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深入发掘其内在的基本逻辑，进而辨明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
世界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前，人们看待世界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中。这固然跟“三个国际”（即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历史渊源有关，不过在思想层面，也反映了19世纪欧洲的遗产：“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分并不严格，“世界政治”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国家间）政治”。而在现实层面，无疑也反映了20世纪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巨大影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使“世界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获得更为广泛的使用。不过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一时陷入低潮，资本主义加速在全球扩张，人们也很难在理论上产生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我国学界比较早使用“世界社会主义”概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打开了重新认识世界政治的新视野。最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推进，我国学界已编写出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认识的教材，依次论述共产党执政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状况，拓展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在苏联解体后，作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一个，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中国没有继续坚守住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而是如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希望的那样重蹈苏联覆辙，那么世界社会主义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才可能重新兴起。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与不断完善和发展，使世界社会主义更快地从低潮走向振兴，中国则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壮大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而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主要力量。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分六个时间段对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这不仅为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提供了广阔、深邃的世界历史视野，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深刻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总体而言，我们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探索历程的认识在以往的世界视角之外强化了中国视角，同时并重“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彰显了新时代中国更加自觉的主体性能动性。具体而言，我们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探索历程的新认识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是“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单一模式到多样探索、从陷入低谷到谋求振兴的发展历程。其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历时最久。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从抽象的理性出发来论述社会的改造，难逃形而上学的窠臼，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堪称“科学”，正在于它是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并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真理大厦。更为根本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并非终结了真理，而是开启了通过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来接近真理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亦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坚信“两个必然”的同时不要忘了“两个决不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建成注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第二，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少数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巴黎公社运动虽然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但仅仅存在两个多月即被扼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确立，均显示了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晚年曾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即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苦难而吸取资本主义的成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证明了这一天才论断。列宁晚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考，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均指向如何从本国具体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不断朝着共同富裕迈进。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切近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相比于率先走上现代化进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均是较为落后国家，本来就有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紧迫感，加上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在需要，现代化被摆在了十分重要的议程。而工业化一直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观诸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由率先通过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引领现代化潮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也突出地表现在其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重工业。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普遍历史进程，根本旨趣在于通过理性化控制来实现效能最大化。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普遍历史进程与现代化的普遍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上是同步的，故而现代化本身也有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越来越突出和激化，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和明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也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从被动走向主动。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现代性后果的被动反应，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人类开启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其积极效应的主动追求。
第四，社会主义发展并无固定模式。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中，从一国向多国的发展显示的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显著变化。然而，苏联模式本身就是战时极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僵化，其弊端开始凸显。其根本问题在于错误地认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甚至要转入共产主义，因此没能从苏联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和现实情况出发来不断完善和发展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苏联共产党长期奉行大党大国主义，把苏共经验和苏联模式神圣化，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各国的具体情况，压缩了各国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空间。实际上，即便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模式也并不一致，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路径也一定是多样化的。各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使得世界社会主义从单一模式向多样探索的发展成为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更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
在重新审视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之后，我们要进一步从中发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很大程度上，这也正是要发掘“世界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历史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过程。它本身也是个历史概念，只有当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阶段并且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把人类历史变成统一的“全球史”的时候才有出现的可能，即“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整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构成了“世界历史”发生的前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总体过程，这一过程将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替代。观诸过往，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中贯穿的基本逻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义的逻辑。这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这一历史必然性。来自苏联教科书的传统划分是把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不过更加深刻、更具启发性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类历史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概而言之，即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演进过程，是从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到以“人的自由”为基础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一未来社会形态，即“自由人联合体”。但问题在于，这一社会发展规律是就宏观总体方向而言，历史的具体发展演进过程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均衡式的，而是复杂的非线性非均衡式的，往往充满曲折与艰辛。因此我们看到，首先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而非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而且是在一国而非同时在多国建立社会主义；我们也看到，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走的道路、所采用的方式也是大为不同的。各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走自己的路。
二是权力的逻辑。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往往会经历无比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所有社会形态都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总是会竭尽全力压制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反抗。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发展到极为尖锐的境地，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却是全世界。资产阶级为了能够可持续地榨取剩余价值、维持统治地位，也在不断地改善生产方式和统治手段。历史的吊诡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侵略与扩张，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从而使内部阶级矛盾通过外部转嫁而获得一定的缓和。而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从一国向多国的扩展，乃是源于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民族国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推行的“民族帝国主义”，乃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伴随的，在把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与地区变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同时，也激发起后者对其进行反抗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通过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赶超型现代化的政治意志。权力的逻辑还普遍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彼此之间的帝国争霸中，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导致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也正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与契机。“冷战”时期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背后同样贯穿着地缘政治与权力争夺的逻辑，实质是美苏争霸。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对权力支配的追求以及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推行，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本该有的平等伙伴关系。而在“冷战”结束后，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后的权力利益关系，不仅影响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也影响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格局与基本权力架构，始终制约着其左翼政党力量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三是文明的逻辑。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文明形态。与之前其他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文明意蕴不同，现代资本主义乃是一种具有极强普遍主义扩张冲动的文明，甚至被等同于“现代文明”或“文明”本身。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中，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也辐射到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商品、炮舰携着《圣经》、“科学”、“民主”以及西医、西餐、西装一起进入，甚至那些最偏僻、最边缘的民族和文明也都要被重新塑造。人类文明曾经以各种具体特殊的形态散布在地球上各个适合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区域，因此“文明”天然是复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归纳出26个文明样本。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试图使“文明”变为单数，并且在其对外扩张中，西方殖民者建构出“文明等级论”，认为其他文明都是次等的、劣质的甚或野蛮的，最终的归宿都应是被这一单数的也就是唯一真正的文明所同化。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齐一化”冲动本身先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多样性事实所消解。新教文明与天主教文明、日耳曼文明与拉丁文明之间的久远区分仍然有所表现，只不过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大同”面前，这些区分越来越成为“小异”。同样，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展现了文明的“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现代社会主义文明是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母体中分娩出的更先进文明，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否定之否定。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彻底扬弃是个漫长历史过程，但至少打破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现代文明”乃至“文明”的垄断，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指出了根本方向。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在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态。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理念本身，均离不开崇尚“自由”的西方文明传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涌现出的“民族社会主义”，比如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等，单从名字就可见其有特殊的文明底蕴。“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古巴等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也与其处在不同的文明情境有关。苏联社会主义毕竟是从俄国东正教的文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没有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命运不同，成败得失不同，也与各自的文明传承有一定关系。
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以上三种逻辑交叠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来看，“世界历史”是从世界资本主义走向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但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教条化的、单线性的。社会主义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二者在同一时空中运动和较量着。虽然世界历史可能是朝着某个目标比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前进，但观念先行的历史观容易陷入唯心论，进步主义并非自然而然。不要丧失对历史复杂性的意识，也就要看到在主义的逻辑之外还有权力的逻辑、文明的逻辑。从现代化进程来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所呈现的无所不在的悖论或二律背反，来自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其具体机理机制最值得深入分析。而被宏大的“世界历史”视野覆盖的可能还有民族、国家、文明。世界历史的主体，同时包括了阶级与民族。世界历史的发展，乃是一种“复调”结构。现代化的演变，大的方向是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民族、国家、文明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亦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遍主义霸权，去追求本民族、国家、文明与现代化的结合，追求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从而打破一元现代性的统治，形成多元现代性。由此，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会成为各个民族、国家和文明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化道路的进程。
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就是“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即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发展。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曾经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探索进程中起作用的基本逻辑仍会继续发挥作用。全球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与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将深刻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的演进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同时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是重新回到过去，而是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创造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与未来形态，必将受到中国所呈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影响。具体而言，在可以看见的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将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秩序重构。当前，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人类处在重大的历史分水岭。就近而言，“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打造和维持的“单极体系”日渐式微。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几乎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政经体制被认为是人类的唯一选择，“历史终结论”盛行一时。然而，2001年“9·11”事件打破了这一神话，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把极度扩张的金融资本主义长期累积的内在矛盾暴露出来，贫富分化、种族冲突、政治极化、治理无效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大大削弱了美国体制和价值观的合法性。美国的外交政策更是奉行极端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加速了美国之前主导建立的既有国际体制的失灵。就远而言，这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失败。正如基辛格所言，“当代世界的形态大致是在欧洲形成的”。直到18世纪初期，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教世界仍是构成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但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对外殖民扩张之后，非西方世界被西方国家主宰命运长达三百年之久。21世纪显示出的基本趋向是世界权力的重心在向亚洲转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在世界力量对比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就连西方学者也提出“后美国世界”“没有西方的世界”“零极世界”等新概念来描述未来世界秩序。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破灭一起出现的将是世界上更加均衡的力量分布，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特征将更加明显。当然，世界秩序的重构，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旧秩序向更加平等、公正、互惠的新秩序的转变，将是一个不会太短的过程，并且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可能伴随一定的失序和混乱。不过世界格局演变的方向不会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教训仍会有效。
第二，社会主义重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不过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世界秩序的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也将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二者在共存的同时会展开竞争，有时可能还是激烈的斗争。学者姜辉认为：“总的来看，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叶是世界社会主义进入谋求复兴和发展的时期，主要特征是‘四期叠加’：一是世界范围内反对和变革资本主义运动的集中开展期；二是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化趋势与加强协调联合的国际化趋势的并存发展期；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且起引领示范作用的上升期；四是处于新一轮衰退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与处于新一轮上升期的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更趋激烈期。”21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危机的突出表现，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效与失败及其导致的“西方之乱”。而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之治”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最大阵地和最稳固的根据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和中流砥柱。中国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会对世界社会主义作出重大贡献，就会促使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获得更大的振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倡导的新型全球化的发展，走向振兴的21世纪社会主义在彰显其民族性、地域性的同时，也会扩展其国际性、世界性。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力量在更加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同时也应注意一定的协调与联合，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第三，文明多样共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旧秩序的式微，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西方文明长期占据的霸权地位的衰落，以及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兴起。一方面，人类文明将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样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都需要与本民族、本文明的特色相结合，那种有悖于本民族、本文明历史发展底层逻辑的现代化道路往往很难持续。“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和文明将朝着中国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当然，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的认识、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都可能有所不同，需要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对共同价值的追求。人类文明走向多样共生的更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信奉的是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由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已无法应对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共同挑战，更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贫富差距、发展鸿沟、治理危机、战争风险等重大现实问题。21世纪的人类文明需要从“拼盘”“散装”走向“联接”“融合”，从排他性、独占式的“本国优先”“唯我独尊”走向普惠包容、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从“分争型文明”走向“共生型文明”。
在人类走向世界秩序重构、社会主义重振、文明多样共生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发展、从未断绝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从其开端起源处看就是和合共生的产物，并始终表现出和合共生的鲜明特质，故而可大可久。近代以来为了应对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导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化用马克思主义，融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生发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内在特质、旨趣与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其前途命运也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讲，人类文明未来向何处去，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完善和发展。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一定会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 刘晨光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教学秘书）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2023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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