告精神。一个多月后，上海区委又发布通告指出，之前实行的入党程序存在时间延宕、形式草率等问题，因此要对入党过程进行严肃，并要求各地党支部严格执行党组织规定的党员发展要求。这一时期是中共人数快速增加的阶段，新入党党员素质和思想境界良莠不齐，开展严格规范的入党仪式教育，无疑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尽可能迅速实行党的教育，训练新党员”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反思先前的党员发展问题，并对新党员入党问题进行进一步明确：“新介绍的同志必须填表经支部通过，并给以入党的训练如谈话会、训练班等。”虽然党中央当时对入党仪式的规范化流程未有具体规定，但各革命根据地对入党仪式程序展开了积极的探索。1939年5月，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指出，要对候补期的党员进行仔细甄别考察以判断其是否符合一名正式党员的标准，在时机成熟时，各地党组织要根据实际情况为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至于新党员入党的仪式，如有需要，各地可采取不同的方式。”七大党章中对发展党员的条件、新党员入党的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并未对入党仪式程序进行明确。1949年，中组部就入党仪式相关问题给华北局的批复中提道：“入党仪式及入党誓词在党章中没有明文规定，亦不适宜再作明文规定，入党仪式仅是进行教育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含有其他意义。”

　　综上所述，从1921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对入党仪式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特别是对于入党仪式程序的规定，为入党仪式后续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最初的架构。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入党仪式的发展不够成熟、制度化程度不高，呈现出中央倡导和地方自主探索相结合的特点，并且在法理层面缺乏党内根本大法的确认。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共意识到入党仪式对于发展党员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有意识地对入党仪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同时仅将入党仪式定位为“教育的一种方式”，对入党仪式价值功能的认知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当时的革命形势造成的地理区隔与补充党员的组织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张力，难以在全党层面对入党仪式做出统一规定与要求，因此入党仪式的举行以各地结合实际自主探索为主。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入党仪式（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其组织基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为适应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治理需要，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将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吸纳入党，锻造一支忠诚可靠、素质过硬的革命队伍，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人才支持。但是，“投机分子，破坏分子，也在想各种办法钻入到我们党内来，企图取得党员的资格”，因此有必要严把党员发展关，在吸纳新成员入党时，将入党仪式作为加强新党员教育的关键节点事件。1949年12月，中共新疆分局向西北局和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对本地区发展党员问题作出规定，对于资格审查通过并经过党委批准的党员，“要迅速地举行入党仪式”，进行党员仪式教育。

　　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入党仪式主要发挥着教育党员、塑造新人、锤炼党性的作用，并没有成为全党在新党员入党时所推行的统一规定，这就导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在新党员入党是否要举行入党仪式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解。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湖南省委组织部对新党员入党是否需要举行相关仪式性活动并无硬性要求，而是让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斟酌是否需要举行。1955年，上海市轻工业部门的党组织则下发通知，要求“七一”前后在各下属工厂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并“举行宣誓仪式”进行新党员的教育。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新发展党员是否需要举行入党仪式缺乏统一的规定，仍然处于各自探索的阶段。1956年，中共八大对党章进行了修订，其中提到“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但是并未对入党仪式进行明确规定。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党员的发展程序也难以有效贯彻。1969年召开的九大对党章进行了修订，其中提到想要入党的人必须从介绍人、入党志愿书、支部审查等方面“个别履行入党手续”。然而从各地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地方革委会和军队系统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对于入党程序有较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入党志愿书版本、入党誓词内容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乃至造成有些入党程序较为杂乱的问题。十大党章仍是在“文革”阶段修订的，其关于入党的相关规定与九大党章并无太大区别，仍未对入党仪式做出明确规定。十一大党章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部党章，虽然对有些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对党员入党流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左”倾错误思想并未完全消除，入党仪式相关内容也未在其中体现。

　　由上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入党仪式仍然处于探索性发展阶段。第一，在党内法规层面，入党仪式尚未有明确的党内法规予以确认。尽管中央对入党仪式提出了要求，但并未对入党仪式进行全党层面的规定，各地党组织在执行时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第二，在功能定位层面，主要是将入党仪式作为教育党员的途径，入党仪式的功能发挥受到一定限制。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全国性执政党，需要发展党员以适应复杂多元的治理任务。在此过程中，入党仪式成为中共教育新入党成员的重要组织活动。第三，在仪式发展稳定性层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入党仪式与其他阶段相比，具有曲折反复的特点。由于“十年动乱”的发生，中共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遭到冲击，很多时候党内正常的组织活动都难以开展，更遑论入党仪式。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入党仪式（1978—2012）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党的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情况下，作为党内宪法的党章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修改完善，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着手讨论党章修改事宜。1980年2月5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人谈对党章修改草案的意见时指出：“‘党员’一章中增加了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的内容很好，我很赞成。……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这说明当时邓小平意识到入党仪式及其系列规定对于党员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需要在党章中进行规定。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要求“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同时对入党誓词进行统一，这标志着入党仪式的程序和地位得到党章的确认。特别是作为入党仪式核心环节的宣誓和誓词，在党章中有了明确规定，使得入党仪式的法理基础在党内得以奠定，是入党仪式制度化发展的关键一步。此后，党的十三大至十七大，党章虽然有所修改，但关于入党宣誓及誓词的相关表述并未改变，而是重申了十二大党章确立的相关规范流程。这表明十二大在党章中确立的入党仪式规范得到党内的普遍认可，具有制度上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入党仪式一经得到党章确认，就成为全党上下需要统一贯彻落实的“规定动作”而非先前的“自选动作”。在申请者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之后，需要有两名了解申请人的正式党员作为介绍人，对申请者进行跟踪考察培养联系。单从入党仪式本体来说，可以分为预备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和预备党员转正仪式。预备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是申请者政治身份转变的关键节点，1990年中组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中明确指出：“入党宣誓仪式，一般由基层党委或党支部（党总支）组织进行。上级党组织应派人参加由党支部举行的宣誓仪式。”大声宣读入党誓词意味着申请者认同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命令，是对其将要加入政党的服膺之举。在成为预备党员后，申请者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政党的一分子，只不过享有的党员权利有限。在预备期，党组织会对预备党员进行全方位的再考察和再教育，以进一步判断申请者是否达到正式党员的标准。预备考察期满后，党支部要召开大会对预备党员是否可以按照规定如期转为正式党员进行讨论，即入党仪式中的预备党员转正仪式。正常情况下，预备党员如达到正式党员的标准一般都会按时转正，并在转正大会上作表态发言。表态发言是政治领域常见的“表态文化”的具体表现，预备党员在转正大会上的表态发言既是其表达政党认同的渠道，也是党组织塑造预备党员党性、规训预备党员思想的重要手段。转正仪式的结束可以视为党员仪式的最终完成，入党申请者至此也完成了政治身份的转变。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入党仪式渐趋制度化和稳定化。相较于前两个历史时期，该时期入党仪式发展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从党内法规角度来看，入党仪式得到党章及相关党内法规的确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自身建设始终与国家的发展气脉贯通，在经历执政制度的恢复性重建和执政理念的功能性调试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朝着现代化政党方向阔步前进。”因此，在十二大上，中共实事求是地对党章进行修改并将入党仪式在党章中予以确认，进而在法理维度从根本上确立了入党仪式的党内地位，这是入党仪式制度化进程的关键一环。第二，从举行范围来看，入党仪式从前两个时期入党时的“选做题”成为入党过程中的“必答题”。当入党仪式在党内根本大法和其他组织法规中被规定，就成为全党必须开展的活动，入党仪式党内制度规定及其相关系列仪式性议程得以确立，中共逐步构建起程序规范、要素明确的入党仪式制度。

　　（四）新时代的入党仪式（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愈加纷繁复杂，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员素质。2014年5月28日，中办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其中对预备党员入党程序的规定大体上承袭了1990年的试行细则，但删去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上级党组织需派人参加的规定。这种变化既赋予了基层党组织在新党员入党仪式中更大的自主权，减轻了上级党组织的工作负担，又保障了入党仪式开展的完整性、有效性与合理性，是符合现实状况的改进。十九大修改的党章中，入党仪式、入党誓词等并未发生变化，说明入党仪式制度化的稳定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进入新时代后，入党仪式在守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将重温入党誓词与给党员过“政治生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党内规范性文件中进行确认，在入党仪式之外融入纪念性仪式因素，进而构建起更为宏观的入党仪式制度体系。纪念性入党仪式除了入党仪式所具有的教育党员、强化意识、塑造忠诚的作用之外，还发挥着“使党内生活庄重、严肃、规范”的作用。

　　新时代的纪念性入党仪式一般在特殊时间节点举行。对于党员个体而言，过“政治生日”是高度个性化的纪念性入党仪式，其具体运作流程也有一定的弹性。有些党组织会以月份或者季度为时间单位，适时召开支部大会给当月或当季度过“政治生日”的党员举行集体活动，发放贺卡，并请相关党员开展座谈畅谈入党初心。对于党员群体而言，重温入党誓词是在特殊时间节点所进行的党组织活动。党内法规并未对重温入党誓词的具体运作场景作出明确规定，在实际党内生活中包括但不限于接收预备党员、举行重大党内活动、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参访革命纪念场馆等。纪念性入党仪式本质上属于纪念仪式，与一般纪念对象为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不同的是，纪念性入党仪式的对象为个体党员，其过程复现了党员的入党记忆，有助于唤醒党员的党性意识，实现对党员的再教育。

　　新时代，中共着眼于新阶段的新任务，对入党仪式的发展呈现出守正创新的特点。在守正方面，入党仪式承袭了党的十二大以来在党章中确立的基本规范和主要流程，体现出入党仪式制度化发展的稳定性。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因此在入党仪式的运作方面沿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框架。在创新方面，就入党仪式的内涵而言，新时代拓展了入党仪式的制度体系，将纪念性入党仪式在党内规范文件和党内政治生活中予以呈现和运作，丰富了入党仪式的内容；就入党仪式的功能而言，新时代入党仪式的功能锚定不单是教育党员，而是延伸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政党纪律等维度。上述变化的出现，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相契合。全面从严治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而入党仪式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效抓手。

　　入党仪式作为系统的制度化政治仪式，其仪式的开展过程是各个要素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厘清入党仪式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从内部微观构造剖析入党仪式的展演逻辑和功能发挥大有裨益。

　　（一）党徽党旗

　　党徽党旗是入党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政治符号，在整个仪式进程中都呈现在场的状态。《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对于党徽党旗的组成部分、使用规范、政治意涵等作出的细致解释和规定，使得党徽党旗在党内政治活动中极具象征意味，党徽党旗也成为中共在入党仪式中实体化、具象化的符号表达。因此，在开展党的组织生活、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等特定场景中，党徽党旗都会出现并发挥特殊作用。

　　在讨论新党员入党和转正的支部大会的仪式现场，与会人员一般都会在胸前佩戴党徽，以彰显自己的党员身份。无论是作为入党仪式主角的新党员抑或入党仪式的组织者，无一例外都会佩戴党徽。党徽根据规定统一佩戴在外衣左胸中间位置，因此党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仅发挥了昭示党员身份的政治符号功能，也与党员的服饰接洽融合，进而实现政治符号的符码连接和意义拓展。“真实服装总包含有叙事性因素，就像每一个功能至少都有其自身的符号一样”，入党仪式现场的党员服饰也具有叙述功能。全体与会人员将党徽佩戴在服饰上，拓展了党徽的象征意义，使其与身体规训产生有机关联——佩戴党徽亦即在身体和思想上认同中共的主张和纲领。换言之，新党员不仅要在思想表态方面与政党保持高度一致，而且在行动上也要努力向政党的要求看齐。因此，在入党仪式现场佩戴党徽，不仅是履行党员义务的体现，更是表达对中共认同的举动。与会全体党员佩戴党徽，形成了整齐划一的符号景观，强化了政治仪式的情境效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党徽外，党旗是入党仪式现场的另一重要政治符号。政党旗帜是政党的具象化表达，在入党仪式现场悬挂党旗实则昭示政党对于入党仪式的在场性和主导性。从党旗的主体构成来看，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象征着中共领导革命斗争的艰苦卓绝和前景的光明远大。红色的党旗具有高度的指向性，可以激励新入党成员不忘政党初心、继承先辈遗志、传承革命精神。党旗中的镰刀锤头图案是政党阶级基础在政党标志性象征符号中的鲜明体现。从党旗的发展历史来看，党旗诞生于风雨如晦的革命年代，见证了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寻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征程，承载了政党及其成员无数的集体记忆。在入党仪式正式举行之前的党员教育中，新党员无疑都会接受关于政党符号的教育、了解政党旗帜的内涵。因此，在入党仪式中展现党旗，可以唤醒与会党员关于政党历史的集体记忆，激发情感共鸣、促进认同建构。

　　（二）入党誓词

　　作为入党仪式中极为重要的话语构成要素，入党誓词是入党仪式中不可忽视的拼图。宣誓仪式贯穿于古今中外的人类活动之中，大到军队誓师、小至结婚宣誓，宣誓活动已深度融入人类的社会生活。在宣誓仪式中，誓词的拟定与演说是宣誓过程的关键一环，誓词是宣誓者表明决心、展现姿态的重要话语载体。就旨在加入组织的宣誓来看，该过程是新成员将对组织的理念认同、规则认同与身份认同进行自我内化和外在表达的环节，新成员宣读的誓词能够集中体现所入组织的目标理念、成员标准、约束要求，宣读誓词的过程也是新成员无条件接受组织理念、标准、要求的过程，因而每个设有宣誓环节的组织都十分重视誓词的制定。

　　中共刚建立时，发展党员并未要求举行入党仪式，对入党誓词的规定更是无从谈起。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党员数量的增长，党员的成分来源也更为复杂，这对党员标准与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共明确规定了入党仪式，简明扼要的入党誓词开始出现。尽管在党的十二大之前，中共并未在全党层面形成统一的入党誓词，而是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相机拟定，但仍然可以通过梳理中共历史上出现的入党誓词，总结入党誓词拟定的内在规律。

　　通过表1可以看出，百年来中共入党誓词的核心主体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理想信念层面，入党誓词开宗明义地强调政党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表明政党成员的坚定意志；其次是政党纪律层面，入党誓词集中体现了政党对加入其中个体的纪律要求，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更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最后是党员义务层面，入党誓词突出强调对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履行组织任务、践行组织期待等方面的要求。

　　在不变之外，中共的入党誓词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发展特征。随着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任务目标的移易，入党誓词也有相应的变化。在土地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在这样的情况下，入党誓词中阶级斗争的元素得以突显。如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酃县（今炎陵县）水口叶家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上所宣读的誓词为“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就是例证。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阶级斗争”话语在入党誓词中亦呈隐匿状态。

　　无论从何种维度阐释，入党誓词从根本上是政党意识形态和组织追求的话语符号表达，新党员在入党仪式上宣誓的举动也是其悦纳接受政党思想、组织、纪律各方面约束和主张的过程。十二大之前，由于种种原因，入党誓词缺乏统一集中的规定，因而具有较大变动性和多样性。随着十二大党章对入党仪式的明确，入党誓词也随之稳定不变，这既促进了入党誓词的制度化发展，也成为入党仪式制度化的一个重要面向。

　　（三）仪式成员

　　在入党仪式中，仪式要素的激活需要仪式成员（包括新党员和其他仪式成员）的共同参与。仪式将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宣誓仪式标志着加入一个政党的个人与更广泛的组织和价值观相结合。

　　新党员，也就是入党仪式中的宣誓者，无疑是入党仪式的主角，他们在入党仪式中的主体行为被政党权力所规训。这种规训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就入党仪式的议程来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政党权力实现了对宣誓者参与仪式进程规律性和制度化的安排。新党员何时共唱《国际歌》、何时面向党旗宣誓、何时进行表态发言，都有特定的程式化规定，能够彰显政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在潜移默化、周而复始的仪式安排中实现对参与仪式全体成员的教育引导。第二，就宣誓者的身体而言，入党仪式的制度化规定塑造了宣誓者的身体动作，是将政党意志置于宣誓者身体的集中表现。在宣誓过程中，新党员需要保持立正姿势，面向党旗，右手握拳举过肩，在领誓人逐句领誓下进行宣誓。宣誓仪式最后，每一名宣誓者都要自报姓名以表明个人身份。可以看出，在入党仪式中，宣誓者的身体被程序化的仪式严格规训，其肢体动作在仪式实际运作中有细致的步骤规定，宣誓的完成即代表着其身份的转变。

　　除了作为政党新成员的宣誓者之外，入党仪式中还有主持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领誓者、其他参与仪式的普通党员等成员。在有些情况下，仪式的主持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领誓者的身份会融于某个党员一身，这种复合角色可以称为入党仪式中的主导者。入党仪式的主导者既是仪式进程的操持者，也是新党员在宣誓过程中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仪式主导者不仅要带领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还需要对整个入党仪式进行表态总结、点评陈述，“当众宣布他进入了新的身份”，具有组织赋予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入党仪式中，还有很多普通党员扮演着仪式见证者的角色，全程见证新党员政治身份的转变。每个政党正式成员一生可能要做若干次新党员入党仪式的见证者，该经历也是正式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接受信念教育、唤醒入党记忆的过程。因此，入党仪式教育党员的作用绝非仅针对新入党成员，而是面向全体党员的常态化、制度化的仪式性教育活动。

　　（四）声音符号

　　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除了实物和图像可以使个体主体产生能指和所指的联结之外，声音也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在政治仪式的进程中，声音政治符号往往在氛围营造、进程把控、情感调动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在全国两会的议程中，开闭幕式上全体与会人员会奏唱国歌，这就是声音政治符号在政治仪式中发挥作用的生动体现，既可以激发与会代表参政议政、履职尽责的使命感和崇高感，也可以通过国歌的歌词回溯中国近代以来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成呼应，激励与会代表不忘初心、砥砺奋斗。作为声音符号的音乐是仪式的常见要素，是构成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入党仪式中的声音符号既包括前述的誓词宣誓声音、政治表态话语，也包含政治音乐。音乐可以视为仪式的“组织原则”，政治仪式中恰当运用政治音乐可以发挥调动仪式气氛、强化仪式效果的作用，进而实现政治治理目标和政治价值渲染。在入党仪式中，普遍使用的政治音乐是《国际歌》。尽管党内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国际歌》在入党仪式中的适用场景进行明确规定，但是在入党仪式中奏唱《国际歌》已然成为惯例。

　　《国际歌》作为国际共运发展史上的经典歌曲，其产生、传唱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与中共的发展历史密切相连，因而在入党仪式中高唱《国际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涵。首先，《国际歌》代表着中共继承了共产主义的政治道统。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共的最终奋斗目标，中共的历史与共产国际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入党仪式现场传唱《国际歌》，歌词中“斗争”“团结”“英特纳雄耐尔”等话语展现了中共对自身奋斗目标的反复确证，能够激励政党成员不忘初心、牢记目标、努力奋斗。其次，参与仪式的成员共唱《国际歌》是增强仪式互动性和交融性的需要。入党仪式中的党员除兼具宣誓者、见证者、主导者身份之外，还扮演着互动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作为见证者的普通党员参与入党仪式主体能动性不足的问题。作为互动者的党员一起奏唱《国际歌》等具有典型共产主义色彩的歌谣，进一步推动见证者与仪式组织者、宣誓者之间的互动，使仪式现场的所有人在声音政治符号的旋律中实现与整个仪式的交融，成为入党仪式现场的标志性、节点性举动。

　　作为中共党内举行频率极高的制度化政治仪式，入党仪式在党内扮演着极其独特的角色。它既是中共吸纳新成员的重要程序和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共开展党内教育的有效契机和载体。自中共成立起，百余年来入党仪式的变化发展与党的建设息息相关，并在党的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共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的内容，也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命题。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不仅需要严肃党内政治纪律、严明党内政治规矩、树立良好用人导向，也包含“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而推动入党仪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无疑是规范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重要抓手。

　　从入党仪式的过程来看，入党仪式的举行是党员进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节点事件，标志着个体党员从此要按照党章和党内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党员权利与义务，入党仪式的规范性、严肃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党员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判断和认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入党仪式是党员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第一粒扣子”，这粒扣子扣得准不准、正不正，关乎着个体党员后续党内政治生活参与得好不好。而随着入党仪式百余年来的不断规范定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纪律性得以彰显，入党仪式营造的组织生活氛围对于新党员而言形成了极强的正面示范效应，奠定了新党员关于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氛围风清气正的心理预期。这就为新党员后续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刻上了“组织烙印”，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和推进组织生活的制度化。

　　从入党仪式的性质来看，入党仪式是党员个体向党组织进行组织承诺的活动，其中所蕴含的纪律约束性对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重要价值。就行为表征而言，接受政党组织的入党仪式并自愿成为党的一员，意味着在行动上对政党纪律规矩和党内政治生活要求的服膺。就话语符号而言，入党誓词是个体党员向党组织进行组织承诺的具象表达载体。“我志愿”亦即表明个体加入党组织成为其中一员是自愿自觉的行动，“严守秘密，服从纪律”“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等入党誓词表明党员在入党仪式中进行有关党内政治生活和政党纪律的庄严承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则是从时间维度对党员遵守党纪、参加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永久性约束。由此可见，入党仪式饱含着个体党员对党组织的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持续承诺，为其今后有序规范、严肃认真参加党内政治生活订立了标准、创造了基础。

　　从入党仪式的延展性来看，入党仪式是一个“仪式群落”，不仅包括入党宣誓仪式本身，还包括过“政治生日”、重温入党誓词等系列仪式性活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定，也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拿出新的办法和规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主题教育的持续推进、政治宣讲的不断深化、红色参访研学的深入进行，使得党内仪式性活动得到加强和发展。以入党仪式为基点的其他相关党内政治仪式，对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常情况下，一名党员一生只能经历一次入党仪式，但是可以经历多次过“政治生日”、重温入党誓词等与入党仪式相关的其他党内政治仪式，这就使得与入党仪式相关的个体记忆、政党纪律、理想信念等内容在个体党员参加后续党内政治生活的时候不断被唤醒和强调。“仪式能够给予人们一种连续性感觉的能力”，在入党仪式相关仪式性活动重复举行的过程中，个体党员自入党仪式起建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规范性、严肃性、纪律性的认知会不断得到强化，经由入党仪式建立的良好党内政治生活规范也得以延续和巩固。因此，从党的建设视角审视，入党仪式及其相关仪式群落能够不断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内政治规矩。

　　（二）增进党员身份认同

　　从仪式具体特质的维度进行划分，入党仪式当属“通过仪式”之列。“通过仪式”是“伴随着每一次地点、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年龄的改变而举行的仪式”，具有区隔仪式参与者身份的作用。对于中共而言，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入党仪式不仅是吸纳新成员加入组织的必要程序，也是党内具有代表性的通过仪式。入党仪式的举行意味着新党员身份的转变——由非党员转变为党员，也昭示着组织规模的扩张和革命队伍的壮大。而对于个体党员来说，入党仪式是塑造其党员身份认同的起点，仪式的完成意味着对新加入组织的成员身份的确证。

　　身份认同是自我概念中的重要面向，是个体对于自己群体归属问题的认知。社会身份认同源于个体对自己作为一个（或多个）社会群体成员的认识，以及与这种身份相关联的情感意义。从身份共享的角度来看，当即将被吸纳进政党的非党员参与完成入党仪式的系列程序之后，组织即宣告他（她）成为一名正式的政党成员。“组织只能通过与其相关的象征才能被‘看见’”，在入党仪式的现场，党旗、党徽、标语口号等代表中共的政党符号展布其间，成为党组织在仪式现场的具象化表达。对于新党员而言，看见仪式现场的政党符号也意味着看到了党组织，他（她）们也有了自己在政治上的群体归属感，并与其他政党正式成员共享中共党员的身份。特别是在仪式现场佩戴标识党员身份的党徽，更是强化了新党员对于自己政治身份的认同感。自此，只要出席党组织的相关活动，党员佩戴党徽就是“规定动作”，这一举动也在日常党组织活动中不断强化着党员群体的身份认同，昭示着个体党员身份被党组织赋予权威性认证。

　　从情感关联的角度来看，个体党员参与入党仪式的过程也是其与党组织在情感上同频共振的过程。在入党仪式的开展过程中，党组织必然会回溯政党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付出的巨大牺牲，进而在仪式现场营造出庄严肃穆、自豪自信的情感氛围。组织情感通过仪式的举行能够影响到参与入党仪式的每一个政党成员，在仪式的链接程序中实现党组织和党员个体的情感关联。在入党仪式程序的展演和组织氛围的熏陶下，党员个体会产生组织自豪感和集体荣誉感，组织也会因此生成巨大的凝聚力。而凝聚力的产生、个体成员对组织的积极评价等都是个体社会身份认同对群体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结果。因此，入党仪式的展布能够增进个体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情感共享，进而促进个体党员对于其作为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认同。

　　除了入党仪式之外，以过“政治生日”、重温入党誓词为代表的入党仪式群落对于增进党员的身份认同也具有积极意义。早在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指出，无论党员在党内居于何种地位、担任何种职务，“首先要明白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既是在强调要增强党员领导干部为民执政的意识，也隐含着对中共组织成员的身份归属和身份认同问题的强调。“坚持和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式”，无疑是强化党员身份认同的有效举措。党员的“政治生日”是对个体党员而言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政党通过以基层党组织的名义向过“政治生日”的党员赠送贺卡书籍、开展谈话座谈等活动，可以周期性提醒个体党员的身份属性，强化其身份认知。入党誓词是入党仪式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个体党员向组织进行政治表态的话语符号。“宣誓的每一句话，既是党对党员的郑重要求，也是作为新党员向党作出的承诺，表示自愿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组织责任和道义责任等，即可以理解为初心。”在需要的场合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能够进一步唤醒个体党员的身份意识，强化党员群体的使命担当，增进党员身份认同。

　　（三）教育政党组织成员

　　入党仪式的参与者除了作为主角的新党员之外，还有诸多正式党员扮演着组织者、见证者的角色。对于参与入党仪式的正式党员来说，入党仪式既是见证党组织吸纳新成员的活动，也是自身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组织教育的契机。仪式教育是相关主体通过特定程序，综合运用象征符号，对仪式参与者进行思想规训、行为规范、情感引导、价值输出的展演性活动。中共举行的入党仪式不仅具有组织吸纳、身份塑造的作用，也兼备党内仪式教育的效果。

　　从仪式情境营造的角度来看，入党仪式创造了一个党员教育的绝佳氛围。“仪式所营造的情境具有贯通情感、浸润心灵的作用。”随着入党仪式制度化程度不断加深，寄托于仪式之中的政党理念表达也在仪式情境中显得更为庄重肃穆、严谨规范。入党仪式的情境营造为中共开展党员教育提供了前提，是党内集中教育之外进行党内日常教育的有效手段。首先，入党仪式情境所营造的氛围能够激发仪式参与者的情感认同。当参与入党仪式的有关主体进入仪式现场之后，就会被仪式情境的神圣性所感染，奠定了借由入党仪式开展党员教育的基础条件。其次，入党仪式情境所依托的时间和空间为开展党员教育管理提供了载体。正式党员在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时被汇聚到特定的物理空间范围，在参与见证入党仪式的过程中集中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入党的初心使命，这也是学习党史和提升党性修养的过程。

　　从仪式参与者的角度来看，入党仪式调动了仪式参与者的积极性，让宣誓主体的新党员、仪式见证者的正式党员在仪式中具有充分的主体性、参与性和互动性。仪式具有戏剧表演的特点，“仪式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戏中的一个角色”。在入党仪式中，正式党员和新党员一起充分融入仪式之中，仪式中的旗帜、声音、话语、图像等符号会映入正式党员的脑海，使得正式党员关于入党的个体记忆被唤醒和复现。仪式参与者在仪式现场感受到的仪式氛围会使其生发出政党成员间的共同情感，并且“富有道德意义的能量”会随着仪式进程被调动起来，让仪式参与者感受到作为中共党员崇高的道德感和紧迫的使命感，进而实现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政党道德教育。

　　从仪式重复的特性来看，正式党员旁观、参与新党员加入组织的仪式，也是个体党员反复接受政党仪式教育的过程。入党仪式可以视为政党成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平台，特别是对正式党员来说，每一次作为见证者参与入党仪式，都是在参加一场生动的党性教育课程。在入党仪式周期性举行的过程中，由党组织的象征符号、理想信念、话语表达等仪式要素共同构成的仪式场域会对仪式成员进行反复熏陶。政党作为仪式的组织者和主导者，通过入党仪式的规律性展演，能够实现对党员的长期浸润和引导。以入党仪式为载体的党员教育活动，将日常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员教育深度融合，与传统的以集中授课、主题宣讲等为主要方式的党内教育相比，具有润物无声的优势和效果。因此，对于中共而言，入党仪式还发挥着教育组织成员的作用。

　　（作者简介：高晓林，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心主任；骆良虎（通讯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