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两个大局”为基本出发点，多次阐释立足新形势变化、适应新发展格局，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的时代意义。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再次指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这要求共产党人继续发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理论营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中提炼经验。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将其确定为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群众生活之中，理解中国社会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认识中国社会，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活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正是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生活深入结合的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道路探索中形成的调查研究方法。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已基本形成完备体系，但对方法论的思考有待补充。就社会调查方法论而言，现有内容多隐现于党史研究成果中，如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生平著述等。上述文献的部分论点和文本描述，大致勾勒出社会调查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脉络，确证了调查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在理论和现实层面的积极作用，但欠缺的是以方法论为主题进行的系统性知识提炼，且存在论点分散化和论题边缘化问题。
据此，笔者以“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这一重要论点为指导，从人民群众实践主体性层面进一步展开，论述该方法论在新时代新征程这一重大现实语境下的发展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的生成逻辑
社会调查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标志。在对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真正知识”来自每个时代的个体生活及其活动过程，他们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开展各类调查实践，衍生出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生活方式、市民社会等研究命题。在对这些命题的省思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考察了生动具体的个人及其社会关系问题。
1.理论转向：由抽象世界到个体生命世界
社会调查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是对德意志古典哲学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的开篇段落，马克思指出，以黑格尔法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国家学说存在着一个致命问题，即对现实存在的个人及其所在的物质生活关系置之不顾。该学说因忽视人的存在意义而变得空洞抽象，以此为理论参照构建的德国国家形象也存在着机体缺陷。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实践，在于开展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实践，“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自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的存在的根本性为前提，开展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拆解和再认识，并将认知过程付诸社会实践。
人正是在实践中认识自身和外部社会的，充分肯定人的社会实践性是社会调查方法论建构的前提条件。“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在明确人的存在主体性基础上，马克思深刻论述了作为主体的人类如何去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指出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个体实践活动。社会调查方法论正是以实践的概念深嵌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实践既是调查的对象亦是调查本身。从抽象世界回归个体生命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的理论基点所在。
为什么认识外部世界需要借助调查实践？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旧的唯物主义理论脱离了个体及其实践活动，其认识结果只是表面的、抽象的、缺乏对象性的，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空洞问题。人类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证明自己的类属性，理解人类社会应当将生存于社会中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作为考察对象。
在对人类社会结构的理论拆解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类生命的存在意义，提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马克思亦指出，就理解人类社会这一认识目标而言，不能仅局限于对作为生命存在的个体的认识，还必须更为深入地考察个体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通过生产各类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人类挣脱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肉身的束缚，在实践中组织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个体生活方式既是人类社会历史生成的基点，也是构成社会整体的全部内容。因此，只有走进个体日常社会生活、开展面向个体生活方式的调查实践，才能科学地认识、把握人类社会。
日常生活是人作为社会生命存在的最为生动具体的呈现，也是构成人类社会体系的微观结构单元。通过将个体生活方式纳入社会结构分析框架，马克思阐释了自己的基本观点：“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他认为构成社会和国家的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此，马克思强调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提出只有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对象，直面存在于个体生活方式中的经验材料，才能真实完整地描绘人类社会面貌，“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早期哲学研究侧重思辨而缺乏实证调查基础，这造成了哲学知识多停留于对社会表象的拼接组合，难以经受来自历史和实践的考验。即使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也会在实践检验中暴露出难以掩盖的不足和问题。“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了从人的生活方式进入并解释社会现象的基本认知逻辑。
2.方法论构建：将市民社会作为经验来源
如何选择社会调查对象？马克思将社会调查内容聚焦于个体社会生活实践，提出在实践中考察个体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指向，形成从市民社会生活解构人类社会整体的方法论体系。“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但对于以整体形式存在的人类社会而言，个体日常生活是零散的、不易把握的，故有必要选择一个具体的调查对象作为理解社会现象的经验来源，市民社会由此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笔下的市民社会由自然分工推动产生，具有如下空间特征：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空间；②个体之间彼此交往互动的空间；③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相矛盾的空间。上述特征分别对应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组织结构、日常社会生活以及阶级对抗（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三个范畴，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认为经过对市民社会的实证调查研究，“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生活共同体成为社会调查研究的直接对象，因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
马克思认为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应该经过如下认识过程，“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844年，恩格斯结合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社会调查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写下了“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资料”的副标题。马克思也曾开展过多项社会调查工作，如制作《工人状况调查表》用于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普遍生活境况，对西方人类学田野资料进行阅读梳理，积累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文献材料。
如上所述，与旧唯物主义哲学将人的形象抽象化处理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关注的是具有生命意义、真实存在的个人。在肯定人的主体性意义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研究人类社会应当观察个体的生活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倡以社会考察为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弥补哲学研究的不足之处，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马克思认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所做的研究中已然关注到日常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存在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的中国化探索
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的中国化探索，进一步弥补了前文提及的遗憾与不足，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初便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争取独立、走向复兴的百年探索道路，始终坚持以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础，在调查研究中理解、运用、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历经由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的连贯过程，前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旧社会制度的批判，后者则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方向的指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做出了新的阐释，主要表现在引申调查研究对象和丰富实践主体性内涵两个层面。
1.对象引申：开展生动具体的群众生活调查研究
将研究对象引申至鲜活的群众生活，以日常生活为对象剖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而社会调查方法论则为其奠定了方法基础。马克思曾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人的实践及其互动关系的复合物，理解社会问题还需以考察各类日常生活实践为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初，便被视作一种用来认识、理解中国社会，指导社会革命实践的理论学说。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从观察社会现象入手，关注社会“内部最深构造”的思路方法是合理的，并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称赞道，“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瞿秋白也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不是空想的乌托邦，而是社会现象的科学规律，是认识了社会的现实而指示出改造这个现实的道路”。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被早期共产党人应用于分析当时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调查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是通过对中国社会进行实证调查，以真实数据资料回击异论者攻击，在调研中建构解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语境。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同志论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结构和情况，提出涵盖自耕农、贫农等群众在内的“半无产阶级”概念，认为应当将之争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实盟友。彼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已然初具中国社会特色。与德国、俄国这类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近代中国仍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支柱，这使得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规模远小于上述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将城市工厂中的工人群体视作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而中国共产党则创造性地提出以工农联盟的形式推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调查研究为方法科学研判国内外社会形势，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这一党员基本素质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融合的新问题。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与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亚历山德里的交谈中提及这一问题。在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为题的谈话记录中，毛泽东讲道，“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随后，在《调查研究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等文稿中，毛泽东论述了怎样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开展调查研究以及在社会建设时期如何推动社会调查方法论发展完善等问题。“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上述论述明确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须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验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中补充、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2.内涵丰富：从人的主体性向群众实践主体性推展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学说，将哲学中抽象的“人”描绘成生动的生命存在，提出理解社会的关键在于考察“人”及其生活方式，并将考察对象聚焦于市民社会层面。马克思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被古典哲学所批判的“群众”，这里的“群众”是被话语制造的、不确定的、无法完成任何确定行为的。通过批判古典哲学，马恩以社会要素为指标将群众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如农民群众、工人群众、无产阶级群众和资产阶级群众等。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构建中，马恩并未对群众概念做出充分解释，也没有过多谈及群众作为实践主体在社会调查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这些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道路探索中可以找到更多答案。
以理解中国社会现实为目标导向，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的理论内核，将调查实践主体由真实的“人”发展为人民群众，探索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性问题。
第一，对人民群众内涵做出更为翔实的阐释。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劳动和资本关系为标准的划分方法，将中国社会的群众划分为“工人群众”“农民群众”“手工业者”“资产阶级群众”等类型。就“资产阶级群众”范畴问题，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社会革命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标准，将其划分为剥削者、革命同盟和可争取的民族资产者等不同类型，确保中国顺利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秉持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群众问题，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最为广泛的联盟，为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二，明确人民群众的调查实践主体地位。就群众在调查研究中的作用而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各项事业评判标准。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人民群众是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推动者。在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将社会调查对象由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市民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使社会调查内容进一步具象化、生活化，也更为贴近个体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以群众生活质量为评判标准，深入调查研究群众日常生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工作方法。
如上，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探索中，始终坚持将群众日常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经验来源，强调理论的相对性、发展性和方法论的必要性、积极性。充分肯定社会调查方法论的实践意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扎根中国培植“根系”，为中国共产党科学研判社会形势提供方法，为党领导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条件。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传统，提出“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观点，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得到继承和发扬，也奠定了新时期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方法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的新时代发展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新时代十年，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进历程中，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现实命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勇于探索创新，谱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即“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下社会调查方法论的新时代发展指明了方向。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社会调查方法论将在人民话语权利、民主政治制度、民生工程治理三个层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方法作用。
1.联系群众生活：尊重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话语权利
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新时代发展的基点，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党与群众生活的密切联系，尊重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话语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党的调查研究经验显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设想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中，只有紧密联系群众生活才能科学正确地把握这种变化趋势。这就要求将生动的个体及其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经验来源。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不能空谈理论而忽视中国社会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一切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工作作风。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参与权、话语权，为开展精准扶贫、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奠定群众基础，在工作推进中逐渐丰富相关实践经验。2021年，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对党在以往调查研究中坚持群众路线的高度概括，是对人民群众实践主体性意义的凝练表达。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核心、以人民群众诉求为目标、以人民群众参与为力量源泉，成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论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调查方法论的本土化运用，将调查对象指向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使之更为贴近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人民群众在调查研究中的话语权，以群众生活诉求为核心确定调查目标、设计调查路线、开展调查工作，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主体责任。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生活诉求的高度契合，代表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社会调查方法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解析人类社会的理论工具，更被完善为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坚持发展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引导人民群众自主参与社会事务。
人民群众既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对象亦是其主体，在社会实践参与中发表看法、提出建议，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建言献策，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志。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群众在国家事务中的普遍参与和积极参与，肯定个体在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现实意义。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制度平台，明确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话语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2.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制度路径
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新时代发展的核心，是在实践中将调查研究工作方法与基层民主制度深度嵌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制度路径。尊重人民群众主体话语权，需要赋予个体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和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任何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与运转，都无法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避而不谈，削弱或剥夺个体社会参与机会，只会逐渐将政治、社会与民众推向离散的深渊。资本主义代议制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标志之一，在取代封建社会“一言堂”之后，却并不具备允许所有社会成员参与决策的能力和勇气，其代表的也仅是少数人的利益。这也是为何在当下社会问题频发的西方国家，国民只能选择走上街头游行抗议而无法进入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原因。
与资本主义代议制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团结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中坚持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作风，为人民群众发挥实践主体性搭建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突出体现，展示了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决心与努力。习近平同志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群众于何处生活，民主活动便延伸到何处，正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时代表现形式，以贯彻人民群众实践主体性为制度运转主线，将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体系作为平台载体，通过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多种基层党建活动形式，寻求党的基层工作内容与群众生活需要有效衔接，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主体意愿。
正如“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它不仅有系统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阐释了人民如何进入国家的概念，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各类民主制度，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提供了稳定平台。中国的各类民主政治实践空间，是基于政治或国家事项的周期性、特定性及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相关性而设定的，具有政治时间意涵，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特色。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着力拓展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制度形式，保障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参与国家事务的制度路径，夯实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主政治基石。
3.完善民生工程：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方法论新时代发展的方向，是在实践中扎根群众生活围绕民生治理展开深入调研工作，不断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内生动力。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既是人民群众寻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同愿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征程的鲜明特色。实现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在日常生活中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内生动力，以民生工程为抓手稳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历史经验证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基本维度，还涉及个体作为合法公民的政治生活。人民当家作主，须具体体现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这要求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了解掌握群众的生活诉求，团结、动员、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生工程成为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具体社会实践形式，构建全方位、普惠性、可持续性的民生保障体系需要人民群众共同参与。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我们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坚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社会生活调查，将群众生活满意度作为工作成效的评判标准，是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美好生活内生动力的重要路径。“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为具体地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要求在工作中，“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采取调查研究方式联系群众、走入群众，确保党的各项政策与民心民意紧密融合，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以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目标，引导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参与行为，激发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活力。
四、结语
综上，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将人民群众生活作为社会调查方法论的研究对象，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提供方法工具，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奠定现实基础。社会调查方法论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多个面向得到科学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调查研究方式清晰呈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将个体与所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置入共同治理框架内，在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向美好生活奋斗的新征程中发挥着凝心聚力作用。
（作者简介：刘杰，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旸，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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