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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朝:论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

发布时间:202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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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源法又称起源分析法。在发生学研究中,它是发生学方法的重要内容和要素,是发生学方法论的中观层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科学研究中曾经大量使用起源这个术语,并反思其方法论含义,把“追溯起源”或“溯源”视为科学研究和理论思考的重要方法。我国学术界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迄今为止尚未对马克思主义的溯源法作出深入研究。本文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
一、马克思主义溯源法何在?
  学术界对“溯源”这个词并不陌生,然而熟知非真知。对它作深入的语义辨析,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溯源法。
  《说文解字》没有解释“溯”字,但是解释了“朔”字。“朔,月一日始苏也。”“源”通“元”,“元,始也”。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溯”的含义之一为“逆水流而上”,引申为“追溯”,“源”的含义是“水源,源泉”,引申为“事物的开始,起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溯”的意思是:(1)逆着水流的方向走,如溯源、溯流而上,(2)往上推求或回想,如回溯、追溯;“源”的意思是:(1)水流起头的地方,如河源、发源,(2)来源,如货源、病源;“溯源”的意思是:往上游寻找发源的地方,比喻向上寻求历史根源;“追溯”的意思是:逆流而上,向江河发源处走,比喻探索事物的由来。
  与“溯源”意思相近的成语很多。比如“端本清源”。“端本清源,立经陈纪,使阴邪退听。”(朱熹《答龚参政书》)又如“正本清源”。“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晋书·武帝纪》)此外,还有“端本正源”“正本澄源”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母语是德语。在德语中,表示“溯源”的词有:zurückgehen(溯源于),stammen(起源于,来源于,源于);表示“起源”或“来源”的词则有:Entstehung、Herkunft、Quelle、Ursprung。在这里,“溯源”作为动词来解释,而“起源”作为名词来解释。
  要展开全文的主题,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有溯源法吗?而要解答这个问题,难度并不大。只需搜索一下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起源”“源头”“溯源”“追溯”等词的情况,答案就会自然地显露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使用“溯源”3次。“这些仪表堂堂的先生都是那个追本溯源以奴隶贸易扬名天下的城市的尊贵代表。”“德国历史溯源。”“公元前509年,有了克利斯提尼的宪法(其基础溯源于诺克拉里制度),它一直存在到雅典丧失其独立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使用“追溯”9次。“英国有关济贫方面的现行法律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第四十三年所颁布的法律。”“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在马克思以前,谁也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和揭示了利润发生的整个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它是原始星云,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要了解‘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制度也是古代氏族中每一个人得以追溯他本人同本氏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的亲属关系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使用“起源”1001次,其中使用“历史起源”或“历史的起源”11次。“每当它要解释和清楚地描述福音历史的起源过程时,它只能提供某种过程的假象。”“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不久前钦定的军法宪法的历史起源。”“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布鲁诺·鲍威尔——作者注)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在个体家庭中,在它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起源,并且男女之间的冲突由于丈夫的独占统治而明白显露出来的场合,我们就看到了,它是自文明时代起分裂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着、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图。”“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财产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不外是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而这些形式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获得理论的或观念的表现。”“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历史起源的本质,就是直接生产者被剥夺,是以所有者的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
  恩格斯在马克思传记《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说:“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此言不虚。我们或许可以说,恩格斯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几乎研究和思考过一切事物的起源。按学科看,马克思恩格斯追溯过其起源的事物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哲学(宗教学)的研究对象:神灵(1:114)、基督教(1:448)、事物(2:129)、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2:160)、人类理性(2:162)、知识和观念(2:164)、法国唯物主义(2:160)、福音历史(2:175)、福音历史的发展和解说(2:175)、人类知识(2:165)、德国古典哲学(2:694)、社会思想(3:573)、价值观念(4:77)、新教派(8:27)、宗教(19:328)、思维和知识的内容(20:610)、思维内容(20:610)、新旧约(21:10)、人类(21:33)、德国哲学(21:297)、观念(22:341)、现代唯物主义(22:342)、范畴(27:487)、佛陀的宗教(30:855)、历史唯物主义(39:24)、古代世界(40:52)、内心最大的不安(40:46)、无限的东西(40:146)、人心最大的迷乱(40:235)、原子的运动(40:263)、灵魂(40:265)、万物(40:535)、上帝(41:279)、罪恶(42:90)。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河流(13:229)、费拉河(13:261)、法国和撒丁(13:357)、物种(13:779)、火炮(14:195)、太阳系(16:896)、宇宙(19:630)、生命(19:665)、天体(20:63)、生存斗争观念(20:75)、动物(20:374)、旋转(20:412)、运动(20:425)、最初的植物(20:891)、机械(30:320)、工具和武器(32:327)、人类和其他生物(31:664)。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关税(3:65)、工业(4:77)、交换价值(4:78)、国民财富(4:81)、奴隶(4:100)、竞争(4:177)、垄断(4:177)、地租(4:180)、所有权(4:181)、私有制(4:258)、土地赏赐(12:267)、经济关系(12:734)、货币(13:40)、货币形式(13:133)、自由工人(16:234)、资本(16:260)、剩余价值(16:266)、遗嘱权(16:650)、法权(18:309)、人(18:309)、劳动组合(18:615)、封建赋役(19:8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130)、西欧资本主义(19:235)、资本主义生产(19:268)、自由人的依附关系(19:556)、现代土地所有制(20:683)、工场手工业(23:373)、收入(26:366)、间接税(26:260)、直接税(26:260)、利润(26:394)、地租(26:394)、政治经济学(26:644)、私有权(26:685)、经济关系(27:485)、部落(35:121)、农奴制(35:122)、工业革命(47:413)。
  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民族(3:70)、伟大民族(8:330)、民族对立(13:42)、哥特人(19:711)、游牧民族(21:36)、男女之间的关系(21:43)、皮拉斯基人(30:262)、俄罗斯人(31:41)、婚姻与家庭(35:538)、斯拉夫人(29:21)、雅利安民族(37:44)、希腊人(45:493)、多夫制(45:661)、一夫一妻制(45:661)。
  政治学、社会学或法学的研究对象:普鲁士法(1:128)、拿破仑法典(1:129)、法国现代共产主义(1:580)、哲学党(1:588)、成熟的共产主义(2:167)、权力(3:39)、封建主义(3:83)、共产主义运动(3:410)、剧烈的革命(3:432)、社会主义(3:539)、君主制(4:339)、封建义务(5:562)、军法宪法(6:589)、国家(7:42)、西班牙的一切不幸(10:478)、封建制度(14:26)、秘密形式(14:464)、统治权(14:554)、军队(15:149)、共和党(15:352)、乌托邦(15:690)、农民战争(16:447)、恶(20:103)、政治暴力(20:236)、现代法国(37:125)、德国社会主义(39:50)、现代国家(42:238)、政府(44:178)、法律王国(44:595)。
  文化学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俄国的宗教和文明(9:261)、骠骑兵和枪骑兵(11:469)、文明(22:254)、政府的观念(27:317)、社会体制(27:482)、基里尔文字(29:813)、格拉果尔文字(29:813)、词本身(34:135)、公牛的法语词(37:43)、雅利安语(37:44)、音变(37:461)、专偶制家庭(45:5)、普那路亚家庭(45:349)、氏族组织(45:352)、共产制生活方式(45:359)、美洲土著(45:364)、亲属制度(45:372)、部落(45:479)、氏族(45:502)、胞族(45:505)、平民(45:551)、外婚制(45:662)、礼仪(45:675)、抢劫仪式(45:879)。
二、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生成
  检索马克思恩格斯使用溯源、起源、源头、追溯等词汇的情况,可以明确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溯源法。他们不仅把溯源法当作一种普遍的科学研究方法加以应用,在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要考查它的历史起源,而且在其科学研究的历程中不断反思溯源法,对溯源法进行方法论的总结和提炼。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科学研究之初即已使用溯源法,这无疑要归结为时代对他们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到的同时代著作中有“起源”字样的有37本,具体如下。孔狄亚克:《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验》(2:689);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5:690);卢梭:《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19:625);康德:《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论述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的尝试》(19:630);约尔南德:《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19:711);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20:643);海克尔:《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20:775);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21:640);吉罗-特龙:《家庭的起源》(22:695);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22:695);勒南:《基督教起源史》(22:755);安德森:《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23:877);奈穆尔:《论近代科学的起源和进步》(26:487);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26:492);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26c:646);约丹:《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著作》(29:21);施莱登:《关于植物起源的资料》(30:410);科本:《佛陀的宗教及其起源》(30b:855);特雷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31a:261);克列姆:《工具和武器的起源和发展》(32:327);博埃齐:《苏格兰民族的原始起源史以及对其他民族与事件的迄今未被人知的记述》(32:754);杜欣斯基:《斯拉夫人的起源》(32:806);戴维斯:《克尔特人研究,论古不列颠人的起源、传统和语言》(32:884);哈克斯特豪森:《论德意志原斯拉夫国家、特别是波美拉尼亚公国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基础》(33:183);考茨基:《婚姻和家庭的起源》(35:538);考茨基:《圣经原始故事的起源》(36:61);拉法格:《母权制,家庭起源的研究》(36:459);贝克曼:《发明、发现和起源的历史》(36:886);拉法格:《善良与正义观念起源之探讨》(36:892);泰恩:《现代法国的起源》(37:125);麦克伦南:《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38:716);拉法格:《财产的起源与发展》(39:638);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史》(44:815);达尔文:《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45:865);戈盖:《论法律、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及其在古代民族中的发展》(45:865);斯金:《苏格兰山地人,他们的起源、历史和古迹》(45:884);休耳曼:《德意志邦君起源史》(45:890)。通过这些书名可知,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起源”是一个热词,溯源法已成为一种普遍运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然而,我们也看到,溯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生成的过程。追溯他们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到他们使用溯源法很早,而对溯源法本身进行总结则较晚、较少。比如,马克思在撰写《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时注意到事物的起源问题,但没有把考查事物的起源当作一种理论思考的方法来自觉地加以应用。他说:“古代世界起源于自然,起源于实体的东西。贬低和亵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纯粹的生活决裂;新世界起源于精神,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即自然。”马克思在撰写《论犹太人问题》时的情况与此相似。他在文中提到:“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但是,我们仍旧看不到马克思把溯源法当作方法来反思的文字。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评,其中包含对其关于起源问题的错误观点的批评。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说:“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把自己对起源的爱好发展到了极端,以致要求船夫不在江河的干流上航行,而在江河的源头上航行。因此,要是我们返回到历史学派的起源去,返回到胡果的自然法去,这个学派肯定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历史学派的哲学产生于历史学派的发展之前,所以,要在该学派的发展本身中去寻找哲学是徒劳无益的。”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历史法学派的理论特征:以研究起源为口号,用起源代替整个过程,用起源研究代替整个研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说:“施里加先生‘根据逻辑的连贯性’把女儿看做她父亲的母亲,他的这种思想同黑格尔的思辨是完全一致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这是他们对黑格尔关于起源问题的错误观点的批评。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溯源法虽然晚于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是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前身。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是在批判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前提下生成的。
  在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在该书中,马克思分析了商品、劳动、价值、货币。他最先阐明了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起源,指出了价值和货币的有机联系,认为货币是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这个发现是阐明政治经济学中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的“出发点”。
  《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续篇。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对方法论问题作了许多反思。他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古典经济学有时也陷入矛盾;它往往试图在没有中介环节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和证明不同形式的源泉的同一性。但这是它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XV—921]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但是,分析是说明起源,理解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这些地方指明了理性分析与溯源法的关系,肯定了溯源法在理性思维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在《遗稿》(摘自《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M-16]历史过程。”为此,马克思还形象地比喻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在《为〈民主周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恩格斯评价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贡献,特别点出溯源法的重要作用。他说:“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积累的死的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值都得到补偿,那么,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并且,既然只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个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配的,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么可能呢?工人又怎能得到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在这个矛盾面前,以往的经济学束手无策,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来批评经济学的人,也只能提出这一矛盾而已;在马克思以前,谁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了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
  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应《社会政治科学手册》的出版人之一路·埃耳斯特尔的请求撰写了一篇马克思传记。他评价道:“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主要是为了使《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的撰写具有前人从未企及的完善性。”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溯源法的一个描述,指出溯源法是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
  恩格斯本人也像马克思一样,十分注意在研究中运用溯源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溯源说成理论自然科学的方法。他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这表明,恩格斯认为溯源法是源自古希腊哲学的方法。在古希腊哲学中,可以找到后世各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客观事物的发展是这样,思想观点的发展也是这样。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运用溯源法的典范。这本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阐明了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弄清了各个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剖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证明了国家将随着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胜利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它精辟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和国家学说的重要文献,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成熟。
三、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理论特征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溯源法有一个生成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对溯源法的反思和总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尽管作为一种方法论学说,它还显得有些零碎、不系统,但通过理论整合,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具有下列理论特征。
  1.现实是历史的结果,要以现实为研究起点
  马克思主义的溯源法是对现实的历史性理解和说明的方法。它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出发,而不是从作为“残渣的纯粹实证的事物”的过去出发,把现实社会生活理解为能动的过程。这种理解就是对现存事物的历史性理解,在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生成和消亡过程之中。
  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客观事物的起源或开端据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没有起源就没有生成与发展。而作为思想方法的溯源法,即分析事物的起源,是客观世界里的事物生成过程在思想者头脑中的反映。旧的实证的起源分析法只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把历史看成僵死的事实堆积,缺乏对历史变迁深层原因的分析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把握,缺乏深入的解释和批判;而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思辨却把历史看成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弄错了“历史的真正发源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清算了黑格尔的思辨体系,明确提出“现实的人”这个重要概念。他说:“现实的人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抽象的人只是作为法人即社会团体、家庭等,才把自己的人格提高到真正存在的水平。但黑格尔却不把社会团体、家庭等一般的法人理解为现实的经验的人的实现,而是理解为本身只抽象地包含着人格因素的现实的人。正因为这样,在黑格尔那里才不是从现实的人引伸出国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伸出现实的人。因此,黑格尔不去表明国家是人格的最高现实,是人的最高的社会现实,反而把单一的经验的人、经验的人格推崇为国家的最高现实。”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出发揭示人类历史之谜:“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2.在分析起源中达成理性与实证的统一
  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1764—1844)是德国法律家,哥丁根大学的法学教授,“法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胡果怀疑理性,使之在实证的事物面前丧失了最起码的批判精神,使历史成为捍卫德国落后的现实的工具,从而被庞杂的历史所淹没,在实际的研究中陷入“非历史的臆想、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虚构”。马克思指出,胡果的研究方法是反理性主义的。“胡果是一个否认事物的必然本质的怀疑主义者,因此他就像霍夫曼那样对待事物的偶然现象。所以,他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他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这样看来,胡果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否认存在事物合乎理性的18世纪的怀疑论,在胡果那里则表现为否认理性存在的怀疑论。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时代,他在实证的事物中再也看不到有什么合乎理性的事物。”马克思超越了胡果对起源的研究,把“理性”与“实证”统一起来。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拯救并改造了德国浪漫主义者提出的历史主义,使理性的光辉照进尘封的历史,为科学研究历史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3.不仅要研究事物的起源,而且要研究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是一个能动的连续体。对其进行研究,不是为了按时间顺序堆砌历史证据,而是为了对现存事物作历史性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溯源法提出了比法的历史学派的起源研究更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溯源法不仅要研究事物的起源,而且要研究事物的结果,不仅要研究事物的起源,而且要研究事物生成转化的过程。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完成形态出发,回溯其发生、发展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社会形态演进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就能揭示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在历史孕育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使那些因素和条件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形式。因此,理解和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当然,这样做并非抹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差别。尽管通过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透视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并且经过了改造和重组,“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因此,马克思说:“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
  4.用运动和变化的观点分析事物发展的历史和原因
  历史和原因是事物的两个重要属性或规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在有史料的时候,他们努力占有史料,辩证地分析研究对象的起源;在缺乏相关史料的时候,他们的思想进程没有中断,而是适时地将研究重点转向对根源的探讨,因为此时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根源”是“起源”的近义词。起源是原因意义上的根源,根源是时间意义上的起源。在事物存在的意义上,根源就是事物存在的原因;而在事物发生的意义上,起源就是事物发生的开始、开端、时间。
  分析事物的起源可以走向辩证法,也可以走向形而上学。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产生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5.回溯式研究与前瞻式叙述
  马克思指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以终为始的,要以现实的对象为问题意识的起点。“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又指出,对研究成果的展现应当从始至终,必须连续、完整地阐明研究对象的演变历史。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从历史的结果出发,从现实出发,发现其本质的规定性,并由此回溯这些本质要素和条件的历史形态。通过这些不同历史形态上的要素和条件的相互作用和历史批判关系,发现其演变的轨迹及其内在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回溯式研究和前瞻式叙述。
  回溯式研究的步骤是:以历史完成的结果,即现实,为研究的起点,通过对现实的认识和把握,找到研究对象的本质、要素和条件的规定性,然后进一步追溯这些本质和要素的早期历史形式,以及这些早期历史形式相互作用的整体发展过程。前瞻式叙述的步骤是:从早期历史形式出发,叙述其通过复杂的演变而发展到现实的正向历史过程。前瞻式叙述实质上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和解释。只有把回溯式研究与前瞻式叙述辩证统一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过程,我们才能自觉地从历史意识出发,还原历史真实,解释历史现象背后的动因,从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溯源法是一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客观实在,无法忽视,不容否定。马克思主义溯源法以扬弃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起源研究为前提,是对同时代起源研究法的提炼和升华。马克思主义溯源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查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下一个理论目标。
  作者简介:王晓朝,浙大城市学院特聘教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院院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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