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说:“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 其结论未必正确, 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 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 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 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也有悖于科学精神。”习近平的态度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依照这种表达方式,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有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读过几本, 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如何错误, 至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经典著作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中国学者不能固步自封。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就必须谨慎对待一切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又形成了与我们不同结论的各种派别, 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那种试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棍子打死的做法, 还是那种认为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看法, 都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做法和看法, 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和看法。正如习近平2017年9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那样:“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 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 有分析、有鉴别, 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也不能搞全盘照搬。”

认真研究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我们就可以看到,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 与列宁主义本质上同属于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阵营。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对打着列宁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不以为然, 看不到斯大林模式的优点, 走向了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道路, 最终进入了一条死胡同。与此相反, 走出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虽然开辟了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新道路, 但在理论方面, 中国学者却始终没有达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 更不要谈在实践方面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的高度了。在这一意义上,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重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中国那些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反对的学者, 很大程度上基于分不清两个界限:一是列宁主义与“斯大林模式”的界限, 二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界限。这导致了两个混同:一是他们误把斯大林模式的列宁主义与列宁主义本身相混同, 以为反对斯大林模式就是反对列宁主义;二是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相混同, 认为不赞同列宁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 马克思逝世以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特别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 使德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讨论过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化一样, 德国环境的变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都没有预料到的新现象。这种新现象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发展的要求。一方面, 修正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修正主义。只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的所谓“修正”才是修正主义。另一方面, 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并不必然导致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些细节上的无关紧要的修补除了让马克思主义在外表上看起来更加完美外, 并没有多少实践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拓展式的发展, 指的是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的任务,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二是应用型研究, 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特定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 从而形成一种带有地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遗憾的是, 恩格斯晚年虽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他的过早去世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落到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这两个人头上。考茨基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作为“永不会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教皇”, 他能做的工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修修补补, 让它看起来更加完美, 但对新形势, 他提不出有效的因应之策。伯恩施坦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充分了解形势的新变化, 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他只能到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寻找出路。恩格斯曾经指出, 社会主义之所以从空想变成科学, 与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 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分不开的。伯恩施坦全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首先, 伯恩施坦用“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 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 完成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与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切割;其次, 他试图用康德式的伦理社会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哲学依据;再次, 他试图用当代庸俗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虽然认识到伯恩施坦的背叛, 但由于在实践方面迫切需要依赖伯恩施坦提出行动对策, 考茨基不得不一再让步, 陷入了折衷主义。

作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学生辈,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代表第二国际左派, 奋起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列宁和卢森堡在理论上都试图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研究任务, 在实践上都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形势相结合。虽然列宁主要立足于俄国和东方社会实际, 卢森堡主要立足于德国和西方社会实际, 因而带来一些细节上的分歧, 但他们的理论原理和实践原则都是一致的。在这一意义上, 列宁主义可以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 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和东方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 创立了列宁主义;卢森堡可以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遗憾的是, 她过早地被社会民主党右翼杀害, 没能完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德国和西方革命 (更不要说建设) 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 未能形成“卢森堡主义”。如同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是列宁在实践上的继承者一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卢森堡在理论上的继承者, 而且由于脱离实践, 理论上的这种继承和发展也走向了宗派化、片面化和封闭化。

卢森堡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 而且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列宁曾经高度评价卢森堡, 说她始终是一只革命的雄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甚至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者霍克海默, 都受到过卢森堡的影响。了解了卢森堡与列宁的渊源关系, 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创立者都曾经是共产党人。列宁和卢森堡都既是共产主义者, 也是国际主义者, 只不过由于列宁处于东方国家, 卢森堡处于西方国家, 因而其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见解在细节上有所区别。可惜他们的后继者都背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从而片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逐渐由“差别”走向了“对立” (借用黑格尔对这两个词的用法) 。由此, 马克思主义分成了三个派别, 其中两个实践派别, 即由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化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由列宁主义发展来的斯大林模式, 一个理论派别, 即由卢森堡的理论发展来的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为止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

列宁的主要贡献, 是在理论上恢复唯物辩证法的同时, 根据东方落后国家的实际在实践中提出了工农民主革命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众所周知,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 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基础上形成的, 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即使就其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来说, 也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东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 更不要提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了。在东方国家连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要想完成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就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工农民主革命和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的“迂回”过渡。遗憾的是斯大林未能把握列宁主义的真谛, 把列宁主义变成了有些人所说的“斯大林主义”, 这实际上是列宁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无论在实践上, 还是在理论上, 斯大林模式的列宁主义都已经跟列宁的列宁主义不再是一回事。

卢森堡的主要贡献, 是在理论上推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 特别是她的《资本积累论》, 成为后来的世界体系论和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原型;在实践上, 卢森堡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道路,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关于革命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等群众组织关系的理论。遗憾的是作为她的后继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们在第三国际内部遭到排挤, 又无力建立独立的政党组织, 这使得他们逐步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践, 其理论成为封闭在知识分子内部的、象牙塔里的学说。

尽管如此,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的传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理论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部分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这些贡献至少表现为五个方面的特征, 即深刻性、辩证方法、总体性观点、主体性观点、实践观点。

第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在于, 它超越了第二国际晚期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倾向, 重新恢复了恩格斯一再强调的“理论思维”。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虽然被恩格斯指定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 但他们两人都很肤浅。这突出表现在, 两人都缺乏德国古典哲学的功底, 都在前康德水平上讨论问题, 而不是在后黑格尔水平上讨论问题。例如, 由于恩格斯曾经讲过, 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进化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演化规律, 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居然由此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科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视为同一种实证 (positive) 科学, 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性 (negative) 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源, 特别是其黑格尔渊源, 从而超越了第二国际晚期的实证主义。

第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跟列宁一样, 高度强调辩证方法。列宁曾经明确地说, 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 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特别是其第一章。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副标题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后来几乎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都把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异化现象的批判, 成为20世纪实证主义者的梦魇。

第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观点出发, 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观点。无论是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强调, 还是柯尔施关于社会结构有机性, 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身性关系的研究, 都把对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理解推向一个新高度。

第四,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总体性的研究中高扬主体性的旗帜, 试图超越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 摆脱无所作为的寂静主义。尤其是人学, 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重要的领域加以展开, 并被马尔库塞、萨特、哈贝马斯、弗洛姆等应用到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其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理论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观点。

第五, 西方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 葛兰西甚至把它提升到“实践一元论”的高度。从辩证法、总体性和主体性等观点出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化了对实践的理解, 即不再把实践当作一种所谓“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 而是当作一种从主体方面理解的辩证的、总体性的活动, 并把这种活动贯穿到日常生活中, 像列菲伏尔那样, 强调对生活总体的辩证改造。

除了以上特征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刺激下, 还形成了其他种种马克思主义或准马克思主义、泛马克思主义 (如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等等) 等派别和成果。就此而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辱没卢森堡。他们为革命低潮形势下保存马克思主义火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 这种学说只能在知识阶层产生影响, 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几乎没有影响力。这大大限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潜力。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方面“显得越来越深刻, 但在实践方面却越来越没有根基, 成为一种拼命鼓吹“实践”又最脱离实践的理论。1968年的“五月风暴”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一次全面检验自己的理论的机会,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化 (马尔库塞积极投身这场运动, 阿多诺却被运动吓破了胆, 哈贝马斯甚至站到了运动的对立面) 和“五月风暴”的失败则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破产。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何以走入死胡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由一种高度强调实践的学说到走向革命实践的对立面, 主要由于它先天就具有的三个方面的致命缺陷, 即宗派缺陷、片面化缺陷和封闭化缺陷。

首先,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把握卢森堡学说的真谛, 错误地把列宁和卢森堡对立起来, 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 陷入了宗派主义。

列宁和卢森堡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们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列宁立足于落后的俄国, 而卢森堡立足于先进的西欧。例如关于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 关于领袖、政党和群众的关系, 关于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等等, 在落后的俄国和先进的西欧, 情况都完全不同, 只能从实际出发, 而不能从理论出发确定战略和策略, 因而列宁和卢森堡得出不同的结论, 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的分歧涉及的显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 无论是卢森堡还是列宁, 都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剩余价值理论, 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因此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战略或策略方面的分歧。这正是列宁高度评价卢森堡的原因所在。至于斯大林模式视野中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属于列宁自称的在第二国际学徒时期的思想即所谓普列汉诺夫主义, 与后来形成的列宁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此让列宁为斯大林模式的错误负责, 显然是不公正的。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同样缺乏根据。马克思主义虽然以马克思一个人的名字命名, 但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叫“马克思恩格斯主义”, 恩格斯曾经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明, 他认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两大发现, 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都主要是由马克思创立的, 他本人虽然参加了两大科学发现的创立工作, 但马克思始终是第一小提琴手, 而他只是一个合作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明确表述, 都应当以马克思为准。马克思在世时恩格斯所作的独特研究, 在他看来都属于一些“专门的领域”。马克思逝世以后, 恩格斯不仅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 而且对马克思理论的通俗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瞧不起这种通俗化, 甚至把它视为庸俗化, 最终误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立的, 但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这种通俗化, 很难设想马克思的理论会越出学院的高墙大门, 深入到群众中, 成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甚至连马克思本人, 在拟定第一国际文件的时候, 也对一些流行的说法做了让步, 认为问题不在于词句, 而在于对群众的教育。因此, 那种因为恩格斯的学历背景或通俗表述而瞧不起恩格斯的做法才是真正庸俗的观点。如果没有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维度很难得到充分展开, 它会使马克思主义如同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或者休谟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一样, 仅仅成为一种学院里的学派, 而无法成为实践中的党派。而脱离实践、脱离群众, 恰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入死胡同的原因所在。在这一点上, 为恩格斯正名, 不仅是拨乱反正的要求, 而且是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群众和实践中, 恢复马克思主义活力的关键所在。至于后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错误, 正是由于他们背叛了而不是由于他们贯彻了恩格斯的遗愿。不能让恩格斯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背锅”, 正如不能让列宁为斯大林“背锅”一样。

其次,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导致片面化缺陷。他们有的片面强调人和社会, 忽视自然界;有的片面突出人的本质, 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有的片面突出哲学的一面, 忽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面, 忽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 所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认真研究过恩格斯本人的文本。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或西方“马克思学”者, 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方面,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错误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虽然卢卡奇后来超越了这一阶段, 进行了自我批评, 但由于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始终达不到卢卡奇后来的水平, 因此卢卡奇的自我批评在中国并未产生应有的影响。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卢卡奇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统一的思想, 把自然界排除在历史之外, 从而误以为马克思只有社会辩证法, 没有自然辩证法。卢卡奇没有想到, 对于马克思来说, 自然史和人类史本来就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或不同要素 (moments) , 而不是相互分离的两种客体。卢卡奇未能按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要求, 把“对象”和“客体”区分开来, 在此基础上对总体性的强调实际上把总体性变成了主体性, 从而未能摆脱主客二元分立的窠臼, 陷入了唯心主义。与此相反, 恩格斯所理解的自然界是作为“对象、现实、感性”的自然界, 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 恩格斯都明确强调自然界的“现实性”, 并把“现实”与实践联系在一起。这同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一意义上, 所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人不仅没有理解恩格斯, 也没有理解马克思。马克思明确地把实践作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无论是仅仅强调改造环境的旧唯物主义, 还是仅仅强调自我改变的唯心主义, 都没有理解“对象性活动”的含义。人是在改变自然界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改变的, 脱离自然界的改造去谈论人类社会的辩证法, 恰恰背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正是恩格斯在黑格尔强调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统一的基础上, 强调“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变, 强调作为实践产物的思想对作为实践产物的自然界的反映, 从而阐发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

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来说,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其次是一个科学家。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 他们的目标都是共产主义, 但他们都不是空想共产主义者, 都试图通过科学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由此决定了他们必然强调“经验”和“实证”, 反对抽象思辨, 尽管这里的经验是指实践经验而不是感觉经验, 这里的实证是肯定和否定的统一而不是单纯的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 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 称为“历史科学”, 他们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516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 是以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正如他们所说的人的科学, 是以人的依靠劳动的诞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把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起来、把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对立起来, 从而陷入了片面性。如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学派, 迄今为止已历三代, 第四代也开始活跃在舞台上, 但法兰克福学派就犯下了割裂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错误。其第一代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大多片面强调社会批判理论, 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又片面强调社会发展理论。同样,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影响主要在人道主义和异化方面, 存在主义等派别甚至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人学, 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如阿尔都塞和科莱蒂, 却陷入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他们都背离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是同一门科学”的观点。

再次, 由于对政治悲观失望,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任何政党, 脱离群众, 把自己封闭于知识阶层, 从而大大限制了它的影响力。

如前所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满足于哲学思辨和哲学批判, 轻视政治经济学批判, 甚至试图摆脱科学社会主义, 结果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总体性成为一种抽象总体, 而不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对的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走向了否定阶级分析方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资产阶级学术立场。对于他们来说, 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科学, 而成了一种“形而上学”, 至多是一种美学旨趣或个人信仰。有的回到伯恩施坦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的老路, 一方面否定共产主义的现实性, 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运动改良主义化, 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 而是一种现实的运动”的理论。

在群众观点方面也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发的实践, 并不是纯理论的实践, 不是与群众无关的、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的纯批判活动, 而是“粗糙的物质生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对于马克思来说, 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 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把自身游离于各种政治党派之外, 难以影响群众, 更不用谈教育群众了。与此相比, 卢森堡和列宁关于革命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群众关系的争论, 就像是遥远的回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持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把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与对工人群众的教育对立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缺陷同样可以在卢卡奇那里找到根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了一种高调的救世主义, 这同卢森堡和列宁一再强调的关于群众自发性与自觉性关系的辩证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卢卡奇相反, 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并不单纯与自觉性联系在一起, 而是与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只有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我改造。因此,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 那么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 是因为他们把无产者当作神。事实恰好相反”, “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 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 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方面, 只有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中才能获得其阶级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封闭于书斋, 脱离政治实践, 必然背离科学社会主义, 从而走向与马克思相反的方向:第一, 马克思是从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哲学批判;第二, 马克思的群众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体现的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理性向实践本身的转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实践向实践理性的转化, 最后由一种革命理论蜕化为学者们的内心追求。

因此, 尽管在马克思的文本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纯理论研究方面达到了所能有的最高水平, 但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理论上的激进化到实践中的保守化, 最后再到理论上的保守化的过程, 终于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由于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走向破产。这在法兰克福学派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如果说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由理论的激进化走向实践的保守化的典型, 那么哈贝马斯则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从实践的保守化走向理论的保守化的典型。“五月风暴”以后,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像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一样在实践上走进了死胡同, 其影响主要限于理论领域, 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 跟群众运动和现实生活的改造不再有任何实际联系。

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本来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研究了“问题的德国式提法”, 他专门批判了德国的“理论政治派”缺乏实践维度和“实践政治派”缺乏理论维度, 指出, “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只能是与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实践。“原则高度”的重要性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本来就应当在理论上最彻底和在实践中站在最前沿。“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502马克思的这一说法, 鲜明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高度。同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一样, 20世纪初的俄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属于比较落后的国家。先进国家如英国, 早在1825年就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 而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20世纪初的俄国仍然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因此, 在英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时期, 德国和俄国仍然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在恩格斯逝世以后走向修正主义, 固然由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能力区分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误把两者混淆起来, 在失去“最终目标”的情况下, 这必然导致失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则高度。与此相反, 列宁先是鲜明地提出了工农民主革命理论, 后来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同时, 列宁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而保持了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原则高度。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他曾经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都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范例。民主革命本来是资产阶级革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来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问题的德国式提法”看,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结晶, 因而在当时的背景下, 在卢森堡的理论并不适合俄国和中国的情况下, 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很难有准确的把握, 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起源于列宁主义, 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落后国家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卢森堡, 而卢森堡代表的是先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因而从一开始, 它就具有与列宁主义不同的特点, 与斯大林模式的列宁主义相比, 就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学者 (如安启念教授) 注意到, 这个体系体现的是民主革命的需要, 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很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追根到恩格斯, 其实普列汉诺夫才是它的真正创立者。列宁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 还是一个普列汉诺夫主义者, 对辩证法的把握还没有达到晚年的高度, 因此其中对恩格斯的看法存在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如此, “唯批”也仍然比传统教科书体系高明, 因为它是从认识论角度看待“物质”概念的, 与教科书体系误把物质概念当成本体论概念完全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只能追到斯大林模式为止, 不能让列宁、更不能让恩格斯为此负责。这个教科书体系有它的历史功绩, 因为无论是在俄国的工农民主革命中, 还是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这个体系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 整个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但在落后的俄国和更加落后的中国, 连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被当作未来的事情加以展望。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强调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的根源。既然当时还不具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但规律的客观性决定了将来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而规律的可知性又决定了有些人即共产党人能够掌握历史规律,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成为最正确的选择。与之相应, 阶级斗争学说, 包括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等等, 成为与之相应的实践策略。

一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种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就不再适应实践需要了。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导致其实践创新失去动力。在中国, 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 也应当由以社会批判理论为主转向以社会发展理论为主。遗憾的是, 虽然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 但这种讨论并未被引向深入, 由此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使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 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苏联和中国学术界的停滞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实践上缺乏突破, 但在理论上一直跟踪西方社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试图回答为什么西欧没有爆发类似于十月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30年代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特别是“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4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进行了研究;五六十年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时对苏共二十大、美国反战运动、“五月风暴”等进行了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介绍进中国以后, 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几乎是依次复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性、主体性、辩证法、总体性等观点, 在有些学者那里甚至重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错误如马恩对立论等等, 目前正在重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康德主义解读范式与黑格尔主义解读范式之争。

就此而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贡献是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的。尤其是, 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回应了西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 正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刺激, 才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至于辱没这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用以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问题、人的发展问题、生态环境问题, 直至当代中国的消费主义问题等, 都可以而且已经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到资源。如果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 那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会仍然停留在传统教科书的水平上。看一下那些攻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 对此就不可能有什么怀疑。这当然不是说,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只能说好话, 不能批评。虽然确有研究者分不清精华与糟粕, 有的甚至专门发挥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些错误的观点, 但多数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时候, 并没有采取全盘照单吸收的做法。相反, 除了一些介绍性的成果以外, 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鲁迅那种“拿来主义”式的态度。今后, 我们仍然应当正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入死胡同的教训, 努力避免重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但决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当前, 我们需要的是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经验教训, 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而不是重回僵化封闭的老路或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主题词是经济发展新常态, 其中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 正引起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学者从2000年开始讨论“过剩”问题。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一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这一问题重新变得急迫和突出。这样的问题恰恰进入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语境。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派别, 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纷纷凸显出来。从卢森堡牺牲到“五月风暴”爆发,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哲学批判的过程, 其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越来越遭到忽视,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就有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者, 但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不构成主流。“五月风暴”后,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的破产, 其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呼吁“回到马克思”一样,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到卢森堡, 正在变得越来越迫切。

2017年, 习近平在“七·二六”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则采取了“新时代”的提法。在笔者看来, 同1825年英国的经济危机一样, 新阶段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如果说, 原来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围绕解决短缺问题展开, 因而全部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即市民社会, 那么, 生活必需品生产的过剩则表明, 建立在短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制度, 都已经过时了。经济新常态是与新的文明样态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终结,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也将走向结束。这就要求总结第二国际破产以来的经验教训, 包括第二国际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模式的经验教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教训, 把这些经验教训化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宝贵财富, 一方面“回到马克思”, 另一方面回到现实生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 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重新结合, 来自卢森堡一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研究。（注释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邓小平文选 (3)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83、91.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党政干部学刊》 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