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强烈冲击着经济文化落后、深受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但已经被资本主义发展潮流所裹挟的俄国，“俄国向何处去”成为俄国思想界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此时，以米海洛夫斯基、沃龙佐夫、尤沙柯夫、丹尼尔逊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抛弃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旧民粹派“以发动农民去进行反对现代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政治主张，大肆鼓吹“以在保存现代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去补缀和‘改善’农民状况为目标”的改良主义道路。自由主义民粹派无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散布所谓俄国“资本主义行不通论”“资本主义破坏论”等论调，主张俄国应该避开资本主义、通过完善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认为理想化的农民“强大有力”，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知识分子是政治斗争中的“先进部队”。

　　他们称自己为“人民之友”，实际上却兜售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天真地幻想依靠政府采取温和的改良措施“保护经济上弱者”。列宁认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张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因而他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围绕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非资本主义道路论”，阐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社会发展中的必然性和进步作用

　　在19世纪末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向何处去”的争论中，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一方面十分痛心于俄国的落后，但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感到失望，因而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是依靠仍然是小农生产方式的俄国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列宁与自由主义民粹派争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俄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及其前途命运的问题。

　　自由主义民粹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夸大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早期民主主义者提出的土地村社所有、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俄国公社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这一思想“遗产”，大谈俄国村社优于西欧资本主义，散布所谓俄国“资本主义行不通论”“资本主义破坏论”等论调，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主张通过改良农村公社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等。所有这些归纳起来，就是“鼓吹俄国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即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列宁在深入考察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现实演进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主张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其一，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资本主义行不通论”，阐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必然性。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统治集团意识到本国工业的落后，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希望以此促进俄国工业的发展。自由主义民粹派据此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沙皇政权政策主导的产物，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发展前途。例如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中，沃龙佐夫指出，资本主义“在西方这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在我国则是移植、是模仿”，“俄国不存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尤沙柯夫也认为俄国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工人和有经验的业主，俄国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针对这种观点，列宁从俄国经济社会已经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进程已经从大城市向全国各地蔓延的事实出发，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否定资本主义，“便把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抛弃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针对自由主义民粹派鼓吹俄国国内市场缺乏因而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根基的论调，一方面，列宁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认为小生产的破产使得居民消费能力日益降低、国内市场日益缩小的观点只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西斯蒙第“小生产的破产证明国内市场的缩小”的浪漫主义观点，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关键的重要论述。另一方面，列宁明确指出，农民逐渐破产、资本不断积累“不是缩小而是增加了全国总生产量和扩大了国内市场”，因为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和小生产者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为获取生活资料不仅要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还要购买商品满足日常所需。

　　针对丹尼尔逊认为“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俄国资本主义缺乏销售产品的国内市场因而才寻求国外市场的论调，列宁直言，这种观点不过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事实的理由而已，事实上他们“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这里，列宁明确了两点内容：一是产品的实现是由每一部分产品按价值和物质形态通过市场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二是国外市场的存在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依靠国外市场保证商品流通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鼓吹俄国资本主义行不通的目的，不过是想遮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工农业中已经占优势地位的事实，进而试图维持“没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要的是没有剥夺也没有剥削，只有在仁慈的地主和自由派的行政官庇护下勉强维持生活的小市民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空想又反动的错误思潮。列宁对此明确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张反映了千百万深受封建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劳动者“要把资本主义新剥削者‘一并’消灭掉的虚幻的冀望”，但“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

　　其二，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资本主义破坏论”，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推动俄国社会发展。自由主义民粹派以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诸如压迫、失业、经济危机等灾难为由，大肆宣扬资本主义在俄国“变成了为一小撮不但不起任何进步的历史作用，相反却阻碍工业正常发展的人的私利而剥削人民劳动的方式”，“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极不好的东西”。针对这种论调，列宁批驳自由主义民粹派是“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现实，结果必然否定资本主义的意义和力量”，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在于它破坏了使得生产者愚钝和没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旧有的狭隘生活条件”，带来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进而造就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坚实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他明确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是空想的，就在于它没能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

　　至此，列宁通过对自由主义民粹派散布俄国“资本主义行不通论”“资本主义破坏论”的有力批判，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强调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深刻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进而表明了他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走向现代文明道路上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鲜明态度，那就是要通过利用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走向社会主义，“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清除封建残余”。

二、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夸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无产阶级及其先进代表是俄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农民逐渐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自发地开展反抗封建势力和资本家的斗争。据统计，1895—1898年就爆发了546次罢工运动，但这些自发运动由于缺乏组织领导、科学理论指导，很快就被反动势力所镇压。列宁就此强调，俄国社会主义者要做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引导工人自发运动转变为自觉运动，即“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牢骚’和罢工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

　　自由主义民粹派并不认同列宁的观点，他们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仅仅把俄国工人阶级看做“在农民中间传播革命思想的人”，大肆宣扬“农民主体论”“知识分子领导论”。他们认为，“在俄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民不但由于人数众多，而且由于它的社会理想比较明确而强大有力”，“知识分子没有阶级性，自然不可能在社会革命斗争中起独立的作用，但是它可以成为政治斗争中、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先进部队”。很显然 ，这些把理想化的农民作为社会发展进步主要力量，鼓吹知识分子是俄国政治斗争领导力量的言论，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对俄国社会发展的领导权。

　　为了阐明无产阶级政党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具体分析了农民、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

　　其一，农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大量存在的农奴制残余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致使农民深受这二者的双重压迫，陷入了空前贫困的境地，因此具有深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本质上又具有成为业主的倾向。列宁对此说道：“农民的趋向决不在于‘村社’制度，决不在于‘人民生产’，而在于最普通的、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制度。”也就是说，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使其内部具有无产者倾向与业主倾向的对抗性，决定其在革命运动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动摇性，必然摇摆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因此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

　　其二，知识分子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沙皇政府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使得俄国直至19世纪中叶仍有92%的人处于文盲状态，但数量不多的知识分子并不是革命的“先进部队”，而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阶层的组成者和依附者。关于这一点，正如列宁所言：“俄国先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依附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进而言之，正是知识分子这种依附性，才导致他们“始终没有力量”。基于此，列宁明确指出，民粹派分子关于“知识分子万能”的观点是“谬论”，司徒卢威关于知识分子“没有力量”的观点则“十分正确”。毫无疑问，列宁这里强调的是，作为一个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阶层，知识分子由于自身“没有力量”因此也注定成为不了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其三，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先进战士与领导力量。俄国工人阶级不仅遭受着和俄国全体劳动群众同样的剥削，还面对“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并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情剥夺，这就使其认识到是资产阶级主导的生产方式在剥削压迫他们、要毫不含糊地同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斗争。列宁就此指出：“工厂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换言之，能够担当起领导俄国革命的重任的只能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俄国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战士”。在1907年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列宁明确说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基于此，他对那些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人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些人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不可救药的书呆子”，“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通过对农民、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的分析，列宁有力批驳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农民主体论”“知识分子领导论”，深刻阐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进代表即无产阶级政党才是俄国革命中的领导力量。不仅如此，他在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中还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应如何发挥领导作用的问题，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组织无产阶级并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为此必须把思想引领和组织行动结合起来，即要进行“研究，宣传，组织”工作，认为“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这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掌握科学的理论来发挥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引领作用，引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治斗争。

三、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伪善的人民性，强调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要以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和依靠人民群众为出发点

　　19世纪末，俄国大工业积聚的城市加速走向现代化，但广大农村仍维持原有的落后面貌，特别是农民不仅要忍受野蛮的农奴制残余压迫之苦，还要面对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野蛮剥夺。被压迫剥夺的俄国人民到底如何获得解放？以号称信奉社会主义出现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称自己为“人民之友”，以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自居，却宣扬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和道理，并认为人民群众是愚昧无知的“群氓”，高唱伟人“世世代代地影响，带动群氓”等论调。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完全背道而驰，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发展规律，不能不说是伪善和假仁假义。

　　为了揭穿自由主义民粹派假“人民之友”的伪善面目，列宁深刻分析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希望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观点上”的改良主义主张。自由主义民粹派认为，农民遭受缺少土地、税款过重、毫无权利等灾难是国家政策的“缺陷”所致，因而在《俄国财富》杂志上极力鼓吹以调整移民和租佃、低利息贷款、技术改良、劳动组合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复兴人民经济纲领 ”。实际上，只要着眼于俄国现有的、实际的经济组织形式，就可以看出劳动者被压迫剥削的原因不在于政策“缺陷”，而是生产关系本身。只要稍微了解俄国劳动群众状况的人都应明白，有能力贷款用于购置生产工具、进行技术改良的只有少量的小资产阶级，广大贫农根本没有多余的“储金”来改善劳动条件。据此，列宁评论自由主义民粹派所鼓吹的“复兴人民经济纲领”不过是“完完全全站在现代社会的基地上（也就是说，站在资本主义制度基地上，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想对这个社会修修补补、敷衍了事”，而“在现代制度基础上的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都不能在实质上改变什么”，“丝毫也不会触动这一主要的根本的事实，即广大居民已经遭到剥夺并继续遭受剥夺，他们甚至无钱养活自己，更不要说进行正常的经营了”。基于此，列宁提醒社会主义者不要“轻信关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语，而去探究一下，那就会看出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梦想着用各种天真的进步办法来改善、维持和恢复自己的（他们说的‘人民的’）经济，他们绝对不能了解，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

　　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对待人民的虚假态度相反，列宁强调，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在他看来，要真正改变人民的悲惨命运，就必须摈弃自由主义民粹派所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选择走“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因为“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而是从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基于此，列宁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使命“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俄国工人阶级作为“争取工人解放的唯一战士”，“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自由主义民粹派将劳动群众贬低为无知的“群氓”，认为俄国倘若不以知识分子、精英、英雄人物为俄国选定的道路发展就会遭遇灾祸，针对这一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列宁重申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的扩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严厉批判他们“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官僚主义的思维”，总是把劳动人民“看作是应当听命于走这条道路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做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在此基础上，列宁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努力发展人民群众“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毫无疑问，列宁这里强调的是，俄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活动”只有努力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充分发挥他们作为主体力量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取得成功。

四、列宁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对自由主义民粹派批判的启示

　　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为俄国走向现代文明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尽管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批判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之久，但重温列宁在批判中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思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必须善于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

　　针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事实及其历史进步作用、主张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列宁批判这是企图将社会主义建立在小生产经济基础上的“错误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强调资本主义较从前各类社会经济形态具有历史进步性，尤其在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促进俄国社会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进一步强调苏维埃俄国“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要乐于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好的东西，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公式。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比于列宁时期，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但同样面临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习近平对此强调：“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

　　当然，列宁在肯定资本主义进步性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启示我们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要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灾难、破坏和问题，诸如物质主义的日益膨胀、对外扩张掠夺、资本绑架政治、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等，保持清醒认知，时刻牢记“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

　　（二）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针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大肆宣扬“农民主体论”“知识分子领导论”，列宁分析了农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特性，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然性，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努力成为工人运动的思想领导者和组织领导者，引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治斗争。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没有列宁建立的俄共（布）这样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也就没有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后来这一曾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政权之所以分崩离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片面追求思想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放任各种否定、歪曲苏共领导的现象，导致苏共中央权威遭到极大破坏，苏共的领导力严重丧失，党的领导成了空谈。这意味着，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能含糊和动摇的重大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说明，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根本保证和优势所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大挑战和考验史所罕见，世所罕见，这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党内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这就要求，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必须把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三）必须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针对自由主义民粹派自诩为“人民之友”，实际上却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贬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伪善面目，列宁强调俄国在选择发展道路时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必须把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力量。这充分体现了列宁对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政治属性的坚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充分表明，共产党人能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紧紧依靠人民，直接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事业的兴衰成败。可以说，列宁能够领导俄共（布）赢得政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的政治主张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衷心拥护。然而，就是列宁领导建立的这样一个曾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追随和拥护的党，在执政74年后之所以轰然倒塌，归根结底就在于苏共后期逐渐蜕变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官僚集团、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对此，习近平在阐释要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时明确指出，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执政党背离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这一深刻总结不仅指出了苏共最终失败的原因所在，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维护人民利益的鲜明态度。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也充分表明，党的事业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紧紧依靠人民，与人民风雨同舟，进而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贴心追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时刻牢记“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紧紧依靠人民，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倾听民意，集中民智，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