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这一时期所呈现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有孟什维主义、经济主义、民粹主义、马赫主义等。

　　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是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鼻祖”“教父”的爱德华·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时期影响深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曾经被认为是“恩格斯遗嘱的继承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在恩格斯逝世后，却打着“革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行修正主义之实，创立了一套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被称为伯恩施坦主义。伯恩施坦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或思潮，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标本”。

　　1.主张建立一个松散的党组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孟什维主义

　　受伯恩施坦主义影响比较大的孟什维主义是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派的机会主义观点。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对于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这场争论更是引发了党内的最初分裂，使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对立起来。在入党条件上，孟什维克派的马尔托夫等人主张党员不需要参加党组织，“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原文如此！〉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的组织原则被他们看作损害党员意志和自由的条文。他们一方面鼓吹无政府主义，要把党组织变成一个成分复杂、可以随意进入的组织涣散的联合体，另一方面又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官僚主义”没有任何区别，宣扬党的自治性。列宁指出，“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马尔托夫等人认为党的组织无异于“凶恶的工厂”，党的严密组织纪律和章程如“农奴制”似的压迫着人的意志与自由，不加掩饰地赞扬无政府主义原则。

　　2.沉醉于经济斗争，信奉实用主义，忽视理想、信念和理论的指导作用的经济主义

　　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受伯恩施坦主义影响而在俄国出现的一股信奉实用主义、忽视理论指导作用的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这股错误思潮是俄国机会主义经济派的思想体系，因其过分沉醉于经济斗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得名，信奉经济主义的机会主义者被称为“经济派”。在理论方面，“经济派”打着“批评自由”的口号，批判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企图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移植到俄国。伯恩施坦主义把共产主义理想看作“关于未来的玄想”“自称为幻想画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状况的图画”。伯恩施坦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还说“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

　　经济主义深受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忽视革命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否认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形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必要性，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认为在工人运动中经济斗争具有首要意义，主张工人阶级为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宣扬“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的主张。他们忽视或根本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而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执行“渺小的任务”，认为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 

　　3.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否定俄国有发展资本主义客观条件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脱胎于俄国村社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潮。围绕俄国是否应该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民粹派认为，俄国公社制度的存在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平等和公平的心态，可以为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基础，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中极度剥削的痛苦。他们认为，俄国村社经济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是“人为”的和偶然的因素造成的。民粹派经济学家沃龙佐夫在其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提出，俄国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俄国资本主义缺乏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必要的国外市场，进而导致俄国资本主义产品价值的实现难以完成；二是俄国的特殊国情让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异常困难。俄国经济学家、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相对于沃龙佐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较为温和，他认为俄国社会发展资本主义是没有必要的。民粹派理论家尤沙柯夫则对俄国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提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微不足道论”。尤沙柯夫之所以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微不足道”，主要在于他认为俄国农民目前的土地和地主租给农民的土地均属于国民经济。民粹派理论家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观点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也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基础。总之，民粹派认为，俄国农民破产，又没有国外市场，不存在社会分工，俄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根基和生命力。

　　4.否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党性原则，“以无党性自夸”的马赫主义

　　恩斯特·马赫是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但他1885年发表《感觉的分析》，1905年发表《认识和谬误》，提出马赫主义。马赫主义亦名“经验批判主义”。在马赫主义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具有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党性，因而在解决问题时难免会因先入之见而失之偏颇。因此，马赫主义者极力推崇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原则，“以无党性自夸”。他们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派别之间的对立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构建和发展超乎二者之上的一种中立的、无党派性的哲学。马赫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都不是第一性的东西，感觉经验才是第一性的，无论物理的东西还是心理的东西都是这种感觉经验的复合。马赫主义和俄国的波格丹诺夫等人亦是如此，他们使用“物理”“心理”等字眼代替“自然界”和“精神”，在这种新鲜术语、定义和烦琐辞令的干扰下，人们往往忽略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两大阵营之间的根本对立和斗争。

　　1.批判孟什维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否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观点

　　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派提出，加入或者不加入党组织无关紧要，只要承认党章和党纲，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就可以成为党员。列宁“必须亲自参加党组织”的建党原则被马尔托夫等人诋毁为“农奴制”。他们之所以如此说，只是想建立一个复杂的、无组织的、无纪律的群体，实际上是提倡无政府主义自治，反对民主集中制，赞美个性的自由发展。马尔托夫等人的理由是：第二国际各国党是完美无缺的榜样，而这些党都是自治制，都没有要求党员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些主张实际上是修正主义路线在组织上的表现，其目的是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丧失领导作用。列宁指出，如果按马尔托夫的意见建党，就会把党变成一个成分复杂、不定型的、崇尚空谈、组织涣散、毫无战斗力的俱乐部，这无疑是要建立一个涣散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党。很明显，马尔托夫所主张建立的党，正是深受伯恩施坦主义影响的、剥夺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改良类型的党。这种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非常有害的。

　　1904年5月，列宁发表了《进一步，退两步》一文，进一步强调了贯彻集中制思想的必要性：“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阐明并完善了自己的建党原则，即以集中制为基础建党，这个党应该是“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列宁指出，党纲“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意义”。在组织原则上，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自治制组织原则要用集中制来代替。在列宁看来，马尔托夫等人对入党条件本身的理解是混乱的，混淆了政党和阶级的区别。列宁认为，用阶级和党来迷惑大众，这就否定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贬低了党作为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是所有工人和其他劳动者都可以自愿加入的。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的阐述和对孟什维克的批评，划清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和修正主义政党组织原则之间的界限。为了对马尔托夫错误思想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列宁主张建立一个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具有高度阶级觉悟、集中统一和组织良好的党组织，他要求每个党员都必须承认党的纲领，纲领必须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既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又要明确党的最终目标，即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关于党的革命战略，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带头进行民主革命，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建立工农联盟。为了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在争取革命力量的同时，要善于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法和手段。不但要亲自参加党组织，而且要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接受党组织的“灌输”教育，这样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才能统一。

　　列宁在主张建立组织严密的“精英党”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群众的作用。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他深刻指出：“如果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同千百万劳动者没有联系，如果摧毁旧社会的无产阶级没有以奋不顾身的斗争在一切劳动者中赢得尊敬，如果无产阶级和领导它的政党没有这种无与伦比的影响，那就不可能有革命”，而“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有组织的先锋队，一经同千百万人联系起来，就比它原来的人数强大几十万倍”。列宁认为，来自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无产阶级政党获得永远的力量涌泉的动力，而这种信任和支持只有通过党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密切联系才能得到。因此，列宁强调，对于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而言，“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2.批判党内经济主义否定革命家组织、放弃政治斗争的错误倾向和否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观点，强调政治教育和理论灌输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比较盛行。代表经济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在社会上大肆宣传组织工作的自发性，他们反对建立一般的革命家组织，看不到革命家组织领导、组织革命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能动作用，认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实际任务时并没有什么价值。列宁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列宁首先高度肯定革命家组织的重要作用。列宁指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他认为，要使工人运动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发挥革命家组织的作用，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发挥，需要依靠革命家组织，因而要积极建立革命家组织，发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领袖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从而实现自发性与自觉性的辩证统一。列宁批判经济派关于工人运动会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强调了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列宁指责经济派为了哄骗群众从而把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错误做法。

　　针对当时俄国受经济派一系列否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政治主张影响而出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涣散的状况，列宁十分忧虑。他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统一的章程”“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的行动”，党派林立、党组织小组分散在各地且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整个社会民主党成了无定型的堆积体，这个无定型的堆积体是由一些松散的地方组织联结而成的。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提出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的主张，即重建一个能真正领导俄国革命走向胜利、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这是一个采取统一的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的“真正钢铁般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但经济派却极力反对建立集中的、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并污蔑这种组织违背民主原则。

　　1902年3月，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在党内实行广泛的民主原则对于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社会主义工党是不适合的，反对“有害的儿戏”的“广泛民主制”。他指出，“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列宁认为，处在秘密状态的党，并不是不需要实行民主，其领导机关仍应通过一定的代表会议产生。列宁说：“只有社会民主工党才不顾一切巨大困难，甚至不顾重大牺牲，在组织中真正实行民主制。”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反革命势力依然强大，为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列宁关于建立新型“精英党”的一系列理论和革命实践，不仅揭露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思想，迫使他们暂时放弃自己的革命主张，也洗清了经济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和污蔑，粉碎了经济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

　　3.列宁批判民粹主义的社会发展观，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

　　列宁深入研究了俄国农村经济的现实，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写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

　　一方面，列宁批评以丹尼尔逊为代表的民粹派将俄国资本主义看作“人为”和“培植”的、坚持俄国社会分工“人为说”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俄国工农业已有的发展基础上，遵循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指出，在丹尼尔逊的论述中，“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生产的粮食是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现在吃到萨马拉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鱼佐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丹尼尔逊之流之所以得出这些片面的判断，根源在于他们看不到俄国经济发展的分工现象，只是从主观臆想出发，人为地设定俄国社会分工的缘由。

　　另一方面，列宁还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去向问题。列宁认为，俄国公社存在农民分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民粹派只看到村社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没有看到村社的没落，“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的事实，民粹派只看到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困苦，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作用认识不清。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可以用两个简短的论点来概括：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列宁通过对民粹派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批判，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相对于农奴制的历史进步性，同时也揭露了俄国资本主义下工农群众遭受的压迫与剥削，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深刻社会矛盾。总之，列宁通过对民粹派的批判指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趋向。

　　米海洛夫斯基等民粹主义者在历史观上是唯心的。米海洛夫斯基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证社会学，认为构成社会的基础是“人的本性”，否认社会的发展是由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的。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他不承认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新发现，也不承认唯物史观是科学的。这实际上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歪曲是一脉相承的。他还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借口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社会民主党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自觉，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全体无产阶级投入这个斗争。”列宁正是通过哲学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工人中的广泛传播的。

　　4.批判马赫主义“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宣扬所谓哲学“无党派”的错误思想

　　马赫主义直接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挑战，标榜自己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唯一科学的”哲学，这不仅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而且严重威胁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理论基础。因而，马赫主义者妄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宣扬所谓哲学“无党派”的错误思想遭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列宁充分揭露马赫主义代表现代资产阶级利益、“无党性”是虚伪的、其学说也穿上了“科学性”的伪装的外衣的阶级实质；他深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可知性、认识的辩证性以及哲学的党性原则等基本原理。他指出，马赫宣扬科学的“无党性”为的是掩盖他们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党性。列宁批评了马赫主义把感觉经验作为第一性的东西的错误，马赫主义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主张“世界就是我们的感觉”。

　　列宁不仅指出马赫主义的经验观是错误的，而且还批判了马赫把实践同理论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指出，经验并非只是感觉，而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获得真实的经验，从而认识世界。他批评马赫主义者试图通过不谈本体论，只谈认识论，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际上是在玩一个和解的把戏，他们试图以规避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分，就可以超越这个根本问题，但必然陷入了唯心主义。对于马赫主义玩弄哲学上无党派性学说的目的，列宁洞若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马赫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不仅导致了党内意识形态的混乱，而且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所以，列宁说：“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意识形态。”列宁通过对俄国马赫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的批判，对这种所谓的“新哲学”的斗争，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完成了对20世纪初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的一次解蔽。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筑牢思想保障体系，坚持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批判和辨明错误思潮。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筑牢思想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破除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不良影响，做好思想领导者，“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这也是列宁能够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验证并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正确举措。列宁认为只有公开揭露错误思潮的反动实质，回击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和修正，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实面貌，从而巩固政权。列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教育、宣传舆论和群团组织等一切文化工作中，不仅要求一切教育和文化机构“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还要求党的一切报纸、杂志等新闻出版物严格遵守党性原则，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此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群众性的文化组织和团体，列宁要求其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得益于这些思想的指导，列宁时期的俄共（布）虽然面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干扰，但始终掌握着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确保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行。

　　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消亡论、“中国病毒”论等，这些错误思潮企图在潜移默化中诱导舆论走向、消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信仰，削弱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伺机干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阻挠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深入开展，如果任由这些错误思潮肆意蔓延必然会日渐削弱主流价值共识，从而引发主流意识形态被消解和被边缘化的风险。为此，我们必须在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战线上保持足够清醒，认真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避免因思想陷落、领导权旁落而葬送社会主义政权。

　　二是清醒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旗帜鲜明地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各种杂音、噪音进行斗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思想文化领域存在多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交织并存的局面，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思想残余，有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也有许多外来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优势，已经得到历史和现实的反复证明，但仍然不乏一些攻击马克思主义、唱衰社会主义、污蔑中国共产党、离间党心民心的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又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加以警惕和防范。

　　首先，要提高对各种社会观念、思潮和理论观点的甄别和免疫能力，透过纷繁复杂的话语和观点揭露其本质和危害。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一些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往往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但事实上，揭开其思想伪装后不过是一些宣传落后、腐朽和反动思想的错误思潮。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中，这些现象同样存在。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等社会思潮，尽管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通过网络空间生成发酵，不断向社会民众推送和灌输资产阶级伪善的价值观念，意图动摇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基。尤其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舆论媒体，把一些经过筛选和处理的照片、视频，以“独家”“内幕”“揭秘”等噱头进行炒作，借助网络和数字技术推送给广大网民。他们甚至对严肃的历史事件和党的重要领导人进行恶意调侃和戏谑，碎片化地传播和兜售错误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以此来消解社会民众对党和中华民族革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同。而相当一部分网民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很容易造成认知的偏差，错误地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甚至一部分人被培养成“精美”“精日”分子，在互联网和其他公共领域散播一些崇洋媚外、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威胁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话语“陷阱”和传播“套路”，要想在思想文化的斗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同时学原著，悟原理，加强党员干部对社会思潮的政治鉴别能力，透过现象去洞察这些错误思潮所代表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批判。

　　其次，旗帜要鲜明、立场要坚定。坚决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侵蚀，倡导德艺双馨，发挥“激浊扬清、褒优贬劣”的批判精神，摒弃低俗文化艺人与产品，对待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我们绝不能含糊其词、任其发展，必须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和制止，这样才能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健康发展。习近平反复强调，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严峻的斗争形势和艰巨的斗争任务，“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要增强阵地意识，敢抓敢管”，尤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广大党员干部更要立场坚定，审时度势、科学研判当下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明确意识形态领域可能存在的冲突因素，严密警惕和防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消解。

　　三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精神塑造，加强理论武装。“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的思想武器，阶级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本质属性和鲜明标志，也由此招致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各种旧势力的篡改、修正和攻击。列宁在反对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用马克思主义来筑牢思想保障，以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蚀。因此，我们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揭穿错误思潮的真面目。当今我国面临一元指导思想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发展状况。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些错误思潮沉渣泛起。因此，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武器，坚持唯物史观，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不断推进唯物史观与“四史”融入生活和教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群众对错误思潮的辨别力和批驳性，用马克思主义筑起思想保障，以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蚀。

　　其次，无产阶级必须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力度，坚持不懈地向人民群众阐释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和价值追求，抵制和抛弃旧的封建愚昧思想和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过程中破除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帮助他们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真要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新征程、指导新实践的伟大旗帜，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指引和新战略。为此，必须加大其思想的宣传力度，促使人民群众深刻体会其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

　　（作者简介：贾淑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