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重要力量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的二十大以来，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均衡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文化议程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指出“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习近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是由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共同推动的，而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也需要党制定科学策略、探寻可行路径、系统统筹推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的提出和设定，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的，也蕴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之中。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超越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建设的理论争论和实践困境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文化领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题中要义和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想图景的呈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象征。

　　（一）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文化蕴涵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主动承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责任。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党的初心使命的内涵所规定的。在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塑造和强化自身的使命担当，不断充实和丰富初心使命的具体形态，探索、拓展、践履初心使命的方法路径，从而提升政党能力、提升履行初心使命的能力、兑现初心使命的政治承诺。

　　中国共产党自觉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命题，意味着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政党行动的精神根源，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制定战略、作出决策、推进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理论方法，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号召并付诸实践，为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因失败导致的精神虚弱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向，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总体基调。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在全社会激发了创新创造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文化现代化程度空前提升，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视野、积累了丰富资源。进入新时代，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党和国家也面临全新的任务目标，针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多内容和更高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不断推进文化繁荣和文化强国进程中得以建设，具有文明类型学意义的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不仅是“在努力寻找一种综合物，以代替西方文化和它的对立物、被排斥的儒家文化”，更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价值崇高性和时空宏远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向更高层次人类文明自觉的追求跃升。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责任主体，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近代以来，不同文化流派各自提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张，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文化复古派还是“全盘西化”派，他们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及其前途的主张，都不可能有任何前途。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国情，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案，切合中国具体实际，因应党的初心使命。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文化领导权，决定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其文化观会转化为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政策并在其执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在于其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具有的理论优势，长期领导文化建设所具有的丰富实践经验，全覆盖的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强大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以及党内拥有大批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文化建设人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具备承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化使命的主客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文化结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的科学文化观。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形成，历经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社会主义文化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发展演进。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形势和要求也出现新情况新变化。习近平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建设规律、因应内外需求，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命题，创造性地形成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内容科学、风格鲜明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遵循。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集中理论表达。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的完备性特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体，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和根。习近平指出：“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层面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建设囿于保守与激进的困境，为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打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广阔道路，使得近代以来或明或暗的文化实践道路之争得以解决，避免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因内部反复争论而产生的文化内耗。从根本上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目标和理想图景不是回到传统老路，也不是沿袭过往社会主义文化模式，更不是照搬西方文化发展套路，而是在超越保守与激进的基础上坚持稳健开放包容原则、兼容并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进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践履历程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象征，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一是中华民族复兴必然包含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实现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文化纳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结构中，使得党的使命内容更为丰富和完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整体使命的完成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二是推动中华文明复兴的理想图景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复兴，不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再版，也不是其他人类文明的翻版。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将在统合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其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明的再造和新生，向世界呈现与以往和既有文明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自身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也要保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和一百多年民族复兴史的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设发展历程的必然逻辑。首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立国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是新中国，在于政治之新、经济之新，更在于文化之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实践中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人民性、民族性、大众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规模建设，形成一大批具有鲜明政治色彩、民族特性、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作品。这些作品紧密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直白通俗的语言风格、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覆盖全民的传播路径，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内化为广大群众的思想观念，确立为新中国建设的文化根基。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兴国实践。改革开放首先从思想文化领域发起。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与推动下形成“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基础。思想解放促成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大发展。一大批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典籍得以重新出版研究，拓展了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思想理论视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更广视角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在思想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文化与经济相得益彰，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形式、新资源和新路径。大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使得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改革开放中不断丰富、人的素质不断提升，从而推动人的综合发展进入新境界。

　　再次，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强国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大力开展意识形态综合治理，批驳各类错误社会思潮，发展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思想舆论。在教育领域，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思政课建设，推进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媒体舆论传播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推动融媒体建设，加强网络新型媒体经营管理，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和行业自律，开展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在文化理论建设方面，提出要坚持文化自信，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提出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命题，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支撑体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的激烈竞争，更是意识形态、国家制度、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长期较量。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应对“两个大局”的文化战略，也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平台依托和具体实践。

　　（一）新时代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战略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下世界局势的认识与判断，其自身意涵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及其文化后果。现代化起源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性提升，以英、美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文明框架下取得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成就，形成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方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在经济总量上开始逐步接近甚至超越一些西方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内部结构性矛盾显现，发展出现疲态。东西方力量的变化使得各自代表文化的地位也发生变化，需要对东西方文化作出新的审视，长期形成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正在发生动摇，西方文化优越论在现实面前也需要作出改变。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价值被重新发现、重新评估，特别是面对西方文化主导下的世界出现一系列问题，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文化的关系之间的冲突矛盾等，此时，更要重视中国文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拥有的不同于西方的经验和优势，及其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的契机。

　　其二，全球化内涵变化以及文化形态。以经济全球化引领的全球化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全球。进入21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治理出现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发酵并在部分国家主导政治议程，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受到挑战。第一波全球化后遗症持续发酵，文化、宗教、民族以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发生且有扩大化态势，显示传统全球化需要新的改变，世界呼唤新的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秩序。传统全球化的文化根基生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实质是西方文化借助全球化推广到世界各地，给各地本土文化带来冲击，反全球化在文化上表现为各民族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和反抗。新的全球化必然需要平衡各种不同文化的传播，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相互借鉴，反对打着全球化旗号的西方文化霸权。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在促进文化自愿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为新的全球化提供新的文化价值根基。

　　其三，国际治理体系变化及其文化因应。导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直接因素是利益冲突，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争取和维护。国际治理体系变化的本质是国际利益分配机制的变革。各民族文化利益是民族利益的重要内容，国际治理体系的文化根基要反映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追求。文化塑造民族的思想观念，是各民族行为的深层根源。因此，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化解全球化的深层困境，改革国际治理体系的结构，需要人类在文化层面的创新创造，更好地理解彼此，寻求各民族文化共识，建立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采取更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行动提供思想基础。

　　结合东西方力量对比、全球化内涵以及国际治理体系变化导致的文化后果、形成的文化形态和采取的文化因应，可以看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战略。这一文化战略在国际层面体现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面对新的世界变局，中国需要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在变局中开新局，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论证自身发展的合理性，解释中国发展的经验，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塑造中国发展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拓宽推动中国发展的空间和路径。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充满动荡、竞争，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自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关键作用，文化思想理论等软实力的竞争也将非常激烈，在硬实力旗鼓相当的情况下，软实力的作用会更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旨归并不是追求文化霸权，而是解构并超越既有文化霸权，为陷入文化冲突、文明冲突的人类社会找到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这种可行性源于中华文化中的中道观念、和合观念、天下观念等文化基因，也源于马克思主义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旨归。

　　（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地理文化区隔向全球化迈进的历史发展进程。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以生产要素的流动为先导，辅之以文化思想的全球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视野和全人类关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世界格局和人类视野的现代性政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本体上看是以中国为本位的文明建设逻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情境决定的。同时，以中国为本位的文明建设具有世界和人类的整体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为中华民族立心、为中国人立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往圣继绝学，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现实需求与未来发展贯通起来，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西方以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传统为底色的文化理论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结构性困境。诸如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的殖民扩张、侵略战争、文化冲突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基因相关。当代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治理问题，如气候问题、地缘冲突、全球化倒退、两极分化等都与传统西方文明的结构性缺陷具有关联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治理出现的民主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伦理赤字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结构性缺陷和矛盾长期积累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价值上看，要为当前人类世界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探索新的文化方案，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找到可以借鉴的、能够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难题和世界治理困境的道路与方法，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在此意义上而言，中国共产党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为世界和平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践行文化使命的理论原则是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底气所在。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文化自信，正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正确认识、科学分析和准确评估的基础上，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重要因素，正是海纳百川的文化气概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韧性，使其能够借鉴不同文化元素并保持自身不断适应时代变迁。守正创新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遵循的路径原则，只有守正才能不忘本来，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本来。在思想上要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实现从文明自觉、文明自信到文明超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任务。基于以上原则，中国共产党落实文化使命实践的理论逻辑是推进“两个结合”，同时在“两个结合”实践过程中，需要保持对世界其他先进文明的关注、研究，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推进中华文明的系统性、协同性、融合性、包容性、超越性创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实践工程，需要制定科学的实施方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条不紊推进。习近平强调，“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搭建了基本框架。坚定文化自信，核心要求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秉持开放包容，价值旨归是增强中华文化世界性；坚持守正创新，总体目标是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方略的基础工程，增强中华文化世界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方略的应有之义，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方略的总体目标。

　　（一）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安身立命的基础，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形成、确立和发展，是文化类型成立的显著标志。作为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等的综合表达，文化主体性呈现为一种包括历史、观念、制度、实践等在内的多维结构体系。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关键在于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和确立了稳固的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确保了自身发展的连续性，确立了自身的文化优势地位，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重大挑战，重新树立中华文化主体性与近代发展历史相随始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推进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涵摄融汇并创新转化而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的历史文化起点上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内涵、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设计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掌握文化阐释话语权、搭建文化主体性展示平台。

　　第一，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基础。文化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概况为文化影响政治、政治塑造文化、政治与文化相互作用。文化主体性的形成、确立和巩固，需要政治体系的保障。这是因为，任何文化形态，只有与相应的政治相适应并得到相应政治体系的承认和保障时，才能拥有繁荣发展的政治环境。反之，一种文化形态如果得不到政治体系的支持，就会成为政治的反对力量，最后在逼仄的政治环境中消亡或者衰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适应和维护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维护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因此，新时代发展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首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自然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党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握和正确运用。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体制机制，提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文化领导能力，改进和完善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工作及方法体系，确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发展相向而行，推进文化与政治良性互动，互为基础、相互塑造，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基础。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理论根柢。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怀、中国实际和世界发展趋势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怀从根本上看是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情况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武器，作为与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竞争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人类理想图景的展望，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的本性追求。但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客观历史背景与中国的历史背景存在不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力量和真理力量，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所证明的一条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连续性最长的中华文明史中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维持其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指导地位，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能够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使得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主体性得以保持，进而找到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正确道路。

　　第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内核。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范畴，决定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思想内核，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覆盖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彰显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塑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规范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民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基本维度是凝聚力和引领力增强。从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功能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增强的根本在于能够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并运用中国话语提出中国方案。对此，需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夯实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功能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增强的根基在于“原人情之理”，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教育体系中的科学建构，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活化，使其建构发展与中国人的思想结构、生活习惯、风俗民情相结合，植根人性、直达人心、符合人情、顺应人理，同时着力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政治话语转化为日常生活话语，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内在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

　　第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基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精神标准和外在行为规范。新时代，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要的是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意蕴。一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概念、核心范畴、主要命题的深度学理化、哲理化、体系化和经典化。以深厚的民族情感和人民性为基础，增强和扩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意蕴，不断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道德权威内涵，提升其在全社会的道德约束力。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民的引领作用。在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提升人民道德素质和行为规范，强化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和权威效力。三是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一致和协同建构。在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的过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践具有示范作用，能够促进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在于实践，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机制创新，进一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层次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推进高质量思政课程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法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一体筹划推进，提升各类宣传教育工作合力和效能；借鉴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理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国家各类考试结合起来，与具体的发展联系起来，激励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认同和践行；要在文学、影视等各类艺术作品创作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持续创新和塑造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于人的思想观念之中。

　　第五，构建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展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鲜明特征。文化主体性需要一定的形式反映，文化符号是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主要外在形式。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有丰富的内涵，更要构建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要构建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元素、突显时代发展特色的新时代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文化符号具有直观展示文化内容、发挥文化娱乐教育宣传等功能，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具有其他文化形式难以具备的展示效果。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符号体系。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重要财富，还有其他一些民间共同认可和使用的符号如龙的形象、中国结、戏剧脸谱、乐器乐曲等，都是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国汉字体系，集语言沟通、艺术创作和民族属性于一体。新时代构建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不仅要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加强对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还要根据时代发展，赋予传统文化符号体系以新的时代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新的属于新时代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诸如新的建筑作品、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及独具特色的科技产品等，都可以成为具有辨识性的中华文化符号标识。通过构建中华文化符号标识体系，可以将独特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视觉、声音等形式呈现给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

　　第六，牢牢掌握文化话语权，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塑造力和传播力。文化话语权是文化主体性塑造和实现的主要路径，包括文化理论建构、文化阐释、文化批判、文化传播渠道和技术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建构，是文化主动性的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全社会共同参与完成的。人民群众是文化话语权的最大力量来源，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因为只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建构形成的文化理论，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传播力。文化是精神性产品，大多以语言文字、图像造型、音像服饰、空间建筑等形式为载体而得以表达和传播。因此，文化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需要人脑的加工和转化。基于这种特性，文化需要进行诠释和解释，以保证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清晰和准确，也能使文化能够为不同层次受众所理解和接受。文化转化发展也需要文化诠释，没有新的有力的诠释，文化传统也就从此中断。因此，文化阐释权是文化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权威的文化解释和阐释主体，在发生文化模糊、含混、歧义等需要进一步解释和阐释之时，能够提供权威可靠的解释和进一步阐释，不致于发生文化领域的纷争和混乱。文化批判是文化捍卫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需要正向叙事，也需要建立一套科学而规范的批判理论体系，能够对自身和其他文化形态进行科学的批判。这里所谓批判，具有扬弃的意义，也就是能够坚持和捍卫自己正确的东西，能够鉴别其他文化形态的对错优劣，科学的文化批判是吸收借鉴的前提。最后，文化话语权也需要相应的技术渠道，要进一步根据时代技术变革，建设和完善中华文化现代化传播表达的渠道，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扩大中华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有助于巩固文化主体性。

　　（二）秉持开放包容，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

　　秉持开放包容强调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需要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秉持开放包容，价值旨归是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扩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容量，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开放性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特性。中华文明经历了从世界历史之外、世界历史之中到引领世界历史的过程。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秉持包容性原则，涵摄吸纳人类文明先进成果，进行融会贯通和创造转化，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性元素。

　　第一，扩大文化开放，畅通增强中华文化世界性的有效渠道。文化开放，包括文化思想开放和文化产品开放两个方面。从文化思想方面看，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既往文化开放的基础上加大文化思想开放程度，加强对国外文化思想和文化理论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也有国外文化思想传入激活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影响，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扩展和丰富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视角，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从更为宽阔的视角重新认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机制。通过文化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逐步建立起跟上时代发展的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需要加强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闭门造车只会原地打转，堵塞思想解放之路；在学术话语构建方面没有与国外思想的交流，也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误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文化包容性，在与世界先进文化的竞争交流中确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地位。从文化产品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电影、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化产品，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带动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消费。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就世界各国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产品来说，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标准下，可以择优引进，促进各类文化产品之间的竞争，这也是提升中国文化产品创作质量的有效方法。

　　第二，促进文化交流，降低增强中华文化世界性的制度成本。从历史看，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实现人类文明的突破和创新，其背后有深刻的地理、政治、社会原因，但自由的文化环境是人类文明轴心突破的基本环境条件。文化创造是精神性创造，是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互动的反映，是人精神恒久创新能力的表现。自由是精神的象征，是人改造和利用现实、摆脱现实束缚的内在动力。创造新的文化，需要自由的力量作为支撑和保障。《共产党宣言》深刻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在文化环境较为宽松自由的时代，文化繁荣昌盛，形成文化盛世；而在文化环境专制禁锢的时代，则文化萧条衰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障文化发展的自由环境，创造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文化盛世。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以更大力度保障文化自由，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条件，降低文化创造的制度成本，鼓励和支持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形态之间自由交流，为文化交流提供便利化制度条件。教育是实现文化交流的主渠道，要扩大各类各层次教育交流，发挥教育文化交流媒介功能，培养文化交流人才。文化交流是双向和多边文化互动，要创新中国文化在国外交流传播的方式，更多支持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提升文化交流的实效。

　　第三，适度文化借鉴，提升增强中华文化世界性的实践效果。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落脚点是丰富和提升自身文化的内涵，因而择优适度的文化借鉴就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现实路径。文化借鉴包括文化学习、文化引进和文化改造三个方面。文化学习，就是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从广义看，借鉴科学技术、学术思想、管理体系等都属于文化学习的范畴，通过文化学习，提升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提升发展中华文化的能力。文化引进，就是将国外某一方面先进的文化成果引进移植到国内，主要侧重在技术文化和文化技术层面。国外先进的文化创造技术，如电影技术、文化推广技术以及其他先进文化创作传播技术都可以引介到国内。文化改造，就是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理念、方法，改造国内文化存在的一些文化陋习。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能妄自尊大，不能讳疾忌医，要加强文化学习、文化引进和文化改造，借助他山之石，完善和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水平。

　　（三）坚持守正创新，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秉持开放包容，增强中华文化世界性，最后都要通过守正创新，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才能最终证立理论和方略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基本要求是有机统一，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有机统一、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有机统一、大众文化与先锋文化有机统一、文化自由与文化秩序有机统一、文化与其他领域有机统一。坚持守正创新，是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现实路径。守正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创新是对事物有新的认识和创造。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守中华文明之正，不断创知识之新、理论之新、方法之新”，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转化，推进主流文化融合协调发展，推进文化重点领域改革突破，推进文化与其他领域融合，推进文化法治建设。

　　第一，推进传统文化转型转化升级，提供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资源，实现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有机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国家现代化的障碍和束缚，其中大量的优秀成分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成功实践和其他东方中华文化圈国家的现代化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有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深刻洞察到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能够提供中国人文重建的有效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传统文化视角看，就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包括推进传统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至中医中药、文化节日等的现代化，推进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突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第二，推进多元文化融合协调发展，把握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任务，实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有机统一，文化大传统与文化小传统的有机统一。没有一种取消和否定多样文明的单一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在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基础上展开，是在现代人类多样文明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多样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性，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客观现实。多样性的中华文明和人类现代文明构成，其中有主要文明形态，中华文明从整体上构成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流派之一。新时代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需要统筹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既要照顾中国国情，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也要全面深刻理解其他文化实质，不能任意裁剪、画虎类犬。可以说，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平等对话、洋为中用、化人为己，是实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有机统一的科学方法。中华文化内部存在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区域文化等文化格局，也就是中华文化有主干和枝叶之分。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从文化大传统和文化小传统视角看，中华文化是大传统，各民族文化和各区域文化是小传统，要发展壮大中华文化大传统，在坚持文化统一性的大前提下，保护少数民族和地方优秀文化并加以传承发展，实现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有机统一。

　　第三，推进文化重点领域改革突破，发挥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引领示范，实现大众文化与先锋文化有机统一。文化改革和文化创新是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文化改革，是对不适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思想理念、体制机制、做法措施进行改革，坚持立破并举，确立新的文化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存在束缚新文明建设的一些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一些文化建设和管理的做法措施也不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特别是对文化领域新事物的管理要稳妥慎重，保护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培育文化创新土壤。在一些文化领域支持巅覆性创新，宽容各种先锋文化创作，在发展大众文化的同时，为各类先锋性文化探索提供空间和机会，协调大众文化和先锋文化各得其所，共同协调发展。

　　第四，推进文化与其他领域嵌套融合，扩展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时空范围，实现文化与其他领域有机统一。文化涵盖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不能就文化论文化，需要将文化与其他各领域结合起来，发挥文化对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引领、塑造、带动作用，实现文化软治理。从横向看，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法律文化等包罗万象，交叉融合。从纵向看，国家文化形象、民族文化气质、单位文化氛围、个人文化素养都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考虑的对象，各层次之间相互交叠、相互影响。因此，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更是整个国家民族和全社会的任务，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要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任务分解到各方面、各领域、各主体，将文化建设融入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各主体，形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合力。

　　第五，推进文化法治建设，维护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良好环境，实现文化自由与文化秩序有机统一。加强文化法治，首先是加强文化立法。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立法相对薄弱、滞后，文化立法在现行法律总量中比例不到2%。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健全文化领域法律保障制度，推进“文化权益保障、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以及文化艺术、文化娱乐与文化信息传播制度等方面”立法工作，使得文化建设和发展有法可依。其次，要加强文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文化领域执法工作要不同于其他领域，坚持法律标准、文化自由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提升文化执法工作专业化水平，发挥专家在文化执法中的作用，强化文化执法公开透明，严格界定文化执法权边界，以保护良好自由的文化环境为目标，打击文化领域违法犯罪，防止以执法为名干扰正常文化活动。再次，要加强文化权利司法保障。要强化文化权益司法保护，畅通文化从业主体权利司法救济通道，重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时公正有效解决文化领域矛盾纠纷，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从提出到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践履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本文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实践方略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生成逻辑及其实践方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探索，全面契合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准确深刻反映新时代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趋势。

　　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大幕已经拉开，紧迫需求、有利条件和困难挑战交织，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文化理论和实践创新。首先，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需要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前进方法和方法论指导，但各领域、各方面、各主体文化建设内容复杂、任务繁重，不能大而化之、浮在面上，而是需要各方面、各领域、各主体根据各自实际需要，遵循科学规律，深入推进艰苦细致的文化理论创新。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其次，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宏大工程，既要坚持政治原则，也要坚持文化标准；既要注重文化建设顶层设计，更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既要满足一般群众要求，也要宽容先锋文化探索；既要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也要关照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等等。从现实情况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成果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仍不相称。客观地说，当前中国文化产品的创作数量大幅度提升，但在文化产品质量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文化原创性亟需提升，急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文化产品。再次，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仍需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奋力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使命，在总结借鉴既往经验的同时，也要不断提升党对文化建设内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培养选用高素质文化建设领导干部人才，改进和创新党与文化界的关系，带头尊重文化创作创造主体权利，提升依法依规领导、科学有效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文章来源：《探索》2024年第1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