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历史, 《资本论》 的理论和方法如何与各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 走出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仍然是我们的时代主题。正确认识 《资本论》 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去的基础和前提。本文认为马克思写于1877年和1881年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以下简称《致信》) 和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含《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初稿、二稿和三稿], 以下简称 《复信》) 是他在《资本论》出版时对其理论及当代价值原初阐释的再次阐述。这体现了马克思对基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而得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为科学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规律, 以及运用这一规律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新发展。

　　所谓《资本论》 当代价值的原初阐释, 就是指在 《资本论》 及其手稿创作和出版时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序言” 和以《资本论》 各种版本 “序言” “跋” 的形式对于《资本论》当代价值的阐述和说明。人们公认, 马克思阐明了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发现和阐述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呢?是因为他经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或者说他准确地掌握了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材料,并且对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律都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进而从中抽象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吗?显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脱离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而抽象地存在,马克思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律,并对这些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抽象的“天才”般能力。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的贡献就在于,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和阐述了唯物史观,并进一步将唯物史观运用于《资本论》,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典型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规律。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页)如果把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比喻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高级阶段所进行的“人体剖析”,那么在此基础上他利用《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再回过头来对以往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的剖析就可以称作简单娴熟的“猴体解剖”。事实上,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正是以其毕生精力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由此他才有可能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回顾和剖析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在批判性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时,他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必将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的经济运动规律。然而,对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研究成果的阐述,马克思一直到1883年去世之前都没有完成。是恩格斯晚年执行马克思的遗嘱,在马克思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笔记的基础上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完成了对人类社会初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证。不过从思想成长过程综合来看,马克思《资本论》所取得的政治经济学成果,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区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阶段的划分标志就是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2页)在不同历史阶段,代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就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讲,英国和法国是西欧的中心,西欧又是全世界的中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典型形式,由此推导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但是他并没有将《资本论》所揭示出来的经济规律的当代价值局限在英国。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所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及其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对于全球已经走进和正在走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来说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不可改变的规律。《资本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形式的分析及其理论成果对于德国具有重要的现实引领作用。针对德国工人阶级可能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而麻木不仁或者以为这些事情离自己还远的情况,马克思忠告德国工人阶级“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他在警示德国工人阶级在承受资本主义剥削方面具有与英国工人阶级同样命运的同时,也告诉德国工人阶级,在走向新社会的征程上,落后的德国也和先进的英国一样具有走向共产主义的前景。马克思说:“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同上,第9-10页)对马克思的这段话有人只是片面地援引破折号以后的部分,并且匆忙得出结论:对于任何一个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资本来到世间不可阻挡,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逾越。我们则认为,如果把破折号以后的内容与破折号之前马克思的整个文字结合起来看,马克思说的正是落后的德国可以和先进的英国一样走分娩共产主义的道路。(参见丁堡骏、刘泽)这就是德国工人阶级认识经济规律利用经济规律,让经济规律服务于德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不仅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英法资本主义体系给予批判和否定,而且在1873年写的第二版“跋”中还分析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命运,在其能够客观地概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成熟,当1848年以来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成熟,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从英法两国的阶级斗争中消极地总结教训,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始终没有机会得到发展和变得成熟。马克思得出结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8页)可见,在《资本论》及其“序言”和“跋”中,马克思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了。按照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条件早已在形成过程中了。《资本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宣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实际历史趋势的理论把握。

　　1872年《资本论》俄文译本在圣彼得堡出版,俄国社会出现以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理论和方法的严重误读。他们将《资本论》对于俄国的当代价值误读为俄国必然要以“原始积累”为模板走俄国公社解体并私有化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无法容忍这种误读,于是他先后撰写了《致信》和《复信》。在这两封书信中,马克思着重阐述了对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东方社会,读者在阅读《资本论》时所应坚持的对其理论和方法的正确价值取向。这是马克思以东方社会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为背景,对《资本论》当代价值所作的再一次阐释和升华。

　　(一)《致信》的重要思想内容

　　《致信》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第二部分马克思对这一理论观点展开了论证。如果说一般的读者对这一文本的理解有一定困难,那么这种困难就产生于他们不熟悉马克思所利用的有关文献及其辩证的阐述方式。《致信》中马克思所谈论的《资本论》理论和方法,以及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指导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是通过与自己持对立观点的米海洛夫斯基的交流和对话进行论证的。

　　1.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建设共产主义的历史机遇

　　准确把握《致信》的思想内容,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究竟要向《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编辑和读者说明和澄清什么问题。在《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中,米海洛夫斯基在为马克思进行辩护时,描述了《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第六章第二节“所谓原始积累”的思想内容。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在复述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内容之前,特别加了一段文字:“在《资本论》第六章,有一节题目是《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马克思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初阶段的历史特征”。(米海洛夫斯基,第30页)在陈述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内容之后,米海洛夫斯基又强调说:“但却不止于此,而是分析了整个哲学史观。这种哲学史观立意新颖,对我们俄国人来说尤甚。”(同上)马克思不能接受的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对于《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的泛化理解,即把《资本论》解释成包含有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必然走向资本主义这一判断的著作。马克思纠正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一误读,是从《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是否存在俄国案例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细微的问题入手的。

　　马克思否定《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部分包含有俄国原始积累的例子。他指出,“原始积累”一章中没有任何一处谈及俄国的“原始积累”。米海洛夫斯基“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的批评性插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40页)从马克思的“找不到”和“不得不抓住”等用语,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原始积累”内容的方法论的泛化理解并且进一步牵强附会地用来解释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必然走向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持的完全否定态度。

　　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中,马克思写道:“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由过度劳动、分工、机器的奴役、未成年人和妇女身体变畸形、极差的生活等等造成的破坏人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完全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01页)米海洛夫斯基将这段文字当作是马克思给俄国开出以西欧原始积累的方式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药方的依据,并且强调马克思是在诚实地、没有隐瞒这条道路上劳动人民将会遭受悲惨命运的情况下给出的药方。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种误解,马克思申辩到:“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从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40页)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承认两点:第一,马克思所谓的“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就是批评赫尔岑舍近求远,作为俄国人不是从俄国现实和俄国的官方和民间资料掌握俄国“共产主义”。马克思这里充其量不过是批评了一种不深入实际调查的学风。第二,批评赫尔岑对欧洲人口危机给出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解决方案。马克思所说的“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解决欧洲人口危机,是批评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理解马克思反驳米海洛夫斯基错误观点的关键,就在于要把马克思反对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与反对赫尔岑所在的民粹派为自己祖国寻找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道路这两者区分开来。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自己过去对赫尔岑的批评意见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绝不能以此来代替马克思对于俄国民粹派为自己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否定意见。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自己批评赫尔岑的学风、批评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与现在产生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误解相比,赫尔岑的这些错误是次要的枝节问题。马克思支持俄国人探索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全新发展道路。

　　马克思通过文献回顾表明自己对俄国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观点的赞成和支持。为了说服《祖国纪事》的编辑、读者和米海洛夫斯基,表明自己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观点的一贯性,马克思又作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文献梳理和考证。他回顾了1873年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经济思想史上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更进一步地为了加深这种确切性,马克思认真梳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公社问题上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俄国公社发展道路问题归结为:或者摧毁公社通过原始积累的途径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保留公社并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走向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明确主张后一条发展道路。马克思则公开表明自己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

　　马克思郑重地宣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43页)尽管有人对于马克思这段文字所表达的不赞成俄国走向解体农村公社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主张俄国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径直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结论还持有异议,但是马克思这里的理论观点是明确的。我们要补充的是,从马克思和丹尼尔逊的通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确实在此期间阅读了丹尼尔逊1879年2月寄送给马克思的关于“近十五年”俄国财政状况和财政政策的资料以及大批书籍包括珍品书籍,由此可见,马克思这里的结论是通过认真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

　　2.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着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道路的论证

　　首先,马克思指出《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那一章的本意,只不过是想描述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中脱胎出来的。这一运动在英国率先完成,欧洲其他国家跟着陆续完成。因此,这个理论的应用范围就是欧洲,它不适用于解释欧洲以外的俄国。如果硬要用《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解释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那么,“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同上,第145页)原始积累方法对于一个将自己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为要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说才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国家要想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剥夺个体农民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仅此而已。到此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强调1861年以后的俄国存在大量的原始公社,存在着不瓦解公社径直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机遇,但绝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俄国人都能认识并且抓住这一历史机会。

　　其次,马克思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将仅仅适用于解释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原始积累”理论,泛化为适用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明确表示,米海洛夫斯基的这样一种观点,“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同上)。马克思以《资本论》的文本为依据,说明了古罗马土地所有制解体但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俄国公社来说,公社解体以后,可能的发展道路还有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等多种可能性。只有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共产主义的发展趋势,才使得俄国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解体,具有直接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的可能性。

　　最后,马克思将米海洛夫斯基对唯物史观的误读上升到根本世界观的错误。马克思说:“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同上,第146页)马克思强调,“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同上,第145-146页)在这里,马克思事实上为我们概括出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变化和历史演进的方法。

　　(二)《复信》的重要思想内容

　　在《复信》和《致信》中,马克思回应俄国读者的都是对于《资本论》理论和方法的同一种误读,米海洛夫斯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误读为一个教条化的公式或模板,由此得出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必然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结论,因此两个文本在逻辑上基本一致。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致信》是马克思以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为对象而阐发的反驳意见,而《复信》及其三份草稿的情况则不同,主要针对查苏利奇通过一封来信向马克思反映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教条化的误读。由于马克思不掌握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著作误解的具体的文献细节,所以他在《复信》中批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也只能是比较抽象的和笼统的,但是从查苏利奇向他提出的要求看,马克思最初显然是试图通过类似于草稿所展示出来的长文来回答俄国读者。在三份草稿中,马克思已经展开了自己对于俄国公社的性质、历史和现实发展条件的分析,并试图将分析的重点放到回答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这个更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上。

　　首先,马克思始终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以及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大趋势作为对俄国公社及其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对俄国公社可能的瓦解走向复杂的历史曲折道路和可能的保存下来、通过继续发展走向新生的各种历史条件;最后,马克思综合各种力量对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可能的发展道路给出了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结论。因此,这事实上展示了一个系统的唯物史观分析非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新范式。

　　此外,解读《复信》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文本选择问题。很多人片面强调《复信》最后定稿的重要性,而否定三份草稿的意义。在我看来,最后定稿只是一个简短的结论性表达,而不是一个丰富的、充分展开说理的文本,而三份草稿所提供的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过程和范式,对于全面掌握《复信》的思想方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提出以《复信》定稿为基本结论文本,以其他三份草稿中的分析过程和分析范式为重要参考文本,综合阐述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

　　解读《复信》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把握马克思对这封《复信》迟滞回复和没有展开充分论证的原因说明。很多人知道马克思因为受到自身健康的影响而选择简单回复,不知道马克思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存在着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复信》第二稿中,马克思写道:“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完全相反的观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71页)可见,马克思对查苏利奇来信中所描述的在俄国经常有“马克思主义者”鼓吹按照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公社注定要灭亡的情况并不认同。换言之,马克思并不相信在俄国有那么多自己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需要加以教化。这两个原因导致马克思决定放弃长篇大论而以简短的书信形式回复查苏利奇。

　　1.《复信》对于《致信》的理论高度提升

　　在《复信》中,马克思坚持《致信》中关于《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仅仅限于解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而不适合解释俄国公社解体的观点,但是在论证的理论高度上有明显的提升。与《致信》不同,在《复信》中马克思以《资本论》文本为依据,澄清“原始积累”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同上,第482-483页),马克思强调“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同上,第455页),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和“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论证俄国农村公社必然解体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是文不对题的。由此马克思证明了“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同上,第483页)。有人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声明匆忙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在俄国公社的命运和俄国社会可能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不持观点。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之所以作这种澄清,首先是要洗去米海洛夫斯基泼给《资本论》的“污水”;其次,马克思还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全新观点。

　　马克思强调,“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同上)在这里可以发现:第一,“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这是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明确观点;第二,“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这是马克思对于自己这一观点具有科学依据的情况说明。对于“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马克思用了一个“可是”提出了这一观点成立的条件:“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83页)因此马克思在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是有明确观点的。

　　2.《复信》中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观点的理论论证及其分析范式

　　就三份草稿而言,马克思都鲜明地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原始积累”论证俄国公社灭亡的必然性,是对《资本论》理论和方法的严重误读。此外,马克思进一步回应把俄国公社的命运说成是必然解体走向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错误观点。对于前者马克思已经在《致信》和《复信》定稿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所以我们接下来着重关注后者。

　　马克思认为,由于各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结合,在俄国全国范围内至今仍然存在着的大量农村公社,这些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而发展起来。进而,他对这种农村公社能够获得新生的客观历史条件给出了说明。“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上,第456页)这个论证显然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从肯定的角度论证俄国公社可能的前途和命运,“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另一方面从否定的角度说明俄国公社可能的前途和命运,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也不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这里人们难以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得不回到马克思1845年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那里,马克思说:“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论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世界历史进步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以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更替而向前发展的。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过程中,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也不是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都划一的、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完成的。对于那些能够称得上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成就而言,是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在西欧资本主义以后的国家或民族,要么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化,这样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成就和一切灾难就都会在这些国家和民族重演;要么它们站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巨人的肩膀上再进一步,这样就可以不通过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卡夫丁峡谷走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不仅正面阐述了自己的关于俄国公社命运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还驳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分析了原始公社演进的历史——古代类型的公社、日耳曼公社或塔西佗所描写的公社、毛勒所描写的公社、阿富汗“农村公社”或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形式。马克思认为俄国

　　公社是属于日耳曼公社或“农业公社”,而“农业公社”与较古代的公社相比具有如下特征:(1)非血缘亲属关系;(2)房屋及其附属园地私有;(3)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俄国公社的二重性质:一方面是公有属性,使得社会关系稳固;另一方面是私有属性,使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由俄国公社二重性得出俄国公社的两种可能的前途和命运:“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61页)可见,马克思绝没有说俄国公社只有一条发展道路。此外,马克思还结合俄国实际的官方资料和其他资料具体分析和研究了俄国公社所面临的空前危机。尽管俄国各种反动力量对俄国公社都露出了凶恶的獠牙,但马克思还是坚持“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同上,第469页)。马克思恰恰不是对俄国公社的发展前途持完全悲观的态度,而是一直鼓励和支持俄国人民探索走出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来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发展道路。

　　通过对于《致信》和《复信》及三份草稿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文本既给出了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着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析结论,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一个东方社会国家发展道路的新范式。

　　20世纪世界历史变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东方社会国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色。《致信》和《复信》体现了马克思将自己基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为科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运用到研究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综合和升华。

　　第一,《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是解释英国乃至西欧国家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但是它不是解释尚未走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必然通过这条道路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泛化为一般理论,将《资本论》解读为东方社会国家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这是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严重误读。《致信》和《复信》两个文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指导东方社会国家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价值的科学阐述。

　　第二,《致信》和《复信》两个文本以《资本论》的理论及其运用为切入点,体现了《资本论》的方法论是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统一。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一直存在不同理解。葛兰西认为,唯物史观是“从来不曾被它的创始人所系统地阐明过的世界观”(葛兰西,第69页)。问题是对唯物史观的性质、功能和意义有不同的认识,自然对于唯物史观的表达形式就有不同的预判。说马克思没有系统地阐述过唯物史观,这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不是马克思没有系统地表述过他的唯物史观,而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不符合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内的思想预判。拉法格、考茨基、梅林等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是分析历史的方法和指南的意见,但是,由于他们在头脑中还有一个唯物史观是普适性的、能够解释一切历史变迁的“一般理论公式”,他们事实上还是将唯物史观看作是某种固定的格式化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早期的卢卡奇、柯尔施到后来的萨特、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存在解释盲区,进而提出对其进行重构或重建来创立哲学体系,然而他们都有一个根本缺陷:没有认识到《资本论》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存在形式。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3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在“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和“独立的哲学”将没有活动空间了。也就是说,在《资本论》这样的对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进行实证研究的著作出版以后,关于“自我意识”、关于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空洞理论就失去生存空间了。换言之,“独立的哲学”终结了,那么“非独立的哲学”又是和谁相联系的呢?“非独立的哲学”作为方法论“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第三,辩证法只是揭示了事物变化和发展的一般形式,它并不提供论证任何社会历史问题的一般公式和“拐杖”,它代替不了对一定社会历史变迁过程的具体分析。在《致信》中,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原始积累”那一章的末尾,自己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论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前面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44-145页)。马克思的这个说明向我们表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作用的局限性。就是说,《资本论》中“原始积累”一节,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概括,只是在形式上印证了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不是依赖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逻辑公式进行论证的。

　　《资本论》第一卷刚刚问世的时候,杜林污蔑马克思拄辩证法的“拐杖”。杜林说马克思“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蠢话的信誉而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37页)。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驳了杜林的攻击。(参见同上,第140-142页)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等,如果它们离开《资本论》中的商品价值分析、剩余价值分析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就只是一堆形式上的公式。马克思认为,这种形式上的一般公式不能独立地说明任何一个社会的历史变迁。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不在于变,而在于何种事物在何种条件下变,变化的条件找到了,变化的过程和变化的结果也就说清楚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就被揭示出来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认为其第一次阐释了辩证法的一般形式,另一方面又批判其神秘化形式。马克思是严格限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作用程度和作用范围的。马克思强调困难和解决困难的手段同时产生,“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在于辩证法是不是存在,而在于怎么揭示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辩证法,在于揭示这一阶段辩证法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讲清楚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就讲清楚了。可见,按照马克思这里的意见,在具体阐述一个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之外是不存在一个作为哲学的哲学体系的。用这样的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把握似乎又会进入一种新的思想境界。

　　第四,《致信》和《复信》创作,是以马克思《资本论》已经揭示了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以及必然走向灭亡的趋势为理论前提的。在马克思看来,讨论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时候,这个时代的人类社会已经有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起主导作用,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成就与不足。一方面从资本主义时代成就来说,他充分肯定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文明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在这个时代任务完成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就走向反面了,要用革命的方法变革这个旧的社会生产方式。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具体分析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一方面反对俄国的自由派,否定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他们把唯物史观公式化和教条化,反对他们以公式化和教条化的唯物史观论证俄国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

　　第五,分析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之所以存在这种可能性,归根到底就在于1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有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时代成就。这就是“普照的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页),在它的照耀下俄国公社就具有了与历史上的原始农村公社根本不同的性质。因此,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像俄国民粹派思想家所认识的那样在俄国原始公社及其次生形态基础上,不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时代成就为基础,而搞泛斯拉夫主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所强调的是站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所奠定的时代成就基础上,或者说吸收西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时代成就,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的唯物史观以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应该有新的理论概括,《资本论》当代价值的再阐释也是基于唯物史观必须以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具体分析为载体,即体现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而不能脱离这种体系而单独存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基于对起主导作用的生产方式的考察,并综合对各种力量因素的研究,即作历史合力论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作者简介：丁堡骏，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吉林财经大学）主任，《当代经济研究》执行主编，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联合会理事等学术职务，曾任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