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发展”的本质理解，提出了以下三个新要求：一是需要理解新发展是“人”的发展，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关心人民的生活，着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也需要让人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发展的理解，重温卡尔·马克思对于“人”的理论，并加以正确的理解；三是结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超越性到底如何体现，如何更好地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马克思对“人”的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什么内在逻辑契合的地方，又是怎么展现其新时代价值？

　　在国内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的机能”和“动物的机能”的现有研究中，只有王若洁的《马克思“两种尺度”理论的哲学意蕴及当代价值》一文中做了关注和相关工作。文中对动物的“种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做了横向比较，指出人的活动之所以本质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就在于有意识的活动。而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正是模糊了两种尺度，把人的类存在物的特性降低为物质生存的手段。但纵观全文仅对“两种尺度”做了内涵上的解释，简单介绍了人的生命活动特点及其当代价值，并没有完整的文本依据并加以分析，没有指出其本质的文本来源，更没能深入探讨“人的机能”、“动物的机能”和“人的生命活动”三个概念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三个概念和“人的发展”的关联性。而如果没能结合马克思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人”的理论做出完整的表述，只是做出了关注点的创新，就无法意识到对于“人的生命活动”的两种尺度的关注也是对于整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内在关联的关注。

　　而在高梦琪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一文中，虽然梳理了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学说，并从历史纵向上做了比较，指出了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来源，对马克思的思想中心做出概括：人的本质由类生活和类特性两方面共同确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丧失于异化劳动。但该文仍是从私有财产出发的理论研究，仅作了相关的文本梳理，未能结合当今的发展进一步阐释其时代价值。

　　总体看来，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异化劳动的哲学意蕴和私有财产的经济学分析，而少有从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本身出发，着重论述马克思对于“人的机能”与“动物的机能”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启发我们，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若无法真正理解其中具体的理论论证、产生过程，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理论的内在逻辑，从而也就无法全面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新时代的“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包含了多方位的发展，但总体上看，对于“人”的发展的论述没能回到马克思的论述中去，也就没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越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是印证了从满足“人的机能”到全面实现“人的生命活动”这一个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发展轨迹的理论论述，也体现在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中，与时俱进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并逐渐得以实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就在于不断变化的时代内容和理论形式，当今“忍饥挨冻、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但我们若是还依从温饱不足时期的方式理解人民的生活，按照过去的方式解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幸福需求，就是落后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价值。“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指导的。”正确的行动实践需要正确的发展理念，正确的发展理念则需要正确的社会的、“人”的理论指导。这也是本文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的研究目的：寻找马克思“人”的理论线索，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让马克思主义获得新时代价值的同时，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对于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既是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对“人”的哲学批判。马克思指出，分工理论在经济学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科学的社会性”，但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这个矛盾有着深层含义——国民经济学家眼里的分工和交换的图景和他们眼里的社会的图景是一致的，“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就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市民社会的图景表现了国民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人”的：人是被看作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工具，是被私人购买的劳动力。

　　私有制之所以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就在于异化劳动本身并不能实现人的全部价值。人不是为了创造自身和自身需要而劳动，而是为了资本的自我增殖而劳动，而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代言人。对于资本家所主导的分工和交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归纳亚当·斯密的论述：亚当·斯密认为动物不能从事交换，是因为动物不能把不同属性的有用性利用起来，这是由于动物不能应用理性和语言的缘故。而“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所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交换是能够表现人的本质的，是可以展现人的特有属性以及生命活动的。但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所谓的人的特有属性，仅仅是一种曾经的生命的实现的手段，“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分工和交换并不能够表现人的本质。

　　人们曾经以分工和交换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保障社会的安全、生存、效率和稳定，人们也曾经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实现生命的力量以及自我价值，但仅仅停留在该层面的对于“人”的理解，即为社会的停滞不前乃至倒退。实际上，对人的理解就是对两种不同意义的“社会”的理解。一种是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市民社会”——如上所述，“市民社会”是一种把人当作手段的社会理解方式。而另一种是马克思认为的“人类社会”。

　　在“人类社会”中，人有着本真的、对人性本质力量的历史的理解，即包括了对于自身的理解和对于对象的理解。而这两种社会最终呈现出不同的对“人”的理解——用表现曾经“人的生命活动特有属性的分工和交换”去论证人的生命活动的社会是一个不指望人能实现自我超越的社会，因而这样的“市民社会”注定成为旧时代的禁锢，对于人的类本质的禁锢，而不是历史的、发展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自然也有双重的内涵：一方面是对于这样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曾经实现生命本身的贡献做出肯定；另一方面是基于当下社会的发展、劳动异化的状况必须去消灭私有制，才能超越原先的“人”的规定。马克思认为，过去理解人的合理性已经转变为不合理性，所以，改变过去的理解人的方式非常迫切。

　　从人的劳动本身来看，在极度机械化的分工和交换中“每个人的操作范围必须尽可能小”。本能几乎不犯错，把“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退化成动物王国的人（动物），消弭了人的类本质，消弭了有意识的创造性对象活动。国民经济学家和霍布斯、洛克等人把生存、安全当作第一要务，虽然把社会在所谓的“科学性”和效率性的层次上提升了，但也在对“人”的理解上降低人的生命层次，因而对社会的理解层次也降低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及“分工”的时候，很多次强调了要利用他人的利己心来达成自我的目的，从本质上说就是把人性理解为可利用的手段，以达到效率至上的目的。

　　因此马克思很直观的指出，“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结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但是又“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他们理解的人不是“人”，而是“物”。这才是真正矛盾之处。动物理解世界的方式正是以理解“物”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动物的机能”正是以物的方式作为衡量生存的标准——今天吃了多少食物，食物贮存要多少的堆积，都是以物的形式去计量，去判断，规划于本能的生命活动之中。动物的生命活动的质量，不以自身的意识为标准，而是以对象的质量、“物”的多少来控制的。是“物”规定动物，而非相反。动物的生命活动与“物”直接同一，动物的机能随着“物”的变化而变化。“物”不是作为动物的对象而存在，而是作为动物生存的依据存在——动物从来没想着改造“物”，当然就不会对象化“物”。它们对生命活动的理解方式，就是对“物”的一些本能和习惯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以保存自身。所以“物化”就是“动物化”，就是把“人的机能”动物机能化。

　　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分工和交换，不需要人有复杂的判断和思考，负责的范围越小越好，本能的反应越多越好，受“物”的支配越多越好，规模化的程度越大越好，这就是把人复杂的人的机能还原成动物的机能。因此我们可以说，国民经济学家把人理解为“物”，就是把人理解为“动物”，而这样的想法，也让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变成了“物”的代言人，自觉地成为“物”的对象，成为“动物”。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愿意替他证明”从“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到“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对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都是为了改变劳动的社会性质。劳动的社会性质关乎全部人类的生命活动的本质，而不只是整个社会运作的机能。国民经济学家把社会运作的机能等同于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全部，就如同把人的机能等同于动物的机能，因而，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他们所谓“人的机能”去实现生存利益最大化，即为其理论的要义。

　　对于“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机能，马克思有着微妙的区别。首先，马克思将人的生命活动定义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的生命和生命活动并不直接同一，而动物的生命和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的生命活动是有物质前提的，也和这个物质前提有着因果联系，人是把整个自然界当成自我意识实现的对象的。

　　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中，并不单纯地把人作为科学机械论的注脚去理解，而是把“人”放在了理论的核心位置。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进行对“人的机能”的考察。

　　对“人的机能”的考察中，马克思更注重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人的类本质发掘中，在人的精神和自然界的精神这样的关系中，自然的精神如果被夸大了，必然性的源头就超越了实践的范畴，而现实就变成了概念的自在自为，也就走向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马克思论及过去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就是因为他们都只是限于理性为自我意识的前提制造的困境：先是创造人的超越性表述，运用道德和理性勾划区别，但是在实现意识对象化的过程中又回到超越性的对立面，回到人的“动物的机能”方面。于是在过去的哲学家那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能够到达的最大程度的同一，也只是做到了黑格尔的“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他们都不能把人类的超越性理解以及对人的规定性放到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中，一旦放入，就会陷入极大的自我矛盾之中，因为现实的生命活动中有他们不能承认的人的动物机能方面，这样，人在意识中的超越性在现实中就找不到相符合的对象，于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沦为唯心主义；相反，把“人的机能”放入到人的道德、理性等等意识构造中去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又会陷入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最终不得不采用“市民社会”把人看作工具的制度办法。

　　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人”的机能超越于动物的机能，但又受到动物机能的影响和制约。无论什么样的人的生命活动创造，都首先必须满足对于自我生存的保全。人无法摆脱“动物的机能”的制约，因为人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超越的那一部分。必须先承认人的现实性制约，才有可能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这是不同问题的同一个方面。

　　而人的生命活动远远不只是“人的机能”的发现和再发现，理性作为重要的“人”的机能并且构成人的生命活动。人以理性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对象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对人和自然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人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人的一直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而这样才是真实的、现实的关系。马克思对“人”的理解的理论重心不在于如何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是在于注重满足之后的超越性。

　　马克思坚定地认为“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我们应当可以做如此理解：人如果只把世界理解成物质世界、世界本身，那么人也就不能称之为“人”。人要真正的变成“人”，并不断超越、丰富自我的“人”的规定性，就在于把世界的关系理解成人的关系，把一切都放在人本身和人面对的对象上去理解。

　　“人”的生命活动可以概括为“人”的机能对于动物机能的超越，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表现为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对象的关系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展现自我的类本质。

　　“物化”是人的另一种层次上的“动物的机能”的复返。我国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已经过去，单纯地关注和满足物质需求的问题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新时代的发展。我们已经到了从关注人的“动物的机能”转变为关注“人的机能”并全面实现人的生命活动的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高瞻远瞩的思想方针，也让马克思的理论有了切实的落脚之处，植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让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一系列的发展成果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正是印证了从满足“人的机能”到全面实现人的生命活动这一个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发展轨迹的理论论述，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并逐渐得以实现。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精神的精华，不断引领时代前进。马克思对于人的生命活动中“动物的机能”和“人的机能”的区分展现的新时代价值是中国本土化的时代内容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帮助我们观察、解读和引领时代。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发展格局下，新时代价值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美好生活”的外延范围大于“物质文化”，也就是说，物质文化需求已经不是全部追求。“好”一词说明对道德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注重，“美”则更为直接指向人们的审美需求。持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起点。从“生存”到“生活”，不仅指出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也说明了我国现阶段“人的发展”动态过程。“人”的发展从满足“人的机能”和“动物的机能”的阶段，转向了新发展和丰富“人的生命活动”的阶段。

　　其二，关注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的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是改革的逻辑出发点和价值根基。人文关怀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习近平强调要积极树立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建全球信任向世人表达了“共创共进共存共赢共享”的哲学思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内因从量变到质变，使可持续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并将其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以人为本”即是对人的需求和追求有着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其三，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前进的道路上，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国政治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广泛更充实的自由和权利，因此为人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具有鲜明品格和巨大优势，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也就更为充实人的丰富自我的生命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大国领袖且以大国的高远战略思维，基于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理念，强调在全球治理中中国不能缺席，表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责任担当和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使命的世界担当。在新时代价值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要求，也是解决和应对全球性危机和风险的要求。新发展格局下如何重建人与人的信任和合作，既是哲学命题，也是现实的要求。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把全人类的命运和利益关联在一起，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把做好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对人的生命健康的负责和担当作为一种深切的价值关怀，关注人的生命本质。如果坚持对立思想，坚持割裂地看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全球化时代的困境就会越发显现，种族主义的泥沼会越陷越深，疾病、疫情防控遭遇重大打击，这都是背离人的发展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也是背离时代潮流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立足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和单个层次的改革。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正体现了对社会的理解和对“人”的理解、“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社会的全面改革中产生的综合效应让人把类本质实现出来，把自我的生命价值实现出来，由此展现出、实现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性。这样的内在关联性表明，我国的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个体的幸福集结成为整个家国的幸福，在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同时，也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也将为现阶段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更为合理、贴切的注解。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是具有超越性的，让我们更为清晰地明白时代使命和前进方向。从“动物的机能”到“人的机能”，再到“人的生命活动”，这是一个递进的人性发展的路径。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是关于“人”的自我不断发展、变化和超越的理论，而人自身不断追求这样的发展、变化和超越，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发展”本质理解提出的新要求。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