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陷入政治低潮，社会党国际面临诸多挑战：在组织上，内部机制僵化、官僚主义盛行；在理论上，创新性不足，不断受到右翼话语的挤压；在选举中，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分流了社会党的传统支持群体，选情持续低迷。但在挑战面前，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不仅没有加强联合以应对危机，反而出现了分裂态势。2013年5月22日进步联盟成立，社会党国际发生分裂，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了两个平行的国际政党组织，这削弱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整体力量，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党国际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组织困境。首先，在组织规模上，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数量急剧下降，成员党的变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在保留社会党国际成员党资格的同时加入进步联盟；第二类是降低在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地位并加入进步联盟；第三类是完全脱离社会党国际转而加入进步联盟。目前，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总数已经减少到132个，而进步联盟的成员党数量已经达到140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党国际的影响力。其次，在组织凝聚力上，进步联盟的成立催生了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分化、对立和隔阂，削弱了组织的团结。再次，在组织运行上，加入进步联盟的成员党不再积极参与社会党国际的事务，社会党国际的运行陷入低效困境。比如，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区域委员会和专题委员会会议明显减少，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基本限于在官方网站对国际热点问题发表评论或声明，组织协调力和号召力不断减弱。

  二是思想理论困境。首先，社会党国际难以提出创新性的思想理论。西欧社会党作为社会党国际的创始成员，是社会党国际的主要思想贡献者，促进了社会党国际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进步联盟的成立和西欧社会党的集体“出走”，给社会党国际的理论创新带来了巨大挑战。其次，议题引领能力下降。社会党国际的政策议题仍局限于民主与人权、和平与冲突、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传统议题，宣传其民主、自由、公正、团结等价值观。但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经济与数字化发展深度融合、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冲击传统政党格局的背景下，以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为主体的社会党国际缺乏新兴议题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议题引领能力，逐渐丧失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最后，在社会民主主义转型方面缺乏理论探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面对世界范围内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社会党国际试图在意识形态上纠正“第三条道路”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通过回归左翼传统复兴社会民主主义，但也仅限于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在“社会民主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上缺乏理论思考。

  三是财政困境。组织的运行需要一定的财政保障，社会党国际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成员党缴纳的会费，会费不设上限，鼓励富国多交，因此以往西欧成员党缴纳的会费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成员党，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以10万英镑年费高居榜首。2012年1月，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宣布要停止向社会党国际缴纳会费。2013年进步联盟成立后，社会党国际的162个成员党中有69个政党宣布加入其中，而这些政党缴纳的会费占社会党国际总会费的比例高达85%。德国社会民主党向社会党国际缴纳的会费由10万英镑减少到5千英镑，法国社会党将会费减少一半，降至4.5万英镑，瑞士社会民主党缴纳的会费由1万英镑降至1千英镑。2017年，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大批成员党正式脱离社会党国际，停止缴纳会费。有些成员党虽然保留了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资格（如英国工党），但是自动降级为观察员党以减少缴纳会费。成员党的“出走”导致会费严重流失，使社会党国际的财政预算短缺，组织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理论纲领作为国际政党组织的旗帜，对于凝聚组织力量、实现组织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分裂以来，社会党国际对理论纲领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以“进步政治”为方向、以具有左翼特色的基本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理论。

  （一）把“进步政治”作为理论转型的目标和方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进步”成为左翼政策的代名词，进步主义相信共同利益和社会正义，认为可以通过努力使社会变得更好。社会党国际在官方网站“组织介绍”部分使用了“进步政治——为了一个更公平的世界”的标题，表明其发展进步政治的鲜明特色。在社会党国际二十六大上，新当选的主席佩德罗·桑切斯提出致力于使社会党国际成为国际进步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平台。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六大召开后，社会党国际每次发布新闻稿时都会在文末注明“团结一致；为了进步”（In Solidarity; For Progress）的口号，突出强调发展进步政治的方向。推行有利于个人福祉、社会正义、可持续发展的“进步政治”成为社会党国际理论转型的目标。分裂后，社会党国际不断通过历次理事会和代表大会阐释“进步政治”的内涵。一是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极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我们的进步选择之间的全球对抗”。社会党国际前任主席乔治·帕潘德里欧指出：社会党国际和保守派的区别体现在“他们说的是恐惧，我们说的是希望。他们谈论惩罚，我们谈论改变。他们谈论紧缩，我们谈论改革。他们害怕人民，但想拯救银行。我们对银行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想拯救人民”。二是在国家观上注重发挥国家的作用，与保守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抵制不同，社会党国际倡导进步的替代方案，将福利国家视为摆脱危机的条件。三是在发展观上，认为必须将经济、社会和环境置于同等优先的地位，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社会党国际可持续世界社会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Society）“旨在从进步政治角度阐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和应对这些共同挑战所需的治理方法”。四是在人权观上，将人权问题置于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各环节。比如，将人权视为发展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核心，以保护人权为原则制定移民政策，把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所有权视为基本人权等。

  （二）把形成具有左翼特色的基本价值观作为理论转变的核心

  第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观，认为更应强调责任观念。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体现了资本的扩张性对全球市场自由度的要求。只有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才能被有效构建。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持续加深。为改变20世纪90年代后期向新自由主义的妥协，重塑左翼身份特征，社会党国际改变了对自由原则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并不等于自由，更应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社会强者对弱者互助的责任、当代对后代的责任。

  第二，更加重视平等价值，重塑左翼身份。一是将“平等”上升到组织原则高度，社会党国际二十五大指出：“平等不是抽象的权利，而是我们未来几十年政治工作的组织原则”。二是把平等视为复杂和多层次的问题，包括性别平等、族群平等、信仰群体平等、南方和北方的平等等。三是提倡不同于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平等。社会党国际指出，保守派认为不平等是自然的甚至必要的，新自由主义者相信机会平等就够了；而社会党国际的道德基础和价值观拒绝这些观点，其愿景是在享有尊严、公民身份、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域方面实现真正的平等。

  第三，倡导新的团结文化。首先，强调团结是应对时代挑战的方法。社会党国际二十五大指出，各国人民之间来之不易的团结正在受到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冲击。团结不是口号，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站在一起。其次，呼吁多层次的团结并将其作为社会党国际的基本支柱。面对进步联盟成立带来的组织分裂，指出国际团结是社会民主主义特征的核心，呼吁加强成员党的团结；面对全球性挑战，主张扩大全球合作，加强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团结。再次，提出用团结捍卫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党国际2022年理事会会议呼吁以团结捍卫社会民主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友爱，共同努力不让任何人掉队。

  第四，把民主价值观作为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社会党国际认为，民主是自由、公正和社会繁荣的基础。社会党国际成员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由其对民主及其发展的基本承诺所界定的。在政治民主方面，认为民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把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进程作为核心议题。由于成员党选举表现不佳，社会党国际提出了重视反对党作用的观点，认为在民主运作良好的国家，反对党发挥着重要的制衡作用。在经济民主方面，提出“对人民负责”的理念。帕潘德里欧指出：“在全球经济中，民主面临的挑战是国家和市场是否对人民的需求负责，是否为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以及人民是否拥有决定权。”在社会民主方面，社会党国际认为社会民主议程关注所有人而不是少数特权者，是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可行替代方案。在国际民主方面，社会党国际认为争取世界民主是一场基于自由和平等价值观的斗争，“我们的目标是使世界上每一位公民都有同样的机会在民主条件下生活，行使其自由权利，结束压迫和威权主义”。

  第五，提出新的和平观。一是将和平上升到组织宗旨的高度。社会党国际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源于和平运动，和平是人类进步与繁荣的根本前提，是发展和民主的先决条件，军事冲突和生命的毁灭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背道而驰。据此，社会党国际二十六大把和平价值观上升到组织宗旨的高度。二是认为破坏和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源是不平等。社会党国际认为和平不仅是武器的沉默，还需要通过平等加以巩固。全球恐怖主义是对和平、安全、稳定及社会党国际共同价值观的根本威胁。此外，世界和平还与尊重人权和少数群体权利、透明的民主治理、社会正义、财富的公平分配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密切相关。

  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只有变革自身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分裂后，在时代挑战加剧和面临多种困境的背景下，社会党国际对政策主张进行了调整，涉及组织、政治、经济、气候变化及国际问题等领域，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增强组织活力与民主性

  面对组织分裂带来的困境，社会党国际以增强组织民主性为重点，通过适应性变革激发组织活力。一是促进成员党缴纳会费，将会费缴纳与参与权相联系。社会党国际在二十六大召开前，通过官方网站发布通知，规定只有履行了财政义务的政党才有资格参与大会并行使投票权，成员党只有在付清会费的情况下才能参与主席团的提名与竞选。在社会党国际二十六大上，为表彰足额缴纳会费的成员党，社会党国际领导层向它们颁发了团结奖。二是将竞争性选举引入领导层选举。社会党国际二十四大首次通过无记名投票和竞争性选举方式选出所有官员。此后，社会党国际虽然发生分裂，但竞争性选举作为组织原则被确立下来。社会党国际前任秘书长路易斯·阿亚拉指出：“只要国际组织是由其成员民主自治的，它就会继续取得成功。”三是增强成员党的地域代表性。组织内部民主的关键是所有区域成员党的积极参与和比例代表。社会党国际二十六大主席团的选举就坚持地域平衡原则，使用最大均数法按比例向每个地区分配了副主席职位。四是倡导性别平等原则。社会党国际二十五大通过的章程修正案将第五条修改为“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组织的各个级别上拥有同等数量的男性和女性。性别平等是我们运动的人权问题”。社会党国际二十六大根据性别平等原则进行了性别平等代表权改革，规定当选的主席团成员中女性代表比例不得少于1/3。

  （二）致力于加强和捍卫民主制度

  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政治遭受挫折，民粹主义的兴起对自由民主造成冲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联姻俘获了民主政治，数字时代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影响了议程设置和选举活动，虚假信息对民主构成新挑战。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国际提出了捍卫民主的政策主张。一是反对民粹主义。社会党国际认为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在于对国际金融危机无效和不公正的反应，尤其与紧缩政策有关。对此，必须努力减少不平等现象，增加机会并实现可持续增长，以造福全体人民。二是倡导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例如，加强公民政治参与，建设公平透明的选举制度，加强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完善议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等。三是提出数字时代捍卫民主的主张。鉴于社交网络会影响选民的选择并对自由公正的选举构成挑战，社会党国际呼吁警惕新技术对选举的干扰并采取保障措施；鉴于强大的个性化配置算法带来的风险，社会党国际倡导重视个人数据保护，认为拥有个人数据所有权应被视为一项人权。四是动员年轻人参与进步政治。在信息民主化的时代，年轻人比以往更加了解整个世界，他们正在被政治化，并且不会满足于过去僵化和专制的体制，因而呼吁社会党代表年轻一代发声，并成为民主变革的缔造者。

  （三）制定具有左翼特色的经济政策主张

  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持续显现。对此，社会党国际呼吁所有国家放弃财政紧缩并制定新的经济政策。一是在意识形态上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提出要规制全球资本，将政治和民主置于市场之上，终结金融投机。社会党国际认为市场经济不能确保公正，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弱势群体发声。二是提出中左翼全球经济政策的原则和愿景。2013年伊斯坦布尔理事会会议通过的《重申中左翼对全球经济的愿景》提出了以下议程：以可持续增长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通过国际合作防止逃税避税行为；加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金融监管；进行社会保障系统的结构性改革；全球合作消除贫困及应对气候变化等。2014年墨西哥理事会会议通过的《全球经济优先事项宣言》将解决不平等、加强金融监管、大数据的利用、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作为优先事项。三是把平等原则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2016年社会党国际不平等委员会商定了一系列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基本政策，包括终结避税天堂、实行累进税收、征收资本税、将最低工资与中等收入挂钩等。社会党国际二十五大通过的《在国家和全球经济中实现更大平等》提出了促进平等的基本原则和解决方案。

  （四）呼吁保护移民和难民的自由和人权

  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党国际指出，移民问题是其必须以团结、尊重和社会正义的名义，以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信念，以人性和勇气解决的问题。一是制定政策文件呼吁保护移民和难民权利，先后通过了《家庭团聚宣言》《移民权利宪章》《难民危机宣言》《奴隶制和移民宣言》《难民决议》《全球移民与难民困境宣言》等文件。其中，2015年纽约理事会会议通过的《移民权利宪章》是社会党国际关于移民和难民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二是关注移民和难民危机中的弱势群体。例如呼吁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妇女给予特殊照顾，反对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分开，呼吁尊重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权等。三是认为解决难民危机的根本办法在于促进和平与民主。社会党国际认为难民危机、冲突和恐怖主义密切相关，要结束难民危机就必须解决冲突、恐怖主义以及缺乏民主的情况，促进战乱国家向和平民主过渡。四是把多边主义原则作为应对移民和难民危机的核心。社会党国际认为解决全球难民危机需要在解决冲突、维护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民主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移民原籍国和过境国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协调。在移民和难民名额分配问题上，呼吁欧盟和国际社会制定一致的政策，敦促欧盟国家作出集体反应。

  （五）提出以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为基础的气候政策

  面对全球环境危机，社会党国际提出了以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为基础的气候政策和迈向可持续世界社会的方案，将预防灾难性气候变化放在优先地位。一是主张把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创造就业机会。认为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增长加剧了不平等，要将基尼系数和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关于体面劳动的指标考虑在内。二是倡导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党国际认为要实现人人享有充分发展机会的目标，同时保护地球的未来，就需要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可持续发展目标符合全球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价值观，社会党国际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走在最前沿。三是提出了控制碳排放的政策建议，例如建立绿色气候基金、结束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碳排放税、实施向后碳经济转型的全球基础设施项目等。四是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2015年社会党国际安哥拉理事会会议通过的《气候变化宣言》把气候正义作为气候政策的核心，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承担更多责任。五是呼吁社会党国际要以身作则。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社会党国际2017年纽约理事会会议设立了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委员会，呼吁成员党要以身作则，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倡导使用电子文件以减少印刷材料的使用。

  自1951年重建以来，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主要经历了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困境，社会党国际面临回归传统还是变革转型的方向性选择。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的相关调整与举措反映了以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为主体的社会党国际应对时代挑战、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探索，既体现出回归左翼传统的进步性，也存在思想理论创新性不足等局限性。社会党国际进行理论与政策调整的本质是使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与金融危机以来变化了的时代环境相协调，体现出其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左翼特色。但是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来看，社会党国际理论与政策的科学性不足，仍然存在结构性困境。

  （一）社会党国际理论纲领与政策主张调整的特点

  第一，坚守基本价值是根本前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主张“道德必然性”，因此，自由、公正和团结等伦理价值在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社会党国际认为，基本价值通过民主程序转化为对社会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可以促进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实现。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理论与政策的调整始终围绕基本价值进行，在理论纲领层面赋予自由、公正、团结、民主、和平等基本价值观新的时代内涵，并在组织、政治、经济、社会、国际等领域寻找实现基本价值的新手段、新方法，促进基本价值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践。以实现基本价值为目标的调整延续了社会党国际抛弃制度替代、追求伦理价值的传统，是其所坚持的伦理社会主义的延续和发展。

  第二，实用主义、折中主义和改良主义是基本原则。实用主义原则体现在社会党国际往往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应景性”的对策建议，缺乏系统性。折中主义是社会党国际长期以来的传统，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的理论与政策调整仍然是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只不过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比更倾向于传统左翼。改良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本理论特征。分裂以来，社会党国际理论与政策调整的立足点仍然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修补和改良。例如，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发展进步政治、监管金融资本、提出使全球化更加人性化和民主化的主张等。

  第三，从民族国家走向全球视野是主要方向。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社会党国际越来越将自己的政策重点从国内转向国际。分裂以来，社会党国际逐渐发展为以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为主体的国际政党组织，其成员党涉及不同地区，面临的国内问题复杂多样，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落实社会民主政策的差异较大。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国际越来越把政策重点放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上。在价值观方面，强调自由、公正、团结、民主、和平等基本价值在国际范围内的运用；在议题方面，关注冲突与和平、环境保护、移民问题等全球性问题；在具体政策方面，强调建立民主的世界社会，倡导规制全球资本，主张建立福利国家，倡导民主的全球治理等。

  第四，区别于进步联盟的左翼特色是鲜明特征。进步联盟的成立是导致社会党国际分裂及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形成了以西欧社会党为主导的进步联盟和以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为主导的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在进步联盟走向机制化的背景下，社会党国际逐渐形成了同属社会民主主义但区别于进步联盟的理论主张。以二者倡导的“进步主义”为例，与进步联盟相比，社会党国际所倡导的“进步政治”更加突出左翼特色，强调维护弱势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意识形态光谱看，社会党国际倡导的进步政治位于中间偏左位置，而进步联盟主张的进步主义则呈现中间偏右趋向。从国际联合策略看，社会党国际所联合的政党是传统社会民主党、民族主义政党，属于传统左翼阵营；而进步联盟则联合了更广泛的中左翼，扩大了社会民主党联盟的范围，甚至包括美国民主党。

  （二）社会党国际理论纲领与政策主张调整的效果

  第一，从理论发展来看，社会党国际向“进步政治”转变的尝试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变革与转型的最新探索，表现为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向左回调、回归左翼传统以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这推动了社会党国际理论纲领的转变与发展。社会党国际结合时代特点赋予基本价值观新的内涵，实现了基本价值观的与时俱进。理论纲领的调整在思想上凝聚了成员党的共识，避免了社会党国际陷入更大的分裂。同时，社会党国际所倡导的“进步政治”致力于体现区别于进步联盟的左翼特色，维持了社会党国际作为具有进步色彩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地位，体现出进步性。但是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理论创新性不足，政治引领力不断下降，体现出以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为主体的社会党国际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局限性。社会党国际主张发展“进步政治”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困境和进步联盟成立的压力之下作出的理论选择。“进步政治”虽然借鉴了“进步主义”理念，但本质上仍然试图在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只不过稍向左转。二是理论系统性不足。社会党国际虽然致力于发展“进步政治”，但并没有提出进步政治的未来愿景，也没有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具体规划。对于“进步政治”的内涵，社会党国际只是在领导人讲话或会议文件中有零散的论述，成员党对此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在对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观的阐发中，往往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阐释，没有对基本价值观进行系统总结。反观进步联盟，不仅通过会议文件阐释了“进步政治”愿景，而且通过系列理论研讨会深入探讨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观。比如围绕民主价值观，进步联盟召开了亚洲、欧洲研讨会，并形成了关于民主价值观的政策文件——《建立有弹性的民主》。

  第二，从政策效果来看，社会党国际通过政策调整在组织层面实现了延续与发展，避免了更严重的组织分裂，在进步联盟逐渐走向体系化的背景下基本保持了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力；通过对时代挑战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方案，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呼声，体现出进步性；通过回归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主张，社会党国际作为“公平公正代言人”的形象逐步回升，这对壮大世界左翼力量具有积极意义。社会党国际作为历史悠久的国际政党组织，虽然发生了内部分裂，但仍然是广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政治力量，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对规制资本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社会党国际虽然进行了政策调整，但是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理论与实践的断裂。社会党国际的理论与政策带有乌托邦色彩，其提出的诸多措施仍然局限于理论宣传层面。在实践中，社会党国际的政策话语难以转化为政策优势。在当今世界“资强社弱”的大背景下，很难取得对全球政策改革和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此外，社会党国际成员党中存在众多边缘性小党，无法作为建设性反对党在各自国家发挥作用，这极大限制了社会党国际的政策转化力和影响力，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仍然面临挑战。二是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虽然社会党国际倡导建立新的国际主义和新的团结文化，但各成员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使命和作为国内工人阶级代表的本国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民族国家利益仍然是社会党理论与政策的立足点。由于成员党众多，利益难以协调，组织内部仍然存在诸多分歧，社会党国际的未来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

  （三）社会党国际理论纲领与政策主张调整的实质

  第一，社会党国际理论纲领与政策主张调整的根本目的是使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基本价值观是贯穿社会党国际发展的一条主线，是社会党国际理论体系的核心，基本价值观的调整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变迁。社会党国际将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自由、公正、团结等基本价值在不同领域的实现，对基本价值实现方式的不同理解往往会引发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党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和福利国家作为基本价值的实现途径，取得了社会民主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欧洲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由此把20世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滞胀”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基于民族国家范围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福利国家政策也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对基本价值的实现途径进行了革新，提出了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第三条道路”，借鉴市场原则，推行积极福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组织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冲击了社会党国际的价值观。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国际把基本价值的实现途径转向了“进步政治”，在意识形态上向左回调，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主张，并倡导在数字化时代“将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价值观与新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所提供的机会结合起来付诸实践”，以此促进基本价值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实践与发展。

  第二，社会党国际理论纲领与政策主张调整的逻辑主线是调整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社会党国际在自己的理论与政策中曾提出过若干种思想来源，但是从其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来说，“民主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来源，即自由主义”，具体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法权和伦理原则，即自由、平等和博爱。伯恩施坦在修正马克思主义时就曾指出：“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的正统的继承者，可以把社会主义称做“有组织的自由主义”。托马斯·迈尔也指出：“从历史来说，现代社会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彻底的继续发展。”从成立70余年的历史来看，社会党国际与自由主义是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1951年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就宣称要为“通过民主手段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在冷战背景下，社会党国际虽然批判自由主义，但由于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方案，在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上它与自由主义没有根本区别。在经济层面，由于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党国际倡导的混合经济与自由主义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目的相一致。在社会层面，福利国家政策也是社会党和自由主义政党共同建立的。至冷战结束，社会党国际的理论与政策虽然呈现出与新自由主义的趋同，但仍然体现出作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第三种力量”的特色。冷战结束以来，在两极格局坍塌的背景下，社会党国际加速了向自由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为标志达到了顶峰。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社会党国际的理论和政策与新自由主义趋同的态势加深。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弊端逐步显现，社会党国际逐步调整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如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提出全球治理思想，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社会党国际在经历了与新自由主义的“深度融合”后，其理论与政策也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的烙印。分裂以来，在组织内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社会党国际试图划清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重新提出体现社会民主主义特色的理论与政策，找回由于向新自由主义妥协而丢失的身份特征，重振左翼政治。社会党国际指出：“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精英阶层中根深蒂固，必须做出新的努力来解释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但是从社会党国际理论与政策的调整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在努力与新自由主义“分离”的同时，并未提出系统的理论。社会党国际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如何处理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提出体现自身鲜明特色的理论主张。

  第三，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看，社会党国际的理论纲领与政策主张缺乏科学性，存在结构性困境。一是忽视阶级矛盾和冲突，通过渐进的改良无法实现“人的解放”。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并将引发社会革命和制度更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社会党国际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虽然没有忽视阶级的存在，但却反对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手段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而是试图通过改良的手段促进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价值的渐进实现。分裂以来，社会党国际虽然推动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向“进步主义”转变，但仍旧坚持“改良主义”特色，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党国际所倡导的理论无法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目的。二是忽视国家的阶级性，在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下无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但是，社会党国际所倡导的国家观却极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社会党国际分裂后对理论纲领进行了调整，但仍然把认同资本主义国家和民主政治体制作为基本前提。而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社会主义理想难以真正实现。三是社会党国际的政策主张受制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延续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主张把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建立在伦理价值的基础上。这一政策模式决定了社会党国际政策主张的实用主义特征，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也决定了其政策主张的不彻底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社会党国际所倡导的以宏观调控和再分配为特征的政策主张由于缺乏资金来源，陷入政策困境。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社会党在危机面前无法提出有效应对举措，重拾凯恩斯主义的做法也显得不合时宜。对此，有学者指出，构建出能够作为保守主义经济正统学说替代品的进步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必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进步主义政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制订这样一种替代模式的能力。”但是，从社会党国际分裂以来理论与政策的调整来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步政治及其政策主张始终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党国际理论与政策的结构性困境将长期存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网络编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