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加速推进，资本的运行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知识资本、信息资本、智能资本和数字资本等逐渐嵌入社会生产方式，成为推动政治经济变革的重要引擎。资本形态的分裂、变革和重组，把资本主义推向崭新的阶段，涌现了“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交往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和“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等新形态，其中，“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遍的形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看，尽管数字资本主义的霸权并没有改变资本逻辑(资本)与劳动逻辑(劳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却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数字资本的宰制和统治下，马克思所塑造的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主体(无产阶级)是否依旧在场?这个问题已然成为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理论焦点。在西方左翼阵营中，有学者认为，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产业工业阶级正不断减少，工人阶级的身份标志对许多‘工人’来说已经不再重要”。更有甚者指出，“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文化彻底地‘收编’了”,无产阶级已经被彻底淹没在数字资本的洪流之中，成为被资本“吸收”和“同化”了的“薪水阶层”和“数字劳工”。然而，以保罗·维尔诺、弗朗哥·贝拉尔迪、扬·穆里耶·博当、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乔迪·迪恩、斯拉沃热·齐泽克、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吉奥乔·阿甘本等为代表的另一些西方左翼学者4,着眼于“非物质生产”和“数字劳动”的主体逻辑，提出了“认知无产阶级”“智识工人”“诸众”“被分离者”“无分者”“赛博无产阶级”以及“数字工人”等新的主体样式，打造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新版本”。那么，这些新的政治主体能否像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那样凝聚革命的动力、举起反抗的大旗，进而实现自身的解放?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对新的政治主体进行理论辨别和形象再塑。

一、重启阶级话语：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左翼主体理论的新样式

数字资本主义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生产方式变革的最新表现形式，它使人类的知识、智力、数据等“一般智力”并入资本并成为新的增长极，从而确证了“非物质劳动”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基于此，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驱动智能机器、数字媒体技术以超时空的传播力在全球圈占资源、吸纳信息和数据，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然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褪去了无产阶级本色的全新的政治主体，他们是内在于认知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的当代新生主体力量。

(一)“认知无产阶级”:人格化的“一般智力”

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实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论及的“一般智力”(又称“普遍智能”)范畴，即“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以及在“机器论片段”中对“机器体系”的前瞻性预言，常常被左翼冠之以“圣经式文本”的美名，作为理解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锁钥。在意大利左翼学者维尔诺看来，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作为一般社会知识的“普遍智能”已然成为资本增殖的核心要素，当代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经验化呈现。“今天，普遍智能首先体现着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维尔诺强调，在数字化生产时代，应该从主体维度重新理解“一般智力”的特定意涵，即“一般智力”是主体的认知活动、交往形式、语言交流和情感等非物质活动的体现，它是“活劳动”所具有的潜能和智力。在此意义上，维尔诺认为，在智能化和后福特制时代，“普遍智能”重塑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它已经逐渐取代了“体能”劳动，使得从事“体能”劳动的传统“无产阶级”逐渐被从事“普遍智能”生产的“诸众”取代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主体是诸众，是“智力劳动力”,即“大众知性”。在维尔诺的语境中，诸众是去政治化的存在，他们所从事的是“隐性劳动”,因为其智力生产(思考、知识、想象、记忆、交往、情感等)往往不被计入社会生产力，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属于摇摆不定的隐性“边缘工人”。

意大利左翼学者贝拉尔迪与维尔诺同属自治主义阵营，他也认为，不能把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所论及的“一般智力”划归或并入“固定资本”之中，相反，“一般智力”在当代应该被主体化为“活劳动”的要素，即归属于主体的“创造力”或“智力资本”。贝拉尔迪由此强调，在以信息、通讯和知识为主要价值形式的认知资本主义时代，认知活动、智力劳动和信息生产是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这意味着认知资本主义的劳动阶级不再是单纯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而是“认知无产阶级”,即“从事认知劳动的社会实体”。在贝拉尔迪的语境中，“认知无产阶级”有时也被称为“信息工人”,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是与处理信息、数据等直接关联的认知型工作。“认知无产阶级”与“诸众”在存在场域和自身特征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诸众”是后福特制的产物，是后福特制时代“活劳动”的整体，那么“认知无产阶级”则是寄生于“认知资本主义”之中的“智识工人”,是处于焦虑和恐慌之中的代表着“一般智力”的群体。

法国贡比涅技术大学的博当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转型升级的视角重构了“认知资本主义”的阶级话语，揭示了“认知无产阶级”的本质。在博当看来，认知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知识为主要积累对象的新的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知识成为价值的基本来源以及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场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不再仅仅表现为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而是表现为资本对以知识、信息、情感、符码等为代表的“创造力”的吸纳。博当认为，认知资本主义的“创造力”是一种“智力资本”,它是价值增殖的主导因素。基于此，认知资本主义是一种“新资本主义”,内蕴“新的矛盾”,其阶级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掌握知识型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与“认知无产阶级”的对立。博当进一步区分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种剥削形式：一级剥削(资本剥削体力劳动力)和二级剥削(资本剥削创造力)。这两种剥削形式共存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而认知资本主义强化和加速了对人的创造力、创新力的开发与剥夺，由此转换了资本主义的阶级逻辑，即把从事智力创造和创新活动的劳动者作为新的“活劳动”和增殖的“活资本”。由此，博当重启了认知资本主义的阶级话语和政治主体，把认知无产阶级、网络无产阶级、依赖于市场的认知工作者、自由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认知工作者、自雇人员等作为认知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博当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稳定的政权、一种积累模式，而且是一种剥削模式转变的趋势。认知资本主义就是以二级剥削(资本剥削创造力)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新形态。

(二)“用户无产阶级”:符号化的“智识工人”

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毛里齐奥·拉扎拉托从知识、信息主导下的人的劳动形态的转变入手，分析了“非物质劳动”霸权背景下社会阶级的分化与重组，进而推出了“知识型无产阶级”和“智识工人”等概念。拉扎拉托认为，随着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社会知识、抽象智力和非物质的信号成为社会生产力的“软力量”,由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已经扩展至“非物质劳动”领域，这个领域主要涉及音像制品、软件、广告、信息以及文化活动。非物质劳动就是“以网络和流动的形式存在的劳动模式”,即“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在此背景下，拉扎拉托认为，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大众智能”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智力劳动是塑造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驱动力，正是在大众智力劳动中，寄存着一种新生的劳动阶级，即智识型无产阶级，他们同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一样遭受着资本的深度控制和过度剥削。与拉扎拉托相似，哈特和内格里也断定，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是“信息生产”和“知识生产”,它涉及知识、交往和语言等领域，主要包括通讯交往劳动、交互式劳动以及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由于资本形态和劳动形式发生了转变，作为“人格化的劳动”的无产阶级概念也应该被重新矫正和定义。对此，哈特和内格里改写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体意义，提出了数字时代组织阶级的一般公式：“C-M-C′”,即“阶级—诸众—多样性阶级”。这一公式表明，数字时代的阶级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特征，其中的无产阶级已经容纳在“多样性阶级”之中，就是“诸众”的升级版，是丧失了公共资源、知识生产和情感生产等“公共领域”的所有权并遭受数字化资本控制与剥削的大众。如果说，拉扎拉托、哈特和内格里着眼于劳动本体论视域对数字化生产中的无产阶级进行了重塑，那么齐泽克则是从“因特网政治”和社会现实维度推出了“用户无产者”概念。齐泽克指出，在因特网政治中，社会不再是等级化的整体，而是一个由不同网络组成的开放的复合体，在这个网络系统中，产生了因特网贵族精英，他们拥有权力和获取关键信息的能力，广大用户成为被操纵的对象，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因特网贵族’与‘用户无产者’之间的新的阶级抵抗代替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对此，齐泽克借用哈特和内格里的主体概念反复强调，即便因特网政治的革命主体是“掌权的大众”,这样的“大众”恐怕也很难形成一个抵抗全球化网络的集体力量。

(三)“被分离的人”:网络幂律分布中的“群众”

迪恩着眼于网络媒体、大数据和流量对数字化时代的无产阶级进行了形象再塑，从数字化和交往资本主义的现实中窥见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抗主体。迪恩认为，在数字化生产时代，大数据、网络、大众传媒正在锻造新的政治力量，“‘数字’将我们引向了交往资本主义之势”,数字化、网络传媒正在将社会人群进行“集聚”或“集中”,这些集合起来的“群众”是一种新力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政治主体提供了突破口，也为催生新的社会阶级提供了契机。迪恩认为，对群众的强调，能使我们在交往资本主义所运行和依赖的复杂网络及其链接的幂律分布中找到“掘墓人”。当然，迪恩并不赞同把大而泛的“群众”直接当作政治主体，她认为，真正的主体是群众中的分裂的部分，即那些寄存于交往资本主义网络符号系统中的“被分离的人”。迪恩强调，数字时代强大的数据和复杂算法驱动着资本增殖，使群众集聚于数字化和网络化的符号系统，但仅有少数人占据符号系统的金字塔顶峰并享有巨额财富，大多数群众受到复杂算法和数字资本的排斥与挤压，这些被挤压的群众是潜在的政治力量。由于寄生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群众是集合性、多样性阶层的聚合体，因而迪恩主张把幂律分布的“长尾”这一术语作为描述大数据时代的群众的“符号”,因为“在复杂的网络中，群众的规模、数量是按照幂律分布的层级来组织的，即1%比99%”。迪恩用1%来标识交往资本主义中的“超级巨星”和“精英阶级”,他们拥有无限的声望、最高的关注度和最频繁的点击率，而99%则是“长尾”中的普通大众，是由用户、粉丝等构成的符号群众。迪恩指出：“这个数字并没有指明人的身份，而是凸显了一种分化和一个差距，即最富有的1%人群和我们剩余之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它宣称我们是分裂的，分裂为剥夺者和被剥夺者。”所以，按照迪恩的分析框架，在交往资本主义霸权时代，社会的阶级对抗已经转向了数字网络系统中的1%与99%之间的对抗，数字资本主义潜在的政治主体就是被数字资本和智能算法征用、宰制和剥削的“剩余之人”,他们是从事实际交往活动但却被资本分离的大众。

(四)“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新穷人”

加拿大学者尼克·迪尔-维斯福特既继承了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的主体理论，又从新技术、智能算法催生的“控制论”出发创新和扩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提出了“赛博无产阶级”这一新主体。迪尔-维斯福特认为：“计算机和网络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一代人的工作条件以及失业情况。”最为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网络化、数字化与全球化的结合大大提升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强度，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全球工人加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之中，这些全球工人阶级并不是“自由劳动者”,而是被迫寄存于“赛博资本主义”这个庞大体系中的“赛博无产阶级”。在迪尔-维斯福特看来，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网络和算法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这种生产形式是基于网站、视频、游戏、脸书、聊天室等新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这一趋势使资本主义劳动逐渐趋向数字劳动，使资本逐渐趋向数字资本，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式和资本形态的变化必然促使其政治主体发生改变。迪尔-维斯福特把资本信息化、数字化的这种趋势比喻为“一个巨大的漩涡风暴”,而无产阶级就是被卷入这种超级风暴的“数字工匠”和“新穷人”,他们的反抗意识被无形的资本削弱和反噬了。尽管迪尔-维斯福特揭示了当前数字旋风中的政治主体及其遭遇，但他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语境，而只是立足互联网现实并改换了意大利左翼的“认知无产者”概念。与此不同，英国学者福克斯聚焦脸书、推特、谷歌等社交媒体带来的劳动形式的巨大改变，通过考察“跨国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劳动”和“数字工作”等概念，推出了后革命时代的主体理论。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劳动形式，这种劳动是新型的剥削劳动和无酬劳动，“数字劳动的剥削包括胁迫、异化和占用过程”。在福克斯看来，数字劳动是异化了的数字工作，是受数字资本家监控和被私有股东剥削的劳动，它创造着新的政治主体：数字工人。在脸书、推特、谷歌等平台上，用户不只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即生产性消费者。“他们生产文档、内容、联系、社会关系、作为使用价值的网络和社区。他们是具有创造性、积极性、网络化的数字工人。”那么，数字工人如何才能反抗数字资本的剥削呢?福克斯给出的答案是“数字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联合政治战略”,这一战略就是“占领互联网运动”,以便实现信息的共同控制和社交媒体的革命。

二、检视理论误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左翼主体理论的困境

当代国外左翼学者以激进的立场对政治主体进行了理论建构和形象塑造，为人们深入考察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形式、阶级结构和对抗性矛盾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理论上弥补了数字时代革命主体“退场”和“缺位”的问题，扩写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主体理论，为研究数字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新的“全球景观”和“劳工组织”提供了开创性的理论视野。然而，如果把左翼学者推出的主体概念置于马克思建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理论视域和话语逻辑中加以考察，那么这些政治主体看似是激进的反抗主体，实则沦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消极“贱民”和“乌合之众”,降格为一种“无名之空”和“无实体的主体性”。究其缘由，是因为左翼学者在革命立场和方法论上同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导致他们塑造的“新无产阶级”既颠倒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又缺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从而在后现代哲学话语中置换了政治主体的生成条件，扩大了其指涉范围，消解了其“掘墓人”的政治身份，最终使之成为“星丛式的主体”和“多在”。

(一)生成条件的改换：从“劳动力”到“一般智力”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真正的政治主体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实体性等级”和“普遍等级”,而是内在于社会历史的“特殊阶级”。马克思通过回答“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论证了作为政治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论境遇和生成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政治主体不是通过感性经验推导出来的，而是蕴含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历史情境之中，需要判断其“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作为是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赋予的，即无产阶级主体身份的确证是由其自身所遭受的“普遍苦难”和“绝对贫困”决定的，而产生这种“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根源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从起源上看，无产阶级作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并不外在于人类的生产方式，而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财产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普遍的不公正”。特别是在资本驱动的大工业生产中，无产阶级由于资本宰制而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只能走向资本主导的市场并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因为“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所以，与其他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是寄生于资本主义并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主体，这个阶级的身份特质是“劳动的人格化”,更确切地说是“劳动力本身”。与马克思的语境不同，西方左翼学者改换了无产阶级的生成条件和现实遭遇，他们认为，数字时代的无产阶级并不能以“劳动力”作为身份标识，而应该以“一般智力”作为前提条件。维尔诺倒置了马克思关于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关系，用“一般智力”替换了“活劳动”,认为“一般智力”并不是固定资本的属性，而是活劳动的能力、潜力和生命形式。在后福特制中，“劳动力”不再是唯一确证无产阶级主体身份的要素，相反，“普遍智能表现为不朽的雇佣劳动、等级制度、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支柱”。维尔诺把“一般智力”作为标识主体身份(诸众)的核心尺度，从而把无产阶级看作从事智力生产的人格化的非物质劳动者。同样，贝拉尔迪、哈特、内格里等左翼学者也重新构序了“劳动力”与“智力”的关系，认为“劳动力”中应该容纳“集体的一般智力”,数字时代劳动价值的实现正在于把新型生产力(智力)并入劳动，由此劳动力则更多地体现为知识、语言、交往、符码等新型智力，传统的劳动力“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如此一来，他们主张建构新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新主体理论”,把无产阶级顺理成章地转化为遭受网络帝国和数字资本控制、奴役的个人，这些星丛式的个人凝聚起来就形成了“新无产阶级”。显然，左翼学者偷梁换柱的做法不仅抛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意蕴，而且还忽略了马克思政治主体概念独特的前提条件：“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所以，左翼学者塑造的主体并不是劳动的人格化和劳动力的代表，也不是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更不是资本家的对立面，而是去物质化的“群氓”和虚拟性、包容性的“诸众”,是“多种多样、非决定性和杂乱无章的‘差异’的实体构成”,因而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一贫如洗的活劳动力”和革命性的反抗力量。

(二)指涉范围的扩大：从“工人大众”到“集合群众”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体理论中，无产阶级并不是大写的群众，而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是处于资本对立面的“雇佣工人”,是异化劳动的现实主体。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政治主体时使用的是“减法”,即他们的主体概念具有特定的指涉范围，是众多阶级中那个特定的“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相反，左翼学者在建构数字时代的政治主体时使用的是“加法”,即他们的主体概念是依附于帝国、网络和数字平台的“流众”或“多众”,用迪恩的话来概括就是：除去1%最富有的人之后剩余的99%,“那1%的人占有了大部分的共有物，而剩下的那99%的人拥有剩余的东西”。迪恩的概括代表了西方左翼主体理论的当代走向，他们一贯把作为主体的“工人大众”扩展至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无名群众”“网络大众”和“数字工匠”,从而使主体存在的现实场域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包括四种逻辑进路：一是齐泽克和阿兰·巴迪欧基于全球化时代的“事件性场所”建构的“事件主体”,包括全球移民、难民、贫民窟居民以及阿甘本推出的生命遭到弃置并被缩减为赤裸生命的“神圣人”,这些主体“是被排斥在公民福利之外的社会‘额外’因素；他们背井离乡，无依无靠”;二是博当、迪恩、迪尔-维斯福特、贝拉尔迪等学者建构的“符号阶级”,包括程序员、数字工人、网络用户、流量粉丝以及“生产社会意义的媒体消费者”,这些主体按照复杂网络的幂律分布排列，是网络中的“寄生者”;三是哈特和内格里建构的“诸众”,“它比工人阶级的概念更宽泛”,是具有流动性、不稳定性的群众；四是福克斯、乌苏拉·胡斯等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建构的“数字工人”,包括数字分析员、信息处理员、电子工人以及知识工人，他们是在真实世界里从事虚拟工作的“高科技无产阶级”。显然，西方左翼学者偏离了阶级分析法，所以他们建构的这些政治主体已经不再是“雇佣工人”和“无产者”,也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被剥削者”和“社会革命者”,因为这样的政治主体涵括了几乎所有的穷人、边缘人、自食其力者、中下层阶级和社会底层群众等“多样性群体”,囊括了一切直接或间接寄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单个个人，由于这些群体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指涉范围，从而稀释了其本身的集体性、革命性和阶级性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而全的包容性主体并不都从事生产性劳动，也不是马克思所论及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是分散地寄生于网络空间和各个社会层面的个体，他们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群体身份”的复合体，是“从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范畴退缩为一种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之集合”。

(三)本质规定的丧失：从“无产者”到“无分者”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无产阶级最本质的规定是“无生产资料”,由于他们“无产”并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创造社会财富，所以他们是社会群体中真正的劳动阶级。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无产阶级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功能，它既构建了历史，又在社会主义中实现了自身”,因而是社会变革中最具革命性的阶级。然而，需要辨明的是，西方左翼学者建构的政治主体并不具有“无产者”的身份，或者说，他们推出的“新无产阶级”褪去了“无产者”的底色。在他们看来，在数字化生产时代，对于无产阶级的判定不再以“无产”为标尺，而是以“无分”为尺度。所谓“无分”,是指“不被计算为组成分子”或“没有参与之分”,由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就是被排除在主流阶级之外的“不可见者”,即“无分者”。迪恩认为：“作为当代共产主义主体的代号，使用‘剩余之人’‘无分者’要比‘无产阶级’和‘诸众’更好一些。”在左翼学者看来，如今的政治主体是被资本排除的人，是资本分化出来的人，他们在社会共同体中既是空无，也是缺失，即穷苦边缘人和无份额者。无论是福克斯强调的数字工人以及岌岌可危并为生存奋斗的“信息中下阶层”,还是迪恩建构的“剩余之人”,抑或其他左翼学者建构的“智识工人”“符号阶级”和“网络群众”,他们的共同特质即是一种被社会精英和主流阶级抛弃的“被排除者”和“不可见者”。所以，“现实中的无产者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另一个看不见的感性层面上被排斥和被驱逐的无身份者”。由此观之，左翼学者建构的新主体的共性是“被排斥的边缘他者”,他们是无言的群氓，已经不再是“无产”且“受雇”的大众，而是“无分”且“无名”的群众。

(四)历史使命的消解：从“掘墓人”到“新穷人”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本在疯狂追逐利润、掠夺财富、圈占资源和吸纳劳动力的过程中，必然使一部分人丧失生产资料，孕育和锻造自己的“掘墓人”。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运用自己的武器炸毁官方社会的上层建筑，“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一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解放自己，即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摧毁旧世界，从而“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所以，无产阶级与生俱来具有对他们面临的绝对贫困和非人性的生活状况的愤慨，具有坚定的阶级觉悟，是堪当大任的革命阶级，因而能够“剥夺剥夺者”。与马克思建构的“掘墓人”身份不同，西方左翼学者建构的政治主体要么是“无分”和“无用”的大众，要么是数字网络中虚幻的个体。他们有的是符号操纵者，有的是常规劳动者，有的是无业游民，有的是权力金字塔底端的穷人、难民和贫民窟居民，这些群体不全是“劳工阶级”,而是数字时代分散的流众(precariat)。换言之，左翼学者笔下的主体类似于齐格蒙特·鲍曼所论及的“新穷人”,“是一个完全异质的极端多样的集合”,这样的政治主体是碎片化的个人集聚于数字化结成的虚幻共同体之中，他们并不具有激进的革命要求，丧失了“掘墓人”的身份。相反，对这样的政治主体而言，“对于限量信息和社交圈的接近比金钱要重要得多”,他们甚至不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抱有期待，也不会形成无产阶级那样的阶级觉悟，更不会凝聚起人类解放的政治情怀。因此，左翼学者建构的新主体已经与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阶级相去甚远，他们既不能担负起政治主体的历史责任，也无法领导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和运动，而是数字时代的“被解放者”。

三、重构阶级逻辑：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在场与回转

西方左翼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和集体自觉性的挖掘与塑造存在着根本的逻辑漏洞，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依循资本逻辑建构阶级逻辑的致思理路，而是聚焦于“社会知识”“非物质劳动”“创造力”等新型生产元素，把“智力”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本依据，割裂了作为劳动必备要素的“体力”和“智力”的同一性，混淆了数字时代“劳动”与“活动”的本质差别，从而误判了无产阶级的在场逻辑，他们塑造的无产阶级最终沦为了广大而空泛、多样而抽象的“伪主体”。实际上，无论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还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只要资本逻辑是社会的统治逻辑，只要资本统治和支配着劳动，只要劳动者在资本的宰制下“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作为劳动人格化的无产阶级就依旧在场。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本身不需要被重构，也不需要被改写，只不过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在场形式发生了转变而已。如今，要重构数字时代的政治主体，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逻辑，从“智力逻辑”回到“资本逻辑”,从“虚拟主体”回到“实体主体”,从“数字活动者”回到“数字劳动者”,建构符合数字时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主体理论。

(一)从“智力逻辑”回到“资本逻辑”

西方左翼学者牢牢抓住数字化生产时代“一般智力”的生产逻辑，并将“智力生产”作为建构数字时代无产阶级的主要尺度，从而把与“智力劳动”相关的群体全部打造成“新无产阶级”。这种致思方法完全忽略了政治主体产生的“资本逻辑”根源，从而无法摆正“一般智力”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准确位次。在马克思的经典主体理论中，“智力逻辑”并不是划分阶级的尺度，“智力”是人之为人的类特性，而“阶级”则是生产关系的映现。马克思指出：“智力并不使人成为等级会议代表，它只是使等级会议代表成为人。”“智力”是人的共同特性，但不是划分阶级的特殊依据，因为“智力决不是等级的属性”,相反，等级或阶级是拥有智力的人在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才是阶级产生的真正舞台。所以，恩格斯指出：“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既然一定的阶级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那么人在生产或劳动中所处的地位的不同就可以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比如，有的人拥有生产资料，他就是有产者，有的人无法获得生产资料，他就是无产者；有的人依靠体力劳动，他就是体力劳动者，有的人依靠智力劳动，他就是智力劳动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判断谁是无产阶级，并不以“智力”和“体力”的劳动差别为依据，因为劳动的过程或多或少都会耗费人的“体力”和“智力”,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由此，数字时代的“数字劳动”“非物质劳动”“创造力生产”等仅仅是劳动过程中“智力”因素的新形态，它们不足以成为判定无产阶级的依据。判定无产阶级最根本的尺度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雇佣关系”。具体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产生的最直接根源是“资本逻辑”。资本的本质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是“社会生产关系”,在存在资本逻辑霸权的生产关系中，劳动降格为资本的“猎物”,资本吞噬着劳动，劳动依附于资本。“如果资本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力，资本就得购买劳动力。”在劳资交换关系中产生了雇佣工人，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所以，在数字时代，“资本逻辑”依然是理解无产阶级的锁钥，只不过数字时代的资本逻辑借用网络、数字、智能技术来实现扩张，使数字生产过程中的智力同体力彻底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在认知资本、智能资本、数字资本共同享有霸权的生产关系中，尽管人们拥有了更深广的“知识”,获取了更多样的“数据”,形成了更多元的“网络交际圈”,但是这些“社会智力”并不是确证谁是无产阶级的根据。无产阶级并不是数字网络中的“多面体”,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必然是那些没有自己的数字化生产资料并受雇于数字平台的人，而不是国外左翼学者以偏概全、不加区分地打造的“诸众”“无分者”“被排除者”“网络群众”和“剩余之人”。

(二)从“虚拟主体”走向“实体主体”

西方左翼学者把政治主体从“现实场域”延伸到“虚拟场景”,他们依托大数据、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建构了“认知无产阶级”“用户无产阶级”“赛博无产阶级”“被分离的人”“数字工人”等，这些政治主体的最大共性就是虚拟性，他们是寄存于网络世界、数字界面的“虚拟主体”和“无名大众”。虚拟主体是伴随着虚拟资本的出现而出现的，特别是在数字时代，资本吞噬着网络和智能技术，以一种更加隐匿和抽象的形式主宰着劳动，由此形成了一个极端虚幻的“数字资本共同体”,在其中，“作为意志、自由、表征之决策体的主体和权力、知识、历史的主体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模糊、漂浮而无实体的主体性”。显然，在数字资本建构的虚拟共同体中，人的现实关系被重新改写了，作为实体存在的人以一种“虚体”的身份与他人交往，主体的劳动也打上了“虚体”的印迹，虚体则是实体性的人在数字网络中的映现，一个实体性的人可以在多个平台和数字界面中交往，即一个实体可以对应多个虚体。所以，左翼学者把交往资本主义、数字界面、赛博空间中按照幂律分布的“长尾”和“大众”看作政治主体，这些虚拟的身份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现实性、实体性特质。同样，交往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者的“虚拟身份”并不能作为确证无产者身份的尺度。相反，要建构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主体，应该依循相反的逻辑理路，从“虚拟主体”走向“实体主体”。从唯物史观来看，政治主体是处于生产关系中的特定群体，是由现实的个体组成的实体。马克思认为：“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也就是说，作为政治主体，工人阶级是现实的个体组成的“实体主体”,他们依靠雇佣劳动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在数字时代，人们的主体身份是二重化和多元的，要判断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主体，不能机械地将数字符号系统中“被分离的人”“非物质劳动者”全部看作实体主体，也不能将受算法操控的社会群体全部看作无产者。试想，如果所有从事精神生产、智力劳动的人都可以充当政治主体并堪当历史大任，这又何尝不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福音”呢?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主体正是那些深受智能算法控制、从事数字劳动且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实体人。

(三)从“数字活动者”走向“数字劳动者”

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们的劳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吸纳进数字编织的虚拟场景中，人们的“愿望、渴求、梦想、压迫，全都被信息化的要素侵染”。在此背景下，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数字时代“革命的主体不再是传统的无产阶级，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层面的所有的个人主体”,包括戴着耳机、操纵键盘的“用户阶级”,以玩耍的形式在数字平台自由活动的“玩工”(playbour),以及沉迷于游戏、短视频、直播、线上购物等的“劳动者”。然而，深入辨析可以看到，数字时代人的“活动关系”与“劳动关系”仍然有着明确的界限。从严格意义上讲，数字活动是一种不创造任何价值的劳动，它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可能是一种懒惰，也可能是一种消遣、娱乐，总之它具有生活的意义；数字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它是一种以社会智力为前提、生产数字商品的劳动，是带有工作性质的劳动。只有区分了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才能区分出“数字劳动者”和“数字活动者”,进而才能在“数字生产关系”而非“数字生活关系”中建构政治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同样，只有受数字平台监控并为数字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数字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数字劳动者，才是数字工人。而那些深陷数字牢笼之中的数字活动者(网民、用户等),尽管其活动存在异化，甚至陷入贫困，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还不能被称作“无产者”,毕竟“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条件下的这种穷人、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

总之，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景观，已经将人类带进了数字资本编织的抽象共同体之中，使置身于其中的“实体性的人”陷入了马克思批判的“物役逻辑”之中，使人在数字和资本共同构筑的庞大“帝国”中渐渐“失坠”,甚至沦为“边缘人”“微粒人”和“新穷人”。尽管数字资本主义改换了资本的形态和运行方式，数字资本以更加隐匿和虚拟的形式统治人、控制人，成为主导人的生产生活的新形式，但是它并没有改变资本逻辑对人的劳动逻辑的钳制。西方左翼学者深入检视资本与数字技术“结盟”所引发的阶级结构的变革，分析数字时代人的劳动的新异化及其现实表征，尝试打造反抗数字资本主义的新主体，他们的理论勇气值得肯定。但是，数字资本主义在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其最大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其增殖逻辑和运行机制依然处在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语境之中，由此，马克思所建构的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主体(无产阶级)依然有效。马克思指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宰制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无产阶级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其在资本的控制中依然具备在场的逻辑。所以，马克思所塑造的政治主体既不会退居幕后，也不需要被“改写”,更不需要被“置换”。我们既不能因为数字资本主义引发的深度异化而将无产阶级神话，也不能因为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新穷人”而将无产阶级抛弃，只要资本逻辑在场，其对立面就不会退场。（注释略）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