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笔记》的摘录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关注资产阶级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触及殖民主义历史的。然而，马克思并不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开始注意西方殖民主义历史问题的。早在1844年《巴黎笔记》时期，在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摘录里，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与生产过剩相关的殖民地贸易问题。在那里，马克思明确指认，无论是对国内无产阶级的剥削，还是对国外的殖民主义掠夺，其中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在场的总体资本家都是得利的：“无论是在国内贸易中和对外贸易中都是盗窃；究竟是盗窃外国人还是盗窃本国人使它的商人发财，这对国家是无关紧要的。”显然，当时的马克思就已经正确地判断了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掠夺本质。

　　1845年《布鲁塞尔笔记》时期，马克思开始从一些经济学文献中较多地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殖民主义的罪恶历史。他注意到，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人的生存空间中会内在地创造出一种超出本国疆域的新的世界关联和国际化空间，其中就包括对欧洲之外的“新大陆”的发现。马克思当然意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不会承认这种“新大陆”的开拓历史是以残酷的殖民主义奴役关系为背景的。比如，亚历山大·拉博尔德在其《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及英国的“海外贸易”：

　　政府可以在战争发生地的非洲海岸上建立其他机构；他们前往大西洋，发现了新的国家，并像所罗门的舰队一样，从漫长而未知的航程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南海公司，其交易与密西西比州的交易类似）；这些是为了在美国的沙漠中创建新世界的命运做准备。

　　在拉博尔德眼里，英国人占领和掠夺美洲和非洲的殖民主义恶行，变成了为资产阶级谋利所需要的“新世界的命运做准备”。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所谓“发现新大陆”的历史与殖民主义暴行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新世界的命运”掩盖了对土著居民的野蛮屠杀、种植园农奴制的建立、非洲奴隶贩卖等一系列血腥罪行。而在对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摘录过程中，马克思也发现了类似观点：“殖民劳动可以被称为文明劳动，它不仅要产生道德和政治影响，而且还要产生非常重要的经济结果。任何大民族、强大文明移到国外都将面临与其他并不发达的民族交流的趋势。”异域殖民的奴役和人为制造的新型奴隶制下的残暴统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就是“文明劳动”的历史使命，似乎这种殖民统治除了获得财富，还能够提升“野蛮民族”生存的道德和政治文明。用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的奴役性社会关系已经通过殖民主义挪移到整个世界市场的存在空间中。全球的不平等交易和掠夺是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核心构序。其中，“殖民，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欲望）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说明，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同步发展的是由殖民主义商业交往所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和商业及航运的发展。并且，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眼里，“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为了进行盘剥而争夺的各国都要独霸已经开辟出来的市场。那些［国家］）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殖民主义历史本质的深刻判断。如果这里存在一种“历史使命”的话，那么，它只能是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强盗逻辑。

　　在1846—1847年的“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更加完整地看到了欧洲不同资产阶级国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主义的奴役历史和不平等经济交换的复杂现象。在对居利希的《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第2—5卷的摘录中，马克思全景式地看到了欧洲资产阶级对世界各地落后地区和国家的人民的殖民统治、野蛮奴役和掠夺。“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必然促进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赋型的空间扩展和自身生产力的强劲发展。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残酷盘剥其他民族人民的罪恶行径。马克思看到了西方列强在亚洲、非洲、美洲和拉丁美洲各地，通过不平等的商品生产和贸易关系，“到处钻营，到处落户”，挖掉了所有民族的生产和经济基础。“欧洲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越来越重要，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要小得多。自从发现美洲和环游好望角、美洲殖民地的增长以及欧洲工业中非欧洲原材料的使用增加以来，这种交通量增长了很多，另一方面，欧洲的消费量也大大增加了。”资产阶级各国在亚非拉美各地的不平等交换和殖民主义奴役，为欧洲资产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条件。一是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国家大量寻求自身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料，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原材料都来自美洲，“特别是北美的木材、沥青、焦油，以及来自东印度的丝绸”。这是资本生产和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大量黄金和白银从世界各地流向了欧洲，“直到18世纪初，黄金和白银几乎不间断地增加，导致欧洲、美国等地的贵金属大量增加”。二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疯狂掠夺的同时，殖民地人民却处于非人的奴隶制统治之下。比如“印第安人，特别是秘鲁和基多的印第安人，一直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呻吟”，“他们的处境比任何欧洲殖民地的奴隶都要悲惨得多”。笔者注意到，在后来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引述了居利希此书中关于1648年荷兰商业繁荣背后的殖民统治情况：它“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资本总和还要多”。马克思认为，实际上，“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并且，“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穷，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三是更加恶劣的方面，当资产阶级的殖民统治和不平等交换遭遇反抗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枪炮。在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鸦片对中国实施的不平等贸易，由于英国人用枪炮强行推销鸦片，“鸦片获得了对大部分人口的不屈不挠的统治；罪恶与日俱增，暗中交易愈加危险；自1833年东印度公司解散以来，鸦片贸易一直为私人商人所利用，通常所投入的巨额利润使他们在追求鸦片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因此，中国沿海大祸临头，白银几乎穷尽外流”。并且，英国人为了打开鸦片在中国的销路，竟于1840年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马克思后来说：“这个条约从头到尾都是侮辱。”

　　1847年公开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历史研究的成果。在他看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间接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奴役关系下的直接奴隶制的混杂编码。针对蒲鲁东非历史地、抽象地讨论奴隶制与自由，马克思指出，在认知对象上，奴隶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赋型和社会物相化的结果。作为一种范畴，奴隶这一概念不过是对历史性的“奴隶制”社会关系构式的主观映现。马克思批评蒲鲁东：“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无非是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这里的“从世界开始时”的表述还不够精准，因为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读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还不知道人类社会开始时并不存在奴役关系。这是由于，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中，历史上的直接奴隶制却在后来的殖民主义奴役关系中畸变为一种新型的直接奴隶制。这是一种特殊的时空关系的畸变。因为，存在于封建关系赋型之前的奴隶制与一切直接奴役关系，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的直接否定对象，可是后来的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却通过对殖民地人民的直接奴役建构起间接奴隶制。后来马克思指认说，这种间接的奴隶制“一开始就是为了商业投机，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因为黑人奴隶制排除了自由雇佣劳动，即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用黑人奴隶经营事业的资本家。他们采用的生产方式不是从奴隶制产生的，而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实施的新型的直接奴隶制的野蛮统治，恰恰支撑了欧洲资产阶级社会中看起来文明的奴役，所以后者的本质仍然是一种人为“接种”起来的间接的奴隶制。那么，什么是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建立的新型直接奴隶制呢？马克思如此说道：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

　　这当然是马克思此时在“居利希笔记”中获得的新认识，因为居利希在《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一书中，对欧洲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有过十分详细的描述。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残酷的盘剥和疫病造成了大量本地人口的死亡，这使得非洲的奴隶人口贩卖和现代新型的奴隶制生产成为必然。特别是在18世纪80年代，“棉花种植被引入北美，种植很快在南部各州扩大，这里生产的原材料比其他地区便宜得多”，于是，美洲奴隶制下生产的棉花成了欧洲资产阶级现代纺织工业的原料。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时空错位的编码关系。直接以暴力掠夺方式建立起来的奴隶制，是中世纪之前很多欧洲国家在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历史形式，然而马克思却发现，这种“过时”的直接的奴隶制却成为当时资产阶级“现代工业的枢纽”。马克思在“居利希笔记”中看到，“从1686年到1786年，英国人从非洲进口了超过200万名黑人奴隶，其中大部分供应给英属西印度群岛。这里对奴隶的需求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增加。这种扩张在这里非常重要”。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几乎绝迹的直接奴隶制，却在另一个现实社会空间——“新大陆”，得到了公开的推行。这种公开的殖民主义奴役，也成为资产阶级社会（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世界贸易和大机器工业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文明其实是另一片落后土地上通过殖民主义的野蛮的直接奴隶关系支撑起来的间接奴隶制，在那里，资产阶级奉行的所谓文明（人人平等的法律条文）恰恰是被作为例外状态悬置的。阿甘本后来深刻地发现了这种出现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悬法”例外状态。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恰恰是历史时间在社会空间上的畸形布展，呈现为现实存在论中双重不在场的在场性：一是奴隶制在现代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编码中的不在场，而这种不在场恰恰是以亚非拉殖民地奴隶制的现实在场为前提的；二是现代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文明在殖民地土地上的现实的不在场，而这种现实的不在场却支撑着欧洲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文明意识形态编码。这是一种反讽意义上的历史辩证法。

　　1851年初，马克思大约在开始写作《伦敦笔记》第七笔记本时，专门写下了一个独立的加工性笔记《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以下简称《金银条块》）。其中，马克思重新提炼了“居利希笔记”中的欧洲货币史，即15世纪至1841年前后，随着殖民主义扩张，资产阶级是如何在与美洲和亚洲殖民地的贸易关系中、在殖民主义不平等交换中逐步完善货币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完整的关于欧洲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货币体系演进史的线索。

　　以上就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西方资产阶级殖民主义历史所作的专题性摘录的基础。此前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所思考的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主要还是资产阶级与国内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而实际上在使整个资产阶级日益强大起来的资本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赋型之始，就伴随着资产阶级殖民主义的对外掠夺和不平等贸易。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通常都是根本违背资产阶级自己制定的自由主义法制原则和劳动价值论的。所以，不了解西方殖民主义的真实历史，也就不可能全面科学地认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历史本质。笔者推测，这可能是马克思接下来在《伦敦笔记》第14笔记本中进行殖民主义历史专题研究的真正缘起。

　　在《伦敦笔记》第14笔记本中，马克思特别聚焦于欧洲资产阶级殖民统治的历史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此处摘录和研究的文献书目的标题，就足以令人震撼：普雷斯科特的《墨西哥征服史》《秘鲁征服史》，梅里韦尔的《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黑伦的《欧洲国家体系及其殖民地的历史手册》，费利克斯·韦克菲尔德的《在给新西兰公司的报告中以处置荒地为目的的殖民调查》《略论殖民艺术》，霍奇金的《关于英国人的非洲殖民协会》《对美国殖民社会优点的调查等》，巴克斯顿的《非洲奴隶贸易》《补救措施；作为非洲奴隶贸易的续集》，威·豪伊特的《殖民与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布鲁厄姆的《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调查》，等等。

　　资产阶级对自己犯下的殖民主义野蛮杀戮和统治的罪行历来都是尽力粉饰和掩盖的。在对普雷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说法，即将西方人跑到别人的土地上强盗般地侵占、杀戮和掠夺其他民族人民的财富的罪行，说成是一种科学发现实践。似乎正是这种了不起的科学探索精神，鞭策欧洲探险家们“发现”美洲新大陆、“发现”非洲、“发现”澳洲和“发现”东方新世界。在资产阶级眼里，欧洲殖民主义在远航中不断遭遇并侵占的他人领土，像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一个充满丰厚自然财富的新世界，所以强盗们才会看到这样的图景：

　　美洲的开发给欧洲带来动力。这不是逐渐获得的一些边界领土、一个省或一个王国，而是一个现在向欧洲人开放的新世界：动物的种类、矿物的宝藏、植物的形态，以及自然界的不同方面，人类的不同文明阶段，这些使人们的思想充满了全新的观念，改变了思想的潮流，并刺激它进行无限的猜测。

　　在这个“地理新发现”中，有新的动植物群族、丰富的矿物宝藏和欧洲没有的自然现象，却唯独没有人，而那些世世代代生存于此地的土著居民，充其量是处于人类不同文明阶段的野蛮种族。于是，欧洲代表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而被欧洲人“发现”的新世界则处于黑暗的不开明的野蛮状态，这样，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所有野蛮侵占、血腥屠杀和掠夺财富，就成了值得称赞的将“新世界”带入文明世界的伟业。笔者以为，这正是后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现实缘起。按照这样的荒唐逻辑，作为殖民主义先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进取精神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体现，因为它们位于欧洲大陆的前哨，引领着未来的大舞台”。马克思当然意识到，这些说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其中，西方资本的商业扩张是真正意图，在所有殖民主义者那里，明明是“黄金在他们扭曲的视野中不断漂浮”，却被他们打着地理学的幌子，欧洲资产阶级的野蛮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滔天大罪从来都被说成是“发现新大陆”的科学壮举。笔者不认为马克思会简单接受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然而，这种“发现新大陆”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一直存在于各种世界地理教科书中。因为美洲、非洲和其他欧洲之外的地区本来就是真实存在的人类生存地，千百年来，非西方的人民祖祖辈辈生活于此地，有着自己的文明与文化，西方殖民主义者跑到这些土地上作威作福，把现实存在的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当作非人族群灭绝，把人家的家园当作自己发现的无主之地占为己有。这种所谓的“发现新大陆”的本质是彻头彻尾的西方殖民主义话语。这种关于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谎言，在历史事实面前终将被揭穿。

　　首先是资产阶级“发现新大陆”背后的殖民历史线索。第一，在黑伦《欧洲国家体系及其殖民地的历史手册》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描述：

　　葡萄牙殖民者1419年发现马德拉。1439年绕过博哈多尔角，1446年绕过佛得角。1448年发现亚速尔群岛，1449年发现佛得角的岛屿，1471年发现圣托马斯和安诺本，1484年发现刚果。从科维拉姆到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探险之旅是上述发现的继续。1486年，迪亚兹到达好望角，最终由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经过莫桑比克成功抵达印度。

　　在这个不光彩的充满侵占和杀戮的殖民主义历史的开端，葡萄牙的资产阶级的确是这伙强盗中的先锋。而西班牙的“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年）、华斯哥·达·伽马航海发现东印度群岛（1497年），两者都改变了世界贸易的进程”。这是说出了资产阶级所谓地理大发现的本质，即欧洲资产阶级为了获得生产原料、金银、钻石以及巨大商业市场所进行的殖民主义奴役性“世界贸易”。这说明，驱动欧洲资产阶级远航的真正动力是资本的贪欲。

　　马克思摘录了这样的说法：“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仍然是唯一的大洋彼岸的统治者。为了统治在茫茫森林中和平原上作为猎人四处游荡的无数民族，必须使他们文明化，即使他们归附。”在资产阶级眼中，这些所谓的科学地理发现和远洋探险实际上是在全世界寻找商机和财富。

　　其次是西方资产阶级殖民体系的类型。同样是在对黑伦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首先看到这样的定义：“欧洲人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所有产业和移民区都被称为殖民地。”这里对殖民地的定义有两个要点：一是在他性空间中建立的谋求欧洲资本经济利益的产业；二是通过移民占据的新的领地。殖民地的类型包括：

　　（1）农业殖民地。（2）种植园殖民地。目的是在种植园中为欧洲生产某些自然产品。（3）矿业殖民地。（4）贸易殖民地。目的是同当地人民生产的自然产品或海产品（渔业产品）和工艺产品进行贸易。最初只有用于贸易的移民区，但通过欺诈和暴力扩展为征服……现在，西欧民族已经取代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

　　马克思应该会直觉到，这并不是一个基于事实的科学分类，因为其中充斥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迷雾。但可以看到，这里提及的每种殖民地都有着与欧洲资本相关的明确的利益指向。直白地说，欧洲的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通过欺诈和暴力”，成为被占领的殖民地的主人。所谓“矿业殖民地”，其实是资本对矿产资源的掠夺，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金银、钻石、珍珠等的疯狂掠夺。农业和种植业殖民地的目的类似，都在于获取欧洲资本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和初级产品，通过移民，可以使这种直接掠夺和盘剥持久化。显然，贸易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个骗人的幌子，因为在殖民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斯密、李嘉图等所假想的平等交换的自由贸易，只有彻头彻尾的不平等贸易关系。

　　在对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一幅西方殖民者残暴杀戮被侵占土地上人民的血腥历史画面。这些打着基督教博爱旗号的欧洲殖民者，在他们占领的土地上干尽了坏事，“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马克思看到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我们常常在地理教科书上看到的大名鼎鼎的哥伦布。“探险”之后的哥伦布成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实际统治者。当时这个岛国（今属海地）盛产黄金，而哥伦布每个季度从这里掠走“能够装满一艘鹰铃帆船那样多的金粉”，同时还令土著印第安人成为“完全的和无条件的奴隶”。这些土著居民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和压榨逼到绝望”，然而，哥伦布领着“他们的压迫者制定了一个通过饥荒进行驱逐的计划”，迫使“他们逃到山里”，并且“在哥伦布的建议下，清空了所有的监狱，将全部罪犯都投到岛屿的沿海地区”，人为制造各种针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暴乱。正是哥伦布的这种做法，启发了整个西方资产阶级，英国开始将国内大量罪犯迁移到澳大利亚，“1787年，天狼星护卫舰将800名罪犯运到植物湾”，英国政府“平均每年运送3000名罪犯到那里”。后来，这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做法。哥伦布“是造成印第安人分隔或离散的始作俑者，也是给他们带来如此普遍的灾难和导致5000多万印第安人消亡的根源”。可是，以“文明和法制”著称的欧洲怎会判他有罪呢？还是这个“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让自己的儿子担任了“新发现”的库巴瓜岛这个“新世界”的总督，并带来了一批新的西班牙低等贵族。“他将印第安人分配给这些西班牙贵族，并在库巴瓜的沙洲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在那里，印第安人，尤其是卢卡约人被迫潜水到他们能忍受的极限水位去寻找珍珠。在西班牙人到达这里后的不到50年里，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能找到的印第安人已经不足200人，当1585年弗兰西斯·德雷克到达这里时，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留下。”这就是欧洲殖民主义早期“发现新大陆”的先锋们所犯罪恶的铁证。

　　在对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同样发生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事情：“作为奴隶的居民被征服者赶到矿区，被迫以他们的数量来满足主人对技术和资本的全部需求，他们的生命也被浪费掉了，就像现代的殖民者浪费自然界的力量和财富一样，而这些力量和财富是由他来支配的。”在殖民主义者眼里，原先土著居民居住的土地和所有资源都是天赐的“无主之地”和“无主之物”，所以“殖民地政府纯粹将土地视为大自然的礼物，随意分配”。被奴役的土著人在殖民者眼中并非人，而是如同自然物一样的“资源”，所以这是一种可以随意耗尽的我—它奴役关系。甚至，为了能够维系这种可怕的殖民统治，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制定出针对“印第安人的最高原则，也就是使他们永远处于不成熟的状态。除了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他们被剥夺了签订法律合同和承担责任的能力”。自称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西方殖民者，并没有将欧洲的法制和平等带给“新世界”中处于“野蛮状态”的人民，“在这种状态下，文明迅速倒退，白人定居者几乎忘记了他们祖先的艺术和知识”。当然，白人殖民者不是忘记了自己在欧洲本土的“文明”，而恰恰是通过文明的法律使殖民地人民“永远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因为，他们需要对野蛮的土地进行文明的杀戮和掠夺。梅里韦尔认为：“西班牙政府对其大陆殖民地采取的商业政策是系统性暴政的最完美纪念碑。”实际上，这里也出现了阿甘本后来所指认的发生在西方法制世界中的“悬法”现象，不过，这不是发生在西方土地上的“紧急状态”中的特例，而是在殖民“新世界”中普遍发生的“文明”对“野蛮”的故意倒错，殖民地被任意摧残和杀戮的印第安人以及其他种族的奴隶，正是殖民悬法中的赤裸生命。

　　马克思在豪伊特的书中看到，与西班牙一同作为殖民主义先驱的葡萄牙殖民统治者也是如此。在巴西殖民早期，土著居民“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完全制服”，把活人当猎物的“系统的猎奴使印第安人减少到必须引入黑人的程度”。波尔图·塞古罗的一位占领军舰长在消灭一个敢于反抗的印第安人部落时，竟然“使用了不人道的方法，即把沾染了天花病毒的丝带和玩具暴露在可怜的野蛮人可能出现的地方。这个计划成功了。印第安人是如此脆弱，很容易就被击败了”。用先进的科学研制出来的病毒灭绝印第安人，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给新世界带来的“光明”。在美洲的英国殖民者那里，对待反抗的印第安人，也是格杀勿论的。

　　更无耻的行径还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疯狂杀戮和掠夺的同时，还带去了“精神的鸦片”——博爱的基督教，这会使受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人民不仅受到肉体上的摧残，并且在内心臣服于“神的召唤”。还是在对梅里韦尔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记载了在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最早侵占的殖民地，殖民者建立了教会和修道院，“修道院的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努力为被统治的印第安土著提供“精神上的庇护”，“每一个村庄里居住着两位教团的牧师”，然而，这些“神的使者”恰恰也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因为“每个印第安人都按照所有西班牙城镇的惯例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市政官员，但他们的任命必须得到牧师的批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只是名义上的；所有的权力，从最高到最低，都掌握在精神统治者的手中”。

　　在对梅里韦尔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欧洲殖民统治中发生的“对南美洲原始居民的奴役、黑人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罪犯劳动的有利可图之处以及没有这种可恶的资源来满足现在最大的殖民化的实际问题”。这是殖民统治中新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也是马克思在“居利希笔记”中已经看到的事情。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系统化的大规模移民，人为制造殖民地新的主人。这也被称为殖民化的过程。“关于殖民化，主要因素是移民和移民在未占用土地上的永久定居。殖民地居民定居的过程被称为殖民化。”据梅里韦尔的记载，“英国每年的移民人数为10万，每年增加1/4”。其他殖民主义国家的做法基本相似。

　　另一方面，由于白人殖民者对其所侵占的土地上的土著居民进行残暴杀戮，使殖民地开矿和种植“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因此，不得不采用的补救措施就是人为地在殖民地制造现代奴隶制。西方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建立现代奴隶制的主要方式是从非洲大量贩卖黑人奴隶，由此翻开了西方殖民主义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马克思在对霍奇金《对美国殖民社会优点的调查等》的摘录中看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1787年桑顿博士提议殖民非洲海岸的黑人……1789年，罗得岛纽波特部长塞缪尔·霍普金斯向格兰维尔·夏普提议在他的新定居点殖民新英格兰受过良好教育和勤劳的黑人。1790年，美国里士满的费迪南多·费尔法克斯提议对有色人种进行殖民化。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殖民地的奴隶承担了矿产开发、生产各种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繁重任务。在这里，不是早已成为历史的奴隶主，而是西方文明的白人统治者手持现代枪支监督奴隶劳动。马克思在对巴克斯顿《非洲奴隶贸易》一书的摘录中这样描述：“每年有超过15万人从非洲运送到大西洋彼岸并作为奴隶出售”，比如，在美国国旗下进行的奴隶贸易，“在纽约专门为奴隶贸易建造的船只悬挂美国国旗，从那里开往哈瓦那”。在这些装载着“人类货物”的船只中，人只是物，是可以随意杀戮和损耗的赤裸生命，“在这些船只的货舱里，存放了大量不幸的受害者”，其中，1/3的人会在“货运”途中死亡，而这种死亡被视作商品运输中的正常损耗。文明的欧洲资产阶级在殖民地这样一个他性空间中，人为地嫁接出一种现代奴隶制，在这里，黑人与其他有色人种被当作商品卖到美洲和其他殖民地。这是资产阶级不把人当人的铁证。

　　这是被当作商品买卖的奴隶的价格。而通过长途运输到殖民地后，奴隶的价格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在对巴克斯顿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提到了一封殖民者的书信，其中轻描淡写地谈到自己的“人类货物”的到岸价格：

　　在我最了解的海岸地区，一个优质奴隶的商品价格约为50美元，或者大约25—30美元，包括主要成本和费用；同一个奴隶在古巴很容易卖到350美元，但必须从这笔巨额利润中扣除运费、保险、佣金、中途喂养费和牙医费用，这将使每个人的净利润减少到200美元；再进一步扣除部分费用以弥补伤亡造成的损失，每人可能需要150美元。

　　在这些自称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西方殖民统治者那里，黑人奴隶的生命是低贱的货品，“它们”可以被计量为生产所必需的“成本和费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建立在无数土著居民和黑人奴隶的累累白骨之上。

　　这些西方殖民者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应该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讨论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愤怒地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主要原因。回顾上述马克思摘录的西方殖民主义的罪恶历史，就不难理解他的愤怒心情。更让马克思气愤的是，“在自由主义的蠢货们的笔下，这种原始积累被描绘成一幅田园诗般的情景，其实这是一部极其可悲的和极其惨痛的历史”。

　　《伦敦笔记》中关于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专题研究，对于马克思判断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对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作出历史性判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马克思这一重要的西方殖民史研究，却长期处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视域之外，人们通常只停留在马克思生前公开发表的少量专题历史研究文献中，甚至形成了马克思认为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误认。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之初接触西方殖民历史开始，到后来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对居利希全球经济史研究中的不平等殖民关系的关注，再到《伦敦笔记》中的殖民主义专题研究，他都深刻指认了西方列强打着文明战胜野蛮的意识形态幌子，将杀戮和掠夺美化为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使命”的意识形态谬误。马克思这一重要的批判性思想，无疑是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信心重要的科学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来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