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后现代转向”的思想背景下，当代法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可谓独领风骚，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变革的急先锋和领头羊。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创新及其相关的概念制造，使得当代法国哲学几乎没有了以往哲学应有的样子。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法国哲学家提出的哲学理论完全不像是原味正宗的哲学，更像是历史研究、社会批判、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精神分析，或者是说不清楚的什么理论。这些法国哲学家的理论追求不再是“批判的体系”，而是变成了某种“体系的批判”；不再是理性编织起来的“宏大叙事”，而是专注于理性专横的“微观透视”；不再满足于“意识哲学”，而是转向了“文化研究”。他们所关注的哲学基本问题偏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轨道，所采用的哲学方法也大多来自语言学和心理学等非哲学的分析工具，以至于人们很难用既有的哲学套路去把握当代法国哲学。于是，美国人发明了“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这样一个标签，用来特指当代法国哲学的理论所为。“法国理论”这一用词不是来自法语，而是来自英语，说明了“法国理论”是旁观者带来的标签。尽管如此，“法国理论”这个标签的含混性却正好体现了当代法国哲学的某种成长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只要翻开福柯公开出版的《古典时代疯狂史》《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著述，就会对其是否属于哲学理论范畴提出疑问。面对德里达的那些充满火药味的解构主义作品，读者得到的也是面目全非的哲学。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哲学学科的原有样子去读吉尔·德勒兹、弗朗索瓦·利奥塔、阿兰·巴迪欧、布鲁诺·拉图尔、让·鲍德里亚、皮埃尔·布尔迪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等法国哲学家的理论作品，同样也会感觉到难以把握其中的哲学底蕴。美国人为当代法国哲学贴上“法国理论”的思想标签，其实是在表明当代法国哲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么未来哲学会是什么样子呢？尽管“法国理论”的指向内容如同一个思想大拼盘，但是其中所显露出来的理论变形却预示着一种未来哲学的可能样式。“法国理论”并不只是宣告“哲学的终结”，同时也是在试图终结“哲学的终结”，即为时代的巨变构建起一种新哲学范式。当代法国哲学摇身变为各种批判理论、文化理论、社会理论、政治理论、话语理论、生命理论等样式，从而开启了一种完全崭新的新哲学范式。 

　　从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演进来看，“拒斥形而上学”并改造传统哲学一直就是哲学寻求自身突破的理论方向。事实上，“哲学的终结”这一理论口号始终回响在现当代哲学的诸多理论思潮之中。它要么意味着彻底放弃哲学原本的体系追求而甘愿成为简单的思想工具，认为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足矣；要么企图走向一种彻底背离传统形而上学的新哲学。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我们这个世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哲学家对哲学作了大量的批判，因此创立反哲学竟成了一种新的哲学流派。在全面性上当然有程度的不同。哲学家总是相互批判。但是，如果对一个哲学流派的批判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否定了全部哲学领域的合法性，它也就变成对哲学本身的攻击了。这已成为20世纪的家常便饭。不过反哲学走得比这还远，用理查德·罗蒂的话说，它是在呼唤一种‘后哲学文化’。”

　　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提出的“后哲学文化”就是一种反体系哲学的新哲学诉求：“实用主义者认为，柏拉图主义传统已经非常古老，不再有任何用处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对柏拉图主义的问题提供一套新的、非柏拉图主义的回答，而是说，我们不应当再问这样的问题。”按罗蒂的描述，所谓的“后哲学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非体系化的“小写的哲学”，而不再是普遍体系化的“大写的哲学”。当代法国哲学就是罗蒂眼中的“小写的哲学”，这是令人炫目的“法国理论”的思想阵势。这种“小写的哲学”在法国有着多元化的思想形态，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也不由得感慨道：“如果我们考虑对社会理论的时代症候的描述，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巴黎产生的具有原创性和生产性的理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对于当代法国哲学的这种多元思想阵势，法国人自己也已经意识到并且为之自豪。法国著名哲学家巴迪欧在评价当代法国哲学的理论地位时就认为，迄今在哲学史上出现过三个理论高峰，它们分别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法国哲学。在今天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大合唱中，独树一帜且硕果累累的法国哲学确实扮演了领唱的角色。无论是在欧陆哲学的思想版图上，还是在英美哲学的理论演进中，法国哲学都发挥了急先锋和引领者的作用。正如一位女性主义研究者所言：“我们中许多人几年来一直任由自己被某些既充满魅力的、同时又危险的东西所吸引，它缺乏一个恰当的名字，我将称之为法国理论。”甚至可以说，“法国理论”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范式。

　　从“批判的体系”到“体系的批判”，这个转变充分地体现在当代法国哲学的诸多理论尝试之中。简单地说，就是放弃了对普遍永恒体系的追求，转而去关注那些特定的和偶然的事件，其根本的思想逻辑就是彻底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系化模式。在“法国理论”的思想逻辑中，传统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总体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凭借其还原论构造出支配自然和社会的绝对真理体系。这种理论体系的终极目标是寻找“本体”或“本原”，因此将哲学变成了一种否定差异性和偶然性的同一性哲学。“法国理论”之所以被戴上“后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哲学”等帽子，正是因为它表现出“后”（post）的姿态。这个所谓的“后”不仅具有时间前后之意，而且更具有超越和反叛的意涵。自19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并将“法国理论”推到了思想舞台的中央。当代法国哲学或“法国理论”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代名词，乔治·巴塔耶、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鲍德里亚、克里斯蒂娃等诸多法国哲学家被视为后现代哲学家。也可以说，“法国理论”与“后现代转向”相互成就，引领了一种哲学新时尚。如果说当代哲学有一种“法国性”的话，其实就是这种反体系哲学的后现代取向。尽管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其大杂烩式的思想诉求也让人难以把握，但是其中的基本理论旨趣是比较清楚的，即人类过去为了达成思想上的普遍统一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么现在就需要努力确立一种多元共生的思想原则和社会形态。

　　加里·古廷在《思考不可能：1960年代以来的法国哲学》一书中提出，自1960年代以来，法国哲学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哲学家们“拒绝了所有形式的人道主义，如宗教的、科学的、存在主义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去寻找某种哲学思想方式，意在为人的需要提供某些指导。从1960年代起，法国哲学就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些思想方式”。对于福柯而言，寻找这样的思想方式其实就是找回哲学的批判气质。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应该选择一种针对我们自身存在论的批判哲学。“我们看到，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批判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使我们建构我们自身并承认我们自己是我们所做、所想、所说的主体的各种事件而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调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批判不是可被超越的，其目的并不是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福柯这里所说的批判哲学乃是一种广义的批判，即哲学要去质疑所有的统治现象和权力运作，无论这些统治现象和权力运作在政治、经济、组织等领域达到了什么程度和采取了什么形式。在福柯眼里，尽管可以说传统哲学已经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完全消失了。事实上，哲学已经分散在许多不同的活动中，诸如数学家、语言学家、人种学家、历史学家、革命活动家、政治学家的活动，都可能是哲学的活动形式。今天，任何探寻认识和实践的新目标的活动都是哲学的活动，无论这种活动是来自数学、语言学、人种学还是历史学。于是，哲学的主题从永恒的存在变成了当下的事件，哲学的方法从思辨的逻辑变成了事实的调查，哲学的内涵从体系性的构造变成了批判性的推进。

　　以福柯为代表的“法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体系的批判”。在福柯等哲学家看来，体系代表着普遍和规范，同时也体现为权力和压制。体系的建构又与普遍理性主义密不可分，换言之，体系与理性是相互关联的。普遍体系的建立有赖于普遍理性的支撑，反之，普遍理性的确立取决于普遍体系的完成。于是，在福柯这里，“体系的批判”转换为理性的批判。为了揭示普遍体系的压制，福柯对于“理性酷刑”展开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双向考察。总之，在理性批判（即现代性批判）的旗帜下，当代法国哲学对待“哲学的终结”的策略就是重塑新哲学范式，恰如为哲学做一次外科大手术，为哲学这个理论生命体进行换心、换肝、换肾、换容，意在使哲学从“大一统”思想变成“游牧式”思想。当代法国哲学力求跳出过往“实体哲学”的陷阱，呼唤和力推新型的“关系哲学”。在“体系的批判”及其后现代转向的推动下，“法国理论”展现出其特有的思想取向：从大问题转向了小问题，从“宏大叙事”走向了“微观透视”。 

　　作为一种新哲学范式的构建，“法国理论”彻底放弃了争当“第一科学”或“百科全书”的执念，那么它究竟要将哲学变成什么呢？德勒兹回答道：“哲学存在着某种进步吗？对此问题，应该像罗布·格里耶回答关于小说的问题时那样回答：没有任何理由像柏拉图曾做过的那样去搞哲学，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超越了柏拉图，而是相反，因为柏拉图是不可超越的，重复柏拉图已经完成了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选择其一：或者是哲学史，或者是为已非柏拉图式的问题而做的柏拉图式的移植。换句话说，它以一种微观分析（福柯称之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加达里称之为欲望的微观政治学）为前提……将事物从中间劈开，将字词从中间劈开。不是寻找永恒，而是寻找新的形式。”德勒兹在这里所说的“以一种微观分析为前提”表明了“法国理论”的视角转换，无论是福柯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还是德勒兹和加达利的“欲望的微观政治学”，无论是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还是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几乎都在逃离和排斥那些宏大的解放叙事。在他们看来，“传统理性主义宏观政治对欲望、文化以及日常生活领域熟视无睹，岂不知这些领域恰恰是主体被生产和被控制的地方，也是法西斯运动的发源地。资本主义不仅剥削劳动力，它还渗透到每个主体的欲望经济当中发挥作用”。在日常化和局部化的场所寻找弥散性的权力运作机制，已经成为“法国理论”探讨微观政治的基本思路。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哲学在今天剩下的任务就是将专家知识与需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通过理论阐释来促进人类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力求克服生活世界的过度异化。

　　为何“法国理论”大多患有“恐巨症”（phobia of the macro）？这是因为传统的同一性哲学是以消除差异为目标的，最终为了追求观念和行为上的整齐划一而演变成种种“总体性暴政”。“法国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转向”，其实就是多元性思想对一元性思想的超越。当代法国哲学的主导意识是不再相信普遍理性主义所勾画出来的现代性蓝图，不再相信各种“宏大叙事”所设想的乌托邦远景。哲学家的各种批判都是打着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旗帜，拒斥一直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同一性和单一性。事实上，传统形而上学及其思辨哲学面对的理论危机也正是“宏大叙事”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因为正是在整体性和普遍性的逻辑之中，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压制性恐怖：“你们应该成为可操作的，成为可通约的，否则就消失吧。”但是，在他看来，进入后现代的知识时代之后，“正在到来的社会基本上不属于牛顿的人类学（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它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语言游戏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便是元素异质性。语言游戏只以片段的方式建立体制，这便是局部决定论……发明总是产生在分歧中。后现代知识并不仅仅是政权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在后现代主义的喧哗声中，凡是一味追求同一性或总体性的理论体系均遭到唾弃，那些关注和向往差异性、多元性的理论则受到追捧。“法国理论”明显地在为异质性和差异性进行辩护。

　　从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理论探究来看，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欲望分析完全是一种微观化的理性批判。福柯的微观权力批判就是从精神病院和现代监狱展开的毛细血管式的审视。传统的普遍理性主义长着这样一只眼睛：“在哲学反思中，眼睛来自于这样一种能力，即观察那变得越来越内在于自我的力量的能力，在每个监视的眼睛背后，都有一只更加明察秋毫的眼睛，这是一只如此谨慎、又如此灵活的眼睛，以至于可以说，它全能的一瞥能痛快吃掉它周围的眼白，在这只特别的眼睛后面，还有一只眼睛，在它后面，还有一只，每个都更加微妙，直至我们到达一只完全由一个洞见的纯粹透明度所构成的眼睛。”如果我们将传统的体系哲学比喻为思想望远镜，那么“法国理论”则是在尝试打造出更具穿透力的思想显微镜。思想的望远镜可以看到无限远的东西，因而会去努力构想某种终极性的十全十美之叙事；反之，思想的显微镜可以看到无限小的东西，因而才会抓住存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思想的望远镜看到的是尚未存在的美好之物，是令人向往的光滑之物，往往是不那么真实的理性乌托邦；反之，思想的显微镜发现的是已经存在的日常之物，是让人不悦的粗糙之物，往往是如此真实的矛盾状态。“在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及利奥塔等思想家所提倡的微观策略后面，隐藏着这样一种观点：既然权力是分散且多元的，那么政治斗争的形式也就必然应当是分散和多元的。因此，福柯式的后现代政治试图决裂于统一的、整体化的策略，培育形式多样的抵抗，摧毁已接受的认同牢笼以及排外性的话语，鼓励所有种类差异的扩散。”

　　作为一种“微观透视”的典型方法，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采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而非一种自上而下的宏观审视，旨在发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结合机制及其主体化的塑造过程。用福柯自己的话说：“我的问题不是在演变中研究思想史，而是从思想的底下研究这样那样的物怎样成为认识之可能的对象，例如，研究疯狂何以在某个特定时期成为与某种知识类型相应的知识对象。这样就存在着在关于疯狂的思想与把疯狂作为对象进行建构之间的错位，我曾经用‘考古学’而不是‘史学’这个词来表达对这种错位的研究。”

　　在思想的底下研究思想，在欲望的后面研究欲望，在文字的中间研究文字，这几乎就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最擅长的理论分析，也是“法国理论”之所以能够傲视思想群雄的原因。宏大的历史和绝对的主体被彻底废黜，通过“微观透视”，那些一直被压制的和隐蔽的现实被揭示出来。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在追求普遍化和同质化的“绝对命令”，并且基于“共识”来清除差异，那么“微观透视”则是要站在歧义和异质一边，因为真实的认识产生于歧见，产生于新范式的发明创造，而不是来自于对普遍共识的绝对赞同。 

　　为何“文化研究”会成为“法国理论”的重中之重和看家本领？从最直接的思想动机来看，或许“法国理论”正是出于对现象学主体理论的不满而开启了文化研究之门。在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进入法国思想世界之前，勒内·笛卡尔哲学构成了法国哲学的主心骨，并且围绕着“我思”来探究意识的主体性问题，因而形成了一种意识哲学的面相。之后，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意识哲学，并为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引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伴随着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德语思想资源的引进，当然其中还包括对黑格尔哲学、尼采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吸收，使得法国哲学语境中的意识哲学有了更为深入的进展。让-保罗·萨特的自由现象学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因为他把笛卡尔的“我思”与现象学的“意向性”充分地结合起来，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存在主义意识哲学。“法国现象学首先是萨特式的，它强调，意识能够了解自身。莫里斯·梅洛-庞蒂重新拾起了胡塞尔的方案，但指出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外赋意义；另一种是事物中显现出来的意义。这使他进入一场对话，而对话正在日益接近社会科学。”这里提到的“一场对话”提示我们注意梅洛-庞蒂与萨特的不同，显然梅洛-庞蒂已经看到观念论的纯粹意识观存在的问题，即缺失了身体和符号等重要维度的探讨。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的任务是拓展我们的理性，以便能够使它理解，在我们或别人身上，先于理性和胜过理性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在从“意识哲学”到“文化研究”的转变之中，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及其符号理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开始，当代法国哲学在后现代哲学的思潮中所开展的意识问题或主体问题研究，从原来纯粹的意识哲学研究变成了当下多维的文化结构研究，使得“法国理论”这种后现代哲学书写具有了鲜明的文化批判属性。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其中的五种文化研究范式：第一种是以福柯为代表的理性批判，采用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主体解释学的分析方法，对反常文化、惩罚文化和自我文化进行微观透视，以揭示理性统治的权力效应；第二种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通过游戏式的文本阐释活动来破解“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执念，即语词意义的确定性和同一性；第三种是以德勒兹为代表的精神分裂式的欲望政治分析，展示了一种新的思维形式和主体性形式；第四种是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起来，强调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符号化特征；第五种是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试图化解主体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逻辑。这里的概括不一定能够全面反映“法国理论”的文化研究范围及其主导问题，但是可以看到这些法国哲学家所共有的批判意识和政治取向。从“意识哲学”到“文化研究”，“法国理论”的批判性日益增强，它们无一例外地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某种思想联系。正如德里达所说：“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一些伟大作品时，我跟自己说，据我所知，在整个哲学传统中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文本比它的教益更为我们时代所急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理论”凭借其文化研究的理论进展而呈现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演进的一些新趋向。

　　对于整个“法国理论”而言，作为新哲学范式建构的“文化研究”展示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首先，它是一个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组合。在今天既有的学科专业划分中，“文化研究”是一个难以确定学科身份归属的理论类型。例如，当人们去阅读福柯的理论作品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他究竟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他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考察了精神病学和精神病院的演变过程，从书名和内容看，这是一部关于精神病和精神病院的历史研究著作。然而，当他提出疯癫只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时，当他认为是理性的霸权将疯癫置于沉默的境遇时，我们看到，疯癫已经不是医学事实而是文化事实。医学知识并非我们想的那样客观自然，事实上是被权力建构起来的。知识生产权力，权力制造知识，精神病学的建立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部涉及精神病医学史的研究中，福柯将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等杂糅在一起，开启了他理性批判的文化研究。其次，“文化研究”是面向当下和从属于实践的。我们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是福柯等理论家的研究课题。法国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主要发源地，是主体性哲学的思想主阵地。那么，人类经过启蒙运动之后变得成熟了吗？人类真正摆脱了外在束缚吗？法国理论家的现代性批判是从文化研究入手的，即追问现代文化如何成为新的压制性力量。启蒙运动之后，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取代了君权制的社会。今天，一个治理完善的社会接着又代替了“规训与惩罚”的社会。因此，“文化研究”的任务是揭露现代性危机及其各种问题症候，并且提出相应的微观政治策略。最后，“文化研究”也试图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逻辑，围绕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展开综合性探讨，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布尔迪厄提出的“惯习”概念及其行为理论中。借助于“惯习”和“场域”等概念，布尔迪厄将“惯习”从个体行为概念扩展为社会文化范畴，通过“结构者被结构，主客观的相互转化”去构建他的文化实践理论。布尔迪厄之所以成为一位其著述被引用最多的法国理论家，也是因为他比较成功地克服了意识哲学的局限，将主体与结构的矛盾冲突化解为实践逻辑问题。同福柯等人一样，布尔迪厄也属于不可分类的法国理论家，他的文化实践理论完全打破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学之间的边界，这也体现了“法国理论”的基本性质。

　　未来哲学是不是“法国理论”这副模样？这当然是一个我们今天还无法判定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法国理论”确实是在极力打造一种不同于既有哲学的哲学。当福柯将哲学研究视为一种新闻工作时，当德勒兹强调哲学活动就是制造概念时，当布尔迪厄把哲学变成一种田野调查时，其中就已经潜伏着未来哲学的雏形和希望。“法国理论”看似不像哲学，其“体系批判”“微观透视”“文化研究”如同“四不像”，但却代表着某种哲学的可能。正如福柯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所说：“我在《词与物》《古典时代疯狂史》、甚至《规训与惩罚》中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基本上还是采用了一种哲学的词汇、哲学的游戏和哲学的经验，而且我是完全接受的。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要试图摆脱这种哲学形式；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将哲学当作一种经验场域去研究、去绘制、去组织，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我这个时期似乎在采用一种完全非哲学的做法，其实这是一种更加彻底地思考哲学经验的方式。”“法国理论”看似非哲学，实则却是在更加彻底地进行哲学思考。或许可以说，福柯等法国理论家的理性批判和文化批判正是代表了一种未来哲学的可能形态。 

　　在巴迪欧看来，世界是需要哲学的。当今世界存在着追问哲学的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今天盛行的民意测验、流行病调查、竞选推测等与真理并没有什么关系，平均数字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第二个理由是，面对今天的许多非人状况，我们不能无穷后退，而是必须作出自己的决定；第三个理由是，面对文化多元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各种强烈情感，我们需要作出理性的回答；第四个理由是，我们不能掩盖一个充满了暴力和脆弱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会按照直线发展并因此风平浪静，而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危机和互相矛盾的事件。当然，新哲学的出场必须要有新面貌、新方法、新路径。从福柯和德里达到德勒兹和巴迪欧，他们的意图就是去发现另一种哲学风格，在哲学的原初意义上来重新肯定哲学的可能性。于是，我们看到了“法国理论”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奇异风格，正如德勒兹所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在哲学层面上留着大胡子的黑格尔，一个在哲学层面上剃光了胡子的马克思，就像被添上了小胡子的蒙娜丽莎那样。”

　　（作者简介：欧阳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