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是毛泽东根据他1957年2月27日同名讲话修改而来。长期以来，围绕该文的历史溯源、现实价值、社会评价等，学界从社会主义建设史、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等不同角度与学科出发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但对于《正处》修改过程的研究尤其是版本比较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笔者旨在探究这一文本的修改过程及原因，并对比不同版本，梳理分析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思考和思想变化。总结这一文本的修改过程、对比不同版本，对于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深刻把握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新思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新形势下更好指导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具有重要启示。

　　《正处》的最终形成经过了长期积累和酝酿，是毛泽东不断思考、探索的结果。

　　1956年被毛泽东称作“多事之秋”。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重大危机。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致使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动荡局面。不久，《人民日报》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作为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正式回应。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揭了盖子”，揭示出迷信斯大林的谬误，但也“捅了娄子”，导致各国共产党的混乱。毛泽东强调，要抛弃斯大林消极错误的方面，维护斯大林有益正确的成就，客观看待斯大林。同年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反对苏联的政治事件，给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造成巨大冲击，西方反共势力趁机发动了一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攻势。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指出，要根据这一事件总结经验教训：“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通过波匈事件，毛泽东认识到新一代苏联领导人又一次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由此更加坚定要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我国在实践探索中遇到了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指导。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部分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一些紧张状况。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全国发生多起罢工罢课事件，涉及两万多名工人和学生；一些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发生了退社和闹社风潮；部分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尖锐意见，甚至还发表了错误言论。这些现象除少数属于破坏分子捣乱和反革命分子干扰外，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问题，因此，我们党的态度非常审慎。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刘少奇也强调，这些问题“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这是新的情况”。可以说，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那么，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对待党内同志的缺点错误要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采取鲁莽态度。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对于人民大众的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关注并强调这方面的问题。1956年3月31日，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中，毛泽东指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矛盾、没有思想斗争、没有任何残余的社会是不正确的。”1956年12月4日，在给黄炎培的书信中，毛泽东首次明确区分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1956年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毛泽东指出，文章一开始就要提出如何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全文论述的基础。因此，文章强调，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根本的矛盾，“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从认识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到进一步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表明毛泽东在有关问题上的思考不断深入。事实上，毛泽东把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党的事业能否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就先后谈了处理、解决矛盾的问题。之后，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数次会议讨论，在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的讲话，系统阐明要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以及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这里的“总题目”也是“总抓手”，意味着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解达到了更深层次，实现了对过去一系列探索的升华。这篇讲话经过整理并作若干修改与补充，以《正处》为题，于1957年6月19日公开发表。

　　1957年2月的讲话稿（《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基本思路。毛泽东从4月24日开始修改到6月19日正式发表讲话稿，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两个月讲话，两个月修改成文”。那么，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对《正处》修改了多少次，为何要作出修改？对此，笔者采取历史考证和版本分析的方法来探讨。

　　（一）关于文本修改次数

　　从材料来看，有观点认为修改了14次，也有主张认为修改了13次。例如，薄一波认为，《正处》从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稿，历经15版，进行了14次修订；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认为，经毛泽东修改共有13稿，其中包括3次自修稿和10次征求意见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讲话稿修改了14次；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载，从五月上旬到六月中旬，毛泽东共对讲话记录稿作了6次修改和补充。以上几种说法存在差异，关键在于两点：讲话记录稿是否等同于讲话稿；屡次修改是否均由毛泽东本人做出。

　　事实上，2月27日的《正处》讲话只有一个提纲，毛泽东的讲话是在这个提纲的基础上展开的。毛泽东指示叶子龙录音、速记员做记录。3月30日，胡乔木整理讲话记录稿后报送毛泽东。之后，胡乔木又根据毛泽东现场讲述增添了十二个小标题，报送了第二个整理稿——正式修改稿的底本。4月24日后，毛泽东开始着手修改《正处》。《毛泽东传》将4月24日至5月7日的修改稿均视为“自修稿第一稿”，而在《毛泽东年谱》中，只要做出改动便视为新一版。

　　按照以往分析，这篇讲话稿经过修改，最终在6月17日定稿。但是，据吴冷西回忆，6月17日下午，他收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送来的《正处》定稿。6月18日下午，田家英又来电话，说毛主席吩咐文章可在第二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田家英回忆说：“‘只是在第八节双百方针中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之后，增加一句话，即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告诉邓拓同志后照办了。这样，毛主席这篇伟大著作，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由此，经毛泽东修改的共计15次、14稿，再加上最初的原始记录稿，一共15稿。学界之所以在修改次数的认定上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对“修改稿”的定义有不同理解。

　　毛泽东对文章的要求一贯严格、审慎。周恩来说，毛泽东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确有实际根据。在写作过程中，毛泽东总是不断征求他人意见，反复修改；文章由报刊刊载到出单行本、收入文集，每一步毛泽东都要慎重研究，对文章的不完善之处加以改进。在《正处》经历的十多次修改中，毛泽东调整了标题和结构，使文章更加清晰、凝练；依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和思想动态，对文章内容进行了增补和润色；删除了一些不适应当时情况或可有可无的内容。此外，毛泽东还充分吸收了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的意见，力求使文章内容更加准确、完善。

　　（二）关于文本标题和节标题、顺序调整

　　把两份文本（第一次讲话稿与最后正式发表稿）的标题和节标题一并列出，不难看出两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指谓更贴切，与当时的国情更相符。例如，第二条将“资本主义改造”问题修改为“工商业者问题”，前者只在《正处》的讲话提纲中出现过一次，其他的一些文件与报告则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代替，如“中共中央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不难理解，“资本主义改造”涵盖的范围更广，涉及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领域，将其改为“工商业改造”，含义就更加聚焦。此外，这一改动还意味着将从事工商业的经营者从“资本家”这一身份中解放出来，更好引导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

　　第二，文中标题的顺序发生了变化。相较于讲话稿，发表稿提升了“少数民族问题”和“闹事问题”的排序。讲话稿中，少数民族问题的排序是十一，发表稿中提升到六；闹事问题讲话稿排序十，发表稿提升到了九。顺序上的调整反映了党中央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毛泽东向来关注少数民族问题，多次提到各民族要“讲团结”“求平等”。李维汉在党的八大批评有些同志“不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不愿意听取和尊重兄弟民族干部的意见”，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互相信赖”“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对于少数人闹事的问题，由于当时出现了生产生活资料紧张的情况，短短半年间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这就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

　　（三）关于文本内容的修改

　　毛泽东的讲话稿提纲总字数约1800，正式出版的《正处》总字数则有20000多。从内容上看，两份文本有删改，也有增写。改动之处与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毛泽东认识上的深入密切相关。根据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正处》的删改内容主要涉及六方面：第一，删去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第二，删去了对若干有“左”和右的倾向的文章的批评；第三，删去了具体实例；第四，增加了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第五，增加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断；第六，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对于《正处》的删改，体现和反映出毛泽东对矛盾问题的认识在深化，主要表现为：

　　第一，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和怎样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完全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并以此来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此，毛泽东在作《正处》讲话时就强调，“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在《正处》自修稿第一稿中，毛泽东做了进一步补充：“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这表明，不能漠视或无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也不能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而要根据客观规律对矛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第二，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针对社会上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一些人试图将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将敌我矛盾说成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当时部分干部身上有官僚主义作风，不时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有了隔阂。毛泽东感到必须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因此在自修稿第二稿中特地改写了一段：“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就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方法指导：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能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强制命令，而要把多种方式结合起来，因事制宜。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到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这句话很短，但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上去。这就为日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三，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在自修稿第三稿中，毛泽东补充了一段话：“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通过指出这个问题，毛泽东意在表明：如果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它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也不能漠视和无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觉得它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而要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

　　《正处》体现的矛盾思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思想指导，有助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矛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全面进步。正是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各种矛盾，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这一学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指南。

　　在修改稿中，毛泽东还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强调了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在《正处》自修稿第一稿中，毛泽东分析了社会思想状况，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仍然会用各种办法表现出来。在草稿（征求意见稿）第三稿中，毛泽东做了批示并改写了一段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发展，对这段话进行了三次修订和完善。在草稿（征求意见稿）第四稿中，毛泽东在批示中提到“有一段重要的修改”，即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作斗争的问题。后来再做进一步修改时，毛泽东又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一改动表明，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干扰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将长期存在。毛泽东还对党内外思想状况加以分析，认为最近几个月人们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放过了修正主义，指出“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在草稿（征求意见稿）第六稿中，毛泽东又作补充：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虽然在此之前——如1956年在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时，毛泽东还说“三个主义不要平列，主要是主观主义”。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到，思想斗争“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这说明，要做好思想斗争工作，必须用理论武装头脑，以道理打动人心、化解矛盾，以从根本上实现统一和团结；广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必须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注重工作方法，不搞简单粗暴的指示和命令，而要采取耐心细致的教育和引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总之，《正处》的十几次修改，反映出毛泽东抓住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向和原则，体现出毛泽东的认识始终随着思想动态和实际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更加凸显了《正处》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指导意义。

　　《正处》亦反映出毛泽东相关思想深入人心的过程。《正处》的单行本约有120余种，其中汉语版10余种，涵盖了不同出版社和年份；少数民族语言版20余种，包括藏语、蒙语、维吾尔语等；外语版80余种，涉及美国、苏联、日本、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此外，各种毛泽东著作集还收录了不同版本的《正处》。这些版本都基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版稍做修改，内容大体无异。笔者主要侧重考察不同版本在注解方面的变化。

　　第一，题解方面的变化。《正处》最初版的题解为：“这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演。现在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上海《新民报晚刊》在同一天对《正处》全文进行转载，配有工厂职工“听毛主席讲话”的现场照片。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亦保留了文本来源的题解，表明该版本由毛泽东记录、补充而来。1986年，收录在《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版本，阐述了当时的形势，在题解中增写：“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之后，中央文献出版社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删去了这一内容，增写了1957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的修改以及一部分征求意见的重要批语。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的版本中，题解仅做简要介绍，表明它由毛泽东对讲话记录做的“修改和补充”而来。1999年人民出版社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沿用了之前《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题解，侧重于介绍文本意义，称它“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

　　第二，内容方面的修改，包括校正错别字和标点符号。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做了词语方面的订正，将“归根结底”改为“归根结蒂”等。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改动了个别标点符号，如原来的“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一句，编者根据常识和之前修正稿的内容，认为“新的问题”后面的句号应当是逗号。

　　第三，注释方面的修改。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对《正处》提及的一些历史事件、典故和政策加以注解，补充了“匈牙利事件”“定息”等9项注释，以此介绍毛泽东相关思想观点或订正某个说得不够准确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史料资源的丰富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续向前推进《正处》文本的注释校定工作。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对原有的引语作了核查，增写了“整风”“十七条协议”等注释，同时编排方式也发生变化，所有选录文章注释均编排在书籍最后，更显科学性。

　　第四，增加对文章刊印和版本情况的说明。交代刊印所据的版本或稿本，可帮助读者了解著作发表情况，并对不同版本作对比研究。这些文本的刊发与解放思想带来的学术繁荣密切相关，反映出学界对于党史文献研究的重新审视和重要探索。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版指出，其所收《正处》一文“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1992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版和1999年《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版本均交代了所据稿本：“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前者还对主要版本情况作了说明：“已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199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版在文章最后交代了：稿本“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刊印”。除这几个版本外，《正处》的几节（第一节“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五节“知识分子问题”、第八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十二节“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团结问题”的两个段落）都被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或毛泽东文集。

　　由上述可知，《正处》的版本编纂与社会形势变化息息相关。对于政治议题，过去一些版本的讨论仅寥寥几句，取而代之的是客观说明编纂内容。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版本中，编者均在序言提及要客观评价《正处》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笔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不同刊行版本的《正处》，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满足践行毛泽东理念与主张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正处》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更是一部实践指南，能够指导人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坚持发展社会主义。自1957年6月正式发表以来，《正处》就受到海内外人士广泛关注，因为它提出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原则方法，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发展等问题，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形势下，对毛泽东著作进行修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折射出新中国走过的光辉历程，反映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所做的思考及形成的理论观点。

　　第二，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多部毛泽东著作，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社会热潮。1978年以来，相关资料进一步丰富，因此需要不断修订和完善毛泽东著作，使之更加全面和准确。另外，田家英提出，早先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不太适用于一般干部和群众的学习，因此，后续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收录了《正处》一文。总之，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刊行版本，因为有着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际需要。

　　第三，满足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正处》发表以来，各类辅导学习《正处》的资料（如《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考文件》《不平凡的一年——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体会》等）不断涌现，影响了经典著作发行。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修订、重编经典著作——1964年《毛泽东经典著作选读》（甲种本）和《毛泽东经典著作选读》（乙种本）就是这一行动的产物。之后，随着人们认知的变化，又需要重新对这一文本做出客观评价，既能认识到其理论贡献，又能正视其不足。总之，刊行不同版本《正处》的重要动力来自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需要。

　　自发表以来，《正处》就得到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而在此后几十年，这部著作一直为世人称道。《正处》的理论贡献不可磨灭，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和教训，而且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内容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反映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领悟和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准确把握。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正处》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发展了党的八大提出的正确方针。吴冷西认为，《正处》发表稿同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基调一致，主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总方向“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修改补充后的《正处》中，“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似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论断始终没有改变，体现出对党的八大决议精神的继承发展。

　　总之，应充分肯定《正处》在毛泽东著作中的地位。《正处》构成毛泽东关于矛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理论财富，对于今天学习毛泽东思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形式日益多元，各方面相互交织，因此解决起来也越发困难。这就需要着眼于新形势，加强学习，深刻认识和把握当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处理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办法，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为此，我们更需要借鉴历史。习近平指出：“五十年前，毛主席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意思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半个世纪过去，伟人著作至今读来，对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仍然很有启发意义。”这正是今天重温并学习《正处》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张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培训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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