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事件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个体和群体内在心理活动的外化和反映。合作是个体为另一个体的利益付出代价的行为选择，既可发生在个体水平，也常见于国家、民族等群体水平。2005年，《科学》杂志在庆祝创刊125周年之际公布了未来最具挑战的125个科学问题，其中“人类合作行为如何发展”便位居前列。如何以团结共谋发展、以合作推动进步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将立足于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合作构想，解析和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合作的内涵、功能与目标，挖掘和厘清当前合作困境背后的社会心理壁垒，并结合最新理论范式探索和明晰促进合作的社会心理路径，以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学理支撑与践行思路。

　　东西方的智者先贤们很早便开始构思人类生活的理想形态，并不约而同地将善、正义与和谐等美好品质赋予群体性的社会生活。《礼记·礼运》将“大同”理想描绘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亚里士多德将“城邦”定义为“至高而广涵”的精神共同体，并明确提出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格劳秀斯认为，“人类特有的东西之一是对社会的渴望，也就是对同类人的共同体的渴望”。正是劳动分工与合作催生了人类特有的文字符号能力，文明的交流互鉴造就了人类文化艺术的灿烂辉煌，全球市场流通促成了人类经济贸易的空前繁荣。这些无不体现着人的固有属性，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古今中外，以合作为根本原则建立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共同体，如家庭、社区、团体、学校和政府等均是个体或群体在共同规则约束下形成的机制协作、功能统合的社会单元，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构成模态。由此，合作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社会心理基础，然而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合作是对西方语境下合作的重新诠释与根本超越。

　　从内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合作蕴含着中国“和”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本体论理解。在西方文化中“人”与其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具有一种基于理性的认知、利用、交换与控制的关系，这种文化论“舍弃了达尔文重视的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的想法，将人与自然简单对立起来进行二分法的处理，用功利主义的态度将人与物完全区分开来，且将人定义为个人生物体而非历史和社会的存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说到底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对生物性的个人的重视”。钱穆认为，“西方人对人生必主斗争，主进取，而永无休止”，亨廷顿也将“文明的冲突”视作未来世界的基调与走向。古希腊悲剧、现代恐怖片、灾难片与末世片等西方典型的文艺作品均投射出一种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期和防御姿态，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世界的掌控欲和支配心。

　　相较于西方文化强调人与世界的分离，中国传统“和”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与天下为公的政治观，均在倡导人们将自我与他人、社会，甚至整个世界融为一体，并通过“修齐治平”的方式来统合“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最终实现化外于内、天下无外的大同理想。从内在学理基础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我国传统“和”文化高度契合，是传统“和”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性发展。《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认为，“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工商峰会上说：“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和”的价值理念充分显示出对自我—他人、个人—社会、人际—群际之关系的辩证思考，强调事物不同方面的相对平衡与对立统一，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行为表达。

　　就形而上来讲，“和”文化根植于天人合一、兼济天下的哲学思想；就形而下来讲，它体现为差序格局、尊卑有序的“乡土中国”。由此，社会性联结成为中国人内在自我定义与外在行为适应的根本坐标。究其实质，个体之间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与群体间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殊途同归，都是指向基于差异的统一，基于多元的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恰恰是超越某种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差异，是一种以广泛联系与合作为基础的共同体主义或公共主义，这种大规模的普遍合作显然需要个体或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将自我融入更大的群体以至全人类，进而产生对世界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认识与体会，是传统“和”文化的现代阐释。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中国智慧”的人类发展价值观，是中国理念引领时代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重要体现。

　　从功能来看，合作对于人类的自然与文化进化具有重要的适应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合作不仅常常表现为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帮互助，也往往体现为陌生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分工协作。这种面向非亲缘他人的普遍行为极具亲社会色彩，是推动人类生存繁衍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心理黏合剂。早期“自私”的进化心理学将合作等亲社会行为局限于具有直接亲缘关系的个体与群体，非亲缘个体或群体间的合作便成为进化论的“漏洞”（bug），似乎只能通过物质层面互惠与获利的功能“补丁”来扩容。而现实中人类“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即使在远祖时期，非亲缘个体和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交易、联盟和互助，共享着某些道德系统的监督和调节等。根据文化适应理论（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自然选择压力使得合作等亲社会行为具有更大的进化优势，同时社会道德系统（制裁和回报）也能增加亲社会个体的繁衍几率。总之，无论是狩猎采集的早期生存模式还是民族国家的现代社会形态，合作都是人类适应生存的重要心理策略与行为机制，是人类社会的关键组织原则之一。

　　早期心理学对合作这一研究领域的探讨相对匮乏。20世纪中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明确指出：“已往的社会心理学对于竞争的研究多于合作、利他主义、友好以及无私的研究”。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类的亲社会性逐渐成为不可忽略的中心议题。亲社会行为典型地体现了人类根本的公共性需求（communal need），它不仅能增进个体的自我价值与生活意义感，对于建立复杂社会所必需的信任和合作也至关重要。对于国家发展与文明进步而言，其间不仅存在着宗教战争和王朝更迭，还有交流、互育和共享。“这种不易察觉的历史因为急于把现实简化成文明的冲突而被忽视了。”近年来，脑科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亲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并且发现，镜像神经元与灵长类动物的模仿与共情有关，催产素可以通过促进镜像神经系统的活动来加强情感共鸣，大脑颞顶叶交界处是理解他人观点的重要生物学基础等。这些证据都意味着，亲社会行为（包括合作）很可能是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心理产物，在人类漫长的生存适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目标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合作是超越利益分配、指向情感共鸣与价值包容的德性合作。“有限理性”之父西蒙指出，人类的合作只是有限理性下处理自我—他人（包括集体、社会）关系的一种决策过程。这一论断不仅为情绪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介入合作预留了空间，也直接明确了合作的本质——一种对社会关系的决策。自古以来，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不仅存在以利益获取为目的的物质交换与经贸合作，（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追求情感满足与价值实现的合作亦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唯利是图”远不是人类合作的唯一目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辩”早就成为“君子之交”与“小人之交”的试金石，“见利忘义”的背叛之上更有“舍身取义”的成全。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价值共同体（axiological community）也是基于共同价值理念、文化经验的群体，是超越各方利益考量而与存在感、归属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等高级情感因素密切相关的深层次合作。

　　上述观点也得到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有力支持。根据共情—利他假设（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对求助者的情绪共鸣、共情关注等情感激活是解释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在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中，对困境中他人心理状态（愿望、信念、情绪、意图等）的理解，也是诱发利他关注和降低行为攻击的重要原因。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人类的合作不限于囚徒困境中陌生人之间出于利益考量的自利性合作，也会表现为受情感道德因素驱动、让渡甚至牺牲个人利益的利他性合作。根据道德即合作理论（Morality-as-Cooperation Theory），道德是从生物与文化角度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合作问题的方法集合。我们采用公共资源困境（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范式开展的行为实验也发现，高道德认同者能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更关注和尊重人类共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认识到人类与自然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进而一定程度上克制和约束自利性行为，表现出更多牺牲个人短期利益、指向未来集体获益的合作行为。这也说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社会困境本质上属于伦理道德问题。

　　综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指向国家、群体之间理性合作下的利益分配与资源共享，更要实现德性合作下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包容，彰显了人类对他者的关切悲悯、对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与直面困境的道德勇气。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部落、族群、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似乎构成了历史常态，而和平共处只是夹杂其中的吉光片羽。《历史的教训》一书指出：“战争是历史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在过去有历史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进入20世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真正意义上促成了以利益分配和市场流通为牵引的经济全球化，极大推动和加深了国家与地区间的分工与协作。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日渐凸显，不同族群、国家、文明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有所扩大，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性合作不断收紧，去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风向与思潮暗流涌动，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声音时有耳闻，这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合作实质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产业链合作。产业链的上游仍然是掌握规则制定与话语权的发达国家，是否合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作并不是各方在平等互利前提下的共同决策。这种合作以经济领域的协作为主，具有非对称的特性，即各方在合作动机、能力、目标等方面呈现出非均势的状态。因此，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合作壁垒更多是由西方国家为首的小群体单方面造成的，既与其特定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外在因素有关，也是其内在固有认知模式、普遍社会情绪与典型时代文化的反映。

　　从认知模式来看，博弈思维限制了西方社会对合作内涵的理解。费孝通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人为、为人”4个字，意指“文化是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西方文化中的“人”正是通过理性认知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其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进而通过利用和改造环境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正是西方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达尔文主义的体现。欧洲工业革命的诞生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小规模低效的小农经济代之以大规模高效的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更新不仅使人们告别了田园牧歌时代，也深刻改变了其思维模式与时代精神。资本带来利润的前提即是对成本与收益的精确计算，对市场需求的合理预期，对竞争对手的准确判断，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人的理性思维。（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韦伯眼中的新教徒便集中体现了古典资本主义关于“人”的理解：精于计算、辛勤工作、牟利赚钱、注重现实利益和避免非理性消费等。

　　以“工具理性人”为假设前提的博弈论形成和发展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的冷战对峙局面使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抗衡成为常态，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两个世界”的思维模式：人们在认知上将各种社会冲突自动进行二元对立归因，在情感上担忧沦为“零和游戏”的输家，在行动上深陷“修昔底德陷阱”，对此人们只能在不断升级的敌对和竞争中追求安全稳定的幻象。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二元对立格局逐步让位于多元共存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贸易争端、碳排放问题等多方角力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你输我赢”的认知模式既已宣判了人类合作的死刑，也就无力应对复杂的现实合作难题。以囚徒困境实验为例，在决策过程中若双方合作就能最大化集体收益，而单方合作则有损于合作者的收益，但背叛只能最大化个人收益。依据“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假设，在利益驱动下双方必然会放弃合作的集体理性而选择背叛，从而出现所谓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即各方均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困境(cooperative dilemma)。据此逻辑，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为争夺有限资源而陷入无止境的博弈状态。

　　从情感体验来看，群体恐惧与不信任加深了西方社会对于合作的抵触。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中“暴民”思想由来已久，群体或集体始终被蒙上陌生、神秘和非人化的色彩。柏拉图就认为，国家应交由智慧的个人来管理，以避免非理性暴民的统治。《理想国》问世两千年后，《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也提出，“人数众多的议会，不论由什么样的人物组成，激情总是取代理性，掌握权杖”。这种文化层面的群体恐惧深深影响了现代心理学关于群体行为的研究基调。19世纪末，勒庞首次对人类的群体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明确提出“独自一人时，他可能是个很有教养的个体；而在群体中，他是个野蛮人—换言之，就是一个根据本能行动的动物”。言辞间立现对个体与群体的褒贬。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心理学又提出人际—群际非连续效应(interpersonal-intergroup discontinuity effect)理论，以看似科学严谨的方式进一步证实了群体恐惧的合理性。“非连续”是指非理性的“暴民”本质无法经由理性的个体行为加以解释，即相对于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更富于竞争且难以合作。这种关于群体合作的负性认知与悲观预期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主流观点之一，并得到了诸多实证研究的追捧。

　　个体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霍夫斯泰德首次以国家为单位对人类的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个体主义—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文化的重要假说。以欧美为代表的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独立，聚焦权利而非义务，倡导个人成就与自我实现；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则重视群体对个体的聚拢作用，群体成员高度集中化且享有共同命运、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与集体主义者相比，个体主义者更关注的是独立于群体的自我，优先考虑个人目标而非群体目标，往往会放弃那些不能为自己带来收益的关系。基于个体主义的文化土壤，西方国家往往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倾向于强调个体之间的竞争而非合作。由此，在以个体主义和竞争倾向为主导价值观的西方国家，个人优先的社会文化容易凸显和夸大个体价值，忽视甚至贬低群体价值，导致对于群际合作的认识与理解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与偏狭。

　　从社会心态来看，自恋文化的盛行削弱了西方社会培助合作的精神气质。有心理学家指出，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与物质生活的丰富会强化其文化的个体主义倾向，以致出现普遍的自恋心态。过度自我关注和自我钦羡的流行文化是二战后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心理表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拉斯奇(Lasch)对笼罩着现代社会的自恋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他看来，“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病态形式，并用夸张的方式表达出内在的性格结构”。19世纪的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期对资本原始积累的狂热追求，使得物质占有欲、疯狂的工作热情以及性压抑等特质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结构，并在临床上表现为大量的偏执狂与癔症等现象。20世纪中后期，伴随电子信息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人们不再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而是沉迷于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此，自恋取代癔症，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从个体水平来看，自恋是指心理能量向自我过度投放的心理产物，属于“黑暗三人格”(dark triad)的范畴。自恋者特别关注自身的权利、地位和外表吸引力等主体性特质(agentic trait)，而较少顾及和体验他人的情绪感受，因此在同情心、同理心和关爱等集体性特质(communal trait)上功能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自恋并不囿于个体心理特质，也表现为群体成员共有的社会心态，如国家和民族自恋。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自恋个体往往无法体验他人的痛苦，也无法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利他意愿较低；自恋群体则对外群体威胁异常敏感，并表现出强烈的攻击与敌意。有趣的是，来自美国学者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不仅美国人自我知觉为高自恋群体，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众也持有相同看法，即美国人整体上更加自恋、外倾和敌对。

　　综上，西方社会的博弈思维、群体恐惧以及自恋心态等社会心理壁垒妨碍和窄化了其对合作内涵的认识理解，无形中也削弱了建立广泛合作的热情与意愿。然而西方文化只是人类文化的部分组成，西方工业文明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并不能为其理念的全球化提供合法证明。2010年，《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题为《并不特殊的大多数》(Most people are not WEIRD)一文，在学界引发广泛思考和评论。WEIRD是“白人、受教育、工业化、富裕、发展”5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意为“奇异的”或“特殊的”。作者指出，虽然WEIRD人群只是世界的少数，但基于这一群体的研究结论却往往被奉为圭臬。然而若淹没于西方的声音则难以构建合作共赢的世界新秩序。事实证明，西方文化并非真理的试金石，人类只有选择“另外的道路”，才不会走向“潜伏灾难的终点”。我们应该汲取多元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建设性力量，以共建共享促进全球性治理，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共同进步。

　　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倡导天下一家、与人为善的基本理念，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流也应遵循“亲、诚、惠、容”的基本原则，既要在物质层面上同受益、共发展，更要在精神层面上重感情、有胸怀。由此，要破解全球合作的现实问题，不仅要以共同繁荣为目标，在生产领域中加强以生产要素移动与再配置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协作，从而推动构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要以民心相通为宏旨，致力于不同国家、民族以及族群形成情感上的“同频共振”，建立道德上的“你好我好”，实现价值观的“和而不同”，从而推动构建义利统一、情理交融、知行合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交互决定论认为，抽象和静态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行为、情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天下大同”与“美美与共”的社会理想不能单方面寄托于对人性的改造，如何从外部环境建设方面去探索和开辟促进群体合作的社会心理路径，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讲好中国故事以激发“同频共振”的情感聚合。早期研究发现，同步摇摆、打节拍和同吃巧克力等简单动作协同就能增进个体间的好感。进一步研究证实，共同经历自然灾难、战争与恐怖袭击的个体或群体更容易建立社会联结。相似的生活经历不仅能有效促进个体间的亲密度，还能引发彼此的信任与合作。需要强调的是，共同经历并不限于历史事件，对未来的共同关注同样有助于缓解群际紧张和对立，产生积极的亲社会效应。

　　在现实条件下，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个体或群体直接参与的共同活动必然是有限的，但通过文字、影像、声音等媒介，借由传记、小说、影视作品、民俗传说以及童话寓言等真实或虚构的叙事描述间接卷入他人经历，同样有助于拉近心理距离，激发情感共鸣。布鲁纳认为，通过阅读或倾听他文化或他人的故事进而建构现实生活意义的叙事方法，是理解他人、丰富与发展自身文化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儿童在阅读有关群体友谊的短篇故事后，有助于改善其对难民和残疾人的社会态度，尤其是当这些叙事性信息包含不幸经历时，能明显提升个体对外在群体的宽容度与合作水平。此外，相较于描述他人或他群体的现实境遇，描述其观点、态度、价值观的叙述性文字具有更强的情感激活效应。我们开展的博弈实验研究发现，当向被试呈现有关对手的叙事信息后，被试会认为彼此更为相似，从而在后续博弈任务中更倾向于选择与对手进行合作而非背叛。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事件相关的叙事描述多会引发表层感知相似性，而与观点相关的叙事信息则能激活深层相似性，使彼此在信念、价值观等方面产生较强的一致性体验，对弱化狭隘的内群体合作倾向更具效力。

　　网络时代的信息沟通形式多样、方便快捷，甚至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实时传递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个人经历与内心感受。因此以“说故事”而非“讲道理”的形式，即致力于通过情节化的处理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或价值理念融入生动形象的个体或群体叙事当中，向不同国家的民众讲述凸显相似性、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冷暖、社会百态与世间万象，是拉近彼此情感距离、潜移默化地促进群际合作的重要途径。

　　其次，推进交流互鉴以增强“你好我好”的道德自觉。在西方经典的社会认同理论中，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将自我或他人归属于某个群体或组织，从而在心理上划定“我们—你们”的内外群体界线，使得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尤为凸显，其结果便是人们对内群体表现出天然的偏好与喜爱，对外群体则容易产生偏见和敌意，即“我”群体（好人）和“他”群体（坏人）的极化态度与道德优越感。

　　然而这种信奉“唯我独尊”的西方理念与宣扬“天下大同”的中国哲学思想背道而驰。在我国，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费孝通也提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习近平的“天下观”再次强调了“天下一家”、命运与共的大同理念，表达了“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价值追求。换言之，人类不仅具有关注群体利益的“小我”，亦有谋求社会发展的“大我”。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拥有数个先天具备或后天选择的社会身份，它们在复杂和多样的社会环境中不断更迭置换、交叉融合，表现出发展的灵活性、动态的不稳定性和边界的模糊性。这意味着内外群体的界线划分并非明确清晰、牢不可破，不断伸缩的边界蕴含着群体融合的内在力量，循环往复，从而形成具有潜在的跨群体认同的弹性、流动性与可渗透性。对此，新近提出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表明，当个体将自我认同从所属的“小”群体扩容至共同的“大”群体时，对“我”和“我们”的偏爱便会延伸至“他”和“他们”，这能显著改善对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

　　文化是个体自我身份构建、诠释与调节的重要参照。实验研究发现，接受双文化启动的被试比单文化启动的被试在文化刻板印象、种族主义信念和歧视性决策方面表现更弱。事实上，接触多元文化或具有多元文化体验能显著改变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认知表征，促进其对现实多样性的积极反应，并发展出更具包容性、整体性的全人类身份。也就是说，在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不同元素适时恰当的共现与组合不仅能够打破和拓宽人们对异文化所固有的概念边界、认知图式和分类框架，而且有助于个体重新观察、定义与评价“我”群体和“他”群体之间的异同，撬动个体对外群体所固有的认同障碍与壁垒，不断扩充自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生物与文化两个维度将“自我—群体—全人类”进行交叉表征与共性归类，构建出新的、更上位的共同群体身份来模糊、削弱甚至融合原有的内外群体心理边界，进而促成“你好我好”的群际态度与道德自觉。

　　再次，保持沟通接触以实现“和而不同”的价值包容。不可否认，独特的价值体系是文明与文化的重要构成与本质特征。历史反复证明，试图消灭和统一价值观差异的妄念只能带来战争与苦难，而接触与对话才是通向和平与幸福的必由之路。

　　群际接触是指来自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既包括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也包括不同形式的间接接触，如拓展性接触（知悉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友谊）、想象性接触（对社交的心理模拟）、替代性接触（观察自己所认同的他人与外群体成员交往）和网络性接触（借助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网络媒介与外群体成员的互动）等。现实环境的客观限制（如全球疫情、空间距离）使得直接接触面临诸多困难，然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与普及为人们的交流沟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据统计，截至2022年10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已占世界人口的59.3%。大量研究证实，群际接触是改善群际关系最有效且最具前景的手段之一，且无论何种形式的接触均能产生类似的积极效应。有研究表明，仅仅是知晓内群体某个成员和外群体成员交友，就能引发个体对外群体的好感，有效减少其对外群体偏见。我们在一项问卷调查研究中也发现，直接接触和想象接触均能有效增强个体对外群体的积极心理投射与情感反应，显著提升个体对外群体成员的捐助意愿与捐赠额度，其中接触质量比接触数量更为重要。这说明，良好的群际关系并非群际接触的充分条件，而恰恰可能是群际接触的产物。需要强调的是，不同形式的群际接触均包含积极和消极两种效价，消极接触所带来负面效应比积极接触的正面影响更加强烈。这种不对称效应表明，在群体互动中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不愉快的交往体验，对于最大化群际接触的亲社会效应而言其意义不容小觑。

　　根据认知自由假设（the cognitive-liberalization hypothesis），群际接触不仅能提升个体对异见的容忍度，还能塑造观念、解放思想。也就是说，与外群体接触能促使个体反思和质疑自己的观点与信念，并提供改变心态与整合新观念的动力，使个体能以更为多元和包容的视角看待他人或他群体。哲学家阿皮亚指出：“对话过程不必对任何事情都达成共识，讨论价值问题尤其如此，但是如果它有助于人们相互熟悉，就已足够。”在接触过程中尝试感知彼此的共性，欣赏和包容彼此的差异而非单纯地追求一致性，恰恰是我们与陌生人或陌生群体建立联结、展开合作的有益路径，这也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求同存异”及“贵和”的价值追求。儒家从伦理道德层面对“和而不同”的推崇，对“同而不和”的弃绝，都是在倡导处理社会关系时要秉持差异性与共通性相统一的原则。有研究发现，因价值观不同而体验到的内心冲突有助于人们减少“以己度人”的投射倾向，并增强站在他人立场去思考和决策的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能力，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在社会直觉理论（social intuition theory）中，“做”的行为习惯比“想”的认知判断更具动机效应。因此，先验地以理念是否一致来划定朋友圈并不利于价值观对话，先行的接触互动反而能为群际关系的改善提供机遇和窗口。因此，无论我们与其他群体或者国家出现了怎样的分歧与冲突，应努力促成多元多向的沟通，积极营造开放包容的接触环境，着力提升接触体验与质量。此外还须主动适应数字化社会生存现状与发展趋势，借助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型媒体传播方式和社交互动模式的广泛影响，充分发挥数字化接触在重塑与拓展群际关系方面的积极效能。

　　面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与国际形势，没有哪一个国家或群体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你输我赢、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已无力应对当前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人类只有深刻认识到相互依存的现实处境，形成命运与共的价值共识，畅通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才能创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未来世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1年7月，国际奥委会正式通过将“更团结（together）”加入奥林匹克的格言中。这不仅是体育界为应对和战胜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出的倡议与号召，更是在呼唤全世界努力建成以多元主义和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合作共赢。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用“情”讲好故事、以“心”开展交流、借“行”保持互动，正是推进实现这一美好愿景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