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宣言》“引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4次使用了“幽灵”（gespenst）一词。“幽灵”是共产主义的一种隐喻，征兆（symptom）了19世纪30—40年代欧洲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党宣言》不仅意在“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而且还担负着“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重任。“说明”与“反驳”，无不以“幽灵”的征兆为起点，最终又回归于对“幽灵”征兆的认同。可见，“幽灵”并非一种可有可无的“剩余”，而是认识和把握《共产党宣言》理论逻辑的密钥。为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主要围绕《共产党宣言》中的“幽灵”进行探讨，以揭示“幽灵”的隐喻征兆了什么样的共产主义，有何真相，以及共产主义何以成不朽的幽灵，从而深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并为《共产党宣言》的总体性理解与把握提供指南。

　　“幽灵”是19世纪30—40年代欧洲统治阶级对共产主义的一种隐喻，充满了污蔑与敌意。只不过，马克思恩格斯有意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其进行了借用。在当时，无论是对于“旧欧洲的一切势力”，还是对于资产阶级，乃至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都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只不过，“欧洲的一切势力”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敌视和“抵抗”的对象，而广大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充满了疑惑并进行着一种模糊性的体认。“幽灵”的隐喻，有着多重征兆：

　　“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但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却早已传播开来。事实上，在18世纪就已经涌现出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而后来出现的克劳德·昂利·圣西门、沙尔·傅立叶、罗伯特·欧文、埃蒂耶纳·卡贝等空想主义者，不仅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荒诞离奇的描绘，并赋予共产主义浪漫主义般的蕴涵，甚至进行了大胆的和天才般的实验。例如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将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实业制度；罗伯特·欧文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国内移民区”的设想，并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开展了为期5年的共产主义实验。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共产主义已经从法国巴黎的工人秘密团体传播到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地区，并覆盖了更多的阶层和群体。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在欧洲的泛起，进一步加速了共产主义在各国的传播。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显然，“在欧洲游荡”是对当时共产主义镜像的生动描绘，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共产主义的传播情况，也反映出共产主义在当时欧洲所具有的一定影响。然而，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幽灵”，并将其描述为“游荡”之中，又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尚不成熟。当然，这种“尚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思想理论体系的不完善和无产阶级发起的各种解放运动充满着盲目。此外，“游荡”还展现了共产主义力量的相对孱弱和分散，以及共产主义政党建设的滞后。共产主义运动不仅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也缺乏一个强有力政党的组织领导，可谓说还只是处于一种自发性为主的阶段。

　　“神话”了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长期缺场，助长了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滋生及传播，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荒诞的言论与天马行空的主张，使共产主义充满了浪漫和离奇色彩。实际上，无论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还是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乃至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公社”和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在理想社会的设计上无不充满丰富的想象。例如在托马斯·莫尔的视界中“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每一个乌托邦人都可以在市场上各取所需，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都要学习一项专门的手艺。乌托邦人居住的房屋雷同，每100年必须搬1次家，而每个家庭成年人的数量严格控制在10—16人之间，同时他们外套的颜色也都一样，并且必须为羊毛的本色；托马斯·康帕内拉指出，在太阳城，“房屋、宿舍、床铺和其他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是公有的”，太阳城人的服装男女几乎一样，都是白色，1年要换4次衣服，每月要用强碱或肥皂洗1次；罗伯特·欧文认为，私有财产不再存在，每个人都能够公平地取其所得，“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变革，将在不使用暴力的、不发生混乱或任何十分明显的反抗的情况下完成”，整个社会结构可以保持现状，而变革则是悄悄的，在人们所没有察觉之时就已经降临；埃蒂耶纳·卡贝指出，在伊加利亚财产公有，并平等地分配所有产品，伊加利亚人一律平等，“共和国是把食品平均地分配给全体人民”，主权仅属于人民。显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及设想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当时欧洲社会的现实，不仅“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而且神话了共产主义，并使共产主义从此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幻象。与此同时，“欧洲的一切势力”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故意曲解或夸大共产主义的观点及主张，继而使共产主义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并渐渐地沦为一种荒诞离奇的“空想”。

　　“欧洲的一切势力”围剿的共产主义。19世纪初期的共产主义似乎成为密谋与暴力的代名词。在旧制度和统治阶级面前，并非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推动者都像罗伯特·欧文那般主张采取和平和非暴力的手段，他们中的大多数，如巴贝夫、邦纳罗蒂、布朗基等都倡导暴力与革命，并主张以密谋和激进性的行动来推翻一切旧的统治，继而开创一个充满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的新世界。对当时置身于暴力和残酷统治下的广大无产阶级而言，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采取激进性行动与“密谋”，无疑是一种有利的斗争方式和理性的斗争策略。早期共产主义团体的密谋与激进性行动，以及无产阶级频繁的斗争与破坏，不仅扰乱了欧洲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且还威胁到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剧了他们的恐惧感，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为了围剿共产主义这一“幽灵”，“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实际上，当时的共产主义团体，由于指导思想的滞后，组织的软弱涣散，还仅是一种潜在性的革命力量。正如在雅克·德里达看来，“1848年左右，第一国际不得不一直几乎处于秘密状态，那幽灵就曾经在那里……而共产主义本身，根据定义，并不在那里”。至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密谋性活动，以及那些活跃于巴黎半宣传、半秘密的共产主义团体，恩格斯曾批评指出，“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同时他和马克思力主改变那些共产主义团体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并主张改革正义者同盟，以使共产主义变成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现实性力量，从而摧垮资产阶级和“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的围剿并从此开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个新阶段。

　　共产主义的“幽灵”征兆，展现了“欧洲的一切势力”的恶意攻击，同时反映了共产主义尚处于襁褓之中的现实。然而，1848年的无产阶级已经觉醒，革命的烈火已在欧洲大地熊熊点燃，并且“像野火春风一般越过边界、国界甚至海洋”。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先进共产主义者从“幽灵”的征兆入手，在把握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中，实现了对“征兆”的阐释及认同。

　　“征兆”如同人为编织的幻影，唯有经过阐释才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与把握。可谓“征兆不仅可以被阐释，而且它在构成时就期待着被阐释”。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阐释征兆”才能够揭示隐藏在“幽灵”隐喻背后的真相，才能够揭开19世纪30—40年代流行于欧洲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真实面目。因而，“阐释征兆”的过程，也是揭示共产主义“幽灵”隐喻真相的过程。

　　统治阶级对共产主义形象的恶意塑造。在19世纪初期的欧洲，社会形势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相互交织，阶级矛盾横生，日渐崛起的资产阶级新势力和走向式微的封建主义“旧势力”，急于寻找一个共同“抵抗”的对象。恰如卡尔·施密特所指，“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因而，“政治斗争的重大难题和宏伟使命是提供或设计足可识别的敌人形象”。共产主义——这一主张推翻一切阶级统治、诉求社会大变革的新生力量，自然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理想的“抵抗”对象。为了塑造这一鲜明的“敌人”形象，“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和资产阶级将令其畏惧的共产主义指认为“幽灵”，并污蔑共产主义“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乃至要消灭家庭，取消祖国和民族，废除宗教、道德和永恒真理，实行公妻制。实际上，统治阶级对共产主义的诋毁和歪曲从未有过中止，例如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初的《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则是丑化和歪曲共产主义的典型“黑书”。在恩格斯看来，“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统治阶级在各种出版物和公开的宣传中对共产主义的有意曲解和丑化，严重干扰了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认知和判断。共产主义不仅被有意地塑造成一种邪恶的形象和符号，而且还成为一种征兆，并被统治阶级解读为一种入侵现实的“原质”，一种旨在破坏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潜在力量。最终，共产主义被统治阶级塑造成了一种邪恶的“幽灵”，并沦为一切统治阶级敌视、诋毁，乃至镇压的对象。

　　隐藏了社会对抗。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是一场旨在争夺统治权的革命，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则是为了自身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出现打破了欧洲传统的政治规则，它如同“入侵者”一样试图从外部来解构阶级社会的大厦，并力图终结一切统治和“至高权力”（sovereign power）。统治阶级之所以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入侵者”，并塑造了其邪恶的“幽灵”形象，根本的意图恰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Žižek）所言，“召唤外部敌人的目的是转移视线，使人们不再注意问题的真正来源，不再注意体制自身固有的对抗”。欧洲统治阶级所要隐藏的是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内部、封建主义内部的撕裂及对抗，他们试图通过对共产主义的抵抗来转移整个社会的视线，并遮蔽统治集团内部日渐扩大的矛盾与裂隙。他们力图掩饰欧洲社会赤裸生命统治的现实，并干扰人们对社会弊病根源的审视及反思。尽管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欧洲，资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它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旧欧洲的一切势力”从未摒弃“反动”的本质，只不过以贵族、封建主、僧侣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群体也打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号。尽管这种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它对封建和宗法社会恢复的诉求，悖逆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被称之为“封建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无论欧洲统治阶级多么善于转移斗争的焦点，多么刻意隐藏社会的对抗，但是制度与体制弊端必将随社会发展而日渐暴露，阶级矛盾也必会随社会发展而走向激化。“幽灵”仅是一个征兆，“斗争”却一刻未曾停息。

　　证成了共产主义的“在场”。尽管资产阶级与“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幽灵”，但是当时的共产主义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能够摧毁一切统治的现实性力量，因而统治阶级的“幽灵”指认充满了戏谑与诅咒。实际上，共产主义试图打破社会的传统结构及运行机制，主张将“现实的人”从各种桎梏、枷锁，以及盘剥之中解放出来，完成了对社会实在界的入侵。共产主义并非诞生于统治阶级内部，而是一种从“至高权力”外部冲击传统社会大厦的力量，它如同一个来自外界的入侵者，打乱了资产阶级革命逻辑的进程，揭露了欧洲社会的赤裸生命统治真相。事实上，19世纪初期的共产主义还尚未发展成为一种能够彻底打败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及推翻整个社会大厦的势力，因此德里达将其视为一种“将要到来的幽灵”。它的威胁性仅在于偶尔发起的密谋性破坏，以及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势态。当然，“幽灵”般的存在，也是一种存在，并且从侧面确证了共产主义的“在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面对资产阶级和“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的联合，无产者开始组织成阶级，并进而组织成为政党。

　　对共产主义“幽灵”征兆的阐释，并不意味着精神分析过程的结束，而是对“认同征兆”的开启。齐泽克将“认同征兆”视为精神分析的最后一个环节，意味着“在‘过度’中，在事物的‘正常’方式的瓦解中，发现能使我们认识事物的真实机能的关键”。“认同征兆”是一个建构“奇点”的过程，也是使共产主义从被诅咒的“幽灵”变成一种对一切统治阶级造成现实性威胁，并具有强大革命力量，永为不朽的“幽灵”的过程。显然，前一个幽灵为资产阶级和“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所戏谑和诅咒，而后一个“幽灵”则是“认同征兆”的结果，也是对共产主义不朽生命力及现实性力量的一种喻指。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阐发，推动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出场及发展，而他们的追随者将这一理论积极地运用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推动了共产主义理论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及完善，从而使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永不消逝的“幽灵”，不仅游荡于欧洲，更游荡于世界。

　　思想的启蒙。在恩格斯看来，19世纪30—40年代的欧洲，“只有极少数工人理解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和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经济上的对立”，而大多数工人要么沉溺于现实，要么逃避于现实，他们忙碌于生计，不关心自己的遭际，也无暇省思自己的命运，只是浑浑噩噩地活着。为此，需要一个像普罗米修斯般的“盗火者”来对无产阶级进行一场思想上的启蒙。马克思恩格斯承担了这一“盗火者”的角色，他们以《共产党宣言》为武器，对无产阶级进行了一场关于解放、斗争及“全面自由发展”的启蒙。首先，“解放”的启蒙。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为无产阶级编织了虚假的幻象，而实际上它并没有消灭阶级统治，也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现实的悲惨遭际。无产阶级依然生活在各类枷锁和剥削之中，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一旦丢掉工作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因而，无产阶级需要认清经济上遭受剥削、政治上遭受压迫、精神上遭受奴役的残酷现实，自觉地联合起来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实现自身的解放、阶级的解放及“类”的解放，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其次，“斗争”的启蒙。在资产阶级残酷的暴力统治下，诸如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仅是采取和平的方式，将难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伟业，唯有勇于斗争，并付诸于激进性行动才有出路。对此，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所以，共产党人要唤醒无产阶级内心深处的斗争意识，“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从而激发他们的斗争意志，鼓励他们自觉地走上革命之路。再次，“全面自由发展”的启蒙。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旨在为人类谋求解放的宏大事业，同时也是一种为人类谋求自由发展的伟大社会运动。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阶级需要立足于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得政权的前提下，致力于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从而使人各方面的能力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使“现实的人”真正成为“人”，成为一个拥有尊严与自由的人。

　　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建构。恩格斯曾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共产党宣言》对这一学说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及系统性论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共产党宣言》阐述了共产主义的“所是”，同时反驳了共产主义的“所不是”，从而揭穿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假象，建构了一套科学的思想体系，塑造了其不朽的灵魂。一方面，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及意图。这是一个阐述共产主义是什么的过程，也是推动共产主义学说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建构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夺取政权；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此外，他们还就共产主义的目标与使命、斗争方式及策略、革命的理想和前景等进行了说明，揭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面貌。另一方面，“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这是一个驳斥污蔑，澄清其“所不是”的过程，亦是一个批判当时各种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程。19世纪30—40年代流行于欧洲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诸如“反动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也无科学翔实的行动方案，要么反动，要么保守，要么空想。它们的思想及主张，或含糊不清，或自相矛盾，或故弄玄虚，如同幽灵一般漂浮不定。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它们都不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必然被时代发展的车轮所抛弃，最终“如同幽灵一般地存在着、存在过”。当然，以上“说明”与“反驳”并不是两个毫无关联、彼此孤立的活动，而是共产主义理论建构过程的两个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并结合各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推动了共产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及发展，从而使共产主义理论成为一种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思想武器。

　　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修辞，也绝非为一种被束之高阁的学说，而是一种被无产阶级广泛运用于革命活动的思想武器。它绝非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的生机盎然和理论的不断创新发展，恰是源于它能够被人们广泛地运用到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并通过解放实践不断地实现优化和完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种热衷于“行动”的革命家。他们“绝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他们已经深入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共产主义理论伴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及传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它被运用于法国的“二月革命”及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不仅影响了欧洲革命的进程，促进了巴黎公社的建立，而且还在俄国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随着共产主义在亚洲、美洲、非洲等的传播，革命的烈火蔓延全球，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实际上，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行动纲领，运用于对革命活动的科学指导，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凝聚人心，推动无产阶级走向团结、实现联合的思想武器，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坚定的信仰，激励着共产党人不畏牺牲，敢于迎着革命的炮火而上。在恩格斯的晚年，“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恩格斯去世后，这个学说在俄国、中国、越南、古巴、朝鲜等地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催生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胡志明思想、卡斯特罗主义、金日成主义等一系列理论成果，推动了共产主义理论在20世纪的新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焕发出蓬勃生机，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绚丽华章，也续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的“幽灵”征兆是一种“符指化”的构成，因“实体”的匮乏而被“欧洲的一切势力”所塑造与利用。“阐释征兆”揭开了共产主义“幽灵”隐喻的真相，“欧洲的一切势力”对共产主义的“幽灵”指认隐藏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对抗，同时从侧面证成了共产主义的“在场”。“认同征兆”完成了对“幻象”的穿越，推动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及发展。尽管共产主义的“幽灵”隐喻没有改变，但是却被马克思恩格斯赋予了“实体”，变成了一种“随时可能在历史舞台上出场的革命力量”，变成了一种力图推翻一切统治与压迫、摧毁一切剥削和枷锁的势力。资产阶级和“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毫不掩饰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而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党宣言》为武器发起了对其的反击。他们将“幽灵”的驳斥贯穿于《共产党宣言》的全篇，最终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抵抗资产阶级和“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的围剿。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启蒙唤醒了身陷苦难之中的无产阶级，而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网络编辑：同心

　　文章来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