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宣传的目的是以舆论引导大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要实现实践与认识的统一。认识开始于感性，我们党在长期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尤其看重人民生活实践。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具有通俗易懂的方式、人民民主的本质、勇于斗争的内容和人民至上的立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感染力，能与人民产生共鸣、凝聚革命力量、提升政治认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艺工作者容易犯的错误是对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认知，导致其创作的文艺宣传作品语言无味。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群众语言，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源于人民生活实践，使用群众语言，感召广大人民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一）通俗易懂的方式吸引民众广泛关注

　　毛泽东强调“语言”要来源于生活实践，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他指出只有大众能读懂、能领会，才能达到教育目的。“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特别注意于戏剧歌咏等的活动。”

　　延安时期，我们党要求干部和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建立通讯员组织和读报小组，吸引群众参加党的宣传工作，建构大众传播话语。张闻天提出，“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他还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一文中具体阐释了“大众化”的内涵：“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毛泽东提出要通过思想理论宣传提升大众认知，促进人的发展，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建构起源于大众生活、为大众理解的宣传话语。1944年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指出：应该一面在群众中发展新文学、新美术、新音乐、新舞蹈和新的艺术组织，一面团结和教育群众中旧有说书人、故事家、画匠、剪纸妇女、小调家、练子嘴家、吹鼓手等，使之为人民的新生活服务。大众宣传话语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支持和认同，实现了思想理论宣传的革命性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内含思想理论宣传要扎根人民生活、扎根实践、扎根基层实际的蕴意。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新华社考察时指出基层干部要接地气，记者调研也要接地气，“新闻舆论工作者要以人民为中心，心系人民、讴歌人民，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二）人民民主的本质赢得群众普遍支持

　　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宣传话语讲述的是人民大众的英勇事迹，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本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与支持。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毛泽东讲述了平凡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感人事迹：“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解放事业，铸就了保障革命胜利的钢铁长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保证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之充分实施，保证中央法令在地方的实行，从战区与敌人后方开始实行民主制；强调战区男女均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主宣传观念铸就了平等公开的生活话语。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民主、公开、生动的话语实现了思想理论宣传的革命性变革。

　　对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宣传也坚持民主方式。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强调：“在职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妨碍他们现在所担任的实际工作，相反的，只有当这种学习能够提高他们对实际工作的兴趣与能力时，才有意义。……必要时，可暂时减少其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时间或分量，或在一定时间内推迟这方面的学习。至于非党同志，凡不愿参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者，不得勉强。”

　　（三）勇于斗争的主题凝聚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辉煌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斗争史。思想理论宣传讲述了中国广大人民在各个历史阶段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伟大实践。“小兵张嘎”“王二小”“刘胡兰英勇就义”“江姐狱中斗争”等等，这些感天动地的斗争故事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提升了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1947年7月30日《中央工委关于评奖文艺作品问题的指示》指出：“一个好的作品必须反映群众斗争，又对群众斗争有一定影响，且为群众所喜爱。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而以政治性为主。群众的意见与专家的意见结合，而以群众的意见为基本标准。”反映群众斗争的思想理论宣传鼓舞了群众斗志，为赢得革命胜利凝聚了力量。

　　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推行进行白色恐怖统治和文化围剿，意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在恐怖紧张严峻的革命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斗争、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用赋有斗争性的话语展开思想理论宣传，积极表达信仰和诉求。延安时期，“党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级宣传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能，明确宣传部门的工作任务，并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机制适时进行了调整。”中央政治局设立宣传委员会，各级党组织设置宣传部门，驳斥国民党，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部门领导党外宣传鼓动工作和党内教育工作，积极建构自身话语体系，与国民党展开斗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稳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面对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我们党要不断提升思想理论宣传的斗争意识，要“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

　　（四）人民至上的立场获得群众认同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思想理论宣传的重要来源，人民立场是我们党思想理论宣传的重要基点。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始终立足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理论宣传立场，建构了基于人民立场的思想理论宣传话语，赢得广大人民的认同。

　　人民性是衡量思想理论宣传性质的根本标准。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我党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于全民族与全国人民的利益的。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就是为着全民族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服务。因此，我党的宣传鼓动是能为群众所接受与拥护的。”“必须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使群众接受党的宣传鼓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是要使得群众在自身的政治经验上来认识我们党的理论、政策、主张、口号的正确。因此，必须根据群众今天所切身懂得的东西，根据群众今天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来进行宣传鼓动，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是能引起群众的兴趣与行动的，并在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坚守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把平等和人民性的生活实践话语作为思想理论宣传的重要支撑，使党的宣传工作深入人心，唤起了人民为自身幸福而奋斗的革命意志。新闻舆论工作者必须把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报道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开展的伟大实践为主线，以反映广大群众的愿望呼声为己任，切实发挥好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以生活实践鲜活的语言呈现思想理论宣传的内容，才能真正获得人民认可和支持。

　　源于生活实践的感性叙事能直接吸引、感染受众，但感性认识还要上升到理性认知。思想理论宣传需要深厚的学理基础，需要通过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深层次的真理认同和价值认同。习近平指出：“强调思政课的价值性，不是要忽视知识性，而是要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加强价值观教育。只有空洞的价值观说教，没有科学的知识作支撑，价值观教育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体系为学理基础，从开展工作、机构建制到学科创建，形成了独立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体系基于人民立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宣传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宣传话语创造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概念、术语和语意，实现了宣传话语的创新发展。

　　延安时期，我们党初步建立了思想理论宣传的学术理论体系。1938年5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成立，专门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1941年7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改名“马列研究院”，9月改名“中央研究院”，产出一批优秀学术成果，如历史教研室范文澜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上）、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共同编写《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文艺研究室编写《中国新闻学史提纲》等。同一时期，编译部成立，编译出版马恩列斯著作32种，1941年撤销，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和出版经典著作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国统区进步报刊宣传被国民党禁锢和封锁，周恩来号召文化界人士坐下来研究社会科学，用研究成果宣传教育群众，占领文化阵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取得重大进展，如邓初民撰写了《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撰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1939年，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成立，1940年，哲学研究会成立，各研究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旨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构建起我们党思想理论宣传的学术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建为思想理论宣传奠定了学科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1978年学术界开始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问题。1984年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7年在政治学一级学科内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95年设立相应的硕士点和博士点，2005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独立二级学科，完成了从工作到学科专业再到独立学科的转变，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基本逻辑、探索路径和方法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和学术规范依然在发展中，意义重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独立建构的重大成果，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对进一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规律，推动思想理论宣传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提供了有力支撑，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提供了深厚力量。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如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学术理论需要与历史和丰富的感性材料相结合，才能真正打动人、说服人。

　　毛泽东多次强调思想理论宣传要避免空洞的说教。对此，他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倾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思想理论宣传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宣传要学习列宁，要根据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而“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针对当时出现的空话连篇等现象，毛泽东尖锐指出这些文章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没有实际意义。他形象地将这种文章形容为“中药铺”，认为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宣传是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强调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提升思想理论宣传的实效性。毛泽东强调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要联系实际，讲求实效性，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他明确及时纠正了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错误倾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针对当时一些党员干部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作风，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告诫人们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思想理论宣传的不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直接搬用学术理论，而需要在生活实践中增强生动性和说服力，达到与受众在认知层面、价值层面和情感层面的共鸣。思想理论宣传话语需要把学术理论转化为通俗、感性、生动的话语。脱离实际的空泛化思想理论宣传会降低自身实效性，思想理论宣传要将学术理论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要将抽象、深刻、枯燥的学术思想体系以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直观形象的言说方式展现出来，要有人情味，避免枯燥的理论说教，避免直接呈现为未加工的空泛化的学术话语。思想理论宣传既需要“学术理论”也需要“生活叙事”，必须同时注重情感激发，要晓之以理，还应动之以情，用真切的生活话语感染受众。

　　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阶层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改革开放后，少数理论工作者存在脱离群众的倾向，把抽象生涩的学术话语直接作为思想理论宣传话语，抽象化、理论化、规范化的理性学术话语占据了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使思想理论宣传空洞无力。这种重形式、轻实效的空泛化倾向脱离大众、自说自话。自媒体、短视频席卷大众视野、侵占大众碎片化时间，容易导致正面宣传乏力呆板，不能获得大众价值认同，弱化思想理论宣传的实效性和针对性。理论传播空泛化背后潜藏的是“傲慢”的学风和文风，值得深入反思和纠正。

　　理性认识要再次回归生活实践，接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思想理论宣传只有在实践中检验、历练、升华，提炼成鲜活的生活话语，才能真正获得受众的情感认同、理性认同和价值认同。当前，笔者认为，应当让理性认知回归生活实践，以感性叙事弥补学理叙事不足，推动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引领思想理论宣传，创建融媒体新平台，提升人文关怀。只有回归生活实践，才能在信息时代重视人性，推动思想理论宣传不断创新发展。

　　（一）提升人文关怀

　　生活叙事是对思想理论宏大叙事的具体化、现实化。生活叙事从人的日常生活出发，了解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世界和生活状态，以人性化的叙事方式与受众沟通，出发点和关注点在于受众，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思想理论宣传的生活话语从受众生活需要和个人价值出发，要将宏大理性的政治话语、政策话语、文本话语和学术话语，转换为充满人文关怀的生活话语。思想理论宣传以“国家”“民族”“阶级”“革命”“共同理想”等引领国家民族发展航向，鼓舞、激励和凝聚力量，发挥导向功能。革命战争时期，“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宏大叙事塑造了人民精神信仰，凝聚了革命力量，为赢得革命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宏大叙事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全面性、权威性的特征，需要具有个体性、具体性、实践性特征的生活叙事为补充。

　　生活叙事能迅速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触及心灵世界，展示出极强的亲和力，使受众自觉参与伟大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就以生活叙事方式传播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创建自发传播秩序，成为人们的道德准则。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科技高速发展，快速刷新人的认知，温情的生活世界逐步被冰冷的机械世界取代。用故事化、日常化、细节化的生活叙事和极具人情味、人性魅力的话语，重视生活世界，以感性、生动、温情的生活叙事方式提升人文关怀，应是思想理论宣传的重点。

　　（二）重视情感叙事

　　情感叙事的出发点是受众感受，富有亲和力，体现关怀尊重，可以最大化发挥思想理论宣传的功能。学术理性有利于培育人的理性精神，但情绪、态度、意志等因素也很重要。理性叙事与情感叙事融合于思想理论宣传，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

　　过分强调理性叙事会遮蔽思想理论宣传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目标。习近平指出，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引导学生，“我为什么对焦裕禄那么一往情深，就是因为我在上初中一年级时，当时宣传焦裕禄的事迹，我的政治课老师在讲述焦裕禄的事迹时数度哽咽，一度讲不下去了，捂着眼睛抽泣，特别是讲到焦裕禄肝癌最严重时把藤椅给顶破了，我听了很受震撼”。理性叙事承载教育内容和价值导向，情感叙事则关注受众感受，只有情感叙事融入理性叙事才能深入受众心灵，启智润心。

　　（三）注重榜样引领

　　思想理论宣传的核心是传播主流价值观，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榜样的力量在于可以通过生动立体的形象呈现理想信念、道德品质、人格力量、知识才能、情感意志，影响受众的价值认同和信仰信念。榜样形象具有道德性、示范性、人格化特征，榜样展示的高尚情操、崇高人格会形成示范效应，对受众产生积极影响。习近平指出：“党性教育要注重发挥先进典型作用，多讲讲革金烈士和英雄人物的崇高风范，多讲讲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各条战线优秀干部的模范事迹，多请一些先进模范人物来现身说法，党员、干部可以请，普通群众中的先进模范也可以请。我说过，要把革命烈士那些感人至深的文章、诗文、家书编辑成册，用于干部教育，让各级干部常常看、常常思、常常反求己身，党校可以先做起来。”

　　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可以引领思想理论宣传，领导干部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自身行为就是很好的宣传。“雷锋的成长离不开领袖的教诲、组织的帮助和先进典型的影响，但对他的人生观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他身边的领导。”雷锋在湖南望城县委当公务员时，跟县委书记张光玉去开会，路上有颗螺丝钉，他踢了一脚就走开了。张光玉走过去捡起来装进了口袋。雷锋心里觉得奇怪，过了几天，雷锋要去一个工厂送信，张光玉拿出螺丝钉让他带去，他说，咱国家底子薄，要搞建设就得艰苦奋斗，一颗螺丝钉小，缺了它也不行。张光玉的言行深深地震撼了雷锋，他在后来当汽车兵时钉了一个“节约箱”装捡到的碎铜烂铁边角料螺丝钉以备不时之需，被评为“艰苦奋斗节约标兵”。雷锋在跟着张光玉一起下乡时，经常看到张光玉到田间地头帮老乡干活，在和他们的交流中调查老乡们的生活情况，遇到生活特别困难的老乡会掏出自己仅有的钱，让老乡去买猪崽饲养，以改善生活境况，而老乡们并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是党的干部。雷锋后来帮助群众时从不留名，他总会说“要谢就谢共产党，是党教导我这样做的”。雷锋在部队生病发烧，营长查铺连夜从卫生队叫来医生为他诊治，把自己的棉大衣和一床新被子盖在雷锋身上。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雷锋，使雷锋的思想真正得到升华。雷锋得以成长为一名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进而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无数有崇高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精神，将个人荣辱生死置之度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组成了具有钢铁意志的中国共产党。几代党中央领导核心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成就了历史伟业，他们勇担历史使命，鞠躬尽瘁、言传身教，不断培养党和人民事业的接班人，是思想理论宣传最好的教科书，将引导一代代青年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作者简介：刘小红，榆林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