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的理论结构背后，资本扩张推动世界历史形成，进而世界历史向真正的人类历史转型构成了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道路探索。因此，资本向外扩张的经济行为在深层次上是资本同化世界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到了19世纪，一方面表现为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凯歌挺进，开创“日不落帝国”的传奇，但另一方面也凸显出资本在扩张过程中遭遇到无法消弭的异质性因素。从根本上讲，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主要遭遇到两道界限：空间上的西方与东方差异，时间上的古代与现代分野。本文主要选取亚细亚社会来讨论资本扩张的空间界限问题，首先从历史传统角度说明“亚细亚”概念在根本上是一个界划东西方社会异质性的理论标识，然后从社会结构角度指出亚细亚社会内含了西方社会环境难以解释的诸种矛盾，最后从殖民冲突角度揭示资本主义在亚细亚社会的殖民扩张所折射出的文化差异。在这个意义上，亚细亚社会构成了资本扩张的历史空间界限、社会空间界限和文化空间界限，这是研究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一、历史传统与历史空间界限
西方社会对遥远东方的神往和想象由来已久，早在文明滥觞的希腊时期，东方的波斯就出现在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作品中。希波战争之后，东西方社会二分塑造了古典时代以降西方人基本的世界视野。到了18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东方区域日渐明晰，主要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和土耳其四大部分；与此同时，以西方人之眼认知东方、理解东方、刻画东方的中介概念——“亚细亚”（Asia）也日渐成熟。自1851年8月起，马克思为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而广泛涉猎东方社会问题；从一系列论述来看，他对东方社会的分析沿袭了西方古已有之的“亚细亚”概念，其内涵明确指向其中的三大思想传统及其历史演变，认为这为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预设了历史空间界限。
一是比较政治学传统，强调东方社会的专制主义特征。亚里士多德较早从君主政体的不同形式对比东西方社会，他在《政治学》中指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自此，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社会就被打上了“专制”的烙印，政治也因此成为君王个人意志而非关乎集体福祉的事情。时至近代，孟德斯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比较中凸显了“专制主义”的特征——既没有法律，也没有规则，全凭君主（通常是暴君）的意志和心情处理一切，他要求臣民对他心怀恐惧、绝对服从。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认为，不同的政体由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决定，其中专制政体特别与气候炎热的亚洲国家相适应，是一种最坏的政体。受其影响，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东方世界视为人类历史的“幼年时期”，他以绝对精神的自由展开过程转述了近乎全部的孟德斯鸠传统的核心要义：“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
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区分，到孟德斯鸠有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界划，西方政治学传统不断强化专制政体乃低级的或腐化的君主政体这一论断，并将其作为东方社会中政治无原则的依据。到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图谱中，东方专制主义被置于自由精神演化的最底端，东西方政治体制的差异被赋予了实质上的“高下之别”。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分析东方社会的政治制度时，表现出了与西方比较政治学一脉相承的思想立场，他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所以，马克思的“亚细亚”概念在政治上表达了专制主义的意涵。
二是古代法律史传统，强调东方社会的土地国有特征。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有交叉，古代法律史传统主要借助古代法典、宗教法规、习惯法甚至是风俗习惯来理解东方社会。17世纪以降，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西方传教士和旅行家频繁往来于东西方，全面记录了东方社会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语言等方面的信息，刻画了不以“真实性”而以“可理解性”为首要原则的亚细亚社会风貌。其中，法国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尔尼埃是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之一。他以伽桑狄为精神导师，强烈反对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所做的形而上学解释，主张以一种感觉主义的方式取而代之。在《大莫卧儿帝国游记》中，贝尔尼埃指认国王是东方帝国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土地私有制的缺位造成东方社会走向衰落。他指出：“如果私有财产权得到承认和执行，那么像土耳其这样拥有众多人口和精耕细作的国家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并且我们不能否认，它依然能够蓄养和维持像以前那样一支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军队”，“剥夺了土地的私有财产权，就必定会导致暴政、奴隶制、不公正、赤贫和野蛮，结果是土地荒芜、野草丛生；一句话，最终会导致国王的毁灭和国家的解体”。其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重复了几乎与此完全一致的观点：“倘若一个君主自行宣布拥有所有土地，并且自称是所有臣民的遗产继承人，那么，这个国家绝对是作茧自缚最甚的专制国家。农耕因此而废弛，如果这位君主还经营贸易的话，各种各样的产业都将衰败。”
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致信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贝尔尼埃关于东方社会的研究：“在论述东方城市的形成方面，再没有比老弗朗索瓦•贝尔尼埃……在《大莫卧儿等国游记》中描述得更出色、更明确和更令人信服的了……贝尔尼埃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对于马克思的这一判断，恩格斯进一步给出了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由此可见，马克思与恩格斯基于贝尔尼埃的著作认为东方社会土地国有，并且这种制度与亚细亚的地理环境因素相适应。所以，马克思的“亚细亚”概念在法律上表达了不存在私有制的内涵。
三是古典经济学传统，强调东方社会的灌溉农业特征。与上述两种传统相关，古典经济学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类型来区分东西方社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学时指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则采用不同的计划，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随即，他明确指出，鼓励农业生产而轻视商业贸易的主要是东方的中国、古埃及、印度，并且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东方国家的农业都以灌溉农业为主。斯密通过对比东西方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的运转状况，得出了亚细亚国家更注重交通和灌溉工程，甚至将其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标准的结论。后来，理查德•琼斯从历史细节上完善了经济类型对政治体制的支撑作用。他在《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中提出：“在亚洲各地，所有的君主，对他们领地内的土地都曾拥有绝对的主权，并且他们把这种主权保持得处于一种独特的完整状态，没有分割，也没有被削弱。那里的人民普遍地是君主的佃户，君主是唯一的所有人，只有他手下的官员的篡夺，偶尔暂时打破这种从属关系的锁链。这种普遍的依赖君主维持生活，是东方世界里连续不断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正如它是君主的税收以及他们所在社会采取的形式的基础。”至此，古典经济学证明了东方专制主义政体的经济基础是灌溉农业。
1853年6月6日，恩格斯在回复马克思关于贝尔尼埃的信中说道：“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在印度的英政府对第一和第二个部门进行了调整……而把第三个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断送了印度的农业。……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恩格斯的补充被马克思所接受，马克思在6月7—10日之间写作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重申并展开了恩格斯的要义。一方面，东方社会因自然和文化双重因素产生出了专制政府，它的职责之一是重在执行兴办公共工程的经济职能；另一方面，东方社会的农业发展状况与政府兴办公共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相关，所以对农业的破坏不是直接抑制农业，而是摧毁作为其基础的灌溉工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亚细亚”概念从经济上表达了灌溉农业的含义。
事实上，专制主义、土地国有、灌溉农业及其相互关系建构了西方人理解东方社会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的其他东方社会特征，诸如宗教代替法律、没有世袭贵族、奴隶般的社会平等、历史静止不前等方面都能从上述三个原则中推论得出。以上背景奠定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19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社会的观察，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亚细亚”概念从本质上是“被西方化的东方”，它一方面表征着西方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对东方的系统认知，另一方面也预示了东西方社会的交往将在一种充斥着历史空间界限的世界格局中展开。
二、社会结构与社会空间界限
自19世纪50年代接触到东方社会问题后，马克思便在资本批判过程中有意识地注入了东西方社会比较的视角，对此我们可以从时事评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马克思与他人的通信中得到全方位验证。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总体分析会发现，马克思一方面遵照了西方将东方社会视为落后、野蛮、保守的传统认知；但另一方面又力求从尚未资本主义化的东方社会中寻求西方资产阶级时代困境的解决之道，进而将原初社会的普遍人类学意义在世界历史时代重新提升出来，这被他称作源自黑格尔辩证法的“两极相联规律”。在上述双重语境下，马克思从一系列矛盾关系中重塑了亚细亚社会的基本结构，同时也刻画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所遭遇的社会空间界限。
第一，从生产方式来看，亚细亚社会是土地国有与个体劳动的两极分裂。马克思从贝尔尼埃等人的著作中肯定了亚细亚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论断，并认为其原因是干旱的地理环境需要国家兴办大型的公共水利灌溉工程，因而使国家成为全国土地事实上的所有者。他基于东西方比较的视野指出：“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其中，马克思特别注意到，亚细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西方的私有制传统有根本性的前提差异：一方面，亚细亚社会中的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天然统一，个人只需凭借家庭或共同体成员身份即可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亚细亚社会中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共同体的生存需要，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使共同体很少产生与外界交换劳动产品的必要。因此，“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更明确地说，“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早期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于资产阶级时代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的分工还完全受到排斥，或者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他以印度公社为例，分析了亚细亚社会的经济生产过程：在生产环节，公社共同占有土地，按照固定的分工模式开展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并且二者经常直接结合在一起，形成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在分配环节，公社将土地的产品直接分配给成员，在此基础上，每个家庭从事以农业产品为基础的纺纱、织布等副业；在交换环节，由于生产本身与分工体系都不是为了商品交换，所以只有少量的剩余产品才转化为商品，并且这种转化通常需要在国家层面才能完成；在消费环节，因为交换过程不发达，所以产品的消费主要是个人直接使用与消耗。受这种封闭、自足、固定的生产方式影响，亚细亚社会在人口增长、共同体扩大之后通常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有的模式重新建立新公社。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各个公社或各类共同体之间很少有交往的需要，而且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旧公社在遭到破坏或新公社建立之后都能够以不变的社会结构形式迅速组合为共同体。
土地国有与个体劳动在西方社会看来是一种奇异的组合，它们与个体私有制及其背后的人性自私论和功利主义价值原则背道而驰。当英国资产阶级进入东方的印度社会时，他们将如此这般的生产方式视为落后的，因而必须加以资本主义化改造。这样的结果是，“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马克思将英国资产阶级对印度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改造视为“致命打击”，因为这种做法彻底摧毁了印度社会的经济基础。对此，曾任印度总督顾问团法律顾问的亨利•梅恩在《东西方乡村社会》中基于亲历印度的经历表达了几乎一致的观点：“东方习俗和思想的瓦解要归因于不列颠统治，否定这种说法是荒唐的。”
第二，从政治结构来看，亚细亚社会是专制政府与自治公社的上下组合。与西方近代比较政治学关注专制政体与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的差异不同，马克思特别重视作为专制政府经济支撑和社会基础的自治公社。如果和西方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公社做一个对比，那么亚细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国家与公社的组织结构并不同一：当罗马国家在原来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元老院、人民大会和最高军事统帅“三权并立”的政府时，亚细亚国家仍然主要为了兴办和修缮公共工程而存在。因此，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社会的内在统一性在于共同劳动过程，而并非像西方那样源于国家与公社的同构性。他说：“统一体能够使劳动过程本身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能够成为整套制度。”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亚细亚社会的政治结构方式是上层的专制政府与下层的自治公社的有机组合；其中，自治公社在事实上构筑起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石，而专制政府主要作为权力的最高统一体而存在。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的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必然聚焦于公社问题。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方式维度上对自治公社（特别是具有较早时间特征的亚细亚公社）展开研究，其意旨表现为两个维度。从直接效用上讲，亚细亚公社在空间上突出了一个与西方相异质的世界。当英国资产阶级怀着文明与进步的优越感改造东方世界的社会基础时，他们惊异地发现，个人私有制、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社会化分工、雇佣劳动制等已经经过西方自然法和人性论证明的社会规则，不仅不被生活于东方世界中的个人普遍接受，而且还与东方社会内部蕴藏着的一整套隐秘规则相排斥，甚至是对抗。从深层意义上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亚细亚公社在时间上代表了一个远早于西方文明的世界。从文明时代开始，西方的法律、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无不围绕私有财产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但是，亚细亚社会的发掘不仅让与私有制相对立的公有制部分成为现实，而且还能通过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复杂变化揭示公有制演化为私有制的内在原因、契机与过程，从而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展开历史性批判。因此，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将亚细亚公社视为人类脱离原始公社之后的最初样态的观点，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美洲社会研究材料出现之后才有所变化。
专制政府与自治公社在西方社会看来同样是一种奇异的组合，它显示了人类社会组织过程的自发性和变异性。马克思基于19世纪的历史发掘和思想传统努力将亚细亚社会解释为由居上的专制政府与位下的自治公社在地理环境等因素下形成的复杂统一体，并强调这是东方社会的现状所保留下的西方社会史前史，从而尝试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文明形态展开釜底抽薪式批判。但是，基于古典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人类历史统一性判断，在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并未跨越到20世纪的思想谱系之中，其中包括坚持马克思理论的思想家大都断言亚细亚社会内在的悖谬性。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代表非佩里•安德森莫属，他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指出：“强大的专制国家同平均主义的村社是根本无法结合的，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排斥的。”
第三，从历史进程来看，亚细亚社会是王朝更替与社会停滞的封闭循环。从西方古典时代开始，东方社会就一直被视为落后且停滞的，因此，“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便被注入西方刻画东方的“亚细亚”概念中。到了19世纪的世界历史时代，一种“东方作为西方之起点，西方作为东方之完成”的普遍历史观念开始流行。其背后的深意是，人类历史虽然由东方与西方两大部分组成，但是东方社会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西方社会获得充分发展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因为只有西方现代文明才发展出了对人类历史的自我反思与理性表达的能力。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的训练。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
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历史进程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影响，他坚信亚细亚社会无力完成自我革命，其中的变化仅限于同种专制王朝模式的治乱交替。因此，东方社会的革命需要借助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开拓的世界市场、普遍交往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作为必要条件。这一革命过程虽然直接表现为对社会的破坏性作用，但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却具有久远的建设性意义。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将英国殖民印度视为通过破坏旧式的亚细亚社会而建立新式的欧洲现代化社会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英国事实上“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但也惋惜地表达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与此同时，东方人民在反抗西方资产阶级入侵的过程中，也会对资本市场的瓦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起到不自觉的推动作用。在分析中国革命（主要指太平天国运动）时，马克思借助“两极相联”规律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王朝更替与社会停滞在西方社会看来仍然是一对奇异的组合，它显示了东方专制政体在社会进步、自我革命、自由解放等价值追求上毫无建树。在较早的阶段，西方资产阶级基于普遍的人性假设将东西方社会做了落后与先进、野蛮与文明、愚昧与理性、专制与自由的简单二分。但随着英国等资产阶级国家在东方的统治，西方社会发现，普遍的人性假设逐渐失效，反而是特殊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隐性规则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以东方朝向西方发展的“社会进化”模式逐渐让位于东西方互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模式。对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19世纪西方思想家而言，他们虽然建构起“亚细亚”这一描述东方社会的概念中介，但其理论效应除了标识明显的东西方相对地理位置之外，并没有为西方了解一个“异质的”东方提供内在的认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东方社会对西方文明的排异与拒斥是在资产阶级深陷困境的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政治革命、人的异化等现代性悖论让西方社会同时将无奈与期待的眼光投向东方，希望通过东方引起西方社会革命，进而开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这种矛盾的语境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追踪东西方文化在殖民地展开的现实冲突。
三、殖民冲突与文化空间界限
殖民问题凸显了“亚细亚”概念在19世纪的现实旨趣，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批判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对殖民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除了《资本论》“六册计划”中“世界市场”分册的准备材料和第1卷中“现代殖民理论”等直接讨论之外，这些内容还散见于时事评论、研究手稿、读书笔记以及与他人的通信之中。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对殖民问题的讨论秉承《资本论》以英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同时又将研究视角具体化为爱尔兰、北美和印度三个主要方向。这种区分既符合19世纪英国殖民体系的世界布局，又凸显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基本矛盾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个体性差异。由此可见，殖民冲突从现实层面凸显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所遭遇的文化空间界限。
概括而言，以英国为中心的19世纪殖民体系主要包括三大区域和与之对应的三种类型。一是以爱尔兰为代表的“入侵型殖民”。爱尔兰因地理位置毗邻英国而最早遭受英国殖民，在长达八个世纪的斗争中，英国以领土争端、宗教冲突、贸易竞争等缘由，一方面将爱尔兰纳入英国本土的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又刻意保留爱尔兰的某些落后特征以便制造等级差异。二是以北美为代表的“征服型殖民”。北美大陆地广人稀、野蛮落后且远离欧洲，对此英国首先通过自由移民开发美洲处女地，进而在经济生产、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上对北美展开全面征服。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是，英国成功地在北美建立了一个“新英格兰”；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附属地利用特定的区位和历史优势较快地摆脱了宗主国的控制，成为与英国比肩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三是以印度为代表的“统治型殖民”。印度在英国殖民体系中的地位恰如一块“飞地”——因空间距离遥远等地理环境因素，印度不可能像爱尔兰一样直接沦为英国的“实质从属”；因古代文化遗存等人文历史因素，印度同样不可能像北美一样轻易接受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从属”。这样的结果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遭遇到最复杂和最顽固的内在排异与隐性对抗，因而被迫采取既入侵又观望、既征服又保留的策略。接下来，我们将聚焦英属印度殖民地的统治问题，详细说明亚细亚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空间界限。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印度在英国殖民计划中的特殊性在于，它集中并放大了爱尔兰和北美殖民的弊端与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基本矛盾在于时间上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和空间上的东方社会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西方现代社会演进的双重排斥。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是英国以所谓先进的统治方式破坏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却无意也无力推动印度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及其困难充分凸显了资本扩张过程中遭遇的东方社会界限以及人类社会统一化进程在资本主义时代面临的困境。事实上，不是在英国殖民步伐长驱直入的爱尔兰和北美，而是在英国殖民进程一波三折的印度提出了更多资产阶级时代的重大人类学问题。因此，下文将结合马克思对英国殖民印度问题的分析，从“亚细亚”概念内涵的“西方化东方”语境中揭示亚细亚社会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
首先，马克思对英国殖民印度的一条分析路径是将印度类比为“东方的爱尔兰”。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在地理和社会意义上将印度类比为“东方的意大利”和“东方的爱尔兰”。此举反映出19世纪中叶欧洲国家对东方社会的系统研究成果尚未问世，因此，马克思只能通过旅行家、传教士或殖民者对东方的感性记录来实现对东方社会的理论把握。其中，“东方的爱尔兰”构成了马克思理解英属印度殖民地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对此，我们合理地推断，马克思分析英属爱尔兰殖民地问题的一般思路和基本结论同样也应当适用于印度问题。概括而言，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分析可以简化为两条原则。
一是因落后而必须革命的原则。马克思指出：“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土地问题和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在马克思看来，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的入侵事实上已经演变为民族压迫，因为对以农业为主的爱尔兰来说，剥夺农民对土地的直接使用权就是同时从内部威胁社会稳定和从外部施加剥削压迫。因此，“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且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同理，在以内战、外辱、暴乱、征服和饥荒为基本特征的印度，因遭受英国殖民入侵而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否则就会沦为殖民统治下民族压迫的牺牲品。然而，印度与爱尔兰有一个截然不同的革命前提，那便是英国殖民爱尔兰已经造成了大批无产者，而当时的印度社会还停滞于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之中。所以，印度的社会革命需要由外部矛盾来引发和推动。对此，马克思辩证地指出，英国殖民印度“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二是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上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度的原则。在分析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时，马克思紧紧抓住英国与爱尔兰（特别是两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问题。他一方面认为，爱尔兰独立运动是引发英国内部矛盾的直接导火索，在两国之间已然矛盾重重的背景下，国际工人协会必须支援爱尔兰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说：“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必须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条件下摒弃历史上的积怨和偏见，与爱尔兰无产阶级走向联合，唯有这样才能对抗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体系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马克思在将引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赋予英国无产阶级的同时，十分强调英国无产阶级需在国际上寻求联合，其中爱尔兰无产阶级便是他们首先要争取的同盟军。对此，他明确说道：“只要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只要英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倡议取消1801年所实行的合并，代之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它在英国本土就永远不会有所作为。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以此类比印度问题，早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期间，马克思就在批判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时指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策略经历了从前期“分而治之”到后期“破坏民族”的转变。具体而言，“破坏民族”“这个原则是通过强行消灭土著王公的权力，破坏继承关系和干涉人民的宗教来实现的”。因此，1857年印度军民的起义不是如英国殖民者所说的“兵变”或“叛乱”，而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性质虽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但也需要上升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对抗这一高度上来把握。
其次，马克思对英国殖民印度的另一条分析路径是考察作为统治中介的“东印度公司”。与殖民爱尔兰和北美的手段不同，英国主要通过东印度公司这个商贸组织对印度实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从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权该公司皇家许可状开始，一直到1857—1858年印度民族起义重创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结构，英王才从事实上接管印度。1853年，当东印度公司面临严重的内外矛盾之际，英国内阁开始严肃地讨论印度社会的管理问题。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追踪分析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历史、统治模式和未来结果等问题。下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呈现马克思对东印度公司殖民模式的批判。
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内部管理模式是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力的利益性联盟。马克思申明，在英国下议院中，没有人能解开英国统治印度的“俄狄浦斯之谜”。对此他指出，英国在印度虽然设有掌握最高权力的总督，但是总督本身还要接受英国管理机关的监督，因此，二者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双重管理”模式。其中，管理机关是由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印度事务大臣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构成的三位一体权力结构——主席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专制决断的能力，事务大臣实际上听命于主席，董事会则负责公司内部一切日常行政事务。但马克思很快发现，“整个印度的高级行政机关都要按照董事会的精神行事”，而“董事会不过是英国金融寡头的从属机关”。
由此可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虽然采取了一种商业公司的外观，但其实质和英国国内的君主立宪制与金融寡头的利益联盟完全一致，这一本质可以很好地理解东印度公司何以能集商业贸易、政治管理、军事侵略等职能于一身。所以，对东印度公司内部管理模式的批判内含了对英国资产阶级内部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联盟及其剥削本质的批判。通过对殖民地统治模式的分析可以清楚地揭示，宗主国看似天然合理的资产阶级秩序背后隐藏了资本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全面控制。马克思通过对东印度公司统治模式的分析得出：“这个表面上自由的时代，实际上是垄断组织的时代，这些垄断组织……是由议会批准，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且被宣布为国有化的企业。”
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对外殖民的核心要义是通过王公推动土地的资本化。英国殖民印度的思路与古典时代罗马帝国的对外扩张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先“养肥”自己的同盟者再将其“吃掉”。马克思指出：“自从不列颠入侵者插足印度，并且决定牢牢抓住印度不放之后，他们除了用武力或阴谋来消灭当地王公的权力以外别无选择。”英国入侵印度之前，印度的社会结构多由土邦构成，而土邦是传统贵族势力——王公的领地；英国入侵印度之后，他们迅速将王公手里的土地确立为自己的掠夺对象，希望将其改造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的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同时王公阶层的存在还能有效防止当地军事力量对英国殖民者的反击。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指出，“当地的王公是当前丑恶的英国统治制度的支柱，是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
具体而言，英国殖民者借助王公阶层强制在印度推行两种性质相反的土地革命，即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柴明达尔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间的土地领主，他们领有土地的条件是向政府缴纳从佃农手里征收的相当一部分租税。1793年，英国殖民者推行“永久柴明达尔法”，此举不仅强化了柴明达尔的征税职能，而且还推动了柴明达尔领地的私有化，因而在事实上找到了殖民统治的帮凶。这一历史进程表现为，“最初的柴明达尔阶级尽管曾经严酷地和不受控制地掠夺过很多被剥夺了曾经世代相承的权利的土地占有者，在东印度公司的压力下也很快地消失，由商业投机者取而代之”。与此殊途同归的另一手段是莱特瓦尔制度，莱特原是印度村社中的农民，柴明达尔制度兴起之后他们沦为佃农，后来英国殖民者宣布莱特成为所租佃土地的所有者，强力推行印度土地的私有化。但是，农民丝毫没有从莱特瓦尔制度中获益——他们在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同时需要缴纳高昂的地租，因而随着欠税日益增加，农民的土地就逐渐流转到高利贷者的手中。马克思准确地指出，莱特瓦尔制度下的农民没有永久性或世代相承的权利，他们既不如农奴可以得到领主提供的糊口保障，也不如佃农可以得到国家提供的劳动工具和改善土地的资金。因此，上述两种制度“都包含着极大的内在矛盾，都不是为了土地耕种者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土地上征税的政府的利益”。结合东印度公司的内部管理模式可知，征税政府的利益实际上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历史进程来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首先破坏了印度社会的原有结构，然后以强制手段推行土地私有化进程，最后勉强维持两种新旧制度和内外矛盾的平衡。这样的结果是，“印度的财政连年亏空，军费负担过重，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却等于零，苛捐杂税诛求无已，司法和法律状况同样令人不堪忍受”。
综观全文，“亚细亚”概念作为西方古已有之的历史视角，在19世纪既承担马克思刻画东方社会的理论中介，又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东方社会的现实指向。这一思想传统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与书写从来都不是以“真实的东方”而是以“可理解的东方”为目标，这种目标引发了西方对神秘东方的惊叹、向往、贪婪、侵占与误读，其实质引发了西方人以思想观念冲破东西方之间空间界限的有益尝试。这不仅激发了博物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地理学等多种现代科学，而且也推动着广大非欧地区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但与此同时，对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19世纪思想家而言，“亚细亚”概念所集合的抽象统一性始终以内在差异性为前提，它所刻画的东方社会与西方世界始终处于特殊与普遍、个体与总体、事实与价值、殖民与文明等多重张力之中。亚细亚社会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冲突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是人类历史的唯一出路，而且还为人类社会超越资本逻辑的统治提供了新的历史选择。因此，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不仅需要跨越东西方之间的地理边界，而且需要审慎面对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屏障、制度差异、价值悬殊与历史特性。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亚细亚社会系统呈现资本扩张的历史空间界限、社会空间界限和文化空间界限，可以深化对世界历史向人类历史转变这一时代课题的认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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