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的宗教信仰这一研究主题，20世纪初美国就开始了探索。1906年，就有学者以美国中西部19所大学和基督宗教学院为调查单位，考察大学生的宗教生活。截止今天，美国青年宗教信仰领域的研究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的变化、发展正处于美国的社会变迁和宗教变迁双重影响下，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宗教变迁的一面镜子。本文尝试对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的相关研究进行重点梳理，呈现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的一些典型变化和发展，从而对我国相应领域有所借鉴和启发。依据几份经典研究，分别以20世纪60年代和进入21世纪为分水岭，可以将美国该领域分为三个阶段。

　　美国关于青年宗教信仰的研究历史悠久，主题丰富。20世纪60年代以前，该领域研究刚起步，基本都是定量调查，并且以描述性统计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考察青年对宗教的态度，通过青年的宗教态度进而分析宗教变迁情况或这一态度对青年行为的影响。

　　1921年，有研究对当时大学生对有组织宗教的态度进行论述和分类。这算是《宗教》（The Journal of Religion）上较早一篇关于大学生宗教态度的文章，尚未采用实证研究法。1927年，有研究分析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宗教态度。学生对上帝和灵魂不朽的信仰相比十年前明显减弱，性别对宗教态度有影响。该研究还倡导宗教领域对态度的量化研究。1932年，有研究客观测量大学经历对学生对上帝的概念的影响，结果发现确实有弱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了在不同类型院校这种影响的程度。同年，《犹太大学生对其宗教的态度——对宗教变迁的社会调查》指出，只有三分之一的犹太学生仍保留上帝概念，另外三分之二主要是怀疑主义而非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当时的制度性宗教没能满足信徒的需要。

　　1957年，有研究对大学生进行测量宗教因子对其表现的影响实验。假设在教会学校中与该教派宗教信仰一致的学生，其平均绩点会比那些宗教信仰与该教派不一致的学生明显更高。实验结果证实了假设，即学生的宗教背景对其在大学的表现确实有影响。

　　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关于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的研究进入主题挖掘较深的阶段，出现了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探讨，对宗教性的测量，以及对青年宗教观变化趋势的追踪研究等；而且该领域也不再以做调查为主，而是开始采用一些定量技术直接分析已有数据、提出假设并进行检验。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着眼于考察青年宗教观念的变迁情况，这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的迅速变迁和宗教世俗化趋势是分不开的。

　　（一）70年代中期之前：青年中宗教自由主义趋于发展、宗教参与减弱

　　黑文总结了美国前三十年（截止20世纪60年代）关于大学生宗教状况的主要调查，考察在价值观迅速变迁的背景下，学生中宗教自由主义发展的趋势，探测学生宗教问题的本质，澄清其影响，并指出角色和群体身份认同等社会心理范畴可以启发我们对宗教变迁的理解。

　　斯达克以1958年全国民意调查中心一个全美研究生的样本数据为基础，分析宗教与科学是否相容，以回应当时的宗教科学大辩论。他构造出“宗教参与”和“接触学术性科学观点的程度”（exposure to scientific-scholarly perspectives）这两个指标。指标分析显示：新兴学术人很可能是反宗教的（irreligious），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宗教必然或永远不和；分析结果只能显示科学与宗教的二元辩论有其现实基础。

　　库珀认为，可能是宗教性的定义和操作化方式不一致，导致以往对大学生宗教性的研究常常结论不一致。他将宗教体系的五个核心要素：宗教信仰、仪式实践、宗教知识、经验情感要素以及宗教参与的世俗影响，作为测量宗教性的五个维度，在一个大学生简单随机样本中试用，证实多维的宗教性测量比仅仅单维或二维的测量视角更有助于全面充分的理解宗教参与，而且每一个维度上学生的宗教参与程度都不一样。学生的宗教性明显相对较低，对建制宗教没有很强的委身，但他们并非普遍地无宗教，大多数学生具有一种适度的宗教性并倾向一个较低的宗教参与。故而只有界定清楚宗教性的使用维度，才能说大学生中到底是宗教复兴、宗教世俗化抑或不同群体的宗教差异等。 

　　（二）70年代中期以后：青年宗教信仰的保守转向或“50年代的回归”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侯格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生宗教方面的文章。通过长期跟踪调查，他将20世纪中下期美国大学生宗教方面的变化趋势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历时研究的一个典范，更代表了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发展高潮。  

　　通过在一些学院或大学长期定点调查搜集数据进行历时比较研究，侯格发现50、60到70年代美国大学生中的整体趋势是：对传统宗教委身的减弱，信仰自由化，宗教行为减少，教会参与持续下降；同时政治参与增强，利己主义减弱，对社会制度的批评增加；整体而言人文主义倾向浓厚，而且反对父母的信仰的大学生比例增长（从1948年的57%到1974年的79%）。然而，从70年代下半期开始，学生们有一个朝向保守信仰和更多教堂参与的轻微转向，1974年之后反对父母的信仰的学生并没有增加。而到80年代中期，在许多宗教、道德问题上大学生的态度都有一个朝向保守的巨大转变，利己主义凸显，这被学界称为“50年代的回归”；事实上在多数价值领域，大学生们80年代中期的态度要么与50年代的相似要么正朝那个方向变化。

　　事实上，进入70年代之后，以侯格的追踪研究为代表，该领域已经开始以做数据为主，更强调在分析中运用各种定量技术，主题也更趋于细化。有研究使用某大学调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中的层次聚集法发展出一个表示个体宗教性的经验类型，并对其使用进行验证。也有研究采用聚类分析法评估不同类型学生的宗教需求。还有研究采用量表测量基督宗教大学生对上帝的概念与其对上帝委身之间的关系。总之，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美国对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的研究其实与定量研究本身的应用和发展交织在一起，随着定量技术的不断拓展，该领域研究日益深入。

　　侯格的历时研究还显示，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中大学对学生宗教方面的影响降低，即宗教观形成的阶段降到了更早些年龄，比如中学时代，因此宗教研究者逐渐将注意力转向青少年阶段。而且随着社会变迁，学生受教育年龄愈来愈长，年轻人普遍晚婚，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变化导致个人职业生涯中不稳定因素增长，相应的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时限延长，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青年”这个阶段越来越长，即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期变长，并且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成年过渡期（emerging adulthood）凸显出来。因此在美国，关于青年宗教信仰的研究事实上已有一部分逐渐被纳入到对这个特殊人生阶段的相关研究中，这是伴随社会变迁、研究深化而出现的研究视角的转变。

　　进入21世纪，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研究有几个鲜明的变化，第一，新的研究视角、研究主题纷纷出现，下文将探讨两个典型，即“过渡期的成年人”（emerging adults），和灵性（spirituality）；第二，运用定性分析的研究越来越多；第三，出现了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技术的大型调查研究。这一阶段，各种新视角、新主题主导下的综合性研究成为代表。相比前两个阶段，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的态度强弱或宗教观念和行为的急速变迁不再成为关注重点，相反在“成年过渡期”这个特殊的人生阶段，初成年的青年人的宗教信仰状态和面临的问题，成为该阶段的一个重点。而且，灵性进入研究视野，青年人的灵性探寻（spiritual seeking）开始替代宗教变迁，成为研究者们青睐的新主题。

　　（一）“过渡期的成年人”的宗教文化结构

　　随着20世纪下半叶一系列的社会变迁，“成年过渡期”作为美国人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凸显出来。除了上文提到的四个影响因素之外，生育控制手段的有效性和广泛采用，以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庸俗化传播，也为这一阶段的出现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撑和文化支持。年轻人不再急着工作、结婚并养育子女，相反他们在这个过渡期不断摸索、体验、学习、尝试，关注自我，探索身份，经历不稳定性，同时感受各种的可能性和机会。学界一般认为，过渡期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

　　对“过渡期的成年人”的宗教信仰状况比较著名的有克里斯汀·史密斯的研究，其数据均来自一项全美范围的大型调查。“青年与宗教的全国调查”是一份关于全美青少年的宗教与灵性状况的历时研究，综合运用定量调查和定性访谈的研究方法，自2002年7月以来已经执行了三期。第三期时调查对象是18-23岁，正处于“成年过渡期”。

　　史密斯以第三期数据为基础，考察“过渡期的成年人”的宗教和灵性情况，结果成书于《转变中的灵魂——过渡期的成年人的宗教和灵性生活》。通过描绘这些“过渡期的成年人”的宗教文化结构：他们对宗教的态度、观念、看法，如何对待父母的信仰和自己的信仰等，可将美国18-23岁的青年根据宗教和灵性上的强弱分类，即：虔诚的传统主义者，比例不超过15%；选择性的支持者，约30%；灵性上的开放者，约15%；宗教上不感兴趣者，至少25%；宗教上无任何联系者，不到5%；反对宗教者，不到10%。对大多数过渡期的成年人来说，宗教并没有那么重要；教人为善是大多数宗教的共同准则，但推动生命向前的是他们自身的感觉和意愿，而非宗教信条；他们清楚自身文化的相对性，更倚重经验证据、可证实的科学事实等做判断。他们认为宗教应当一直停留在私人领域，仅当个体觉得有意义时才去选择或不选择，一旦它成为一项主要的社会性或制度性关切，它就可能变得僵化、不可信。总之，这些“过渡期的成年人”中并不必然存在普遍的宗教衰退；这个阶段尽管父母影响会减弱，但父母的宗教生活（父母参加宗教仪式的频数、宗教信仰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等）仍是影响这些青年宗教状况最有力的因素之一。不论是那些关心青年的人们还是宗教界人士，都需要让自己顺从那些在这个特殊人生阶段支配着青年并形塑其宗教、灵性状态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的结构以及力量。

　　仍然通过“过渡期的成年人”视角，史密斯进一步探讨美国天主教青年的宗教和灵性生活。这些青年仍然处于20世纪天主教教会改革的深刻影响之下；随着天主教中一些群体性宗教实践形式的衰落，相当多的天主教父母无法或不愿将其信仰传递给孩子；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不再停留在他们所成长起来的信仰传统中，他们要么变换宗教归属，要么与其他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结婚。

　　（二）治疗性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灵性探寻

　　在美国NSYR调查中，灵性已成为与宗教并提、必不可少的一个辅助描述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的维度。这一概念本身历史悠久，源出拉丁语spiritus，呼吸之意。公元5世纪时基督教用spiritualitas表示上帝和神灵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后来它也用于表示与“有形的、物质的”相对的心理功能。20世纪60年代，随着宗教心理学的研究，灵性逐渐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脱离了宗教。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灵性在医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都获得广泛关注，尤其对身心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效果显著。

　　与此同时，治疗性个人主义（therapeutic individualism）成为影响美国青年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它虽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思想体系，但却深深影响了当代美国社会的日常道德和人际关系准则。它将个体自身视为真正的道德和权威的来源和标准，将个体的自我实现视作生命的全部目标。只有个体的主观体验才是一切是否真实、正确的试金石，外在的社会传统、责任和制度则被视为约束了道德和行为。人们被鼓励朝内看，与自己的真实感受连接，找到真正的自我。在这一文化影响下，传统的神父、牧师、父母和立法者的权威和职能大量地被专业的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治疗性的咨询师等所取代。许多曾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行为，比如酗酒、吸毒、欠债等，如今则被认为是心理和生理异常，因而需要采用治疗、自助研讨、支持群组等康复计划来对治。治疗性个人主义正是现代性文化多元主义的一个副产品，人们在与截然不同的“他者”频繁接触中，原本客观共享的认知和道德规范可能会行不通，进而为倡导个体主观感受和自我实现的更窄的思想规范所取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人会寻求能够满足他们主观需要的宗教实践和体验，信仰逐渐不那么以相信上帝及其对生活的教导为中心，而是更多地以自我信任、自我实现和幸福为中心。正是在这一趋势下，灵性逐渐从历史上宗教神学的含义中挣脱出来，被重新界定为一种精神性的自我实现方式，它是迈向健康和幸福的一种个体整合、主观感受和自我超越的能力。它不再局限于宗教性，而是拓展到宗教之外更广阔、普遍的领域。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自2003年开始，历时7年，主持了“高等教育中的灵性：一份大学生寻找意义和目的的全国调查”。该研究是第一份对全美本科生灵性成长的历时研究，直接考察学生的灵性品质在大学期间如何变化，以及大学在促进学生的灵性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该研究测量了学生的五种灵性品质和五种宗教品质。虽然大学期间学生的宗教归属有所减弱，但他们的灵性品质得到了很大发展。如果学生通过自我反思、沉思或者禅修积极进行“内在工作”，他们在五种灵性品质上都会显示最大程度的发展；如果教师鼓励学生探索意义和目的问题，学生的精神探求品质也会大幅增长；大多数大学期间的慈善参与比如社区服务、助人、捐钱等，都有助于促进其他的灵性品质；在平静这一品质上的成长会提高学生的平均绩点、领导能力、精神健康、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相处的能力，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促进灵性发展的教育经历和实践比如海外学习、跨学科课程、自我反思、禅修等，对传统的大学教育一律有正向的影响；等等。总之，高等教育应当更多关注学生的灵性发展，因为对学生的生命来说灵性不可缺少；推动学生的灵性成长有助于形成更有爱心、有全球意识、更重视社会公平的新一代，也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应对社会迅速变迁带来的紧张和压力。

　　（三）美国青年的灵性探寻会替代传统宗教信仰吗？

　　以加州大学高教所的研究为代表，高校教育研究者的调查往往显示大学生或“过渡期的成年人”对灵性有着很高的兴趣。美国媒体也常常报道，当今青年是“灵性的而非宗教的”，或者是“灵性探寻者”（spiritual seekers）。各种畅销书也反映，当今青年喜欢灵性的事物，讨厌教堂和传统宗教。

　　然而，史密斯认为，这些判断虽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其中存在夸大和误解。根据NSYR调查结果，只有约15%的“过渡期的成年人”是灵性上的开放者。绝大部分年轻人对宗教和灵性并没那么感兴趣，比如“反对宗教者”（10%），“宗教上无任何联系者”（5%），“宗教上不感兴趣者”（25%），以及“选择性的支持者”（30%）。而对大多数“虔诚的传统主义者”（15%）来说，灵性也不是一种个体内在自我探索的自由式体验，而是与传统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特定的实践或意义。即便“灵性上的开放者”，大多数人也只是态度开放，并没有积极寻求灵性，他们只是愿意保留一种可能性，即相信现实不只是能量和物质，宇宙也并非随机和无意义的。史密斯从调查问卷的概念设计、抽样偏差、媒体影响和研究者主观意图等方面，详细分析了为何一些调查研究会夸大青年对灵性的兴趣。对传统宗教或有组织宗教的不满或排斥，是很多研究者试图推动灵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总而言之，美国青年对灵性有兴趣，但只是极少一部分[ Christian Smith & Patricia Snell. 2009. Souls in Transition: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ives of Emerging Adul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95-297.]。因此，灵性这一新兴主题值得学者们继续关注，但它尚不足以撼动美国社会传统的宗教结构形态。

　　此外，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研究还开辟了更为多样化的主题或视角，定性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的被使用。有学者采用田野调查法研究美国华裔大学生皈信基督宗教的社会文化因素[ Brian Hal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mong Chinese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Sociology of Religion, Vol. 67, No. 2, Special Issue: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mong the Chinese (Summer, 2006), pp.131-147.]，有学者以一个校园基督宗教学生组织为个案，从批判理论视角考察该组织在校园的亚文化角色[ Peter Magolda & Kelsey Ebben, “Students Serving Christ: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tudent Subcultures on a College Campus”,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38, No. 2(Jun., 2007), pp.138-158.]。总之，21世纪以来，美国青年的宗教信仰状况研究，实证方法的运用日渐多样化，各种理论视角、研究主题日益丰富多元，这都是时代发展、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大型调查研究充分显示，该研究领域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其研究结论不仅对本领域有指导意义，对于美国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也有重要的预测和规范的作用。

　　（一）美国青年的宗教信仰状况体现宗教变迁

　　前文对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洁的呈现。该领域发展跨度近100年，本文只能摘取各阶段的关键研究，勾勒一条相对完整的发展线索。它真实地呈现出20世纪以来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的变化发展，以及宗教在西方社会的变迁情况。

　　首先，美国青年的宗教信仰状况体现了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宗教世俗化、私人化的整体发展趋势。截止20世纪70年代，美国青年宗教信仰态度持续减弱，宗教自由主义发展，宗教参与减弱。世俗教育、大学经历都对青年的宗教信仰有弱化影响，制度性宗教不再能够满足其信仰需求。虽然宗教遭遇了世俗科学文化的广泛质疑，但大学生中并非普遍地无宗教，而是保持着适度的宗教性和一个较低的宗教参与。宗教的世俗化趋势表现明显。然而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原因，青年的信仰转而趋于保守。也由于这一转变，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关注更为细微的主题，比如宗教性，大学生的宗教需求，宗教态度与行为，改宗等。当然，宗教世俗化仍然是大趋势，保守转向是个别时代特别的“回归”现象。

　　进入21世纪，大多数“过渡期的成年人”认为，宗教并没那么重要，它应当停留在私人领域，而不是作为一项主要的社会制度。他们在治疗性个人主义文化下的灵性探寻，更成为对传统宗教世俗化、边缘化和宗教信仰私人化的一个推动。事实上，美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仍然在这些青年身上延续，形塑其宗教和灵性状态。宗教的世俗化趋势并没像它最开始被预测的那样走到终点，而是在私人化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其次，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的变化发展深深扎根美国的本土文化，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不论是20世纪70年代大学生态度的保守转向，还是21世纪“过渡期的成年人”的宗教文化结构，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以及美国文化自身的特点。“过渡期的成年人”视角以及灵性主题，同样有着深刻的美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现实支撑。本土特色正是鲜活的生命力之源，固然它们无法直接用于解释其他时代，或其他文明，但对其探索却可以为我们理解自身的文化、理解我国青年宗教信仰领域的情况提供一种洞察和指导。

　　（二）美国青年的宗教信仰状况研究具有鲜明的发展特点

　　首先，正是研究方法的不断提升和完善推动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研究持续深入和扩展。21世纪之前，定量技术的提升主导了研究发展；21世纪之后，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综合使用，推动研究分析深入，同时也提升研究的解释层次。而研究解释能力的提升和扩展，反过来又会促进研究方法进一步创新。21世纪之后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日渐多样化，如田野调查法、个案分析等。

　　其次，随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变化发展，各种研究视角、主题也不断拓展深入。不论是美国青年还是其宗教信仰状况，在美国社会的时代发展、文化变迁中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过渡期的成年人”视角，以及灵性主题就真实体现了这些转变，它们从新的角度提升对于美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的理解和认识。

　　（三）对我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研究的启示

　　对美国来说，宗教文化传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其建国的历史决定的。而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是我们认识宗教问题的基本思想。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下，青年宗教信仰现象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了解青年的真实情况，团结信教和不信教青年，引导他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信教青年尤其要将宗教教义与中华文明相融合，共同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而且，通过对青年宗教信仰状况的研究，还可以考察我国宗教的变化发展情况以及社会变迁情况。本世纪以来的青年“宗教热”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宗教获得的复苏和发展，以及社会对宗教的宽容态度。那么，宗教复苏发展的具体情况、社会公众对宗教的具体态度、以及宗教复苏和发展给我国带来的真实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国青年宗教信仰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发展初期，有一些类似于美国第一、二阶段之交的情况。不过由于实证研究方法均已发展成熟，虽然国内目前定量研究居多，但也不乏采用定性方法的研究。因此，借鉴美国的情况，我们尤其要注意我国国情和文化特点，扎根本土，结合时代，拓展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研究主题和视角，以一种严谨科学的态度进行青年宗教信仰领域的相关研究。

　　目前我国该领域的既有研究，首先，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亟待加强。大量研究对问卷调查的采用缺乏科学性，问卷设计关键概念不清晰，而阐明抽样框设计的调查屈指可数。这就使得实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难以保证，各类研究所得数据的相互比较性很弱，对青年整体的代表性也有限。其实，一些既有的大型社会调查已对相关数据有所积累，可以通过定量分析技术，在明确概念和指标体系测量的情况下，进行一些青年群体宗教信仰状况的历时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了解该群体的变化发展情况，还能反映我国社会宗教变化的趋势和社会变迁情况，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次，鲜明又有解释力的研究视角或理论主题还很少。比如对我国青年基督教信仰的研究就用到了角色和群体身份认同理论。然而，诞生于我国本土的、带有我国文化特点的视角或主题，还需要研究者在更深入把握我国当前社会现实和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尝试从研究本身进行提炼。美国青年的宗教信仰状况，体现美国社会宗教的发展情况和趋势。20世纪以来宗教世俗化、私人化的发展倾向，都从这些青年的宗教态度和信仰选择中体现出来。灵性探寻的出现正是对传统有组织宗教的一个挑战。这些宗教变迁是否也同样影响到了我国，还需要研究者们进行更多的探索。

　　最后，一份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其结论不仅对某一研究领域有指导意义，还会对社会文化从整体上起到一定的预测和规范的作用。史密斯主导的NSYR调查就做到了这一点。当“过渡期的成年人”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于时代潮头，他连续撰著阐释其宗教和灵性状况，甚至单独著书探讨该群体面临的问题。而当“灵性”这一主题随时代现身，广为美国社会媒体和研究者吹捧之时，他则运用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资料不遗余力地澄清事实：美国青年对灵性有兴趣，但只是极少一部分；灵性尚不足以撼动美国社会传统的宗教结构形态。他在用科学研究的结论规范和引导社会事实。因为对美国来说，其宗教传统是社会结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史密斯指出：“我们要分清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发现，和方法有限的调查研究的报告，以及文化的和宗教的活动家的断言。就它们自身来说，它们都有合理性，但它们却不是一回事。读者和听众不应该用同样的态度、简单的采纳它们的结论。”

　　显而易见，美国的研究深深植根于其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同样，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更要坚守自身的立场，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服务。扎根本土、结合时代，进一步规范并拓展我国青年宗教信仰状况领域的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解决青年群体的相关问题，引导青年文化，更好的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当前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需要。

　　（作者：yl23455永利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彩虹

　　原文发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