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外左翼学者对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总体性、批判性分析，以及对超越资本主义路径问题的探讨。这些理论探讨在21世纪初期掀起了当代帝国主义研究的国际学术热潮。当代帝国主义研究自兴起之初就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旨趣，在“以理论介入现实”和“以现实发展理论”的张力之中聚焦剖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以新范畴和新分析推动了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的发展。认识和反思国外左翼学者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的贡献及局限，是深化认识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和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有益路径。

　　现实的发展呼唤理论的创新。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各方面呈现出新变化、新特征和新趋势。21世纪伊始，国外左翼学者复兴了帝国主义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著述，剖析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特征及其后果，如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2000)、利奥·帕尼奇的《资本主义国家》(2001)、萨米尔·阿明的《帝国主义和全球化》(2001)、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2003)、艾伦·伍德的《资本的帝国》(200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帝国主义的新时代》(2003),等等。2003年3月，美国以反恐名义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使更多目光聚焦于当代帝国主义的讨论上。2004年9月29日至10月2日，在巴黎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将主题定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战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近千名学者参与讨论。国际著名左翼期刊包括《新左派评论》《每月评论》《国际社会主义》《过去与现在》《历史唯物主义》《重思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年鉴》等也纷纷发表有关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的文章。这些研究和讨论将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批判推到了国际学界的前台，引发了各种探讨与争鸣。

　　(一)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帝国主义在21世纪初“重新”回到批判理论的中心，是相对于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而言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发展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批判“殖民帝国的扩张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之间为扩张发生的激烈冲突”,这种帝国主义理论在随后几十年的发展中成为把握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及其与第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以其蓬勃发展和最终胜利瓦解了帝国殖民体系，帝国主义概念和理论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遗迹。20世纪末21世纪初，海湾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再次将理论和政治的讨论聚焦在帝国主义上。

　　帝国主义研究的回归必然引起有关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的讨论。在这一问题上，国外左翼学者持有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是以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等为代表的学者支持继承和发展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相关范畴和范式。卡利尼克斯认为，古典帝国主义论虽然存在自身缺陷，但仍是“理解当代世界不可或缺的工具”,特别是布哈林对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生产、流通、投资的国际化”和“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的相互渗透”两种潜在的冲突趋势的分析，可以沿用于剖析当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之间的经济竞争”和“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第二种是以哈维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经典帝国主义论不适用于现时代，但其中的相关探讨具有当代意义。哈维指出，研究帝国主义的作家们没有完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列出的包括殖民地、劳动的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出口和进口、汇率、世界市场和危机等的研究计划，没有提出一个关于资本积累及其内在矛盾的空间理论与民族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的分析框架，但他们关于国家自决权、阶级联盟、原始积累、垄断和金融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关系、农业、农村社会问题等的讨论具有启示性。譬如，哈维吸收了卢森堡对资本积累中持续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始积累”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剥夺性积累”概念，用来批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掠夺和欺诈等手段解决过剩资本问题的机制。第三种是以帕尼奇和萨姆·金丁为代表的学者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持彻底否定的意见。帕尼奇和金丁认为，沿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就意味着把经济决定因素放在首位，这种理论立场会导向还原论和工具论，高估经济因素的政治影响，无法真实反映“相对自主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适用性问题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关于殖民帝国的理论能否用于理解之后的非正式帝国，即无殖民地的帝国。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解释占领殖民地与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因此特别关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问题也产生了，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占有殖民地，不再通过扩张领土来解决资本过剩问题，那么资本主义新阶段如何实现资本积累，资本全球化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国家间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构成了国外左翼学者构建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命题，即揭示后殖民时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

　　(二)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的范式问题

　　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的范式问题。借用卡利尼克斯的术语，相关争论围绕着是否以及如何从“资本之间的经济竞争”和“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两个方面来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展开。在这一问题上，卡利尼克斯与帕尼齐、金丁之间就采用两种竞争的范式还是基于国家理论的范式分析当代帝国主义发生过争论；哈维与伍德之间就如何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两种逻辑或者说两种力量也进行过探讨；而持后民族国家理念的学者如威廉·罗宾逊把基于资本—国家、经济—政治二元逻辑的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看作“现实主义分析的陷阱”,认为二元范式会造成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分裂和对立，而且不符合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主要指跨国国家的形成)。

　　反对二元逻辑的国外左翼学者各有其理论诉求，如帕尼齐和金丁反对二元逻辑是为了采用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理论来理解帝国主义，而罗宾逊是为了提出跨国化的分析范式。与此同时，支持二元逻辑的国外左翼学者也各有其理论来源，如卡利尼克斯将二元范式追溯到布哈林和列宁奠定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而哈维主要借鉴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对“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的区分，以之论述推动当代帝国主义的两种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权力和进程。哈维认为，采用两种逻辑，一方面可以呈现出现代社会中私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去领域化和领域化、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制度安排等方面之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从而以一种辩证的视角“避免落入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分析模式”。此外，伍德也提出从“经济力量”和“超经济力量”两个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征。她认为，这种分析范式不仅可以把主要依靠超经济强制进行统治的传统殖民帝国和主要通过经济法则实施统治的资本主义新型帝国区分开来，同时还可以表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与诸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而论，运用资本—国家二元逻辑分析当代帝国主义的国外左翼学者对于二元逻辑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以哈维和伍德为例。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以权力的二元逻辑试图构建一个融合资本积累的地理过程与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斗争的分析框架，既突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私有化、市场化、金融化等“剥夺性积累”手段实现无限扩张的权力的资本逻辑，同时也强调了固定在特定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他将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中对财产帝国、商业帝国、新型帝国的历史概述分析称为“形式类型学”,认为这种比较研究没有展现出霸权转移的资本主义历史地理进程，也没有诠释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忽视了塑造新帝国主义的物质条件这一核心问题。而在伍德看来，哈维将“剥夺性积累”视为基于掠夺、欺诈和暴力的“原始积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延续，没有把握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错误地把前资本主义“政治构建”的所有权与资本主义所有权混淆在一起，这种理解丝毫不能将英帝国和美帝国区分开来，甚至不能将罗马帝国和美帝国区分开来。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于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相互分离，这种分离使得无限扩张的资本能够超出有限的领土疆域，因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主要依靠经济法则而不是掠夺领土或贡赋来维护霸权。进一步地，依循哈维的分析，无限扩张的资本积累需要与之相应的国家权力作为保障，但是“一个可以为资本提供缜密而可靠的管理的真正的全球国家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国外左翼学者关于当代帝国主义批判范式的争论主要围绕着资本—国家、经济—政治二元逻辑的合理性问题展开。这些争论实际指向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的一系列变化对既有认识框架提出的挑战。关于二元逻辑的探讨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指认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构成现代社会的特征，而马克思也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研究，形成了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关于当代帝国主义批判范式的争论，即能否沿用资本—国家二元逻辑认识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关联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认识问题。

　　(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问题

　　上述两个问题的探讨关涉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研究社会和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构成了他们毕生研究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阐发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和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的范式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认识以及是否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

　　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的开篇就指出，他的目标是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以及一个‘新生的’帝国主义在其中可能将发挥的作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地理学研究的整合，强调从地理和空间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这一方法在哈维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中得到了充分运用，突出体现在他对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的分析上。有国内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没有严格的定义，只是用来泛指不同于传统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纲领”。

　　正如帕尼齐和金丁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所显示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很大的诘难来自经济决定论。当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粗暴地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这种方法论就招致了诸多批评。在2005—2006年卡利尼克斯与帕尼齐、金丁关于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的争论中，经济基础的首要地位就是一个争论焦点。卡利尼克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将现代帝国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帕尼齐和金丁指责卡利尼克斯在分析问题时常陷入“对早期历史模式的简单重复”,以经济决定因素遮蔽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忽视国家在管理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方面以及使其领土空间成为资本聚集地方面发挥的作用。他们要建构一个基于国家理论的新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以克服以往帝国主义理论中对国家的忽视。卡利尼克斯不认同帕尼齐和金丁的观点，指出坚持经济基础的优先地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代帝国主义就应当从经济的优先地位着手，而且强调经济的优先地位并不等同于否定国家的重要作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研究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们没有构建体系化的国家理论，强调从生产方式入手研究资本主义，但他们并不是忽视甚至否认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点从他们的相关研究计划和著述中可以得到佐证。在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发展国家理论方面的努力和建树。帕尼齐和金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显然是非辩证的、片面的。

　　历史唯物主义自诞生以来，对它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的批评与辩护就一直存在。本文无意回顾这些争论，只是力图表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彻底和最有力的批判，只要资本主义作为全球主导经济制度的社会现实不变，开放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就始终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无疑是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

　　当代帝国主义常被命名为“新帝国主义”,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从19世纪末到二战后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推向世界，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也以更大规模被再生产出来。揭示新帝国主义之“新”和“病”,是国外左翼学者讨论的焦点问题。这些探讨主要围绕着资本、阶级和国家等议题展开，从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维度剖析当代帝国主义的结构特征及内在矛盾。

　　(一)全球生产体系与阶级结构的变迁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进行反思是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的重要构成。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进入全面扩张阶段。跨国公司的崛起推动国际垄断组织的形成，并取得对全球生产体系的主导地位；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不断得到巩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极速发展将更多社会闲置资本吸纳到全球金融市场，全球金融寡头对世界经济施加支配性影响；新国际劳动分工取代殖民化国际劳动分工形塑了全球产业价值链，全球产业工人的受剥削程度和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弹性劳动制增加了全球劳动力市场中的临时工、合同工，削弱了工人的谈判能力和工人联盟的现实基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与国际化推动了阶级关系在全球的重构。

　　基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国外学者在21世纪初期提出“跨国阶级”的概念用以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阶级结构。莱斯利·斯克莱尔、罗宾逊、杰里·哈里斯、威廉·卡罗尔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较多探索。其中，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一书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基于生产关系的嬗变引起社会结构的转变，罗宾逊认为，我们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阶级关系的跨国化，经济形式和政治结构上的质变使全球资本主义区别于早期资本主义。他运用社会学“结构与能动性”的分析方法，指出跨国阶级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还取决于阶级意识的塑造。就此而言，跨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自在自为的阶级，因为跨国资本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力量，构成跨国资产阶级的客观基础，而跨国并购、跨国战略联盟、跨国转包和外包等表明这一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形成，有目标、有策略地联合起来为跨国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以便更大程度地实现资本在世界范围的增殖。跨国资本家产生的同时也塑造了它的对立面——跨国无产阶级。但相较而言，跨国无产阶级是自在不自为的阶级，虽然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少量的、有意识的反抗运动，例如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但是尚未形成阶级意识和全球性的集体行动。

　　对于跨国阶级的形成到底是未来时还是现在时，国外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质疑跨国资产阶级的现实性的论点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认为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赋予资本家利益以地域性，资本的全球扩张不等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二是认为资本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竞争会导致资本家之间利益的冲突而不是联合。约翰·格雷在《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一书中指出，跨国公司并不是“无祖国的跨国机构”,因为目前跨国公司的核心业务和大部分资产都保留在母国，而且都表达和体现了单一的民族文化，这些特征在美国跨国公司中体现得尤为显著。针对跨国公司行使民族国家功能的观点，格雷认为，“全球市场没有孵化出一种公司来担当曾属于主权国家的功能，而是把主权国家和公司都削弱和挖空了”。这里就引出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民族国家的地位与职能问题。

　　(二)转型中民族国家的地位与职能

　　民族国家随资本主义兴起而产生，履行着“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职能。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权力范围发生了变化，而区域组织的发展也重塑了资本主义组织的地理空间。关于当代帝国主义中民族国家的地位与职能，是国外左翼学者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依据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的不同看法，罗宾逊区分了“弱国家论” “强国家论”“跨国国家论”三种立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哈维、伍德、卡利尼克斯等为代表的“强国家论”,强调民族国家在当代帝国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以罗宾逊、哈特、内格里等为代表的“跨国国家论”,主张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被改造为“跨国国家”或“帝国”,不认同民族国家在现阶段仍占据着中心地位。

　　持“强国家论”的学者大多采用全球经济和民族国家的二元逻辑范式，尽管他们的观点之间也存在差异。譬如哈维、伍德、卡利尼克斯等一致强调国家制度安排之于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认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并未产生出管理经济力量的“世界政治”,国家仍是最重要的领土实体，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条款、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信誉环境、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整合意识形态等方面为资本积累提供不可或缺的环境。

　　“跨国国家论”与跨国阶级的观点是紧密相关的。持“跨国国家论”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引起阶级结构和政治形式的转型，表现为阶级和国家的跨国化。罗宾逊反对将民族国家视为一个超历史的永恒存在。他说道：“民族国家再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再也不是阶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体制‘容器’。”跨国国家作为国家的一种特殊形态，是由管理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的超国家机构组成的多中心结构。罗宾逊提出“跨国霸权”理论，用来反对阿瑞吉的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霸权论”或“霸权转移论”。跨国霸权理论是一种基于生产关系的全球化的后民族国家范式，把超国家机构提升为主导的政治组织。罗宾逊的跨国霸权理论天然地使他对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理论抱有好感。在他看来，“帝国”就是消除国家疆界的跨国霸权格局。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主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他们认为，民族国家的衰落并不代表民族国家的消失，只是它的主导控制力已经削弱，服从于帝国的系统性支配。帝国的权力居于民族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之上，形成新的全球权威模式。不同于现代主权，帝国的权威模式具有“虚拟性”特征，没有实体、没有边界、没有中心，是一个开放、平滑的网络空间。

　　罗宾逊的跨国国家理论和哈特、内格里的帝国理论一样难逃构筑了全球化时代新“神话”的批评。在反对者看来，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根植于国家间体系，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全球化既依赖于民族国家又与民族国家相矛盾，不能简单地把民族国家置换为跨国国家，或者把国家层面的问题复制到世界范围。阿明认为，以跨国化主权取代民族国家主权是一种关于“全球化的幼稚的幻象”。一方面，我们仍旧生活在“阶级社会”,只是被整合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中，其帝国主义的色彩更加浓厚；另一方面，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组成的帝国主义“联合体”在新帝国主义体系的资本攫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经济上的联合并不能消除它们政治上的区隔。纵观当今世界格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家主权并没有被跨国主权所取代，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是塑造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

　　(三)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主体与形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推开了很多国家紧闭的大门，使建立一种“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具有了现实基础。“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避开了直接的政治统治或领土控制带来的代价和危险”,使资本权力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在这一历史处境中，国外左翼学者研究当代帝国主义的阶级关系以及资本积累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在最终意图上是为了探究反抗斗争的主体和形式。

　　在革命主体问题上，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一书中提出的“诸众”概念引起了较大争议。他们认为当代资本积累的策略已经发生变化，创造信息、符号、知识、情感等的非物质劳动成为主导的资本增殖途径，重塑了以“男性产业工人”为典型形象的雇佣劳动者，引发了新的主体性生产。这个新的主体性生产就是“诸众”,即“一切受剥削于、受支配于资本主义的人”。诸众是一种未定型、杂多性和流动性的力量，更是一切生产的条件、一种生成性的力量，具有解放的欲望和潜能。随着通讯交往劳动、互动式劳动和情感劳动等成为资本积累的中心，语言、意义和交往网络也成为重要的斗争手段。基于这些分析，齐泽克将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视为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这种局限性是缺乏政治经济学分析导致的。阿明指出，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以“诸众”作为主体的反抗策略只是一种观念先行的产物、唯心主义的发明，“在现实的社会关系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它就假设这种颠倒在观念世界已经发生了”。

　　在反抗形式问题上，随着传统革命日渐衰微，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塑造了激进政治的新形态和新想象，也给国外左翼学者提出了新课题。新社会运动之“新”体现为具有不同于传统阶级政治的主体、组织、手段和诉求。新社会运动主要由青年群体和中产阶级发动，没有固定的组织、政党和纲领，基于松散的集体行动，以改变社会的行为和价值规范为核心诉求，谋求特定集体身份的社会认同。哈特和内格里认为：“革命思想不应该逃避身份政治，而应该通过身份政治而运作，并从中学习。”而哈维将新阶段包括身份政治在内的所有斗争形式统称为“反对剥夺性积累的斗争”,这种斗争由具有共同利益的特殊群体或非政府组织发起，旨在实现文化、意识形态或者物质利益上的特殊诉求，但不必然动摇既存的社会秩序。在哈维看来，反对国家权力支持下的金融制度安排应当成为反剥夺性积累运动的首要目标。跨国公司、世界经济组织、华尔街—财政部—华盛顿的联盟等作为新帝国主义统治的核心，应当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而金融资本的国际化使得这些反抗运动天然地具有跨国属性。但由于反剥夺性积累的运动诉求涉及各种不同的群体利益，在特殊的语境中有些运动诉求甚至相互矛盾。这些碎片化的社会运动之间缺乏统一的经济和政治基础，难以形成有机的联合。由此，哈维质疑哈特和内格里提出的同质化革命主体“诸众”的现实性，也担忧反剥夺性积累斗争“存在着分裂当前似乎正在酝酿的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

　　与哈维将反抗斗争对准跨国公司类似，罗宾逊聚焦于反跨国霸权运动。如前所述，罗宾逊将基于民族国家的霸权理论发展为跨国霸权理论。这种后民族国家霸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跨国精英议程，服务于全球资本积累。跨国资本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力量，跨国资本家占有了民族资本家的支配地位，形成了全球资本家集团。与此同时，在全球市民社会中，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也在生长。尽管反资本主义力量在早期阶段尚未达到跨国精英阶层的自为状态，但是有组织的斗争运动已经开始出现。在罗宾逊看来，反霸权运动也应从国家层面发展到跨国层面。首先，跨国资本对全球劳动力的剥削使得反霸权运动天然地具有跨国属性；其次，跨国精英用来安排全球活动的基础设施可以成为反霸权力量用来组织斗争的物质基础；最后，反霸权运动也只有在跨国联合的基础上才能对跨国资本家发起实质性的斗争。罗宾逊说道：“全球化时代的反霸权社会变革的真正前景，应该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这场运动试图通过跨国家、跨区域联合反霸权力量，在一个不断扩张的跨国公民社会中挑战全球精英的权力。”反霸权运动是一场打双引号的全球化运动，它必须利用全球化的成果最大程度地联合全球无产阶级来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超级剥削，从而将自上而下的全球化颠倒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换言之，反霸权运动不是逆全球化，而是“替代性的全球化”。

　　相较而言，伍德更强调国家层面的组织、团结和斗争，认为国家层面的斗争比跨国的斗争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在她看来，以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为靶子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虽然提高了人们的意识水平，但把“资本全球渗透的工具作为攻击目标，而不是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作前提是错误的，而且许多此类运动的参加者只是期望“驯化”这些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达到“改善”的目的。伍德对跨国运动不抱太大信心，而是更相信基于地区和国家的反抗斗争或政治力量重构。她认为，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以及欧洲左翼在越出边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作用而言，法国解决左翼政党的混乱问题或德国甚至英国重建一个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将比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七国集团的运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在具体的行动计划和行动力量的基础上进行反抗，才能更好地推动反资本主义斗争。

　　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国外左翼学者在21世纪之初积极展开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转型和对其进行理论构建的迫切性。要对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分析并不是一项容易的课题和任务，国外左翼学者对此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对于这种新的理论形态，我们应当辩证地审视。一方面，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以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研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首先，对资本剥削新手段的探讨，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和资本对生活的全面控制；其次，关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地位和职能的争论，将国家的当代转型及其与全球经济的关系问题凸显了出来；最后，对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反抗斗争的形式和主体性生产的思考，反映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新动向和面临的困难。另一方面，国外左翼学者的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与缺点。如内格里和哈特的帝国理论缺乏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佐证，具有浓重的观念论色彩；哈维和伍德的新帝国主义批判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较为有力，但对革命主体问题思考较少；罗宾逊的跨国国家论突出了未来全球发展的解域化趋势，可也被指责构筑了“全球化神话”。从总体来看，这些理论探讨在21世纪开启了当代帝国主义研究的序幕，把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体系化分析带入了我们的视域，为我们更好地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多重启示。

　　(一)指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并寻求社会变革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和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虽然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在其全球扩张的进程中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变化，但其本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社会形态，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生产的最终目的，以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其基本矛盾，以少数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无偿剥削大多数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其根本特征。从马克思所处的早期资本主义，到以列宁为代表的思想家批判的帝国主义，再到国外左翼学者分析的当代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基本矛盾、剥削性质并没有实质差别。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指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过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提出了新的课题，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并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的真正方案越来越具有迫切性。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剖析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资本积累方式和霸权统治手段，揭露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更隐蔽、更残酷的剥削手段，并在反思新形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基础上探讨了超越资本主义的路径问题。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之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价值旨趣。

　　(二)马克思主义是面向现实问题的开放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在时代中把握的精神。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回应现实问题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国外左翼学者构建的新帝国主义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当代形态，通过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批判性分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讨论当代帝国主义的特征和机制不是要制造它与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之间的“断裂”,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1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析和应对当代遭遇的各种现实问题，从而探索建设“另一个世界”的替代性方案。与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变革深刻影响全球产业格局；以私有化、市场化、金融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塑造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强国瓜分殖民地的竞争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主导的资本角逐；大规模战争被所谓的“低烈度战争”取代；消费主义的盛行塑造新的意识形态，等等。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生产过剩、债务危机、金融投机、信息鸿沟、环境破坏、生态失衡、难民潮等诸多社会问题。必须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才能找到以上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方案。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正是在这一历史处境中应运而生的，以揭露和解决现存社会秩序的病症，并以朝向未来的美好社会为主旨。

　　(三)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推动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虽然国外左翼学者的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借鉴程度不同，而且理论内部也存在某些具有争议的论断和范畴，但它们总体上展现了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路径。这条路径就是“以理论分析为武器介入现实社会”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推动理论创新”,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哈维将阐释“新帝国主义”之“新”的研究取向区分为两种：第一种研究取向是由于物质条件变化导致新事物的产生，使得过去理论不再适用，从而必须建构一套适应现代情况的新概念；第二种研究取向是构建新的概念来解释物质条件和帝国主义实践的根本变化。实际上，这两种研究取向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共同指向了理论与实践、意识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新事物离不开新概念，构建新理论必须以新现实为依据。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的产生既是物质条件变化的产物，正是这种物质条件的变化引起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适用性之争，同时也是提出新的概念阐释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的结果，这是以理论创新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认识的维度。在这双重维度上，当代帝国主义批判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将往何处去”和“人类社会将往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作出了探索性解答。对我们来说，这些理论探索不仅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可资借鉴的方法，也是探讨当代世界的发展动向和当代帝国主义的应对策略的有益参考。（注释略）

　　（作者单位：yl23455永利）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