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无神论重要的思想来源。19世纪，以达尔文、海克尔等为代表的进化论研究者、传播者，证明了人的出现与其他物种一样，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将长期笼罩在人们世界观上空的神创论的阴云掀开一角。他们的思想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特征与朴素的辩证法倾向，成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前提之一。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进化论承担了自然科学向神学递交的“绝交书”的作用，与其他科学进展一同将创造“人”的权利从“神”的手中夺下，交还给自然界，有力地驳斥了神创论。在近代苏俄，进化论在推翻封建统治、进行反宗教宣传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在驳斥神创论的基础上增添了政治语境中的斗争意蕴。在近代中国，进化论的传播使时人逐渐认识到，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在此过程中，深入人心的“变化”、“变革”、“发展”等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理论中介，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和国家建设的展开，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理论与实践的主流，进化论的影响则逐渐回归自然科学领域。
一、为唯物论奠基的进化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神论思想
“通过自然选择学说，达尔文证明了人与动物相比并没有特殊的地位，人的出现不是神创造的结果，而是适应环境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克尔成为达尔文、赫胥黎之后科学进化论的主要阐释者、传播者。海克尔是德国博物学家、哲学家、生态学csr，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一定的建树，而且构建了自己的一元论哲学体系。海克尔认为，进化论不只是一种理论假说，更是一种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理念。这使他受到了唯心主义哲学家、受神学禁锢的科学家和教会势力的激烈抨击。
马克思与恩格斯十分关注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他们在进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始终同自然科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中，经常提到达尔文、海克尔的观点。可以说，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重要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与恩格斯并非天生的无神论者，1839年前后，在柏林大学求学时期，马克思逐渐从传统有神论转向了无神论。其唯物主义宗教观与无神论思想，是在对社会现实与自然科学提供的思想材料基础之上反复思考而得来的。恩格斯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也同样完成了从宗教有神论者向科学无神论者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进化论成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完成思想转变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与其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作为其哲学体系大厦的正式起点，已经蕴含了马克思对于宗教神学与科学关系认识的萌芽。居住在伦敦时，他曾几次慕名前去听赫胥黎的进化论讲座。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发表后，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达尔文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有力论据。186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不到一年，便已读过此书并肯定其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两人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完成了唯物主义与历史的结合，对德国古典哲学批判进行了逻辑延续。1861年，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马克思指出，达尔文的著作“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确认了进化论在驳斥神学和唯心主义中的积极作用。此外，马克思与海克尔在宗教批判方面有着共同的话题域，例如，通过把有关神的概念分为有神论（神和世界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与泛神论（神和世界为一体），海克尔看到了有神论的本质：“神具有人格而和人类相似，人类的神是人类的自画像。”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的观点便是一致的。
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不同理论分工，19世纪后半叶，恩格斯偏向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来推进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研究，他对进化论的关注进一步确认了进化论天然的唯物主义属性。在这个时期，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从哲学上概括、总结自然界并揭示唯物论与辩证法规律的时机业已成熟。恩格斯认识到，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理论能够成为无神论的科学基础。在《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中，恩格斯详尽地分析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阐明了无神论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天然联系。他提出：“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叫做偶然还是叫做上帝，这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者无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对此没有认识，因此它们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恩格斯批判了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而导致的有神论倾向，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科学的发展，而非仅仅将其归结于“偶然”或是有神论。
进化论否定了神创论，将人类的起源归结为自然界演化的结果，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立场；其遗传与适应等观点也是辩证法的绝佳证据。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通过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作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适应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则是过程中起保存作用的方面。海克尔将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同时强调了遗传与适应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完善了进化论。他认为，遗传是物种保存符合环境要求的、能够保证物种继续生存的、肯定的方面，而适应是物种扬弃不符合环境要求的、无法能够保证物种继续生存的、否定的方面。海克尔通过动植物无用或不起作用的组织阐释了这一看法，例如翅翼不能再飞的动物与人类的盲肠，这些器官由于不使用而退化，但也并不会由于不锻炼就立即消失，而是遗传维持很多世代，很长时期之后才慢慢消失。这种看不见的器官间的生存竞争既造成了器官的产生和形成，也导致了它们的退化和消失。这一观点进一步否定了神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同时具有生物学与哲学上的变革意义。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大步前进，宗教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科学的进步把本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权力从神手中夺下，还给了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日益加强，人们逐渐认识到，是人在起作用而非神在起作用。
二、独特社会、政治语境下的进化论与列宁的无神论思想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意识形态冲突激烈的俄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被打上了科学之外的烙印，被用于唯物与唯心之争和旧制度的变革中。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多方政治力量角力，进化论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具争议性的理论之一。俄国学界与社会十分推崇海克尔学说的基本主张与带有进化论色彩的立场，他的著作被激进势力用以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反宗教宣传，受到了保守派的攻击与沙皇的封禁。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封建势力依然阻挠海克尔哲学著作的传播，已经出版的书籍与宣传册则被列为js，这种阻挠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由于时代背景与社会实践的变化，列宁除了重视其对理论阐发的作用，也注意到了进化论在政治语境中的具体作用，将庸俗进化论与科学进化论清楚地区分开来，将科学进化论放置于更具有斗争性与彻底的无神论立场之上。庸俗进化论缘起于斯宾塞，将达尔文进化论套用于人类社会，创立社会有机论，否认自然与社会质变的可能性，认为国家、民族、人之间同样要进行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发展观。列宁指出，修正主义者跟着资产阶级教授“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曲，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列宁批判了伯恩施坦派试图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取代唯物辩证法的做法，剖析了伯恩斯坦派的机会主义实质。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通过批判唯心主义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该著作不仅利用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关系解构了马赫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物是感觉的复合”的唯心观点，也成为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思想领域的理论武器，在总结自然科学进展的基础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六章中，列宁专门评述了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一书。列宁认为，同马赫“将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的做法相反，海克尔的著作带有天然的唯物主义倾向，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提供了基础。列宁对海克尔激进的无神论思想尤为肯定，高度评价了《宇宙之谜》中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将其比作揭开教授哲学力图隐瞒事实的“巨大和坚固的磐石”，列宁指出：“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是给整个教授哲学和教授神学的这种‘传统’学说一记耳光。”列宁表明自己的立场，即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同时代的哲学唯心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学说从根本上便是不同的。列宁通过分析马赫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以及马赫主义者对海克尔学说的污名化，揭露了其“最新自然科学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实质，批判了马赫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观点，拒绝一切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行为。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宗教扮演着描绘理想世界的角色，被资产阶级作为维护旧秩序、麻痹民众的工具紧紧抓住不放。正如《宇宙之谜》中提到的：“成千上万的人年年死于战争，那些高度发达、信仰基督之爱的文明国家把国家财产的极大部分准备用做这种集体屠杀……至今还盛行并在学校里讲授的对一种‘伦理的世界秩序’的信仰，具有一种高度的理想价值。它使痛苦者得到安慰，使弱者坚强，使不幸者得救；它满足了我们怀疑的情感，并把我们置于‘来世’的理想世界之中，在那里‘今世’尘俗生活的缺陷将得到克服。” 针对这种状况，海克尔认为，人类灵魂不死的信仰只是一种教条，它和近代自然科学的经验规律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列宁在参考海克尔学说的同时，将宗教本质的论述扩展为“精神上的劣质酒”。列宁指出，党的纲领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的，与有神论对立，要进行科学的无神论宣传以“驱散宗教的迷雾”，帮助劳动人民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同时，列宁也深刻地指出，不能肤浅地认为人民群众信仰宗教的原因在于缺少教育、愚昧无知，因为宗教信仰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统治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故而，列宁虽然强调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理论在无神论宣传中的强有力作用，但他仍然强调社会革命是摆脱宗教存在根源的根本途径。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积极思考无神论宣传的策略，强调自然科学作为思想武器在与有神论斗争中的重要性。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方探索无神论宣传的实践途径，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具体化。在列宁生前最后一份重要的宗教问题论著《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中，他提出，新创刊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旗帜鲜明地宣传无神论，不仅要同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还要与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这些科学家，显然不仅包括相对论的提出者爱因斯坦，也包括科学进化论的倡导者海克尔，以及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的学生、著名生物学家劳埃德·摩根。
三、打破循环史观的进化论与近代中国的无神论思想
“在近代中国，进化论被维新派人物用来反对孔教与迷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时已经注意到，与中国传统以天道为基础的循环史观不同，西方的社会进步观是线性发展的。严复基于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出版了《天演论》（1897年），为近代中国哲学带来了“世界处于变化之中”、“一切都是变化的产物”的进化论世界观，冲击了中国过去“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史观。将进化论的观点用于人类社会，是论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同样处于变化之中的绝佳依据，与近代中国求进步、求变革、求发展的心态不谋而合，成为反对中国文化中宿命论或命定论的有力武器。
此外，进化论的传播改变了等待“神”来改变个人与民族命运的观念，促使着人们寻求更多的理论以实现救亡图存的使命。例如，陈独秀提倡用科学取代宗教，认为海克尔学说反驳了一切“宗教的迷信”与“虚幻的理想”，胡嘉认为海克尔是19世纪“唯物论中之第一人物”与“反对宗教迷信的健将”。用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观点解读人类社会，能够打破传统社会的旧观念，顺应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变革的追求，使变化、进步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接受唯物史观的理论中介，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毛泽东对进化论的了解从青年时期便开始了，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与阐述在同时期具有代表意义，进化论是毛泽东完成历史观转变的理论中介。毛泽东一向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毛泽东便读到了斯宾塞和达尔文的著作。此时他已先后接受中体西用、改良派、革命派思想，见过“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尚未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书边，毛泽东写下了“人类不能久无变化”的句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旧常提起《物种起源》与《天演论》，重视进化论的发展所带来的世界观变革。毛泽东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进化论成为他阐释唯物史观、破除迷信观念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
进化论等近代自然科学的进展，促使中国的无神论者完成了观念上的转化。在近代中国，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曾经让胸怀救国热忱的仁人志士看到了希望，并应用于实践之中，加之“人定胜天”、“天人合一”等根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因素，使中国人自古以来具有比起相信“神”更加相信“人”的思维特点，从而使得进化论成为近代中国人扫除迷信、坚定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有力武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神论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破除封建迷信的实践活动大量开展，人们从社会历史实践基础的角度将对有神论的批判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揭示了有神论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与其生成、发展、消亡的历史规律。
然而，进化论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及规律。时人翻译与研究进化论，不仅出于译介与传播西方最新自然科学成果的初衷，更是为了将其中的进化观点引入社会中，明晰近代中国社会求变的目标。因此，基于近代翻译家以进化观点来唤醒国人的心态，进化论一经传入中国，便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误读。这种有意的误读更多融入了斯宾塞、赫胥黎的观点，选取了其进化思想中竞争和变化的部分，融合了中国传统道、儒、法、佛的思想，混杂着有神论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自然科学的更多发现使得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在中国不断发展。
此外，在将进化论扩展到人类社会时，人们常常会把“生存竞争”当作“适者生存”和“最优者常胜”，其原因在于从道德意义上把较强者当作了最优者。值得注意的是，“适者生存”本身更多强调的并不是竞争，生物演化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适应环境和生存，而不是进化得更“高级”。尽管进化论中的“进化”二字与“发展”、“进步”的词义并不完全等同，但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的概念有一定的相似度，并与近代社会中人们追求“进步”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而能够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进化论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一致之处，但在社会领域过分强调“物竞天择”，忽视主体间的差异性，则会陷入力本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桎梏。此外，将被误读的“进化”的观念机械地套用于人类社会，也引发了“种族之间必须竞争才能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
四、结语
“进化论的观点印证了唯物主义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天然的盟友，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生成与发展的脉络中起到了自然科学基础的作用，也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传播与实践的过程中扮演了自然科学前提与理论逻辑铺垫的角色。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后的第一个五十年中，进化论的主要作用在于厘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证实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科学立场；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五十年，在近代苏俄，进化论所阐发的无神论立场在国家治理中得以贯彻。在我国，进化论自19世纪末传入，曾在社会制度剧烈变革、社会思潮频繁碰撞中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与无神论特征，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的有力论据，20世纪中叶之后，这种特征逐渐减弱。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进化论的影响则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逐渐回归了自然科学领域。
历史上，忽略自然规律、人为地为人类社会做规定，便会走向唯心主义；而过于强调把自然界中的规律全盘搬进人类社会，则会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这两种倾向正如天平的两端，稍有不慎便会倾斜。纵观人类历史，从过于禁锢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宗教神学，到过于强调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过于相信人能够征服自然界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似乎经常无法保持天平两端的平衡。如何同时注意并避免这两种极端倾向，需要坚持辩证法思想与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态度和观点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在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既不做科学进步与技术统治造成的“单向度的人”，也不做被宿命论与神创论禁锢的“信徒”。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进化论体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中的自然科学理论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理论来源，以及在此之后如何作为一种观念被本土化地传播、普及与吸收，揭示了社会意识的改变与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之间的互构关系，启示着我们要继续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以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佐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中不断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无神论导向的新路径、新方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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