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是实践活动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劳动理论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西方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等著作中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提出了质疑与批评。由于马克思与阿伦特劳动理论出发点和归宿不同，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评存在诸多误解与错误，我们需要辩证地理解和分析阿伦特的批评和质疑，还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本来面目。
关于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学界主要有“互补论”“误读论”“丰富论”三种观点。持“互补论”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和阿伦特两位思想家在劳动理论的价值旨趣上均关照人的生存论意义上的解放，在批判性建构人类美好生活方面，角度不同，却殊途同归，我们既需要马克思，也需要阿伦特。“误读论”者认为，阿伦特把马克思劳动理论僵化理解为静态的生物学意义上“新陈代谢”活动，刻意遮蔽了马克思劳动理论构建对象世界的丰富的动态性，没有把握到辩证法的实践本性。“丰富论”者指出，阿伦特解读和丰富了马克思改造世界的理论，阿伦特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学界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究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等问题，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视域。
本文拟从文本出发，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对“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批判”进行重新审视和再行反思，以进一步挖掘马克思劳动理论及其超越性存在的本质内涵，构建新时代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劳动观。
一、马克思劳动理论中的“二分性”问题
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二分”思想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基本思想和主导性思维。西方传统哲学尽管派别林立，但哲学高于政治、思维高于实践、“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却是多数学者的一致见解。
(一)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二分性”批判
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进行了全面分析后提出质疑，指出马克思没有摆脱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体系，马克思劳动理论也没有突破沉思生活(思维)与积极生活(实践)二元对立的框架与局限性，即还处在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的二元对立格局中，在哲学与政治的两极中游离。阿伦特直言：“近年来已经能频繁看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并不是因为放弃了他的思想及其导入的方法，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已被过分权威化了，成了公式化的东西，因而人们已经忘记了马克思思想的源头。”这一源头就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这是阿伦特对其批评的关键原因。阿伦特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超越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二元对立体系，主要在于马克思劳动理论本身有其“自相矛盾的地方”,具体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提出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然而实现共产主义又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是传统政治哲学黑格尔“历史法则”的运用而已。在“消灭劳动”之后，人类是否还会留下什么富有创造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第二，马克思把暴力行为看成人类最高的行为方式，甚至某种意义上把暴力与行动等同起来，那么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如果阶级斗争消亡，暴力活动停止，人类又将以一种什么样的行动方式推动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呢?阿伦特甚至认为马克思有把制作(make)理解为政治、把暴力行动曲解为创造历史的危险。
第三，马克思坚持一种普遍平等与没有支配的自由观，在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的统治形式都将消失，每个人拥有很多自我发展的自由时间，在阿伦特看来，这不过是所谓人人平等并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的古希腊城邦政治模式的倒影。
阿伦特将马克思劳动理论置于自柏拉图以来一直统治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之中。在她看来，虽然马克思是这一传统最为激烈的挑战者，但并没有跳脱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窠臼，她说：“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马克思劳动理论中还具有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限性和形而上学性，“马克思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所以马克思仅仅颠倒了一切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但是并没有构建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新理论。事实上，关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很多时候属于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谬读，例如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的批判，阿伦特就认定彻底“消灭劳动”是马克思的主张和意图，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
(二)马克思劳动理论对西方传统哲学秩序的超越
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二分性”批判，是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断章取义式的谬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反叛了自柏拉图以来奠定的西方哲学传统，颠倒了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哲学与政治的秩序，而且远远超越了这一传统哲学，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劳动理论。
1.马克思劳动理论对“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的颠倒及其超越
马克思一举突破西方哲学传统的藩篱，把积极生活中地位最低级的活动——劳动提升到至上的高度。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劳动理论的地位至关重要。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宏大的主旨到细微的论述始终贯穿着“劳动”这根红线，并把“劳动”作为思想的源头和基础。马克思认为：其一，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类诞生的秘密在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是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其二，劳动不仅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然性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其三，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直接颠覆了西方传统，他认为劳动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然性活动，劳动创造了人，人类诞生的秘密在劳动中，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不仅如此，劳动是一种实现社会的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一种必然性存在，“劳动不仅是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也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基础和钥匙”,“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劳动理论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的地位，从而提升了积极生活的地位，彻底颠倒了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的传统等级秩序。
另外，在对“人”的认识上，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城邦国家创造了人类，人只有在参与政治活动之中才能找到作为人的本真价值，才能获得人的自由。马克思则认为，衡量人的本真意义的标准是劳动，他甚至把“所有不劳动的人、不以劳动来解决生计的人，都被看做寄生虫”。人是政治动物的定义与人是劳动动物的定义分属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起点和终点。这一起点与终点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柏拉图之后的政治哲学家对这一政治哲学格局虽然提出了一些挑战，但基本上都继承了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的二元对立模式。马克思“人是劳动动物”的定义彻底摆脱这一西方政治哲学体系，以劳动理论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揭示劳动的本质内涵，大大超越了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的二元对立。
2.马克思劳动理论对“哲学与政治”传统关系的颠倒及其超越
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是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的奠基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劳动理论中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当今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最初“并不是作为一个参与实践的政治家，或作为一个职业政治思想家”。她强调，对于马克思本人是否是哲学家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作出判定，但是我们需要厘清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理论中“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构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自己的哲学理想寄托于沉思生活，从而分离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的关系。最初柏拉图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政治，只是为了给哲学家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免哲学家们再受到类似于其师苏格拉底的噩运。柏拉图在勾画理想国的蓝图时，甚至提出城邦的僭主应该由哲学家来担任。总之，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从哲学家们的角度与利益出发，从而为他们的沉思生活提供制度的保护。柏拉图的城邦本质上是哲学家的城邦，他的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哲学家的哲学，即哲学高于政治。
在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中，政治不仅一直处于哲学之下的地位，甚至为了打击城邦生活，很多哲学家直接表示对政治的蔑视，“认为政治活动是一种必然的恶的信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对这一传统发起了责难与挑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标志马克思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终总结。前一个分句认为，在他之前的哲学家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用不同的手段诠释世界，后一个分句才道出问题的关键。马克思认为诠释世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实践，在于改造世界。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以哲学家的视角观察世界，但核心却是实践政治，能否拿观察总结到的理论来改造世界，并真正地让世界被改造，才是马克思的唯一准绳。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出发点与柏拉图虽“如出一辙”,但目的却南辕北辙。马克思与柏拉图的出发点都是哲学，柏拉图的目的归于哲学，马克思的目的却是政治，正所谓“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马克思劳动理论虽然出发点是哲学，但最终归宿却是政治，从而超越了西方哲学与政治的传统关系，使得哲学从理论洞穴之困中跳跃出来，真正为社会实践服务。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不仅颠倒了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而且超越了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的二元对立体系，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终结篇章。
二、马克思劳动理论中“自然的非自然增长”问题
自然事物的非自然增长(the unnaturalof the natural)通常又被称作“劳动生产力的持续加速增长”。阿伦特解释，由于劳动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使得生产力大力发展，以前禁锢于私人领域的有机生命体完全摆脱了私人家庭的束缚和压制，得到一种非自然的极速增长，发展的结果表现为“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在现实社会领域中，非自然的增长确立了绝对统治地位，自动化是“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带来的最显现、最近的一个后果。
(一)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中“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因素的批判
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就处在“自然的非自然因素”极速增长的大时代中，马克思劳动理论中“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因素，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都存在一定的弊端。
1.政治领域中“自然的非自然增长”:极权主义的因素
“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因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有着质的区分。极权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政体结构，本质是一种无止境的失控的运动规律，“恐怖”是这一运动的内核，消除个人的自发性，使每个人成为原子式的个体。极权主义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扩张，犹太裔政治哲学家阿伦特耗费巨大的心血与长久的时间致力于对极权主义本源的探索，但是她所指向的并不仅仅在于极权主义本身，而且是潜藏在极权主义之后的整个西方文明。正是由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关注和研究，才开始把注意力聚焦到马克思劳动理论。
阿伦特判定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不是极权主义的，但内含极权主义的因素。阿伦特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内含极权主义的因素，不仅在于马克思与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在于马克思劳动理论对现代政治有着多方面的批判和误解，如把劳动理解为政治、把暴力理解为政治的必要手段、把政治行动理解为创造历史、把解放自然生命过程理解为解放无产阶级甚至全人类等。在阿伦特的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对待马克思的鲜明批判态度。她明确指出马克思劳动理论本身无法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但是“人们完全可能在事后聪明地看到它在政治危机的境况下如何易于孕育极权主义后代”;并认为这是“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导致的一种极端不良的后果。阿伦特推论，马克思主义反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把劳动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可能是有意识地从劳动的视角来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这就是马克思劳动理论内含的“极权主义”的因素。
从西方政治哲学的源头开始，劳动就被视为一种最低级的人类活动，虽然劳动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础，但仍然必须服从生物的必然性。阿伦特一再强调：“马克思对传统所轻视的劳动活动的高扬并不是一种思想反常，而是对他所处时代发生在世界中并自那以后获得了动力的真实变革的一种真实反应。”也就是说，阿伦特本人并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反而是最真实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在马克思建构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可以摆脱劳动的束缚，充分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最终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但是阿伦特认为最终可能走向一个尖锐的对立面，即人类建立了一个完全与劳动相对的社会，所有人的所有活动必须服从必然性的生理生命，从而人的个体性就会完全浸没于集体的生命过程之中，人类个体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可能被淹没于劳动过程的无法阻挡的极速推进之中。
马克思劳动理论无法调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内含了三个政治导向完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都有一定的破坏性。其一，马克思认为人是劳动者，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人的本质力量是劳动。换言之，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并不需要屈从于生命的必然性，从而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劳动来改造世界，世界是自由人创造物的模型。这种思想具有极端的破坏性，可能导致人类为了改造世界而残暴地改造政治模型，最终走向虚无的自由主义。其二，劳动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然性活动，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有可能“会滑入必然论、反人道主义的，它使得人类的自由屈服于自然过程的无情运行”,导致人类的活动处于生命必然性之扼中。其三，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严格区分“劳动”与“制作”,甚至混淆了“劳动”与“制作”的关系。阿伦特指出，人类历史是劳动的过程，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把历史看作一个制作的产物，是人们所制造的某个东西，因此人们能够为了有意识地、自由地制造历史而努力，人们甚至可以根据某种政治框架和政治蓝图来制作历史，这很容易使得信奉于某种政治信仰的人陷入集体的千人一面中，消灭了人的复多性，而人的复多性与创造性的消失就是极权主义萌芽的开始。
阿伦特自诩已经深入到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内在矛盾，并断定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极权主义因素要么“屈服于必然性”,要么“陷入一切都有可能的信念”的两种极端。
2.社会领域中“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公私不分的劳动者社会
在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各司其职、界限分明。劳动是属于私人领域中地位最低下的活动，被严格地限制在私人领域的范围内。私人领域的城邦奴隶制经济为公共领域的言说和行动提供了物质基础，让城邦的自由民摆脱劳动的必然性之扼、被动性之困。这样公共领域的空间才可以长久维持。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提出质疑，她认为马克思让劳动直接切入了公共空间，混淆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最终导致公私不分的劳动者社会。具体表现在：
一是马克思劳动理论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把本属于私人领域的劳动遽然提升到了“劳动创造了人”,甚至劳动是世界的本源这样的高度。这个理论大大提升了劳动的地位，提升了劳动者的地位，把原来禁锢在私人领域角落的奴隶提升到了“人”的高度，让劳动的私密性一扫而光，原来围绕人的身体的必然性的劳动被曝光在公共空间，进而导致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私密空间，不再关注行动和言说，不再关注政治和哲学，对公共事务越来越淡漠，甚至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私人领域直接切入公共领域，最终势必导致公、私领域的模糊。
二是马克思劳动理论打破了积极生活“劳动、工作、行动”三分理论的等级区别。在马克思劳动理论之前，劳动维持人的生命必然性、工作造就世界的物质性与持续性、行动体现人的复数性与创造性，三者持守绝对的理论界限。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一种实现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与阿伦特的“只有行动和言说才可以揭示人的差异性和创造性，才是创造开端自由自觉的活动”相悖。马克思认为劳动才是人的创造性的体现和人的本质性的复归，劳动的内涵已经包括了工作与行动的范畴，所以也无所谓劳动与工作、劳动与行动的等级区别。
三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企图制造劳动者的大众社会。在劳动者的大众社会，所有的人把精力都投入维持生计的生命活动中，他们如同动物被禁闭在自己身体的私人性中，被抛出了世界甚至被世界遗忘，最后完全丧失了“世界性”。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劳动理论中“社会化人类”思想企图构造这样的未来社会，人们无视公共空间，淡漠政治，隐藏在私密空间的井底，会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一个没有公私区分的劳动者大众社会。这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因素导致的结果。
3.经济领域中“自然的非自然增长”:自动化的发展
自动化是机器的大发展替代传统制造业工具和器具的最高阶段。阿伦特将制造业的工具和器械归属于积极生活的工作领域，认为它们是工作的产物，不是劳动的产物，是构成持久性世界的稳定组成部分。工具和器械是人的双手的延伸，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强了人的体力，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生命本身必然性的压迫感。但是自动化却强迫人们进入了一个比自然过程快得多的循环节奏中，这种现代特有的加速过程只会让人们更加忽视劳动的重复性，并带来了一个更加灾难性的结果，即随着生产节奏的大幅度加快，人们迅速进入了一个生产过剩的消费者社会。
劳动和消费是生命的必然性强加给人的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致力于打造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的共同体。这不仅不会给人类带来自由，反而人们会受到必然性的绝对辖制。过去人们一直觉得从劳动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的共产主义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最近几十年的自动化的极速发展，让人们相信这一伟大的人类理想可能变成现实。本来所有人或多或少地处在生命必然性的压迫之下，当机器代替人类去参加劳动，人类唯一可以操心的事情就是如何快速去消费这些劳动产品。
自动化更快速地把人类带入一个消费者的社会，一个高度的消费社会，只意味着人类极大程度地摆脱了生命必然性的压迫，减少了劳动的艰辛和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自由程度的提高。因为假使所有人都彻底在自动化的发展之下摆脱了劳动的必然性，人们剩余的唯一东西就是无尽的闲暇，在无尽闲暇的时间里面，人们思考着怎么去自由且最大程度去消费“世界”,消费之后就是幻想如何“自由地再生产他每日想消费的所有东西”。阿伦特认为自动化极速发展的危险不仅在于不可抗拒的大机器运动，更在于人们都被迫进入一个人工的生产过程之中，不断重复着“生产—消费”这个循环过程，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一个生产过剩的消费者社会。
(二)马克思劳动理论中“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因素：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
事实上，马克思劳动理论中“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因素，不仅极大地解放了束缚在私人领域的劳动力，赋予了劳动主体人的尊严与拓展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的力量，而且为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这是对传统“物本”发展观的巨大超越。
1.马克思劳动理论赋予劳动主体的自由
劳动是人的主体性活动，劳动实践为劳动主体的自由提供了空间度量、时间向度与价值尺度。在劳动过程中，人们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去改造客体对象，并证明自身是类存在物，这是劳动主体的自由。马克思认为正是劳动的这一特性，才真正体现了人的类本质。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人类自身，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是人类自身劳动的结果。劳动主体勇敢跳脱私人劳动必然性的束缚，主动实现“人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在劳动活动中，人们不仅生产出劳动的产品，还生产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劳动理论赋予了劳动活动主体之间交往的自由。劳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结成各种关系，如对劳动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关系，劳动过程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劳动成果的分配与消费的关系等，人们在这些关系中展开广泛的社会交往。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最基本的劳动生产形式，对人与人之间其他一切社会交往形式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毋庸置疑，这也决定了阿伦特所极力推崇的公共领域的行动与言说关系，所以阿伦特对人类活动“劳动、工作、行动”的三分理论已经内在地包含于马克思劳动理论之中。
不仅如此，马克思劳动理论还赋予了劳动主体积极主动实现自身价值的自由。劳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离开劳动生产，人无用武之地。劳动是知识产生的源泉，离开劳动活动，知识没有源头活水。劳动是创造得以施展的途径，离开劳动实践，创造无异于空谈。劳动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关键，哲学上的价值概念揭示的是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关系范畴，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无差别的劳动是基于马克思对于劳动、劳动者的普遍性的尊重基础上提出来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付出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活动只不过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和追寻本体自由的方式。
2.马克思劳动理论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
西方启蒙思想的传统发展观，致力于挖掘人的最大潜能与对自然的极致占有，实现必然向自由的转化。然而在自由再次向必然转化的过程中，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使人类深陷“物性”奴役的泥潭，面临着生态与环境、科技与伦理、战争与生存等难题。马克思发展观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对“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能力的发展，也是人的社会联系和世界交往得到极大进步。自动化的极速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工具与机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劳动负荷。与此同时，伴随未来自动化的飞速发展，劳动器具进一步复归和凸现它们的工具价值，劳动者和工具以及使用工具的目之间的界限分外明晰了。支配着劳动进程和劳动方式的，不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进程，而是人们的劳动目的与劳动产品。人们主动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机器，自由支配机器制造的劳动产品。人们只有越来越摆脱商品经济条件下物的依赖性，才更容易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对于个人来说，劳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或者途径。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蕴含着多维内涵，即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活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的人的发展，而不是单纯指个体的人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仅指人体力和智力的协调发展，而且指人们拥有大量的从事必然性劳动之外的自由时间，能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活动能力、人的个性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是在多样化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又是在生产劳动之外的大量自由时间中实现的。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率的急速提高，维持社会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会不断缩短，人们将拥有大量富余的时间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人类的劳动过程的多样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越来越成为必然。
对于社会来说，劳动是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劳动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现实的基础。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演化和飞跃的过程中，劳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主体是劳动者，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离不开人的劳动活动，人的劳动活动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因。人作为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向前不断发展的主体，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获取生存资料并建立社会关系，推动生产力向前进，最终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马克思劳动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克服了现代性的异化，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达到人对人自身的类本质复归，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全面超越。
三、马克思劳动理论超越性的本质体现
阿伦特在批判马克思劳动理论基础上建构的三分体系，实质上窄化和矮化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在扬弃西方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科学的劳动理论体系。梳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精神实质和超越表现，对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理论意义重大。
(一)劳动与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是确认人的本质的关键性因素。劳动为人的本质确认提供了度量依据，实现了主体性与客体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高度融合。马克思指出，劳动的首要意义在于其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只有通过劳动，人才可以实现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人的生命才可以得到保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依旧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早年对劳动与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包括两方面，即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劳动过程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过程。马克思强调，劳动“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独有的实践活动。在人的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关系创造生产力的同时，也与人发生关系从而形成生产关系，这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并不认同传统哲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的解释，传统理论家认为只有艺术、宗教、政治等形式才是人的创造性与自由性的劳动体现，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唯有劳动才能确认人的本质，人类只有在劳动中才可以占有自己的全部类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无论人类发展到何种社会形态与社会阶段，劳动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劳动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并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手段，创造了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整个人类文明。在此意义上，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劳动发展史，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基础和钥匙。
(二)劳动与社会实践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要的基本观点，而劳动是人类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是主体与客观、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辩证互动过程。马克思反对仅仅将劳动等同于维持人肉体生存的必然性活动，反对把劳动活动视为孤立的个体与客观对象的简单抽象结合。马克思指出劳动活动具有双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任何一种劳动活动都不是孤立的个人在绝对的孤寂中独立完成的，他们不仅与自然交换物质与能量，而且与他人形成这样与那样的生产关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仅仅生产维持其自身生存的劳动产品，还积极展开社会交往，形成各种社会关系。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都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下，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升，劳动分工和社会协作也越来越普遍，马克思强调：“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的社会化过程和规律。他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贯穿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劳动的社会化必然导致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社会化劳动都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还将不断增强，并逐渐推进社会的组织化、专业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程度。
(三)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们很多关注到人的劳动活动及其产品变成异己东西的事实和现象，但很少有人关注异化外部现象的内在本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形式、本质、特征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刻剖析，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
“物支配人”“资本统治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不仅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反而被劳动产品支配，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了与自己相异化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是一种强大的异己的对抗力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生产产品的多寡与其贫苦境况的程度成反比的这一经济事实出发，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现象及其根源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即：(1)与他们的生产对象相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是一个异己的对象关系，工人被自己的劳动产品也就是资本所统治，工人生产的越多，所占有的对象就越少；(2)与生产活动相异化，本来“自由有意识的活动才是人的类特性”,而“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最后使得人的本质力量居然成为人谋生的手段；(3)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异化劳动使得无论是外在的自然界、内在的精神世界还是人的身体都变成人维持生存的手段，从而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4)人同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当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对立之后，人与他人、社会的劳动和劳动对象也相对立。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层层递进，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丑陋。对象化与物化作为劳动的实现形式，贯穿整个人类社会，但是异化劳动却是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一般和深刻的社会关系，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所导致的。要想消灭异化劳动，就必须消除异化劳动的根源，扬弃资本主义腐朽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提出了消灭异化和构建新社会的科学路径，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现实走向和光明未来。
(四)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旨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作为人的普遍存在方式，是人通往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路径。
人的劳动过程，总体来看，也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随着人们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认识的加深，人类逐渐从支配自己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摆脱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关系，逐渐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劳动是有目的、有意识、有创造力的实践过程，而动物只生产维持个体肉体生存所需的劳动，劳动的产品一经产出就立马被身体所消耗。人不仅从事劳动生产，而且与其他群体结成团体共同协作，甚至按照美学的构造去把人类的能动性和目的施加于劳动的对象。马克思认为劳动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基础的。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重任，能且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本就一无所有，他们可以突破种种局限，自由自觉地从事劳动活动。正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推动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劳动是人们走向自由王国的源动力，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生产不再盲目，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异化得到解决，人们可以完全不用受到生存必然性的限制，每个人可以充分占有自己的主体性，人的类本质得以实现，从而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反过来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将越来越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阿伦特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角度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提出的种种诘难，其实质是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乌托邦构想，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精英分子探寻人之存在的哲学精神寄托。我们必须透过重重迷雾，从历史与实践逻辑把握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思想实质。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二分性”和“自然的非自然增长”因素，不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复归，相反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秩序和传统发展观的极大超越。马克思不仅肯定了劳动作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而且把劳动作为人类的本质活动，赋予了劳动者全面发展的尊严与自由。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也是劳动创造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归根到底要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新时代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亟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科学把握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超越性”实质，以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主义劳动观。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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