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其中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可或缺。与直接掌控“物质力量”的其他社会群体不同，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劳动，但是能够给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群体“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五四运动后，面对传播先进理论、组织工人运动、开展革命的现实需要，先进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组织旅欧旅俄勤工俭学、创立研究会、文化团体等方式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增强自身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探索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中最为响亮的口号。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取得在华设立工厂的特权，竞相投资建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两种因素作用下致使雇佣工人的数量迅速增长。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 200万人以上。靠出卖劳动力和技术生活的工人，虽然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但却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分布在外资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在外资企业里，中国工人不仅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遭到野蛮的民族歧视，以英美烟草公司汉口工厂为例，1905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 6元，即便是 1926年增至13.5元后，还不及外籍学徒工资的 1/7。武昌、汉阳的绝大多数工厂里，工人的工作时长都在10小时以上，甚至如武昌造币厂竟长达 18小时。工矿企业更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工人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在“满屋灰尘，臭气充天”的造纸厂里，扯破布头的女工每人每天“作十小时工”，忍受着“破布头的臭味”，却只能得到“三百个大钱”，厂内“漂白粉的绿气，和破布里秽气及微生物”让工人如在“人世间的三十六层地狱”一般。

　　现实生活的悲惨和社会地位的低下使中国工人阶级具备了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性，也成为革命中最需要团结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时也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和高度集中的特性决定其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但中国工人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发挥自身的革命作用的。从五四前后一段时间内工人的活动情况来看，由于缺乏科学革命理论的指导，早期工人运动主要表现为分散的、自发的经济斗争。思想上的落后性和组织上的无序性也使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仍处于初步阶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工人阶级要摆脱压迫，最终实现自身解放，需要科学的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人运动。20世纪初期，中国工人阶级在思想文化层面受行帮观念、宗教迷信和农民小生产思想等封建意识、习俗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反抗意识。面对多重压迫，工人阶级根本无法单独依靠自身力量去掌握社会主义学说，自发地开展政治斗争。因此，要实现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过渡，让广大工人成为革命的同盟军，就需要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承担起宣传进步思想和组织革命运动的重要任务，到广大工人中去宣传革命思想。

　　五四运动后，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撰写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共产主义影响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思想理论层面的先进性奠定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指导地位。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既需要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也需要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为阶级基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无疑就是联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桥梁。列宁指出，就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一个阶级中“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应是该阶级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的领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俄国让中国知识分子从事实上看到：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停留在书斋里高谈阔论，只有到工农群众中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与工农大众这支主力军结合起来才有救国救民的出路。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入，近代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初具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这也为中国革命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也成为推动无产阶级和兵士在“同一主义下面联合起来”的关键。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并为改造中国社会现状寻求革命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导，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的积极分子开始学习、研究并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知识分子主动走入工人群体，满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中国革命运动开展的双重需要。一方面，先进的思想理论必须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陈独秀在 1920年的随感中点明，无论“道理真实的名词”说得如何好听，都离不开实际运动，否则便毫无用处。要使工人运动不迷失方向，科学社会主义发生效力，就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样需要知识分子去争取工农群众。因为“真正与一切统治阶级利害完全相反的，只有农人与工人”，他们是中国革命所应当倚赖的主要力量，先进知识分子虽然“富于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但“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之现实生活的要求及阶级的战斗力”，是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客观的革命条件，所以单凭知识分子自身的力量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

　　1921年 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田诚撰写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在汉口地区发行，文中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出强烈呼吁，号召他们“到工厂和田庄里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一般工人和农人握手”，主动“和无产阶级握手”，把知识“贡献到劳动者的脑袋里去”，动员知识分子去“教育工人和农民，实行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从而明确地向他们提出了“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要求，为建党初期知识分子的行动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由此可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已经初步认识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重要性。知识分子肩负着组织工人阶级将科学理论付诸革命实践的重要任务，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开展革命运动，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改造旧社会的唯一方法。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线开始更多地转移到劳苦工农群众，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他们的革命行动也从此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到工人中去”的必要性，更在实践中积极践行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行动主张。他们通过开展社会调查、宣传进步思想、普及平民教育和组织成立工会等形式有步骤地在工人群体中开展革命活动，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日益密切。

　　（一）开展社会调查以走进工人群体

　　建党前夕，为了更好地走入工人群体，一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开展社会调查，结合调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从工人熟悉的具体事物中讲清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而推动工人运动。这种“从工人中来，再到工人中去”的实践思路，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组织工人的重视。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相对落后，鲜有工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实践运用。因此，采取何种方式走进工人群体，使先进的革命思想和理论更容易被工人阶级所接受，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组织活动中必须思考的问题。恽代英曾指出，知识分子向民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懂得“因势利导”，只有“调查他们生活的实在情形，学习他们的谈话”，才能讲出群众想要听、听得懂的话。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思考新的救国道路。1919年初，李大钊指出，知识分子阶层“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必须要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在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建立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社会革命一定要以工厂作战场，如果决计要想社会革命，必定要钻进工厂里去，……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入工厂的方法。”1920年 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北京《晨报》报道：“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这进一步促使当时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决心到工人中去开展革命工作，深入工厂、码头、铁路进行社会调查，反映工人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呼声。同年 5月，《新青年》第 7卷第 6号《劳动节纪念号》专门刊载了大量介绍世界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概况的文章，以及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有价值的调查资料正是陈独秀约请高君宇、许元启及各地的革命青年提供的。

　　武汉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镇，这里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样注重在调查研究中走入工人群体。1919年，陈潭秋从武昌高师毕业后，即以新闻记者为职业，接近工人，调查工人生产状况。恽代英、董必武也经常鼓舞身边进步青年把理论与革命活动结合起来，深入社会生产一线了解状况。在他们的影响下，武汉的进步青年们纷纷到工厂调查，写成一批有价值的调查报告。1920年 9月，在武汉早期党组织酝酿筹建时，郑凯卿等进步青年就对武昌织布局、纺纱局、铜币局、银币局和麻布局的工人数量、工资、工时和家计等进行了详细的调研，他们将调查结果以《武昌五局工人状况》一文在《新青年》第 8卷第 1号发表，在社会上引起积极反响。同期还刊登了《汉口苦力状况》一文，详细叙述了汉口“江岸一隅”码头搬运工人苦难的生活状况。工人无衣物可换，全身“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工人也无处可住，“河滩、街沿、货棚、船头”皆是他们的卧室，“上风露而下湿潮”；遇到吃不上饭的情况，工人就去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食用，日复一日，工人不可避免地生病致死。了解到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现状后，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团结教育工人的重要性。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当地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有组织地深入工人群体中开展调查研究。1921年 4月，经过对武汉地区劳动界的一系列调查，包惠僧在《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这份调查报告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武汉工人的生活“有十二分的痛苦”，提出以劳工教育、劳工组合、劳工俱乐部等形式把广大工人“快快团结起来 ,推翻资本制度”。实践证明，知识分子在调查走访中同各行业工人建立密切联系，既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也为早期工人运动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宣传进步思想以唤醒工人的政治觉悟

　　具有斗争意识是开展革命斗争的前提。1919年 3月，为了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唤醒广大民众的阶级意识，邓中夏等进步青年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平民教育演讲团”。最初，讲演团主要是在街头面向城市居民作不定期的反帝反封建讲演。后来，由于听讲者十分踊跃，讲演团“广邀团员，以为大扩充之地步”，并确定今后的活动“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厂讲演”。通过讲演团这个平台，邓中夏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工人群体宣传革命道理，虚心向工人们学习并和工人促膝谈心、交朋友，受到工友们的广泛欢迎。随着宣传教育活动的推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卢沟桥、长辛店、通县等地的工厂建立起固定的活动场所，定期开展讲演，这为知识分子密切联系工人、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撰写宣传文章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俗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给工人阶级的主要方式。1920年 5月 ,为了庆祝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节日，《新青年》第 7卷第 6号专门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封面是罗丹的名画《劳工神圣》，孙中山和蔡元培分别为杂志题词“天下为公”“劳工神圣”。在这本整整比平时扩大了一倍以上、篇幅达 400页的纪念号中，李大钊撰写了题为《“五一”May Day运动史》的发刊词，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与伟大意义，呼吁广大中国工人把 1920年 5月 1日看成是“你们觉醒的日子”，要为工人的权益而奋斗。陈独秀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工人是社会发展的“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纪念号中还有陈独秀在调查研究后撰写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无法调和的“劳动问题”的症结，就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与对立矛盾，明确指出当时的劳动运动，应以要求管理权而不是要求提高待遇为目的，“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不可不预防的”。

　　192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相继建立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群体中的宣传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为更好地唤醒广大劳工的斗争意识和阶级觉悟，《劳动界》《劳动音》《工人周刊》《济南劳动月刊》等专门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刊物在各地早期党组织的筹办下陆续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这些刊物一是明确以工人为对象，善用工人阶级喜闻乐见的说话方式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二是经常刊登一些不同行业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三是通过介绍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工人罢工的具体实例，号召中国的广大劳工起来反抗以争得权利和自由。邓中夏在为《劳动音》创刊号写的《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中强调，工人刊物的办刊宗旨就是“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并希望通过通俗的工人刊物“介绍世界的智识”，“纪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从而引导劳动者们“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劳动音》最初在北京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区发行，通过结合具体事例反映工人现实生活状况和报道各地罢工运动，以此方式通俗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这一宣传方式颇受工人欢迎，每期销售可达 2000份左右，极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意识，为今后发动更大规模工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

　　（三）推广平民教育以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

　　鉴于工人群体的文化水平较低，除以进步刊物为学习载体，早期知识分子还通过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识字班等形式，广泛开展平民教育活动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教授文化知识，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

　　文化知识的匮乏严重制约着中国工人阶级早期斗争的实效性。建党前夕，瞿秋白在分析中国工人状况时就指出，尽管处于极为恶劣的环境，但“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文化，他们还没有觉醒。陈独秀也提到，正是因为工人“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做阶级的斗争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从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现实状况来看，“没有知识，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迫切地需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帮助，开展有效的工人运动也迫切地需要先进思想的指引，但早期知识分子更多地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加以宣传和介绍，鲜有涉及革命学说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意义。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而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对工人阶级普及教育，增强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他们“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

　　推广平民教育是知识分子将教授工人学习文化知识与面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重要方式。1919年末至 1920年春，恽代英、施洋、李书渠等进步青年开始在湖北地区筹建教育改进社、平民教育社等组织，旨在普及教育、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拯救国家。此后不久，董必武等又组织进步学生成立读书团体“人社”，创建新教育社和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在武昌、汉口等地面向工人及其子女开展义务教育。武昌的第一平民学校招收的全是工人，其中船工占 1/2，竹工、木工、织工等手工业工人占 1/2。武汉早期党组织还在武昌第一纱厂和汉阳兵工厂兴办识字班。据当时在武汉活动的进步青年回忆：“这种工人识字班办的很广泛，……武昌的武汉第一纱厂、汉口的英美香烟厂和汉阳的兵工厂（包括炼铁厂、制枪厂和火药厂），其他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纱麻四厂、南洋烟厂，还有汉口的一个日本人的纱厂以及铁路工人中都有这种识字班。”与此同时，这些进步团体所筹办的《教育旬刊》《新教育》等刊物，也成为了普及平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如此，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李启汉等人还在纺织工人（纱厂）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同一时期，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在工人较为集中的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上课，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基本一致，夜班是工人上课，学习科学文化常识与专业知识，再包括当时兴办的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劳工学校、职工夜校、读书会等，这些学校或社团虽名称不一，但办学方式大多比较灵活，均以短期班、实用型为主。这种教育形式把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同传播革命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对团结工人群体、巩固群众基础、进而推动革命运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组织“真的工人团体”以有效开展工人运动

　　五四运动后，随着理论宣传的渐次深入，工人阶级接受了先进思想，觉悟日渐提高。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工人运动并未展现出太多变化，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处。究其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工人团体的组织和号召，因此，号召有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迫在眉睫。

　　工人运动兴起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自发的经济斗争。据《汉口新闻报》《大汉报》报道，从1918年1月初到1919年4月底，武汉三镇先后爆发武汉造币厂工人、汉口炭店工人、扬子机器厂工人、李昌义染坊工人等罢工斗争。这些早期的工人运动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初步展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但工人们往往只停留于提出某些经济要求，并未认识到必须“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其结果大多也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爆发后，伴随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们开始更深刻地意识到团结起来斗争的重要性。1919年 10月 3日，辽宁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 400多名中国炼铁工人和 100多名日本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而举行联合罢工。公司被迫给工人增加 2-3成工资，缩短 1小时的劳动时间，罢工取得胜利。

　　为了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开展运动，在对工人进行启蒙与教育的同时，陈独秀、李达等先进知识分子也纷纷表示，需要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联合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1920年，陈独秀明确提到：“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工夫”。同年 11月，李达也在演说中指出：“劳动者若看清了资本的专横跋扈掠夺无人道，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家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越大。”工会是团结带领工人阶级有效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组织。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组织工会这类工人团体并非易事。在五四运动后，上海、广州等地曾出现了许多自称代表工界的团体，但那些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衫的先生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组织真的工人团体”既要在理论上让工人知晓成立工会的重要意义，也要在实践中培养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让有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对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帮助工人并指导他们建立工会，通过工会教育、训练、团结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

　　1920年 11月，早期党组织领导下第一个完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由工人阶级主导的新型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与当时各类学社以青年为对象不同，知识分子动员工人群体成立工会的目的就是教育工人阶级接受革命思想，开展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在陈独秀看来，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就是知识分子组织新的“真的工人团体”的一种尝试。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而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必然产物。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后，《新青年》随之迁往。作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正在上海一家古董玩器商店帮工的青年李中，在陈独秀的启发、指引下，逐渐成为一名热心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同李达、陈望道等人一起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加强同广大工人的联系，李中主动进入江南造船所做工，到工人中去宣传革命。这使得李中进一步意识到，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个为他们发声、指导他们斗争的组织。为此，他积极帮助陈独秀等人组织机器工会、商订章程，动员陈文焕等人积极开展工会的筹建活动。1920年 10月，李中、陈文焕和上海造船厂、电灯厂、厚生纱厂等各厂工人代表 80余人在渔阳里 6号外国语学社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李中主持会议，并报告了机器工会筹备经过及工会宗旨。11月23日，经过前期两个多月的积极准备，上海机器工会终于在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机器工会会员、各方代表及来宾近千人，李中担任上海机器工会第一任主席，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也被推举为名誉会员。工会的成立使得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中，工会组织的相继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由侧重宣传教育阶段进入有计划地组织工人开展革命实践的阶段。在新型工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的面貌焕然一新，为党的一大的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前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开展社会调查、宣传进步思想、推广平民教育、主张并组织工人成立“真的工人团体”等革命活动，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创造出有利条件。

　　（一）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推动了建党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历史孕育的过程。这一过程既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有中国工人运动，二者缺一不可。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开展革命活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本身就是建党的一个必要步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挥了“定向助推”的作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认为“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中国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从这一时期国内工人运动开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很多工人运动都是临时决定的。工人们并不很清楚自己的行动目的，阶级意识比较模糊，其结果往往也以失败告终。为了有效地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面通过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工人阶级受压迫的生活状况，一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传播唤起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意识。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知识分子的宣传、教育和组织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初步地结合起来，直观体现为工人运动频次的增加。据统计，上海工人的罢工从 1919年下半年的 13次增加到 1920年的 56次，其中 1920年的 5至7月间因米价暴涨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就达33次之多。随着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日益紧密，工人的思想觉悟不断提升，工人队伍的发展壮大以及开展更大规模、更有组织性的工人运动也相应地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现实要求。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五四运动后，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遣，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并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到上海发现，当时中国革命活动“最薄弱的地方就是活动分散”，最需要一个有力的组织“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成立一个以先进思想为指导、组织工人运动有序开展的共产党组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就曾探讨建党问题。同年 8月 13日，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强调“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是现阶段中国革命最为紧迫和重要的革命任务。9月 16日，蔡和森又向毛泽东写信介绍美国、英国、法国等 10余个国家共产党的筹建情况，指出，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要跟上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潮流，“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为此，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回信中高度赞同蔡和森的建党主张。

　　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国情分析之中，真正地回应和破解时代问题，推动革命理论转向革命实践的关键环节。建党前夕，在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中，中国产生了一批掌握马克思主义并决心到工人中去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思想开始进步，在革命活动中也由分散走向联合。在这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愈发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既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奠定了理论前提和阶级基础，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登上历史舞台的。

　　（二）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从最初传入和初步传播，到成为主流思潮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宣传和研究，再到最终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坚定的信仰选择，经历了一个渐次深入的历史过程。建党前夕，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创造出有利条件，马克思主义传播也让知识分子有了思想武器。

　　新文化运动前期，西方的各种学说、主义、社会思潮通过报纸、杂志、新式学堂、社团等途径大量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个时候被介绍到中国来。但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在此时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注意。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众多思潮中将关注焦点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上，并把它作为一种救国方案进行传播。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先进理论的指导，早期工人运动在开展过程中也缺乏一定的组织性和稳定性。从当时先进思想理论的传播情况来看，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因此，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是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斗争意识和阶级觉悟的主要渠道。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并根据工人的接受水平，按照因势利导的策略，灵活地改进面向工人的宣传方式，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体中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考虑到当时工人的文化程度不高，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创办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就运用贴近工人日常生活的语言风格，将艰涩的理论转述为与工人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的具体实例，并通过刊登工人来稿的形式，欢迎各行业工人以亲身经历揭露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诉说工人的要求。因此，《劳动界》也被工人群体称作是“工人的明星”“工人的喉舌”。比如，在解释剩余价值学说时，作者并没有使用专业术语，而是通过举例：“一个工人每天穿的吃的住的，只消五角钱，只要做六点钟的工作，便可以造出和五角钱相当的货色，他们都硬要强迫着工人做十二点钟的工，仍旧只给他五角钱的工钱，于是还有六点钟内所作出的东西，他们也就作为利钱卷上腰包去了。”经过这样通俗化的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更易于被工人接受，真实的工人来信也唤起了更多工人读者在思想上、感情上的共鸣。

　　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紧密结合也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形成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五四后一年中，“全国新创办报刊400多种，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内容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刊物就达 200多种”。从 1919年 5月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仅《新青年》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问题及中国工人运动的论文、通讯等，就多达137篇。

　　中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得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在思想认识上都发生了积极变化。一方面，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工人群体中陆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另一方面，在向工人阶级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更加坚定。毛泽东在 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道，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因此，“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由此可见，建党前夕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既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及党成立初期的理论发展奠定了思想条件，使得我们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同工人阶级相结合、同中国工人运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所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通过回顾建党前夕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开展革命活动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出，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3月28日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