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是重大原则问题，如何对待历史是立场和态度的问题，是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政治问题。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作为政治决议，通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进行权威叙述，在回顾党的发展历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形成党的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同时，阐明了对党的历史要坚持什么、主张什么、弘扬什么，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自身历史的立场和态度。将历史的学术科学性与政治严肃性对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正确对待历史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反对“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等错误观点。正确对待历史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前提，立场和态度作为更具前提性的问题，只有在历史问题上坚定立场和明确态度，才能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才能坚定地从历史走向未来。

　　历史是由前后相继的过程和浩如烟海的细节构成的复杂多面整体，处理好历史有什么和怎么书写历史之间的张力问题，需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顾全大局的政治智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既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又体现鲜明的政治要求，强调历史书写的政治原则，注重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和主流，以凝聚全党共识、增进团结统一，解决了历史有什么和历史决议写什么之间的张力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强调政治原则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实事求是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高度概括。坚持实事求是，意味着秉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既不夸大历史上的成就和功绩，也不回避历史上的失误和曲折，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始终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符合历史事实是其鲜明特点。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实事求是作为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加以阐述，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并将其作为衡量党的历史上路线是非的基本尺度。第一个历史决议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地指出“左”倾和右倾错误，把对“正确路线”的肯定同对“错误路线”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路线是非的澄清中揭示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一些负责同志功过是非的要求。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强调在毫不含糊进行批评的同时，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习近平在关于第三个历史决议起草说明中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议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决议稿最鲜明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反映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符合历史事实”。第三个历史决议始终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书写历史，即从历史事实而不是从臆测出发，以历史过程和历史叙事的客观性为基础，根据当时面临的客观形势，按照阐明主要任务、制定方针政策、开展伟大实践、取得重大成就及其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的思路，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将其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是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党的历史决议作为政治决议，不可能穷尽全部领域、所有层面，写什么和怎么写由现实的政治要求决定，即制定党的历史决议具有在重大历史关头明确正确方向、声明政治主张、凝聚全党共识、增进团结统一的鲜明指向。团结既是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形成对党的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前提和要求。党的历史决议确立“团结—批评—团结”“宜粗不宜细”、突出主线主流等历史书写的原则，旨在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好地走向未来。

　　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以“团结—批评—团结”原则处理党内矛盾和纠正错误，强调检讨党的历史问题在指导上要正确。所谓正确的指导首先要从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讨论历史问题以及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要进行分析批评，以弄清问题、分清是非和形成共识。第一个历史决议强调团结是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第一个历史决议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对待党的历史问题，将治病与救人统一起来，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没有讲非法问题和宗派问题，没有讲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而是写错误路线与正确路线相违背的内容，写错误路线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应有的态度，其目的就是要在弄清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团结—批评—团结”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问题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写的优良传统。

　　第二个历史决议根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引导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要求，在起草过程中坚持“恰如其分”和“宜粗不宜细”原则。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但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有些人从所谓完全“客观”评价历史的立场出发，提出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写深写够”。对此，邓小平强调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要坚决批评，又要恰如其分，即“不能写过头”，认为“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此，对历史问题的分析不能离开政治性抽象讨论其客观性，要突出党和国家的形象、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的政治考量，服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要求。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在实事求是承认和指出“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同时，又充分肯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宜粗不宜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邓小平在指导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明确提出处理党的历史问题要坚持“宜粗不宜细”原则，强调要弄清关键性问题，不纠缠枝节问题，不纠结历史细节。“宜粗不宜细”原则贯彻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始终，邓小平提出“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以及“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等具体要求。这些“宜粗不宜细”的要求是在取“粗”舍“细”中把握历史的主流，“粗”和“细”不仅仅是取舍和界限的问题，更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总结过去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拘泥历史细节只会使历史问题成为前进的阻碍。史学界经常讲“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这是毋庸置疑的，即离开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历史的呈现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但不能认为没有历史细节就没有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不能以对历史细节的强调去否定和歪曲“宜粗不宜细”原则。历史细节的意义离不开对历史整体的关照，即历史细节的意义只有在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和主流中才能真正得到呈现，只有将其置于大历史视野和宏观历史整体之中，才能避免以所谓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掩盖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和主流，否则对历史细节掌握越多，就可能会造成掌握本质性和根本性的东西越少。而且“宜粗不宜细”原则并不反对详尽占有史料，不主张对历史大而化之，“粗一点”强调的是着重把握关键性问题，而不是主张“马虎一点”。而那种对“宜粗不宜细”原则进行概念偷换，套用史学研究对历史细节的强调去否定和歪曲这一重要原则，并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也只会违背历史事实。

　　针对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这“四大关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需要总结和研究的问题非常多，处理好这“四大关系”，能够解决在有限的篇幅内，既揭示每个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又把握贯穿其中的整体性逻辑，既做到全面总结又能够突出重点，既聚焦总结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又不回避失误和曲折，既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等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写的政治智慧，解决了历史决议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把握历史发展过程的“秩序性”是历史书写的基本前提，也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基础。第三个历史决议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以五个要深入研究的“百年历程”，彰显了党的百年历史的主线主流，展现了党的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连续性特质，把握其主要历史线索和本质性联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书写自身历史始终突出主线主流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守正创新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鲜明特点，守正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尊重规律、尊重历史；创新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创新。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理论创新是守正创新的鲜活注脚，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深化规律性认识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提出“十个明确”的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作出“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论断，阐述新时代以来13个方面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这是守正创新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守正创新既诠释中国共产党对待理论创新的科学态度，又体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写的政治要求，即党的历史决议不仅是历史事实的呈现，也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空对话，是在守正中实现创新，在继往中开创未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书写自身历史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以郑重态度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这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第一，勇于自我革命，深刻总结和反思历史。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成就、战胜艰难险阻，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现团结的关键，即要把所揭示的失误和错误提升到思想原则上去，从思想根源上弄清问题，通过历史检讨、自我反思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以实现团结。第一个历史决议坚决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全面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全面检讨和反省自身的历史问题不能离开的方向，为形成制度化系统化的自我革命机制提供指引，开创了以正确的思想斗争推进自我革命的先河。第二个历史决议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遵循有错必纠原则，强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的根本立场，对建国32年来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作公开的勇敢的自我批评，正如胡乔木指出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是中国共产党“把三十二年来的工作作一个彻头彻尾的公开的勇敢的自我批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即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就，揭示百年来自我革命的历史演进和内在机制。

　　第二，采取郑重态度：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态度，即“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是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的秘诀。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文件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其中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阐明公开承认和纠正错误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各种对待党的错误的自由主义态度，强调“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就是自我批评的态度。第一个历史决议以公开的方式承认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左”倾和右倾错误，郑重指出“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公开的郑重的方式，强调“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同时，坚决批判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两种完全错误的态度，即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来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第三个历史决议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没有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即不掩盖和回避党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文化大革命”等严重曲折，而是依据前两个历史决议已有的结论作原则性概述，将其置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加以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为“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进行叙述，以此总结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一个政党能否正确分析自己的失误和错误，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掌握和灵活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才能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自己的失误和错误。正确的分析意味着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分析和评价，意味着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从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和主流本质看待失误和错误。第一个历史决议既揭示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以往错误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强调以往错误路线的产生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方针，指出错误路线带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的同时，也因为党和人民进行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很大成绩。第二个历史决议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胡乔木认为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历史决议就失掉价值。邓小平不主张以路线错误的提法来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是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即“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第二个历史决议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摆脱以往以“路线”来分析党的历史问题的方式，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除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强调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又不要否认“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工业交通、科学技术、外交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第三，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要方面。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会一帆风顺，经历失误和曲折在所难免，正确的态度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前进力量，而不是从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情绪，这也是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的意义所在。第一个历史决议强调党的个别时期中犯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对于取得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来说“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以此将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放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中审视。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强调“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第三个历史决议正确处理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的关系，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的同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失误和曲折只是历史支流，是个别的、局部的历史现象，将其与同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置于同一历史时空中加以分析，放在党的百年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审视，重点总结产生这些失误和曲折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正确对待历史要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不能把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不能回避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不能以历史支流代替历史主流，不能以历史现象掩盖历史本质，坚决反对“历史循环论”“历史直线论”“历史倒退论”“历史停滞论”等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必然违背历史前进的方向和逻辑。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要方面，将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放在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审视，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历史总会在前进过程中选择领航人，选择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一个坚强的正确的领导核心，是历史前进过程中选择的领航人，代表着党和人民事业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就是维护历史的选择，这是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保持立场坚定和态度鲜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科学评价历史，体现中国共产党维护领导核心、维护历史选择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新时代新征程，维护历史选择、担起历史责任，就要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历经长期酝酿和准备，从1941年“九月会议”检讨党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到1943年“九月会议”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这长期酝酿和准备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历史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也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全党形成共识的过程。第一个历史决议以毛泽东在1941年9月起草的“历史草案”为基础进行起草和修改，经过两年多的整风运动，“历史草案”在某些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显然需要充实和修正，而强调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则是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着重需要充实的内容，这意味着经过整风运动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基本达成一致，从中央领导层到全党都空前一致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成为全党的共识，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全党的共同意志。任弼时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草案初稿”，着重强调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初步概括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些好的思想和好的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进行了吸收。胡乔木则以任弼时的“草案初稿”为基础，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强调毛泽东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张闻天的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经过多次的充实和修改，思路和格局基本呈现，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先后进行7次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最终采取将错误路线放在与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展开叙述，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第一个历史决议将遵义会议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作为“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阐明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说明历史的经验教训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成熟的党中央的领导，对于党的事业的成败、党的前途命运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无论是反思历史问题、探讨理论问题，还是解决现实问题，都必然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评价毛泽东却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形势，即出现“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一方面，部分人仍受“两个凡是”等“左”倾思想束缚，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另一方面，个别人则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做文章，都旨在通过“历史”来否定“现实”，不同是一个从延续历史上“左”的指导方针出发，另一个从歪曲和否定历史出发。面对毛泽东的地位受挑战、毛泽东思想受歪曲的严峻态势，邓小平始终坚持从政治高度看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地引导全党审慎而全面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旗帜，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经受住了这场历史的考验。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对待共产党领袖的态度往往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决定前进的政治方向。邓小平对此具有深刻认识，一方面，从政治全局高度强调坚决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指出评价毛泽东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即“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充分吸取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教训，坚决与其错误做法划清界限，强调“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起草历史决议工作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强调“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起草历史决议重要论述的精神，究竟如何写好这一部分内容，就成为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关键。陈云认为要落实邓小平所提出的要求，就需要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间毛泽东的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胡乔木认为要落实邓小平所提出的要求，就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邓小平在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准确把握错误的性质，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于违反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强调“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的结论“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回顾和总结历史，从党的60年历史出发概括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从毛泽东的一生出发确立和维护其历史地位，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主持和领导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明确指导思想、设计框架结构、提出主要观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始终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起草历史决议重要论述的精神，这一切都说明确立和维护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全党的共同意志。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其基本论述和结论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更高评价，系统刻画毛泽东在党史、新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标定毛泽东伟大功绩的历史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如何澄清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成为评价毛泽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习近平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作出“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提出总结历史及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原则，提出评价毛泽东要避免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明确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第三个历史决议延续和承接前两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基本论述和结论，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阐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总结党的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阐述四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进行的不懈奋斗、取得的重大成就、实现的伟大飞跃，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根本原因，充分肯定党的历代领导核心对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进一步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中，维护领导核心、担起历史责任，坚决拥护“两个确立”。第三个历史决议深刻揭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充分说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需要能够及时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前进方向的领航人，需要能够洞悉时代风云、迎战惊涛骇浪，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掌舵者。习近平同志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卓越的政治智慧、强烈的责任担当，作出一系列重大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否定党的领袖人物，没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没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然导致党和国家的分崩离析。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在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各种风险挑战，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丑化和否定党的领袖人物，侵蚀和削弱“两个确立”的历史根基。全党必须在“两个确立”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和态度鲜明，勇于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丑化党的领袖、损害党中央权威、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言行作斗争。“两个确立”是继续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保证，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有了掌舵者，全国人民就有了主心骨，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始终同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思考和实践、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开辟前进道路，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体现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革命的规律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揭示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牢牢掌握中国革命的历史主动。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对中国革命规律进行全面分析和揭示，系统阐述这条革命新道路。首先，阐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等基本问题的正确主张，进一步深化对走中国革命新道路历史必然性的认识。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从而使革命胜利要经历长期的斗争的必然性和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以此揭示走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其次，阐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正确主张，进一步说明走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意义。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决定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强调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作为全国胜利的出发点，而这种乡村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种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则是“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最后，阐释要根据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变化将革命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重要性，进一步克服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左”倾和右倾错误。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是现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而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充分自觉地准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决不能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那种错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党和人民事业的正确方向的历史主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之初，对历史的评价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息息相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的同时，继续探索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大决定，正是要通过历史的总结和评价，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方向。一方面，第二个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正确方向。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的学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政治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中提炼出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活的灵魂”，即贯穿于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对走什么道路作政治方向的规定，宣告继承毛泽东领导党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第二个历史决议阐述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内容，为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更深层次是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阐述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个方面内容，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初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进一步指明党和人民事业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沿着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引的方向，遵循着历史经验的结论，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坚定。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始终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展开，始终与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思考和实践、坚持和发展息息相关，历史证明：走自己的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意义为基本依据，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奋斗实践中，总结出百年奋斗积累起来的十条历史经验，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大成果，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体现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中国道路”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通过概括中国道路的内在规定和本质特征，阐述坚持中国道路的基本遵循和根本原则，鲜明指出：“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谋划，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指明“坚持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和基本战略，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逻辑，庄严宣告道不变、志不改的坚定决心。新时代新征程，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就要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陈昌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