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这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居于城市的存在方式，也推动学术界以当代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城市批判理论展开深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将矛头直指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在展开理论批判当然也包括现实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城市批判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批判思想具有原生性意义，在当代城市社会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身，以经典文本为依据，深刻理解蕴含其中的方法论和思想变革，在整体把握其演进逻辑的基础上，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批判思想新的时代价值。
城市批判思想的逻辑起点——社会政治批判与经验观察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批判思想的逻辑起点是社会政治批判与经验观察。马克思主要是在《莱茵报》担任编辑并为《德法年鉴》等杂志撰文时期，从普鲁士等级制度下城乡权利不平等的现实出发，开始关注城乡对立问题的。同时，马克思以城市为潜在语境，在进一步批判市民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向其思想的“两个转变”过渡。恩格斯则从经验事实出发，考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社会功能展开理性批判。
（一）对城市政治问题的市民社会批判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城市批判问题上最重要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城乡权利平等”的观点。马克思于1842年10月至1843年3月担任《莱茵报》编辑，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论文章，使《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其中《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一文比较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在早期进行社会政治批判时关涉城市问题的价值立场。该文的写作背景是对于“区乡权利是否平等”的论战：由于法国军队对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占领，到18世纪末，普鲁士的莱茵省封建土地制度已基本废除，建立起城市和农村“区乡平等”的新制度；而普鲁士反动政府为恢复封建贵族的特权，企图以地方行政机构改革为突破口，在莱茵省继续推行普鲁士的等级制度，从法律上废除现有的“区乡权利平等”的制度。为此，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同反对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论争。普鲁士反动政府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以《科隆日报》为理论阵地，发文攻击“区乡权利平等”。马克思不断在《莱茵报》上反驳《科隆日报》的错误观点，他表示：“《莱茵报》要求制定城市和农村平等的区乡条例，并且在所引文章中明确指出这种平等就是‘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的权利平等’。”[1]马克思顺应论辩形势的需要，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阐述法国大革命的平等观念，写作完成了《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这也标志着他开始关注城市问题。
如果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透过争取“城乡权利平等”的论战，看到了研究城市问题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德法年鉴》期间，他则以城市作为潜在的话语背景，在市民社会批判中融入其对于城市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列宁将这两篇文献看作马克思“两个转变”完成的标志。实际上马克思在展开社会政治批判的过程中，包含着他对城市和市民社会的建构逻辑。马克思认为，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它把金钱关系植根于人与人的普遍交往之中。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所描绘的市民社会正是充斥着利己主义的犹太商人世界，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的交往主体。因此，个体需要通过他人满足自身目的，对利己人身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建构起市民社会的交往原则。马克思这一阶段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可以说他还没有辩证看待市民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以金钱拜物教为依赖关系所建立的社会运行空间正是资本主义城市的普遍镜像。随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即由工业革命孕育并壮大的城市无产阶级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二）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果的经验观察
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关注到城市问题。在1839年发表的《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在直接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描绘了工业城市的现状，揭示出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自然及社会后果，蕴涵着对工业城市的双重批判。恩格斯在文中想要表达的主题之一，即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深刻改变着城市环境，影响城市中人的生存状态，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发展局限。在自然后果方面，恩格斯批判了工业生产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他写道：“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使伍珀河“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2]在社会后果方面，工人占据城市居民的大多数，他们“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3]产业工人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这不仅是个体或群体的生存危机，更会诱发一系列城市中的社会问题。
恩格斯早期对工业城市的批判还存在另一条线索，便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趋势的肯定，这一点在他稍后写作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得到了更突出的显现。文中恩格斯着重考察了工业革命与城乡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关于二者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没有直接指明，但给出了相应的暗示：城乡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反过来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进步又促进城乡关系的悄然变化。在该历史过程中，由于中世纪末以来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无产者，这些人被迫进入城市转变为工商业从业者，为工业革命积累了劳动力和原始资本；而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则加速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并吸纳乡村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聚，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诱发城乡关系的新变化。恩格斯对此作了如下描述：“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了出去，使他们破了产；于是他们就变成了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中间有大批人流入城市，使城市以这样惊人的速度扩大了起来。”[4]工业革命与城乡关系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也具有双重性。它造成一部分人在破产后穷困潦倒的生活境遇，但更为重要的是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将乡村与农民阶级纳入现代社会的体系之中，从而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城市批判思想的现实基础——社会历史与城乡关系的双重逻辑建构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观上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个转变”，这也推动着二人的研究路径向纵深发展，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展开更为系统且深入的批判，向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城市批判思想继续迈进。
（一）城市批判的社会历史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注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并由此总结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昭示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它能够把广大乡村纳入其发展体系之中。马克思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5]从生产劳动、社会分工、交往关系等层面，指出了现代城乡之间历史的辩证运动。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沿着由差别走向同一的路径演进，它表现为“资本对地产的胜利”这一现实的发展进程。工业和农业、资本和地产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它们共同构成一种运动态势，“这一运动正沿着胜利的道路即工业资本胜利的道路前进”，[6]因为“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7]所谓“历史的差别”，简言之就是地产向资本的转变、农业到工业的更迭只是时间问题，它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趋势，即随着“工业资本的胜利”，有朝一日城市将居于城乡关系的主导地位，建立起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现代统治体系。
之后，由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成为他们城市批判思想演进中的“分水岭”，表明了城市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说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批判思想仍未脱离旧的思维模式的藩篱，以这篇著作的诞生为起点，他们基于城乡分工考察工业城市演进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逐渐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城市批判思想。文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城乡对立”的概念，他们分析了由城乡分工引起的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的运动，通过分工和所有制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城市形态，并剖析了私有制是城乡对立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以城乡关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变迁，意在揭露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城市发展路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8]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此时还没有表述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它不仅推动城市形态的更替，也促进城乡关系的演进和变化，最终走向“城市战胜乡村”的历史过程。
在接下来马克思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直接将资本主义时代“城市战胜乡村”的历史趋势概括为“乡村城市化”，并且蕴于以人的发展状况为依据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9]为什么古代社会是“城市乡村化”而现代社会是“乡村城市化”？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历史运动方向，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发展中可见端倪。前资本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以使用价值为目标的社会生产方式，在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束缚下，城市不得不屈服于乡村，由于土地所有制和使用价值的局限，城市不但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向乡村转变的态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以交换价值为目的，通过社会化大生产使生产资料、资本、人口等集中，城市的兴起就顺应了新生产方式的需要，它已经突破传统的土地和交往形式的限制，在不断扩大再生产中实现空间扩张，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到乡村，呈现乡村向工业城市变更的“城市化”过程。
（二）城市批判的城乡关系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批判思想的另一重维度是城乡关系的角度，他们立足城乡关系的变化发展，全面考察工业城市的社会生活状况，分析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从产生、繁盛到走向消亡的历史周期率，描绘出城乡关系由对立到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的必然逻辑。在1844年至1845年间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通过搜集官方资料和实地的调查走访，描绘了城市产业工人悲惨的劳动和生活情况，披露资本家无情剥削工人的现实，从而埋下两大阶级分化及城乡利益对立的伏笔。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工业革命造成的城乡分割，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的存在，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将其归结为社会政治关系的层面。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理路更加明晰，以城市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他们所经受的贫困是城乡对立的后果，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锁链”将推动这一群体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为最终实现城乡融合而努力。就此而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研究中，关注城乡关系并致力于系统梳理其支配作用，以之为出发点，为下一步探讨如何消灭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进而形成科学的城市发展批判思想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1847年写就并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首次提出“城乡关系”的概念，并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用“生产关系”一词代替“交往形式”，阐明“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论证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以及二者在推动城乡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城乡关系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演进更替，正所谓“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10]马克思把城乡关系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基于他对蒲鲁东分工观点的批判。相比于蒲鲁东认为分工是一种永恒而抽象的范畴，马克思则从辩证的历史的视角认识分工的历史地位。分工促进了城乡分离，而城乡分离又加深社会分工的形成，城乡关系的演进始终主导着人类共同体形式的演变。城乡关系的不断向前，改变着“城市乡村化”和“乡村城市化”的走向，同样发展了城市与乡村内部各自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是导致城市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因素。城市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通过这部经典著作，他们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在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城乡融合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共产党宣言》是在1847年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完成的，在稍早前的这份纲领中，恩格斯已经将废除私有制与消灭旧分工作为城乡融合的途径表述出来。他写道：“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11]之后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对消灭城乡对立进而实现城乡融合的一般路径作了阐释：通过无产阶级的联合夺取政权，逐步废除私有制，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强调农业和工业的结合、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充分弥合旧式分工的局限；实现人口在城乡和工农业之间的均衡分布，为城乡协同的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从根本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分工的发展演进，这些都会促进城乡关系不断变化，但城乡分离与对立又是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要想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首要前提便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然后突破旧式分工的束缚，以及废除私有制变革社会生产关系，使得城乡融合发展成为自然的历史过程。
城市批判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实际为立足点，针对其中的城市问题展开辩证批判，指出了由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的必然历程，极大拓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思想的意涵，使其成为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一时期，马克思还写作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相较于从宏观层面考察工业城市由产生到消亡，城乡关系由对立到融合的整个历程，《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显得更加微观具体，反映出马克思的城市批判思想进展到更加成熟而深入的层面。直观地看，马克思认为城乡关系是构成简单货币流通的一个要素，他表述了该过程的发生：“简单货币流通是表面的和形式的，这种性质正是表现在：决定流通手段量的一切要素，如流通的商品量、价格、价格的涨落、同时进行的买和卖的次数、货币流通速度，都依赖于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的过程，而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人口数、城乡关系、运输工具的发展，依赖于分工的粗细、信用等等”。[12]马克思没有止步于此，他将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因为城乡分工的存在，决定了城乡关系的分离与对立，在城乡分离的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之间不断进行商品货币的流通，而这又会拓展流通中交换和分配的层次和范围，改变流通方式以及交往形式。在城市研究方面，《资本论》揭示出一条规律，即城乡分离促进以商品交换、货币流通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大工业城市的建立是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城乡矛盾演化的结果，它天然生长于资本主义分工基础上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历史进程之中，城乡对立运动既提供资本积累的动力，同时也造成众多资本现代性的悖论，这种两面性构成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批判的内在机理。
马克思于1872年写作了《论土地国有化》一文。该文虽然篇幅不长，但马克思在其中深刻阐释了实行土地国有化的重要意义，认为这将极大地助推城乡融合进程。所谓“土地国有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土地国有。在这篇短论中，马克思实际指出了达成此目标的举措之一，即改变社会所有制形式，进而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不断接近城乡融合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13]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以土地国有化为指征的“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能将生产者有效组织起来，从事适度且满足全体人需要的社会劳动生产，通过合理分配劳动成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渐渐消除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促进城乡融合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对实现城乡融合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就在同一时期，恩格斯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及其改良主义者进行了多次激烈论战。他于1872年至1873年间写作了《论住宅问题》，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导致住宅问题产生，要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消灭城乡对立。恩格斯主要批判了蒲鲁东、米尔伯格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解决住宅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城乡融合的共产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呈现的住宅问题才会消失。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城市的住宅问题包括居住空间和居住环境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的阶级—地理区隔以及产业工人的住房短缺，后者呈现的是居住环境脏乱差。造成住宅问题的原因包括：城市产业工人的增速快于住宅修建速度、级差地租影响着工人住宅供给与空间分布，但根本应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体系。恩格斯强调通过工农业相结合以及人口均衡分布等途径，在城乡融合的条件下解决住宅问题。
接下来，恩格斯在1876年至1878年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论战中写作了《反杜林论》一文。该文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对杜林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在其中的“社会主义”篇中，恩格斯集中探讨了与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有关的问题。一方面，要消灭旧有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使城乡关系处于对立状态，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都陷入畸形发展之中，消灭旧分工实现劳动的联合，城乡融合将成为现实，所有人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实现大工业在全国范围的均衡分布。“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14]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资本主义大工业中包含着消灭旧分工以及城乡分离的革命因素，是未来实现城乡融合的推动力量。
恩格斯写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人类由“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依次过渡，指出城市和乡村产生的自然历程，描绘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城乡关系演进轨迹。他强调分工的发展与城乡对立形成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这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必要条件，“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15]恩格斯明确指出分工和城乡对立之间的辩证运动，肯定其在推动城乡关系演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古代的“乡村城市化”、中世纪的“城市乡村化”，抑或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乡村城市化”，在城乡分工与对立的运动中，人类社会实现从城乡对立向城乡融合的转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同意摩尔根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城乡融合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6]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批判思想的现实启示
新时代我国城市建设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城市治理现代化迈向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命题昭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奋力谱写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篇章，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为指导，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批判思想的精髓，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与城市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道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城市工作的新境界。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化
突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是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根本属性。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的各类社会问题，这些困扰人类生存发展的“城市病”，从本质上说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人的剥削。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与西方有着根本区别。我们推翻了压迫人、奴役人的制度，有效扬弃资本的异化性质，秉持“人民城市”的理念思路，以人为核心全面推进城市现代化。首先，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作为城市工作的基本原则。城市治理要充分依靠人民，让人民推动城市发展，确保全体人民参与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个环节。其次，将解决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民生问题作为城市工作的首要任务。民生无小事，着力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痛点，集中力量化解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最后，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城市工作优劣得失的评判标准。做好城市工作，要紧紧围绕人民反映强烈、制约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有效化解“城市病”，真正让人民享受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化
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是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鲜明优势。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城市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却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为避免走上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保的老路，中国城市现代化从根本上坚持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协调一致的原则，着眼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长远历史维度来谋划推进城市工作。既把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限定在自然生态环境所能承载的合理范围，同时又让城市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造福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严守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联动发展。在城市规划中，对用于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土地，科学设定比例，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锚定方向；在城市建设中，落实绿色集约的发展思路，依法依规严格执行，控制城市开发强度，筑牢生态底线；在城市管理中，严格限制开山造地、填湖填海、人造景观等大举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搞“假生态”的行为严惩不贷。通过协调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到城市生态开发的总体布局，小到城市人居环境整治，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坚持城乡融合的城市现代化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目标旨归。马克思恩格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一直没有割裂城乡之间的协调联动对历史进步的作用，他们把城市和乡村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描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与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致力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社会一道迈入现代化。一方面，我国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推进，城市比较于乡村积累了巨大的经济优势，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补，持续促进城乡深度融合，“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17]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已经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城乡社会面临新的发展格局，未来应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培养其掌握各方面技能，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使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相协同，形成美丽乡村和繁荣城镇协调发展、农民与市民共同富裕的良好局面。
（作者介绍：李晓光，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牛思琦，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新视野》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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