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化工对于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防实力均有重要作用，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特殊地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保障战争胜利和粉碎经济封锁的需要，在利用各根据地丰富工业原料和天然矿产的基础上，采取了兴办化学工厂、开办初高级教育、推行化学科学大众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极大推动了化学化工事业的发展。但是，现有关于延安时期的党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事业的整体性探讨，鲜见有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化学化工事业这一具体问题的专门研究，而在化学史研究中，又侧重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化学化工事业的整体概述，对于我们党领导化学化工实践与中国革命事业之间紧密关联的分析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化学化工事业的原因、举措及其成效作一探讨，以期丰富相关研究。

　　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然而，很长一段时期，囿于战争等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难以稳定、持续地发展自身的科技事业。延安时期，党开辟和发展了广大敌后战场，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十几个抗日根据地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英勇作战。这些根据地大部分处于偏远山区和郊区，尽管交通不便，但是为全党争取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在此背景下，党中央结合自身发展和现实需要，立足根据地资源优势，开始着手发展科技事业，其中便包括化学化工事业。

　　（一）化学是基础科学，化学化工事业对于革命斗争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化学科学的深刻认识，为领导化学化工事业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多位领导同志均有过学习化学知识的经历，如毛泽东曾谈及自身“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刘少奇曾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化学等课程；聂荣臻曾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进行学习，等等。通过接触和学习化学这门基础学科，中国共产党人充分了解到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巨大能量。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明确指出：“科学中心还是力学、物理学、数学和化学”，“只有抓住科学的中心，才有正常发展的前途”。1944年 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提出，“建立化学工业，是边区目前急要之务”。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清醒认识到，化学化工事业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密不可分，必须优先发展化学化工事业。

　　（二）推进化学化工事业有助于解决根据地突出的物资供需矛盾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的物资供需矛盾，使得发展化学化工事业的必要性愈发凸显。创建初期，各根据地在经济上的对外依赖程度很高，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如布、棉、铁、纸以及煤油等，均需依赖对外采购以保障供应。但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却几乎切断了党向外采购、接受国际援助的渠道。在严峻的外部威胁下，各根据地必须要自力更生研发各类工业产品。1940年 10月，朱德强调：务必“发展化学工业，制造肥皂，牙粉，墨水，染料品，以供边区之需要”。但是，根据地原有化学化工产业的基础极为薄弱，不但不掌握核心技术，还缺乏专业人才。如在陕甘宁边区，“革命前只有家庭的妇女纺织和农村的手艺匠，少数的硝皮场，制毡坊，煤炭场等，虽有一个石油厂”，但“在内战时已被破坏”，也“没有任何手工业工厂，因之有广泛的矿藏、皮毛、脂肪油、蓖麻油等工业原料均未利用，工业品完全依赖边区以外供给”。在人民群众中，还有不少人习惯于以迷信方式解决实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如陕甘宁边区一些地区虫害成灾，但当地老百姓却有着“虫神不敢治”的迷信观念，因而不敢采取科学手段进行治理，听天由命，最终损失惨重。如何解决好技术、人才、社会认知方面的重重困难，满足各根据地对化学产品的迫切需求，成为我们党必须尽快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根据地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推进化学化工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中便有种类繁多、数量可观的天然矿产资源，为创建化学化工事业提供了原料保障。如陕甘宁边区的重工业原料资源就有盐、碱、石油、煤、铁、硝石、硫磺等，轻工业原料资源有木材、畜产、石膏、陶土、石灰石等。这些原料大多属于“质量兼优，取给不尽”。再如，晋察冀边区有多处铁矿，煤的产量也十分可观。晋冀鲁豫边区同样矿藏丰富，煤、铁蕴藏尤多，上党、焦作、六河沟及磁州均为全国著名煤、铁产地，太岳的金、银、铅，和阳城的硫磺、硝亦均有名。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化学化工事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决心大力支持化学化工事业的发展。1939年1月，党明确提出，要开办实用科学研究所，来发展包括化学在内的科学研究，造就一批科学人才，“以供应发展国防经济之需要”。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化学化工事业的热潮。

　　延安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了化学化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采取了兴办工厂、开办教育和推广普及等一系列措施。

　　（一）兴办化学工厂

　　1937年 5月，我们党提出了“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 的工业建设任务，但此时的重点主要是“恢复民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面对着“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极端困难局面，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大力发展工业生产，领导开办了系列化学工厂。

　　首先是基础化学工业方面。基础化工中的硫酸、硝酸、盐酸等产品，是军事工业的必需品。1938年 10月，毛泽东作出指示，“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为此，各根据地相继开办基础化学工厂，以保障军事工业建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晋察冀边区的大岸沟化学厂和陕甘宁边区的紫芳沟化学厂。

　　大岸沟化学厂是由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创办的。1940年 3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冀中技术研究社首创“缸塔法”成功研制出硫酸。对此，彭德怀、左权称赞为“工业建设上一大进步”，并指示要尽快将硫酸进行工业化生产，“以能供给全华北各工业部门”。同年 7月，大岸沟化学厂成立，相继研制出了乙醇、乙醚、硝化棉、无烟药等化学产品，供子弹厂、炮弹厂、手榴弹厂使用。其中，大岸沟化学厂自制的无烟药，与日本无烟药相比，在性能上都毫无逊色。此后，该厂还成功研制出了爆炸威力强大的硝铵炸药，更为全党的武器制造带来革命性改变，极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这些研究成果不但推动了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而且还被推广到了晋冀鲁豫、晋西北等其他边区，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

　　紫芳沟化学厂是由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工程师钱志道等人组织筹办的。该厂将晋西北的硫磺运到延安，并设法解决燃烧炉、除尘室、搅拌器等设备问题，成功制成了硫酸和硝酸。后经多次改进，其生产硫酸的浓度达到 96%以上，产量也逐步提升，不仅满足了整个陕甘宁边区的需要，还可向其他地区销售一部分。尤值一提的是，钱志道根据技术资料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强棉（即含氯量高的硝化棉），将其装入手榴弹，以增强杀伤力。该手榴弹爆炸声巨响，具有相当的震慑作用，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爷台山战斗中显示了效力。

　　其次是日用化学工业方面。日用化工涵盖的橡胶、药品、制革、肥皂、油漆、颜料制造等多个行业，在延安时期均得到一定发展。仅陕甘宁边区，至 1944年创办的化学工厂就包括有 2个肥皂厂、3个陶瓷厂、1个石油厂、1个火柴厂、1个制药厂、2个皮革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华化学厂。该厂主营产品有肥皂、墨水、粉笔、牙粉等。到 1943年，该厂的年产肥皂达到 48万余条，较上一年增多了55.3%。与此同时，其他根据地的日用化学工厂也发展迅速。如山东抗日根据地胶东区建立有东海、西海两个化学实验室，成功从松木中提炼出制造油漆、药品、肥皂等产品所需的原料木焦油。当时世界各国都未公布有关木焦油的制作方法，此项成果堪称我国化学化工领域的创新突破。到 1944年，胶东区的肥皂厂就增加到了 500余家（战前不过二三十家），鲁中及滨海所生产的香皂、药皂品质都很好。此外，蜡烛、墨油、枪油等各种日常化学用品均能实现自给自足。为推动这些化学工厂的建设，我们党还特别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化学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建立起来。

　　一是全党高度重视，明确生产任务。我们党把化学工厂建设作为工业发展的重点内容，给予了高度关注。1940年 9月，朱德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新华化学厂成立 1周年纪念大会，并强调，“延安工业应争取全国（特别是游击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模范”，给予全厂职工莫大鼓舞。在晋察冀边区，化学工厂是整个根据地的重点保障对象，每遇日军扫荡等危险情形，化学工厂的技术人员和设备总是被优先安排转移。同时，我们党还就工厂的建设任务作出了具体安排。如 1941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计划》明确要求：“化学厂除继续改良品质，扩大销路外，应研究以脂肪油制造蜡烛，用以代替洋烛。建立染料厂，利用植物制造染料，以供纺织制革使用。”同年的《晋冀豫边区经济建设计划》也强调了“食盐自给，加紧路东西两处熬盐生产，提高硝价，聘请化学人才改良硝盐”，“开办硫酸厂、酒精厂、硫磺厂”等科学、细致的发展要求。通过明确生产任务，我们党为各化学工厂指明了具体方向，推动了化学化工生产的有序开展。

　　二是实施优惠政策，保障生产发展。首先，在财政上增加投资。尽管延安时期我们党的财政极度困难，但还是尽力保障了对化学工厂的生产投资。1940年 11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的《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扩大现有公营企业，首先是盐、煤油、制药应用化学，“集中人力财力，突出这些企业，使之有迅速的成效”。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拨出专款来支援新华化学厂扩大生产规模。次，在销售上给予支持。边区政府还优先帮助化学工厂进行产品的销售。如延安大众合作社专门成立了土产推销部，协助化学工厂推销火柴、肥皂等产品，却只收取较低的手续费。再次，在税收上进行保护。对根据地生产的化学工业品免除税费，对外来货品则实行征税，如晋察冀边区明确规定，在边区境内制造化学器皿、肥皂、皮革、造纸、牙粉等“日用品必需工业者”，可“豁免全部营业税所得税一年至四年（视其占用固定资本大小而定）”。不同于国统区各化学工厂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压榨剥削而发展艰难的状况，抗日根据地各化学工厂在我们党的保护下，享受到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稳健发展。

　　三是激发工作热情，推动生产发展。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措施。为鼓励化学化工产业的创新创造，我们党推行了一些激励举措。如陕甘宁边区为争取染料自给，专拨奖金 100万元，并责成建设厅设专门委员会，以广泛奖励民间用化学办法制造染料的发明创造。在化学工厂内部，也会通过工资评级发放的方式来激励工人。如新华化学厂每 3个月进行一次工资评定，按“技术”“厂龄”“劳动力”“创造性”“忠实”“劳动热忱”“爱护工具”“节省原料”等 8项内容打分，确立工资标准。另一方面，举办生产竞赛，树立劳动典型。为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并调动工人改良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的积极性，各工厂开展了一系列劳动竞赛。如在陕甘宁边区，新华化学厂组织各生产组开展相互竞赛，工人之间也进行个人挑战，最终推动了工厂生产效能的提升，节省了不少原材料，仅在 1943年 5月熬碱即节省炭 5697斤。火柴厂借助生产竞赛，也在降低耗材的基础上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至 1946年 3月，火柴厂蘸药组每板蘸药减至 8钱多，蘸油墨则平均减为 3钱多，“质量仍保证了根根管用”。可见，在党的积极推动下，化学工厂通过劳动竞赛的方式不断优化生产工艺，使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外，为进一步帮助工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工厂还大力推行了学习特等劳动英雄赵占魁的运动。1944年 7月，陕甘宁边区发布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发展与坚持赵占魁运动”，其中特别强调“要学习新华化学厂，他们随时纠正工人中的偏向，及时奖励新的发明改进”。新华化学厂因为持续开展“赵占魁运动”，到 1943年 8月，该厂人员减少了 27%，产量反而提高了 55%，其中熬碱组的人均产量更是提高了 91%。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并行的方式，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得以极大激发，推动了生产战线的蓬勃发展。

　　（二）建立化学教育体系

　　党的各方面建设离不开专业技术人才。事实上，早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认识到培养化学专门人才的重要性。1933年 7月，朱德提出，对战士的训练应该集中注意于“专门技术人才的养成，如机关枪手、高射机关枪手，炮兵、工兵、通信、化学专门人才”。延安时期，为培养更多化学专门人才，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化学教育体系，开办了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了化学初级教育，重点在于对工厂工人进行基础培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化学初级教育主要展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由工厂负责组织和实施相关教育活动。各化学工厂非常重视对本厂工人的教育工作，委派厂里的技术员对工人进行相关培训。如新华化学厂就设有 10名由工作人员担任的教员，将工人按教育程度分为 4个组，每天晚上组织 2小时集体学习，内容包括文化、政治、技术等。为培养更多工业技术人才，陕甘宁边区工业局还在 1942年专门开办了职业学校，并设化学科于新华化学厂，统一组织招生，将学员分为初级与高级 2个年级，进行化学专业的职业教育。二是教学内容与工人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考虑到工人多为当地招募的文盲或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为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知识，初级教育的教学内容便从阿拉伯数字开始，再延伸到基本的元素符号、化学反应方程式等学科知识。同时，还注重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教授给工人，如山东抗日根据地胶东区的化学实验室每研究成功一项新产品，便立即传授给各厂工人，以及时提高生产。三是协同文化娱乐活动推进教育活动。各化学工厂会根据工人的思想动态和当前时事，借助秧歌、戏剧等多种形式，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中推进教育工作，对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陕甘宁边区的化学工厂曾以“工厂是自己的家”为主题，开展系列文娱活动，使得过去一些在旧历年节时因思念家乡而情绪低落，或因请假回家而影响生产的工人，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之中。经过各类学习活动，工人们迅速掌握了专业知识，提高了生产技能。如紫芳沟化学厂的工人徐向国原本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通过参加工厂组织的教育活动，不但掌握了英文、化学及其他科学知识，还能根据英文版书籍进行化学分析，展现出了良好的专业水准。在新华化学厂，许多原本一字不识的工人在接受教育之后，不仅认识了许多汉字，还学会了写化学方程式。更重要的是，此类教育活动还大大提升了广大工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新华化学厂的工人张有全就赞叹道：“替革命生产的工厂就是自己的工厂。我们厂里不但不打人，不骂人，而且教我们学习，比自己家里还好。”

　　为打破封锁、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发展好化学高等教育，自主培养了一批攻克技术难题、满足生产需要的高级技术人才。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我们党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学系（后调整为化学工程系，以下简称“化工系”）。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工系正式创办于 1940年初，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徐特立在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明确要求：化学应该“进行有目的的实验，有生产关系的实验，这就是理论与实践合一的最高原则和基本的方法”。由此确立了自然科学院化工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体现出为生产与军事服务的鲜明特色。

　　在师资配备上，化工系的规模和实力均较突出。作为延安自然科学院中人数最多的系，化工系可谓是人才济济。在党的统筹安排下，一大批权威专家学者加入到化工系的教师队伍之中。其中，化工专家李苏担任系主任，主要负责讲授基础化学、定性分析化学、定量分析化学等课程；化工专家恽子强讲授普通化学；有机化工博士陈康白讲授有机化学。化学系教师还有刘咸一、屈伯传、林华、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张定一等。其中不乏留学归国的学术精英，如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均为留德回国，其余也多为国内高校培养的高级人才，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对于这些化学化工事业建设的骨干力量，党中央做到了政治上充分信任、生活上关心关怀、工作上大胆使用。如，陈康白奔赴延安后，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军工局技术处处长，后转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在当时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党中央也尽量保证了专家学者的生活需求，使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42年 5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制定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明确将化学等方面技术人才，分甲、乙、丙三类，在津贴、伙食、窑洞、衣物、书报等日常生活，以及职务晋升和政治待遇等各方面给予优待。

　　在教材和实验仪器配置上，以自编教材和自制设备为主。针对学生基础不同、学习难度各异的情况，化工系教师自编了大量教材。其中，恽子强编写的《半微量无机定性分析》一书，就深受学生欢迎。教学中所需的仪器设备也主要由师生和技工师傅自行制作，如化工实习工厂的酒精灯、蒸馏塔等，就是由技工师傅敲打焊接组装而成的，其它如玻璃、肥皂和纯碱等实验设备亦为自行加工制造。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帮助下，化工系还于 1942-1943年间从香港等地分批采购了一些玻璃仪器、药品和英文原版课本，实验条件由此不断向好。

　　在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化工系的专业课程包括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工程、普通地质学、工厂管理等。为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专业能力、配合专业课程的学习，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办了化工实习工厂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学生除了在学校自设的工厂进行实习之外，还可以参与到其他实际工作部门的技术工作。正如时任自然科学院教育处长兼任化工系教师的屈伯传所言：“我们的教育在目前完全是配合实际的需要。”

　　此外，还组织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活动。与延安自然科学院同期成立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团体，其下设立了化学学会。屈伯传认为：“边区自然科学界有十分之四五是研究机电与化学的。今后学会成立，将团结全边区同志，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研究工作，帮助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化学学会成立之后，以制造硫酸、磷、耐火瓷土、单宁为研究重点，组织化工系师生参与了相关科研活动，并取得了一批有益成果。如在简陋的木棚里开办工厂，化工系师生自制了硫酸、硝酸，生产出黄色炸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队作战的急需。再如，化工系教师华寿俊先后试制成功马兰纸、钞票纸等，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纸张缺乏的严重困难。

　　（三）推动化学科学大众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的主张，“使自然科学能广泛的深入群众，把一般自然科学基本知识教育群众”，以期让先进的科学更加直接地为革命、为民众服务。为推动化学科学大众化、提高群众认知，各根据地探索出发布科普文章、举办产品展览等文化教育方式，开展了群众性的科普教育工作。

　　第一，发布科普文章。这一时期，党报党刊肩负起了推动科学普及工作的重任。《解放日报》的“科学园地”副刊就曾发表了多篇涉及化学领域的重要科普文章：1941年 10月 4日刊载的《边区的黄土》，对陕甘宁边区黄土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地势及土壤性质，提出了一系列改良的办法；1941年 10月18日刊载的《谈谈边区食物营养问题》一文，从化学角度对陕甘宁边区食物进行研究，详述了人体所需各类营养素的含量，并对主要和特殊营养素进行了分析；1942年 5月 3日刊登的《谈谈黄铁矿》则对陕甘宁边区常见的黄铁矿成分及化学性质进行了介绍，等等。这些科普文章大多取材于实际生活，介绍了蕴含在生产生活中的基本化学概念、常见化学物质及化工生产工艺等相关知识，帮助广大群众建立了更为科学的认知。从 1942年 1月起，“科学园地”副刊增设了“问答栏”，持续答复读者提出的化学问题。如：“木炭灰里的碱质，是否能吃用？含量怎样？”“白矾的性质及作用是什么？”“日常用品中所谓‘化学’制的‘化学’到底是什么？”“西红柿放置室内，不经日光，青的亦能变红，是起何种化学变化？”，等等。这些问题源于读者对生产生活中化学问题的直接观察与思考，具有代表性。而报纸通过对这些化学问题的回答，在大众中广泛传播了化学知识，树立了科学理念。

　　第二，举办化工产品展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举办各类生产展览会，以展出原料、成品、模型为主，辅之以绘画、照片、统计表等生动形象、简洁明了的形式，推广生产技术，教育和激励群众改良产品、发展生产。仅陕甘宁边区在 1938年至 1944年间举办的生产展览会就达到 29场，毛泽东曾多次亲临现场进行指导。1943年 12月，他在生产展览会上指出：“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以求得这些经验能成为指导全边区人民合作生产的方针”，强调了以展览会形式推动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1944年 7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的《关于召开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生产展览大会的决定》明确要求，展览会要专设化工产品一类展品，并且在展览布置上要“讲究组织与艺术的结合，以达生动具体，使观众一目了然”。

　　事实上，在这些生产展览会上，化工产品一直是主要的展示内容。如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就展出了延长石油厂生产的汽油及其副产品等；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不仅展览有光华化学工业合作社出品的肥皂、牙粉、粉笔、墨水，还展示了手榴弹的制作过程和模型。1941年晋察冀边区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展览会也展示了化学工厂自行生产的硫酸、硝酸、乙醇、乙醚、硝化棉、无烟药、雷汞、盐酸等产品。生产展览会用“具体的事实来证明”，通过“优劣的竞赛与展览”，极大提升了群众的认识。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工业展览会上，就有参观者称赞道：“在化学工业和制药业的部门中，可以看到边区的化学技术人才，是在埋头苦干，日新月异的发展着”，“为求建设边区，达到边区自给自足，工业是还要大大发展的啊”。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化学化工事业实现了重要突破，不但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还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化学化工人才，弘扬了自力更生、求真务实的精神，为后来新中国的化学化工事业打下了基础。

　　（一）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

　　这一时期，我们党领导创建了化学化工事业，利用各根据地的矿产原料优势成功制造了大批军民用品，冲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了物质缺乏的难关，有力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革命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一，保障了物资供给。一系列化学化工技术的重大突破，提升了各根据地的生产效能，大大丰富了物资供给。比如，林华研制出玻璃、耐酸陶瓷、耐火材料等，不仅使陕甘宁边区在玻璃、陶瓷制品方面实现自给自足，也为炼铁、炼胶、制磷、制火药等工业生产解决了工具和材料的问题。到 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肥皂、火柴、纸张、陶瓷、纸烟、盐等已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又如，山东革命根据地胶东区的化学实验室从花生油中提炼出了凝脂酸，又从硝盐和石灰里提造出火碱，并成立肥皂制造训练班，在半年内使整个地区实现了肥皂的自给自足。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化学化工事业的进步，大大解决了各根据地原本化学产品物资供给不足的问题。

　　第二，发挥了建设作用。一方面，带动了其他行业门类发展。基础化学工业直接带动了军事、机械等工业的发展；制革、肥皂、火柴、制药等日用化学工业的发展，则推动了农业、畜牧业、纺织业的进步。如晋察冀边区成功自制无烟药，加之提炼出纯度高的锌和铜，进而生产出“全自制的子弹”，是军事工业方面的重要突破；陕甘宁边区研制出脱脂的大麻纤维，进而制作出麻类纤维纺织品，带动了纺织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加了百姓收入。化学化工事业还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收入，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激发了普遍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工农业建设的进步。如陈康白研究出筑田引水晒盐新法，使得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盐的产量成倍增加，盐质显著提升，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当地盐户打盐 4个月的收入即数倍高于全年耕种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其丰厚的利润还吸引了外地不少难民到盐务局领地打坝，从事盐业生产，推动了当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促进了贸易平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的化工生产持续扩大，一部分化学产品还输出到根据地以外进行销售，从而缓解了过去贸易不平衡的困难。如根据1943、1944年的统计，陕甘宁边区盐的产量曾达 40万到 60万驮，除供本地全部需要外，每年还可以向外输出 10万到 25万驮；肥皂年产40万到 50万条，在满足根据地需求之外，也可以对外输出，增加贸易收入。正如陈云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发言所指出的，由于生产包括化学产品在内的日用品进一步增多，陕甘宁边区“共能减少入口货物总值达边币三百万万元。这样就使得我们边区的经济地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抗战的力量。”此外，一些化学化工行业以取自本地、成本较低的化学原料为基础，自然减少了之前向外购买高昂原料的外汇支出，这对于稳定根据地整体金融物价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化学化工人才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推动创建化学化工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吸纳并重用了一批化学化工专家和技术人才。1940-1945年间，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培养的专业学生共计 55人。到 1944年 5月，仅陕甘宁边区的化学化工行业的工人就已增长至 940人，包括公营工厂的 594人和民营工厂的 346人。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化学化工领域专业人员的紧缺问题。

　　在这些化学化工专业人员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才。其中既有博士、教授级别的高级专业人士，又有众多具备实践经验、拥有大学学历或专门学校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以深厚的专业素养和过硬的技术本领，受到党和边区军民的高度评价。如 1944年 12月，延安大学进行群英选举，恽子强就因其“为人刻苦、朴素，用唯物的观点教授化学，切合实际，以浅显、具体事实说明原子构造等问题”而当选为“模范工作者”。又如，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别号召：“要学习钱志道同志，他坚毅努力，刻苦经营，创立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精神；要学习华寿俊同志利用马兰草造纸和林华同志制造玻璃、陶瓷的精神”。此类专业技术人才的模范事迹，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化学化工人才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及其政策的感召，纷纷向党组织靠拢，如华寿俊于 1938年初到达延安，同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屈伯传于 1940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成长为兼具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的科技人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经过党的教育培养和不断的实践锻炼，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奋战在科技战线上，成为引领新政权化学化工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钱志道、恽子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林华以及曾就读于自然科学院化工系的彭仕禄、戚元靖，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们凭借过硬的政治素质、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的工作经验，又为新中国化学化工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卓越贡献。

　　（三）弘扬了自力更生、求真务实的精神

　　延安时期，虽然条件艰苦、基础薄弱，化学化工专业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仍坚持将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紧密结合，奋力拼搏、迎难而上，攻克了一个个研究难题，突破了一项项关键技术，锻造出求真求实的创新精神，弘扬了敢闯敢干的奋进力量。如钱志道原本专攻理论化学，很少与实际接触，到延安后，看到地瘠民贫、毫无工业基础的困难景象，决心把自身所学用到亟待发展的基础化学工业上。经过不断钻研、大胆试验，由他主持设计和安装的硫酸（铅室法）、硝酸甘油（硝化喷射分离器法）、硝化棉（汤姆逊法）等产品生产工艺均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毛泽东为其题词：“热心创造”，大力称赞其自力更生、积极参加一线建设的奉献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发动下，广大基层技术工人们也因陋就简、无畏投身于党的化学化工事业建设，展现出开拓创新的精神面貌。由于条件的限制，化学厂中各种产品制造设施并不完备，但技术工人们毫无怨言，对于配制火药、炸药等高危操作也纷纷争抢着去完成。正是凭借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化学厂在全厂无一技术人员曾从事过火药与炸药制作、无一套化工设备的情况下，仅用 10个月左右的时间，便成功试制出无烟药样品，取得了重大成果。

　　延安时期，一批批化学化工专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求真务实”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后来新中国的化学化工事业不断前行。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参与了我国“一五”计划期间的 156项重点工程项目的协定，还指导了大型火箭发射药的研制和生产。他在晚年回忆起延安时期的经历时，仍然感叹：“生产那种东西，危险性很大，我们的劲头很足。当然，我们也不蛮干，是很科学、很严密的组织生产的。”进而勉励科技人员：“现在，我们要下决心与贫穷落后斗争，科技工作者要从这里寻求动力，燃起为祖国科学技术事业献身的激情来。”可见，光荣的延安传统和科学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新中国化学化工事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延安时期，针对武器弹药原料短缺和化学日用品供应不足的突出问题，我们党秉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创建和发展了化学化工事业。在党的坚强领导与周密部署下，短短数年之间，各根据地便建成一系列质量兼备的化学工厂，初步建立起基本的化学工业体系，有效缓解了化学产品的供需矛盾，有力支援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此期间，我们党还大力推进化学教育与知识普及，培养了大批化学化工专家和技术工人，提升了广大群众的知识素养，这不仅化解了专门人才短缺和群众认知落后等问题，也为新中国的化学化工事业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这一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化学化工事业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推动化学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简介：胡靖，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