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惊讶而沮丧地得知，尽管马克思的手稿写于1863—1865年（远在第一卷出版之前），却几乎没有进行过出版前的修改。在马克思去世后大约五个月，恩格斯在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一封信中抱怨说，马克思把他蒙在了鼓里，如果他知道的话，就会每天催促马克思继续写作并完成这本书。考虑到第三卷的出版经历了很长时间，可以确定恩格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他曾做出乐观的预测。他觉得有必要添加许多脚注和澄清，甚至添加一些新段落。《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出版相隔的九年时间，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恩格斯的视力急剧恶化来解释，但也很难不让人认为，即使是恩格斯也失去了一些他最初的热情。

　　我们首先来考察关于《资本论》未完成原因的“正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手稿内容以外的原因，如马克思糟糕的健康状况或诸多其他的政治和写作任务，使得《资本论》未能完成。然而，越来越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原因可以在《资本论》手稿本身中找到。

　　针对《资本论》未完成而提出的“正统”观点是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不佳。达维德·梁赞诺夫表示：“尽管身体虚弱，马克思仍继续努力完成他的巨著，他在1860年代初完成了初稿，但没能成功地准备好后两卷的出版。我们现在知道，最后一份手稿是在1878年完成的。任何繁重的脑力劳动对他过度紧张的大脑都是一种威胁。多年来，马克思的家人和恩格斯一直担心他突然中风，这个强大的有机体曾经拥有超人的劳动能力，后来逐渐变弱。1878年以后，马克思不得不放弃《资本论》的所有工作，希望能在更有利的时机重新投入工作。最后，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不过，在1870年代之前，马克思的工作和研究就常因疾病而中断。罗曼·罗斯多尔斯基指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某些主题的进一步讨论止步于马克思因过劳而引起的疾病。

　　马克思在1858—1866年间长期患病，他的家人将之归咎于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大量吸烟，而且是劣质烟草。此外，马克思一家居住的伦敦街区卫生条件极差。马克思年轻时就患有肝病，并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恶化。从他头痛、失眠和高血压的症状中可以明显看出，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糟糕的生活条件导致了严重和反复的健康风险。在1878年12月《芝加哥论坛报》的一次采访中，记者以为时年60岁的马克思“超过了70岁”。

　　马克思患有严重的炭疽痈和复发性疖子，这是由于葡萄球菌感染，加之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和长期暴露在寒冷中。马克思称英国为“痈病流行的国家（痈实际上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病）”。他接受了热敷治疗，医生还给他开了鸦片和砒霜，但这些治疗加重了他的肝脏问题，眼部感染也阻碍了他的阅读和写作。

　　马克思的朋友和敌人对其疾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奥托·吕勒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当他面对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时，会因为无意识的心理过程而生病。而其他大多数传记作者的判断更加温和，常见的说法是，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他手稿中的弱点，但由于疾病复发，他缺乏力量和意志力。最近，盖瑞斯·琼斯甚至提出，不是马克思的疾病推迟和阻碍了他完成手稿，而是相反，马克思遭遇的理论困境是他生病的根源。

　　费利克斯·雷尼奥对马克思的健康问题及其治疗不当做了全面的医学描述。基于他的通信，近期的研究认为马克思被诊断出患有化脓性汗腺炎，这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会反复出现引起疼痛的疖子和痈，还可以解释他的关节痛、眼睛感染等症状。

　　到了1870年代，马克思仍然偶尔遭受痈和支气管炎的折磨，毫无疑问，严重的失眠影响了他的工作；唯一似乎有帮助的就是放缓工作节奏以及每年在矿泉疗养地休养三周。然而，在我们看来，文献中体现的1870年代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有点失真，这一时期与《资本论》由于健康问题而没有完成的解释密切相关，因为马克思的生活状况在1870年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

　　还有观点认为，有关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紧迫政治和宣传活动，对马克思未完成《资本论》影响很大。因此，简单回顾一下他在1870年代写了些什么，以及对比他的写作模式和作品是否与之前（如1860年代）不同，是有价值的。事实上，根据他的经济学手稿、笔记和其他著作，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马克思健康状况不佳，但1860年至1866年间是他的著述异常高产的时期。毫无疑问，第一国际的思想和组织问题及伦敦会议（1871年9月）和海牙会议（1872年9月）的准备工作占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的时间。在1872年写给尼古拉·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说出了他的打算：“我实在疲惫不堪，加上我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中遇到干扰太多，所以我打算9月以后退出商业事务，这项事务目前主要落在我的肩上，而您知道，它在全世界都有自己的分部。但是，‘凡事总有个限度’，而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同时干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情了。”马克思的“奴隶地位”随着海牙会议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至纽约——这是马克思的战略举措，旨在使总委员会摆脱布朗基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的威胁性控制——而改变。1871年至1872年间，马克思花了大约18个月的时间修订出版《资本论》德文第二版。1871年，他写了几封短信寄给一些杂志（包括《泰晤士报》）的编辑，内容涉及巴黎公社和发生在巴黎的事件的不实新闻报道。马克思还撰写了《法兰西内战》，并发表了很多公开演讲（主要是关于巴黎公社的）。1872年1月中旬至3月，他和恩格斯一起撰写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3年4月至7月，他们又共同撰写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马克思一直在编辑（事实上是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虽然经常被健康问题打断），这个版本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修订。1874年4月至1875年1月，他对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做了摘要。

　　1875年4月至5月初，马克思起草了《哥达纲领批判》。1878年6月，他在《每日新闻》和《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发表了几篇揭露洛塔尔·布赫尔的论战短文和一篇关于第一国际历史的文章。1876—1878年间，他还参与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构思，甚至撰写了完整的一章。在1870年修改了《资本论》第二卷大约一半的手稿后，马克思于1878年7月重拾该卷。但是，正如琼斯所指出的，不知为何他只写了七页便没有再继续。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撰写了给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接着在10月写下另一份文稿——然而这两份文稿的大部分都是由恩格斯起草的。1880年5月，马克思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以及法国工人党的纲领分别撰写了导言。1881年2月底至3月初，马克思写下了给维拉·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四份草稿。1881年间，马克思还为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撰写了评论。

　　1869年，马克思已经熟悉了商业算术，此后（特别是从1878年开始），他的数学研究变得更加系统化，写下了数学笔记和两份关于微分学和导数函数定理的手稿。他的地质学笔记可以追溯到1878年，人类学笔记可以追溯到1880—1882年。令人不解的是，如果马克思在1860年代末和1870年代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缺乏完成《资本论》的精力，那么如何解释他对第一国际、巴黎公社、俄国农业及其组织的研究，或者他在地质学、数学等领域的研究上所花费的精力呢？现在越来越多的马克思学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对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关键部分的怀疑和不断变化的想法阻碍了《资本论》的最终出版。他们找出了一个或多个假定的关键矛盾，这些矛盾要么导致马克思大失所望，要么阻止了他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些观点。

　　一些学者提出，马克思未完成《资本论》的原因是第三卷中的生产价格理论与第一卷中的价值理论相矛盾。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嘲讽过的意大利经济学家阿基尔·洛里亚在他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阐明了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资本论》第一卷）转化为生产价格（马克思去世之后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并指出：“这个所谓的解决方案非但没有拯救受到威胁的学说，反而给了它致命的一击，并意味着对它声称支持的东西的断然否定。因为，对于一个知道作者自己已经冷静地准备抛弃这个学说的人来说，第一卷中价值对劳动的还原学说还能有什么意义？对于马克思在发表这份所谓的辩护时的犹豫不决，我们有什么理由感到惊讶吗？”然而，正如鲁道夫·希法亭在1902年已经强调的，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形过程的阐述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写下的，因此这个问题会导致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三卷这一点很难令人信服。

　　马克思意识到他关于“转形问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不完备之处，因为他在生产价格中只表述了产出而没有表述投入，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此外，马克思认为自己处理剩余价值与利润、价值与价格等问题的方式优于古典经济学家。

　　以上所述有力地证明了不能把后来被称为“转形问题”的矛盾作为《资本论》未完成的原因。欧根·冯·庞巴维克于1896年发表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使得“转形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作为一个严重的矛盾得到关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问世前出版的《资本与利息》一书中就已经指出，马克思的转形问题是无解的，而且马克思知道这是事实。出于将马克思从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剽窃指控中解救出来的使命，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提醒马克思的研究者，李嘉图学派和洛贝尔图斯都知道“价值规律的矛盾”，但是：（1）他们中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3）它将很快发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恩格斯写道：“那些想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做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么，我们就愿意同他们继续谈下去。不过他们最好是快一点。这个第二册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册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册，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等到这个第三册出版的时候，洛贝尔图斯这个经济学家，就用不着再提了。”最终，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三卷不是在“几个月后”，而是在10年后，他花了很多篇幅批判性地回顾了许多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发现这些方案不是错误的、零散的，就是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方案。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主流解释强调了决定性的一面，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主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取代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必然取代奴隶社会，正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的更替是欧洲现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笔记本Ⅶ中，马克思强调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贸易瓦解了旧的社会关系，但是瓦解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性质，因此印度社会——或者一般来说，所谓的“亚细亚共同体”——几乎没有受到干扰。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为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未来的预示。

　　琼斯认为，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俄国公社不仅在封建主义中幸存下来，而且与资本主义共存，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及其导致的扩张并未瓦解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同样，琼斯指出，马克思还发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解放了农奴，却并未导致他们大规模无产阶级化，这与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大部分情况相反。

　　针对这些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在1870年代之前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笔记时，他就已经在努力运用他认为一直在起作用的机制。然而，这并没有阻止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而是促使他按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考察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后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再坚持过去所认为的那种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所谓普世模型。例如，1872—1875年的法文译本就证明了这一点，该译本在序言中指出：“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向那些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甚至这个也不是普遍规律。马克思还修改了他以前撰写的关于“原始积累”的章节。然而，这样的修正只是澄清，并不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想法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马克思当然有理由重写他手稿中的段落，而且毫无疑问，在研究俄国公社时，他对经济形态并非必然演进的见解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但是，像琼斯那样声称《资本论》第二卷是马克思因历史唯物主义的致命矛盾而有意未完成，似乎是错误的。诚然，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同时日益意识到，如果他想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推迟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写作进程。然而，从马克思在1870年代对手稿的改写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其实并没有像琼斯所说的那样，真正纠结于扩大再生产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纠结于关于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理论。至于对“资本主义关系在全球扩张”进行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们必须等到罗莎·卢森堡1913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而对于资本主义如何以及通过什么途径从封建主义中产生的问题，则必须等到莫里斯·多布在1930—1940年代的研究（尤其是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研究》）。

　　在关于马克思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他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另一个原因，即他越来越怀疑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之间）中提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罗斯多尔斯基在他关于《资本论》形成的权威研究中指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的。此外，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的区别、如何定义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何以是剩余价值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重新分配的结果等内容都已经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尽管不如在《资本论》中完善。只是，与《资本论》相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论述是基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利润率下降，但也提到了一些延缓利润率下降的因素。然而，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进行了不同的论述，列出了更多的延缓利润率下降的因素。此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被视为减缓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在《资本论》中则被视为起反作用的因素。马克思在1861年12月—1862年1月的手稿（笔记本XVI）中指出，利润率下降规律转化为一种趋势。只有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才会有单独的一章论述对这个规律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认为，推翻资本主义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本自身通过利润率下降规律所导致的。此后，即在1861年以后的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而不是琼斯所暗示的从1870年代开始），并未将这一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大崩溃”联系起来。这很难成为导致马克思的手稿一直处于不完整和未完成状态的重大理由，诚然，他似乎从未对自己的著述感到满意，并一再重新阐述他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看法。如何分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剩余价值率和资本价值构成同时产生的影响？马克思一次次回到他的基本公式，一再阐述并经常运用他对微积分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表述他的理论，即在讨论“规律”之后列出了起反作用的因素，特别是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尽管马克思试图利用数学来提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变化与利润率之间存在明确函数关系的努力并未成功，但他发现自己的理论已经足够有力。

　　海因茨·库尔茨最近指出，马克思通过研究农学认识到，他对利润率的长期过程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而李嘉图的技术变革理论（这种变革抵消了收益递减）最终很可能是正确的。马克思批评李嘉图：（1）把边际土地上农业产出的生产成本等同于价格，因此只承认级差地租的存在；（2）认为土壤肥力的差异几乎完全是自然生产力差异的结果，与人类及其改善土壤肥力的行为无关。库尔茨问道：“李嘉图所提及的农业收益减少真的错了吗？马克思声称资本家对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关注必然导致土地和自然的荒漠化，这难道不是一种与李嘉图的静态推理相等同的动态论证吗？因此，马克思会去研究德国农业和生物化学领域的杰出先驱李比希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土地耗竭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研究过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有据可查的。马克思的确和李比希一起为资本主义在农业上的破坏性发展寻找权威论据，认为这是由于土壤自然肥力的耗尽。但是，他对李比希的研究与其说与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怀疑有关，不如说与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和关注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变化的和繁杂的关系有关——马克思使用了“物质变换”（Stoffwechsel）这个术语。

　　最有可能的是，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类似，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毁灭性影响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关键的辩证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不断革新生产力因而是进步的观点，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如何破坏并最终摧毁自然和人类。正如他所指出的，农业中的级差地租与低肥力土地无关，而是与改良土壤有关。当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耕地的租金就会增加，利润份额就会下降（考虑到实际工资率)。这一见解显然让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卷土重来。

　　然而，令人怀疑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的本质的论述是否会让他根据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修改手稿。利润率的长期行为（the secular behavior），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其背后的机制与那些因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性剥削而导致土壤肥力枯竭的机制完全不同。一种“李嘉图式的”理论认为，由于稳定的土地损耗，地租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将会上升，这种理论将补充而不是反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因为这种下降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和危机不断增加。正如迈克尔·克拉特克所指出的，把马克思深刻的农业研究视为对绝对地租理论的修正会更有说服力。

　　第二卷手稿到达恩格斯手中时的情形，清楚地说明了《资本论》未完成的状况。恩格斯处理该卷手稿时遭遇了很多困难，他在序言中指出：“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V稿重新改写了；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这样就产生了第VIII稿，这是一个只有四开纸70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II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第十七章（在第二篇中）涉及剩余价值的流通以及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定，而第VIII稿体现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一章，也即第二十一章。在第十七章中，马克思研究了可用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它在资本家和工人购买产品（包括黄金）方面的作用，以及它在实现剩余价值方面的作用。这一章很难理解，但也启发了许多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从卢森堡到亨利克·格罗斯曼和奥斯卡·兰格)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接下来的章节涉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或者说研究宏观经济层面的流通。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提出了再生产理论，该理论后来成为分析宏观经济均衡条件的工具。根据恩格斯在序言中提及的他编辑这些章节所使用的材料，可以推断出马克思致力于构建这一理论体系，这些材料使他能够描述社会总资本在一个经济体的两大生产部类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循环过程如何必然导致经济体的简单或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发现了保持生产领域中价值构成的一定比例关系对于顺利实现再生产至关重要，而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第二卷的章节同样被指责为缺乏实证支持：“卡尔没有为《资本论》第二卷提出的问题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这种判断似乎非常不公平，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几乎没有历史数据或统计数据来说明这种机制在起作用，更不用说支持扩大再生产的理论阐述了，我们必须等到1930年代才能获得至少可以部分用于“实证叙事”的详细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然而，正如马克思在1870年代的笔记和通信中所表明的，他试图用详细的实证资料来补充他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分析。

　　马克思运用再生产理论探讨了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可能通过与第二部类（消费品）各部门之间的交换来实现的各种途径，并得出结论：只有当消费的第二部类以前贮藏的折旧基金数额与第二部类更新的固定资本总额达到某种平衡时，再生产问题才能获得稳定的解决方案。这样一种平衡——马克思称之为“再生产规律”——显然表明了再生产过程的脆弱性，以及这一过程是多么容易被打断。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到了会破坏“再生产规律”的各种因素，并研究了信用制度的作用、投机、货币积累及其对价格和利息率的影响、现有资本的定期贬值、原料和农产品价格的突然波动等等。与再生产过程的脆弱性相关的还有将“贮藏”的折旧基金用于各种投机目的，这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关于投机引起危机的笔记，这是他研究过的一个重要主题，但一直未得到充分探讨和阐述。

　　马克思的结论很有可能解释了（至少部分解释了）他对主要经济体的周期性危机如何演变的数据及最新情况的持续兴趣。在1874年5月18日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说自己“为第二卷搜集了大量新材料”。在1879年4月10日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推迟出版感到高兴：“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如此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稳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将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引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第三，我的医务顾问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我认为一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870年代，马克思即使不是连续地、至少也是定期地阅读各种材料，了解在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又是如何被主要生产领域的不平衡和不相称的扩张所打断、同时也被货币和金融的动荡和危机所打断的。可惜的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没有发现这个结论的踪迹，但从马克思的笔记本B11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认为1866年的经济危机是由投机和金融欺诈引起的。乔奥·德·保拉等人有力地论证了笔记本B113包含了一组连贯的摘录笔记，这些笔记来自马克思了解1866年经济危机的五个相关信息源。这些笔记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一般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评论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这些笔记也显示了马克思的分析处于怎样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为这些笔记没有展示马克思关于这一主题的进一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兴趣，也肯定不是对金融和货币不稳定问题及其在经济危机爆发时的作用的详细的或连贯的看法。

　　这把我们带到了很久以后才得到运用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以及对不间断的再生产过程的阻碍因素的理解，例如，兰格在1950年代对再生产周期的数学研究，以及琼·罗宾逊经常遭到误解的《资本积累论》。在进行这些（以及其他）研究的近80年前，马克思显然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完成再生产和积累循环的理论，甚至他的数学研究也还在进行之中。马克思可能想通过对这种呈周期性不稳定状态的现实世界发展的分析，以英国、美国和/或俄国作为研究案例，来补充他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平衡的、正常的再生产的观点。马克思还认识到，如果考虑到金融不稳定的可能性及其与再生产过程和再生产周期的相互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固有的不稳定性就变得更加可怕。

　　正如我们今天从约翰·冯·诺依曼、森岛通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开创性研究中所了解的那样，在基于再生产理论的投入—产出型模型中分析稳定的长期扩张，需要使用矩阵代数和微积分等数学工具。马克思知道，他在扩大再生产的例子中所尝试的解决方案根本不足以分析再生产问题，他显然做了进一步尝试，这是否与他留下的数学笔记有联系？

　　在1858年4月至6月马克思为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下的笔记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对数列和对数的代数阐述。马克思从1863年开始研究微积分，到1870年代早期，他越来越确信应用数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必要性。自1878年起，他的数学研究变得更加系统化，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对微积分的理论和哲学基础的兴趣必须从一个更宏大的、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科学项目中去理解。毫无疑问，除了应用和深化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以及运用数学研究辩证发展过程之外，马克思希望“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从1863年起，马克思的兴趣日益转向微积分，他不仅把微积分作为一种数学技巧来研究，而且研究它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为什么研究微积分，我们尚不清楚，但有学者认为，他的数学研究与他对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持续深化是一致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以偏微分方程阐述了《资本论》中的各种定理。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基础上阐述微分和积分对于为经济周期进行数学建模的重要性，是由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兰格、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米哈尔·卡莱斯基和约瑟夫·斯坦德尔分别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率先提出的。然而，对于许多其他应用，马克思需要一些他不熟悉的数学工具（如布尔代数）或刚刚发明的数学工具（如矩阵代数）。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认为，除了简单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地位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之外，马克思的手稿中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资本论》没有完成。当然，他持续与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作斗争，但是如果这些问题阻止了他准备出版自己的作品，那又如何解释马克思在去世前不久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对他的手稿“做出点什么”，从而佐证他支持手稿中的观点，而不是对它们有严重的怀疑。那么，一本将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并影响了如此多的人的著作，在作者生前却一直没有完成，尽管一切（或几乎一切）都存在并被记录下来，这怎么可能呢？马克思的个性和他的一些性格特征是否也要承担责任？

　　似乎有可能的是，马克思的疾病和他的思想发展，加上他对完美的渴望，把他带到了一个自认为不可能完成他在1860年代前半期所写的东西的境地。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写道：“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册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

　　马克思在1844年《德法年鉴》时期的合作出版商阿尔诺德·卢格这样描述他对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印象：“他什么也没完成，放弃一切，重新投入到无尽的书海中。”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也提到马克思对完美的渴望：“马克思永远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他总是做一些改进，也总是认为他作品的翻译不如他想表达的内容……。”

　　抑或如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所说：“马克思留下了《资本论》三卷中的两卷手稿供恩格斯编辑。拖延的一个原因是马克思是完美主义者，不断地重写和扩展他的手稿，阅读更多的书籍和文章，他的研究似乎永无止境。另一个原因则是需要分析和评论当前的现实发展。”马克思一定觉得自己与其他几卷一起站在了未来工作的珠穆朗玛峰前。通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他已经设定了科学的（和文学的）标准，他的朋友和敌人将根据这些标准来评判其他几卷。

　　乍一看，“马克思的完美主义，加上一些遗留的理论问题，以及他收到的关于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新信息的泛滥，使得他无法在1870年代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观点，从他明显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来看似乎是不可靠的。原因很简单：与《资本论》第一卷不同，马克思希望《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出版这本书是为了“从根本上”迅速打击“蒲鲁东社会主义”，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

　　也有可能是马克思对第一卷收获的相当冷淡的反应大失所望，但又觉得有必要改编、修订或扩充他1864—1865年的其他卷手稿，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完成出版工作。然而，第一卷的法文译本和俄文译本有望获得成功，马克思出于追求完美的热情，花了大量时间对其进行修改。同时，鉴于手稿的状况，加之担心由于未来几卷中某些部分的不完美而影响读者眼中第一卷的形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推迟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而是更多地阅读和研究各种相关的主题，如美国和俄国的农业和土地所有权、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危机、投机和货币发展等，马克思1876年4月4日致弗里德里希·左尔格的信和1879年4月10日致丹尼尔逊的信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完美主义，加上他对知识的兴趣,很可能是没有完成《资本论》的主要原因，这也解释了他在1870年代对俄国、数学、地质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梁赞诺夫就此指出：“为什么马克思要在这个系统的、基本的总结上浪费这么多时间，或者说花费这么多的劳动，直到1881年，他生命的第63年，对一本地质学的基础书进行一章一章的总结，这是不可原谅的迂腐。另一个例子是1878年，他收到了一本摩尔根的著作，他对摩尔根做了详细的总结，以极小的字迹做了98页笔记（你应该知道，他的一页手稿相当于至少2.2个打印页）。老马克思就是这样工作的。”马克思的许多笔记显然与他的《资本论》直接或间接相关。他对农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850年代，一直持续到他于1883年去世，他阅读了李比希、奥古斯特·冯·霍夫曼和弗里德里希·凯库勒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笔记，他的研究是出于农业技术进步在从手工业到工业生产的转变中的重要作用，也与他的地租理论相关。然而，马克思写于1878年的与农业相关的地质学、矿物学和化学笔记（2011年首次发表在MEGA2上，有近657个印刷页）包含大量手绘，例如描述地质剖面和具有个别地质时期特征的化石，但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评论。显然，马克思对这些自然科学的兴趣并不纯粹是功能性的（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素材），在他的兴趣背后是理解自然的需要，这样他就可以在以后的阶段将获得的洞察力整合到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中。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写于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包含他对路易斯·摩尔根、约翰·菲尔、亨利·梅恩等人作品的阅读摘录和评论。马克思的兴趣显然与原始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也与他在1841年至1846年间的思考和写作有关，此外，还可以找到一些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内容相关的段落。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出版者劳伦斯·克拉德认为：“1857—1867年马克思创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这段时期基本上延续了1841—1846年间涉及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持续到1879—1882年他更为系统地研究人类学的时期。这种方法变得越来越具体：它关注人类社会的演变，关注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及其对立，关注农民合作社的演变，关注家庭与文明社会的关系，关注国家和社会，关注社会分工与其非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原始人类被当作一个范畴，是对原始状态的抽象，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化相对立，而不涉及特定的原始民族，这里点明了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和现代欧美国家。在《人类学笔记》（1879—1882年）中，马克思把特定的原始民族进一步具体化为确定的社会制度。”与马克思的地质学、矿物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笔记相似，他的数学笔记虽然包含着可能对经济学著作有用的摘录和挖掘，但肯定有更宏伟的目标。马克思似乎认为他可以将在笔记中获得的启发和知识整合到辩证唯物主义中去。

　　《资本论》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手稿写于1863—1865年，在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之后，其他几卷的出版迫在眉睫。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和记者偶尔会被告知“第二卷”正在路上，有时又会被告知他在整合新的相关材料。因此，所有人都对未来要出版的几卷抱有很高的期待。当然，马克思患有溃疡、肝病和失眠症，在1870年代，他几次去现在的斯洛伐克和德国进行温泉疗养。然而，自1880年代初马克思的个人生活遭遇了几次严重的打击之后，至少在他最亲密的朋友看来，他已经越来越缺乏完成《资本论》的精力。在那时，马克思已经让他的女儿爱琳娜请求他的朋友和1844年以来的合作者恩格斯对手稿“做出点什么”。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沮丧地发现，手稿的绝大部分还是草稿，正如他几个月后向倍倍尔抱怨的那样：“引文没有条理，随便记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日后选用而搜集起来的。”自1870年以来，恩格斯一直住在伦敦，几乎每天都去看望马克思，如果有人知道手稿的未完成状态，那就是恩格斯，但他也不知道。在《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这样描述手稿：“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做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直到1885年1月，恩格斯才把《资本论》第二卷准备好交付出版商，而对《资本论》感兴趣的读者不得不等到1894年才得以目睹第三卷。

　　我不想假装已经解释清楚了《资本论》为什么没有完成，就1870年代而言，当马克思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手稿中时，复发的疖肿疼痛和肝脏问题无疑耽误了他的工作。但是，考虑到马克思在此期间完成了许多其他任务，如果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在马克思的优先事项清单上，其他事务怎么可能阻止马克思完成《资本论》？

　　那么，《资本论》手稿的实质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马克思认为恩格斯能够对这些手稿“做出点什么”,那么这些手稿又是如何促使马克思重新考虑他的早期手稿呢？几乎每一个在《资本论》中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被马克思主义学者用来作为这本书没有完成的原因。然而，正如我所主张的，其中一些或新或旧的理由远不能令人信服。多年以后，马克思不得不重新思考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显带有决定论倾向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认为他在1861—1867年期间有所转变。至于劳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可以说，当马克思继续全力解决这两个问题时，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不够完美，但其瑕疵并不足以为《资本论》未完成提供充分的理由。

　　一个值得重视的可能性是，马克思没能成功地将扩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与用再生产理论分析稳定的经济扩张统一起来，正如前文提到的，马克思关于微积分和微分方程的笔记中至少有一部分与这个问题相关。然而，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数学工具“非负矩阵代数”当时还没有出现。直到1930年代冯·诺依曼和1950年代兰格的经济扩张模型相继问世，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是，马克思在1860年代前半期写作手稿时遇到的所有实质性问题，以及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再加上马克思的完美主义性格和他对知识的无限渴求，一再使他沉浸于研究诸多领域最新的科学发现，从而阻碍了《资本论》手稿的完成，这一点从马克思拼命阅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领域到金融恐慌的最新材料就可以看出。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手稿时使用了这些笔记中的大部分，但肯定不是全部，似乎他认为他的朋友最好结束阅读，并去完成自己的巨著。

　　（作者：吕多·屈佛尔（Ludo Cuyvers），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译者：梅沙白，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译文有删减。）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3期—《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2020年第84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