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以及由乌克兰危机触发的大国博弈波谲云诡等多重复合因素的叠加冲击下，当前全球治理秩序正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这“四大赤字”的全方位挑战，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变化态势与特点。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新变化进行批判性揭示，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进行前瞻性探究，有助于我们用更加全面、辩证和长远的眼光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一般规律，藉此加强对人类社会向前迈进正确方向的精准研判。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彼此影响、交相制约进而发挥合力作用的结果。而这其中，风起云涌的新科技革命浪潮与逆流涌动的全球化进程，无疑是高度促发并深度嵌入当代资本主义起伏跌宕的两大主力推手与重要角色。

　　枯木又逢春：当代资本主义赶上科技革命浪潮的时代红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断言：“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著名德国哲学家尤里根·哈贝马斯，在系统考察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内在联系时，也认为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的一大显著特征正是依靠科学技术去发展生产力，尤其“自19世纪后25年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度深陷“滞胀”泥淖的当代资本主义自不能例外，同样也是藉由新科技革命的“东风”，不断革新生产工具，积极调整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吹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高速飞跃，进而阶段性地跳脱了“历史的终结”。

　　科技革命是自16世纪以来的一种历史现象，其间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常常呈现出交织伴生、相辅相成的状态。一般认为，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已发生过三次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孕育第四次科技革命。事实上，纵览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史，以往所取得的每一次历史性巨大进步都与当时科技革命的强力推动密不可分。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的发明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标志，自此人类社会迈进了“蒸汽时代”。横空出世的科技革命造就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业的空前大发展，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极大地推动了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社会物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摆脱了封建主义枷锁，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统治。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末，以电能的突破以及内燃机的出现为中心的技术革新为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新的动力基础，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了“电气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电力技术应用的“外溢”，促进了其他诸多技术领域的全面发展，为在更大规模上组织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以及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同时也急剧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争夺与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加速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第三次科技革命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而高潮于20世纪7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席卷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几乎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促使资本主义跨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有凭借巨型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向更高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之势。它不仅带动了传统产业技术的全面升级，而且促使人类社会开始向知识经济的新高地迈进。而其最为直观紧要的一个副产品是美国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震中”，在与苏联之间的综合国力较量中整体上处于领先地位，最终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不战而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挫折。

　　当前正处于进行时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为先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它立基于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知识体系，辅之以信息工程、制造工程等新兴技术集群优势，实现网络空间、物理空间与生物空间的交互映射与深度融合。第四次科技革命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新材料、新能源、新资源开发的交叉而综合的新工业革命，也即“工业革命4.0”，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学者丹·席勒将步入新阶段的资本主义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在其看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传统的劳资关系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然而客观来说，以美国、日本、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生产成本大幅降低，表面上已逐步克服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症”，并激发出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为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节创造了条件，这样既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又有效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当代资本主义这棵已枯之木，正是连续吃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红利，才得又逢春再萌新生。

　　柳暗花未明：当代资本主义掀起全球化进程逆流。新科技革命浪潮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以快速提升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对于剩余价值如饥似渴般的疯狂追求以及对于国际市场得陇望蜀式的激烈角逐，乃是资本主义紧随全球化进程的各个不同阶段“闻风起舞”的一股原初动力。自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一举打破世界各地区之间的天然隔绝以来，全球化进程即开始逐步向纵深推进，至今已历经500余载。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化早期阶段抢得先机，欧美等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大量商品远销全球各地，为其带来巨额社会财富的同时，客观上也大大加速了国际产业分工，推动世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裹挟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先进生产力余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逐渐形成了拉美发展主义理论创始人劳尔·普雷维什所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了垄断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通过暴力手段推行其资本全球化战略，为了追逐高额垄断利润，新老资本主义大国相互之间甚至不惜诉诸世界大战欲求重新瓜分全球殖民地市场。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遗老”悉数遭受重创，而资本主义“新贵”美国却“左右逢源”大发横财，迅速崛起并最终成为当代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主导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强化了霸权主义，而且也在其扶持下带来了欧洲与日本的战后快速复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资本主义阵营中欧洲国家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当时俨然成为全球化进程正一路高歌猛进的一个“鲜活”范本。不过，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之下，资本主义实则潜藏着巨大的发展危机。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的冲击等因素内外夹攻，“滞胀”的严峻形势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它们的指导思想和施政方针，在经济上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在政治上则导致欧美国家右翼势力得势，加强了为应对经济危机所进行的宏观调控以及对社会危机的局部修复举措，在有限程度上缓解了燃眉之急、存续之忧。

　　冷战结束之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沉醉于击败老对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民主的胜利”迷梦未久，身为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惊觉曾几何时如履平地的全球化进程如今也陷入了逆水行舟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阻力。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并不都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一样相对均衡公平地共享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消费全球化等新趋势在推动全球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毒品泛滥、国际恐怖主义频现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以加速度涌现与累积，倡导全球治理的呼声随之变得愈加迫切。21世纪伊始，从祸起华尔街的美国次贷危机到波及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在全世界蔓延，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产生“井喷效应”，其中既有小概率高风险的“黑天鹅”，也有大概率高风险的“灰犀牛”。面对令人棘手的困局，当代资本主义各方面的潜在危机集中爆发，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资本对“民主”过度腐蚀的西方“民主”制度弊端也在阳光下充分暴露出来。命运多舛的全球化进程不得不屡遇乱世逆流，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暗流汹涌，“退群”“废约”“脱钩”等“逆全球化”行径层出不穷。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某些资本主义大国的霸凌主义行径及其所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彻底撕碎了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谎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欧美国家的丑恶嘴脸”。②受困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在全球层面的持续蔓延，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三链”皆濒于断裂破损亟待修复重构，疫情出人意料的超强外溢效应更是宛若一面“放大镜”，无形中放大了人们对于全球化进程的犹疑与指斥，“全球村”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料难迎来柳暗花明，而与之高度同频共振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境况也自是时而癫狂乖张时而萎靡无望。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机构和精英阶层为疏解危机作出了或有效或徒劳的各种努力，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决定了这一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愈加尖锐化，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与未来发展正日益陷入困顿之中。

　　宿命终难违：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改变被代替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非常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即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思想。然而当我们回望历史，同在1848年欧洲大陆上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曾积极投身这场革命并对革命发展寄予厚望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失败之后通过研究发现，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之所以并没有像最初预想的那样很快随之而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而经过后来更多的实践与思考，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出了更为客观、科学和全面的研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一再证明，资本主义为了生存与发展，积极推动科技革命，努力进行制度创新，意在不断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生产力，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使得“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似乎“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现实折射理论，结合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来把握，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是其“两个必然”思想的合理延伸与应有之义：“两个必然”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而“两个决不会”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两个必然”彰显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而“两个决不会”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艰巨性。

　　毋庸讳言，数百年间历经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等不同阶段延续至今，当代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方面的机制建设更趋成熟，其自身仍具有较强的自我革新、自我扬弃、自我调适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依然表现出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生命力。因此，我们唯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方能更为全面地理解和准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诸多新变化及其未来新趋势。换言之，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甚至较之于20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仍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扩展能力”。不过即便如此，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命运。

　　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动调节和自我改良确曾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的能力与水平，减小了经济波动的震荡性和经济危机的破坏性，缓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但是，这种调适修复能力并非毫无弹性限度，毕竟它无法撼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统治的根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实际上并未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本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无法克服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周期律”依然起效，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不仅如此，这种以维护垄断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的有限操作，不可避免会进一步扩大社会既有的不平等，更加立体地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欠缺稳定性、难以持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中司空见惯的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势头、此起彼伏的街头政治风潮以及沉渣泛起的以“9·11”事件为代表的暴力恐怖活动即是最有力的佐证。只要资本社会化的空间一息尚存，资本主义就还有一定的拖延空间和转圜余地，当代资本主义可能还会经历其他新的发展阶段，甚至可以肯定的是，在21世纪的新百年里，当代资本主义还将为求续命而制造事端。伴随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必将更加凸显，而这些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消除。当今人类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逐步向社会主义形态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命运不会逆转，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为将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积累着深厚的社会物质基础。

　　代替路漫长：当代资本主义并不会在较短时间内突然衰落并灭亡。坚定的理想信念需要植根于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我们所坚信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但是这一必然规律又是有先决条件的——只有资本主义以私人占有为根本特征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制约着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临界点，资本主义才会宣告灭亡，社会主义才会最终胜利。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变化来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而“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并不会在较短时间内突然衰落并灭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演进过程的“长期性”统一起来，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与它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统一起来，将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性”与历史结局的“指向性”统一起来，不可盲目乐观进而错误低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呈现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阵营力量在斗争中长期并存、互有攻守、此消彼长的胶着局面，整体上看“资强社弱”的形态仍未改变，不过“西降东升”的趋势已日趋明显。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竭力维护以资本主义为“中心”、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外围”的不合理不平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秩序，利用先进的科技、军事优势，从世界各地大肆攫取超额财富，妄图长此以往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固化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倾销市场。与此同时，源于各个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存在差异，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贸易摩擦、“金融战”的硝烟也随时有可能弥散开来。而更为严峻的一个现实悖论是：值此全球化进程蹒跚前行之际，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经济危机为爆发点不断向其他领域外溢扩展，诱发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等矛盾交织的整体性、系统性危机；但当代资本主义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国家干预措施，往往又为新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埋下伏笔，构成恶性循环并可能每况愈下，首当其冲的是有增无减的底层贫困人口。当代资本主义俨然就是一个精神与物质悖逆的怪胎，经济上的发达、科技上的领先与相当普遍的失业、贫穷并存，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曾经严厉斥之为“二元对立”，“不同阶层的居民就像生活在相互间逐年远离的不同星球上”。④这一现象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全球大流行后更是雪上加霜，危机初起时，底层家庭净财富的不足致使很大一部分家庭无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危机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疲软进而引起的收入冲击，几乎一半的低收入者缺乏应急储蓄，他们在短期收入中断的情况下可支配的流动资产不足以维持三周的家庭支出。⑤经济危机这个“魔咒”是资本主义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周期性问题，一旦民众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加剧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少数精英领袖还会为了搏出位拉选票，操控利用民粹主义的表象去掩盖顽疾无解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除了惯用一些“饮鸩止渴”式自救手法之外，还经常道貌岸然地使出国际规则制定、关键议程设置等“看家本领”转嫁危机，擅将国内矛盾转化成国家与国家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当今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诸多世纪难题领域，大部分非自然因素引发的全球重大问题，多与资本主义贪婪无度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例如，自苏东剧变以来，美国依仗其不对称的实力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大肆进行经济盘剥、军事威慑、政治干涉、“文化渗透”、意识形态颠覆，对其透过有色眼镜乱贴标签的所谓“邪恶轴心”“流氓国家”动辄施以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入侵，直接或间接推翻别国合法政府，明里或暗里制造地区局势紧张。对此我们理当保持必要的警惕。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人民论坛》2023年第1月上期 总第 75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