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习近平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科学回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回到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原初语境才能找到答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劳动异化导致人的精神生活异化，而精神生活异化又导致人的片面发展，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片面发展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命题。进入新时代，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应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精神生活异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提出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作为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体，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的辩证统一。与物质生活相比，人的精神生活属于更深层次的追求，更能标识人的发展程度。

（一）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异化

精神生活是人所特有的机能，也是人独特的存在方式。人是物质存在物，也是精神存在物，“人无精神则不立”。马克思曾说道：“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不同于动物只能从事简单的物质活动，人可以在一定目的指引下开展自由的、自觉的精神活动，以满足“美”的需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这一切感觉即是指人与自身、他人、社会、自然关系的物化。马克思在考察了其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后，揭露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精神生活异化与人的片面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与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既是对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描述，也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写照。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获得较大的解放。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情况下，劳动时间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增多，为人的精神生活朝着多方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没有使人类得到充实和幸福，现代大机器不仅没有减轻工人负担，反而加重了人们的负担，少数人物质财富的增长导致了大多数人的物质贫困与精神空虚。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下的物质生活生产过程中，工人生产的越多，劳动耗费的力量越多，异己的力量就越大，他们被剥夺得就越多，其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劳动者本应是创造物的主人，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却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劳动者在异化条件下，他的劳动不仅没有确证其本质力量，反而使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受到“物”的束缚。在资本逻辑之下，劳动者被贬低为机器，成为资本家谋取利润的工具，人的精神生活的个性化逐渐丧失，进而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劳动异化导致人的异化，人变成“物化的人”，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被物所奴役。人们追求精神生活本应满足其精神需要、彰显其精神属性，实现其自由个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却走向其反面，造成精神需要的异化、精神属性的丧失以及自由个性的压抑。

（二）精神生活异化的主要表现

作为与物质生活范畴相对应的范畴，精神生活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所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其实质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精神生活异化主要表现为精神需要、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的异化。

精神需要的异化。作为精神存在物，人不仅有吃穿住行等本能需要，还有精神需要。“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对一个人来说，只有其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能开始将自身的生命活动转为满足精神生活需要，才能为获得自我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而展开精神追求。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物化世界片面发展了人的物质需要，以至于人的精神需要还停留在自然的物欲和心理表层的满足上，人的精神追求依然停留在对物的占有上，人们的全部感觉只能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肯定自己，这是人的精神需要的异化。

精神生产的异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精神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前提和基础，最初与物质生活交织在一起，“‘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出现，精神生产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同物质生产一样，精神生产也是有阶级性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都无法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无产阶级既没有物质生产资料，也没有精神生产资料，因而无法从事精神生产活动；资产阶级在资本逻辑宰制下，其一切精神生产都服务于其利润追求，政治、法律、宗教等精神生产无不是为资本服务，“美”早已被资产阶级抛在了脑后，因而其精神生产活动早已异化。

精神交往的异化。交往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和活动方式。人的交往是从物质活动开始的，但又不仅仅存在于物质活动之中。“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除了物质交往外，总是伴随着知识、经验、观念、情感的相互沟通与交流，这种人的内在意识的外在表达，就是精神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精神交往脱胎于物质交往，受物质交往的制约。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精神交往时曾指出：“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在这里，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有时间”，是因为只有有了自由时间，工人才能去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开展社交等，才能拥有“文化”，才能丰富其精神生活。很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制于社会分工，人们的劳动实践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还无法从谋生的手段解放出来，因而工人是没有闲暇时间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交往受制于分工的“异化”。

（三）精神生活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异化导致人的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个性的片面发展，剥夺了人作为“人”的独立、个性和思想，人的发展变得片面、畸形。

人的需要的片面发展。马克思曾指出，人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规定性”，作为实践的存在，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人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在物质需要得到可靠保证后，当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有了基本保障后，人们的需要结构就必然会发生变化，即从单纯的物质需要进化到丰富的全面需要，从动物式的本能需要过渡到真正的人的需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却发生了异化，还停留在物欲的层面。尽管他们穿衣也讲究审美需要，摄取食物也考究其色香味，但这些仅仅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之上的“锦上添花”，并没有达到质的改变，人的精神需要仍然依附于物质需要，人们的精神境界没有得到质的提升。质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是片面追求物质生活的需要，而忽视精神发展；只是片面追求量的增加，而忽视质的改变。当人受制于肉体的直接性需要而成为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其生存本性就会被撕裂而处于物化之中，那时人就变成了“物化的人”。

人的社会关系的片面发展。社会关系是通过劳动实践展开的，是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交往中形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联系。社会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精神交往的片面性导致人的社会关系的片面性。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但却渗透着资产阶级的私利，具有片面的性质。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同时，社会的分工造成人的活动的贫乏、片面、固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和社会的交往都得不到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处于片面之中。

人的个性的片面发展。人的个性是在社会生产当中产生的，人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片面性导致人的个性的片面发展。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曾写道：“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中，机器取代工人成为生产的主体，工人及其劳动则降低为机器的附属物，人的劳动变成简单的、机械的重复劳动，人的能动性被埋没，人的个性变得单调、标准、同步。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是缺少个性的，人的个性不过是物的个性而已。

在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精神生活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后，马克思指出，“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里“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和“更高级形式”即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真正解放与丰富。在马克思这里，共产主义从来都是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中强调共产主义“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等等。总之，基于对资本主义精神生活异化现象以及人的发展片面性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即消除异化、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演进至共产主义社会，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人的精神享受和需要就会“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显现出“自由自在”的本质，从而使社会获得普遍的有效性。那时，人不仅使“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而且“我的享受”也不只限于个人的“占有”，同时可以为别人所“拥有”，人与人之间达到真正的和谐，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从而在精神上走向自由自觉。那时，才能真正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文明阶段的开端，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这里采用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说法。列宁在阐发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学说时，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是从它以前的旧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消灭私有制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扬弃一切腐朽思想和文化传统。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灭私有制下的被迫分工，真正实现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自由自觉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下的被迫分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首先，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这从根本上消除了精神生活异化和人的片面发展的经济基础，为人的需要、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曾预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社会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共同占有，这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决定了劳动者生产的全部产品归劳动者共同占有，为其精神生活富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那时，人的精神需要、精神交往、精神生产就不会再受物的奴役。同时，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消除了产生精神生活异化的直接原因——劳动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不再是少数人实现物质财富增长的手段，而成为丰富和提高所有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那些由私有制产生的一切旧的精神生活和习惯也将被破除，人的精神生活将从贫乏走向丰富、从片面走向全面。

其次，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彻底消除人的被迫分工，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习近平指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全体社会成员充分占有社会财富，整个社会从谋生性质的劳动中脱离出来，“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想追求进行劳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成为使人感到幸福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和能力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最全面的发展。

当然，历史的发展并非线性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是首先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并且在部分国家遭到挫折，在这样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一些复杂的状况。不可否认，在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实践中，部分人在精神生活领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一些人把金钱、财富等物质的、外在的东西当成唯一的价值追求，导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一些人沉迷于消费主义不能自拔，追求所谓的价值符号；等等。这些问题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空虚匮乏以及精神世界的荒芜，但这些都只是“成长中的烦恼”，必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中得到解决。

（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内在统一

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精神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物质生活优先于精神生活，但相较于物质生活，人的精神生活更为丰富，具有更为广阔的拓展空间。而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立，人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生活在人的整个生活领域的权重将大大增加，人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生活的发展。

从个体的发展看，一方面，物质生活的富裕需要精神生活的指导，以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由于缺少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一些人精神空虚迷茫，与其富有的物质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另一方面，作为富裕生活标志的闲暇时间如果缺少精神生活的依托，就会滋生懒惰与社会问题，如西方所谓福利国家，以为社会福利覆盖了从摇篮到坟墓人的一生，实则是掉入陷阱而不自知。缺少精神生活的依托，人失去了创造力和进取心，最终沦为片面的人、畸形的人。

从社会的发展看，未来人的需要的满足重点是在人的精神发展方面。“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本来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和谋生手段，更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生产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那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走向同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也成为一体；到那时，就可以说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进入新时代，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筑牢人的精神家园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同样，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一个人就会无“家”可归。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主流积极健康，但也存在着价值体系缺失、生活意义失落等诸多问题，如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导致的人文精神匮乏，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致使一些人忽略精神追求，消费主义制造虚假需求，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涌入毒害人们的精神生活，等等。这些导致一些人思想困惑、精神迷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最广泛通约的价值标准，凝结着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在促进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应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之中，融入精神文明创建之中，融入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之中，真正筑牢人的精神家园。

（二）提高思想道德教育水平，引导精神生活健康发展

精神有贫富之分，要彻底走出精神贫困，就要重视对人的精神塑造，重视对人的培养教育。实现精神富裕既与精神产品供给有关，也与人的精神需要程度和享受能力有关。而精神需要有积极健康和消极颓废之分，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而引导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正如马克思所说，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思想道德教育不仅有助于人的人格的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还有助于指引人们追求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

在现代社会，一些人面对物质生活的巨大诱惑，已经无暇审视其本质和归宿，“人格”已经降为“物格”，一些人已经出现精神危机甚至丧失人格。因此，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中应更加关注人的人格塑造，注重主体性人格的培养，突出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更加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用科学的世界观教育人，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信仰，在精神世界中找到人生的归属感、意义感；更加关注人的理想教育，激励人追求精神上的、内在的、超越的发展，激发和引导人的自我发展，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使人们自觉远离低级庸俗的精神生活，有意识地追求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

（三）加强精神文明宣传，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念大量涌入，人们难分良莠，加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建立，人们陷入价值观念冲突和思想困惑之中，当前亟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弘扬主流文化。首先，做好正面宣传，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用更贴近大众的语言宣传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全媒体宣传模式，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其次，加强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精神文化热点问题的理性引导，并及时跟进新闻宣传，对于错误的言论应及时澄清，消除不良影响；最后，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宣传管理体制机制，强化依法管网，鼓励发布健康、积极的信息，防止反动、迷信、庸俗等不良信息通过网络传播，大力净化网络环境，改善舆论生态，真正营造一个崇德尚善的社会舆论氛围。

（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公共文化是服务“人”的，其效能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习近平曾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民群众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而相对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还存在矛盾，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虽然在“量”上得到基本满足，但在“质”上相对不足。公共文化服务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要坚定不移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来说，要着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首先，要大力繁荣群众文化创作，完善引导激励机制，为广大文艺创作提供成长的沃土，推出一批有温度、有厚度、有深度，代表人民心声的公共文化产品。其次，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设施建设，巩固和提升基层文化阵地，实施百城万村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城市书房”“文化驿站”“文化家园”等小而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再次，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不同特点，提供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产品，提升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特别是对边远地区、落后地区要进行更大的投入。最后，抓住信息科技发展新机遇，借力数字经济，用科技赋能传统文化行业，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降低文化产品和服务成本，让更多文化产品以数字产品的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如建立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等，提升文化产品的覆盖面和普及率。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