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随着俄国农村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和近代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曾经唤起底层民众投身革命斗争去反抗压迫、积极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民粹派，核心观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逐步蜕化成为富农代言的自由民粹派。自由民粹派虽然沿用民粹主义的名称，却丧失了革命民粹派从历史上看似进步的民主主义成分，丢掉了“到民间去”的革命热情。他们不仅没有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中吸取教训，还走上了同沙皇政府妥协的改良道路，声称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直接在俄国农村村社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抹杀农村中的阶级对抗，诱导被剥削劳动群众放弃阶级斗争，宣扬个人恐怖活动为主要革命手段，以主观社会学肆意歪解马克思主义，企图使半农奴制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永恒化。对此，列宁就自由民粹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战士的身份，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耐心剥离出自由民粹派的历史进步性与阶级局限性。列宁揭露了民粹派社会主义愿景最终失败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深刻确证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生命力。重温列宁对自由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于当代中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批判自由民粹派“资本主义人为性”学说，揭示小生产者破产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

　　缺乏国内市场，是自由民粹派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具有“人为性”的主要论据。自由民粹派认为，工农业中大企业的出现和雇佣经济的发展，大量居民的破产和失业，使生产必然会超过消费而面临寻找消费者这一无法解决的困境。资本固有分配的不均引起国内市场的日渐缩小，而探寻国外市场，则会因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而变得愈发困难。在自由民粹派眼中，资本家的生产既无法实现额外剩余价值，也难以进行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所以，自由民粹派不是以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而是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他们以“人民生产”搪塞商品经济引起农业社会性质根本改变的事实，将人口过剩视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的理由。同时，自由民粹派不仅不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进行经济分析，还将农场经济的发展及其技术进步的联系，描绘成蓄意“培植”的制度，用“普遍幸福”等小资产阶级道德批判资本主义。对此，列宁写作《评经济浪漫主义》一书，在揭露自由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代替小生产历史规律空想性的基础上，指出了小生产者破产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性。

　　第一，关于国内市场。针对自由民粹派把国内市场缩小归因为小生产者破产的观点，列宁批判说，国内市场随资本主义发展而缩小的理论，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代替了对适合于资本主义条件的分析。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列宁对克拉辛区别资本主义向广度和深度积累的回应时指出，如果把小生产者的破产和交换视为偶然现象，而不是现实中市场扩大的客观趋势，便会给人以资本主义不是从“直接生产者”中产生之感，“那么得到的结论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不能普遍地发展起来”。然而，现实中村社经济体系的变动，正展现着自然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过程：一是市场与社会分工是分不开的，“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那里就有‘市场’”;二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化”不仅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反而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和条件；三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进行积累就不能存在，因为竞争迫使每个资本家在破产的威胁下扩大生产”。而生产资料增长的作用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这便破除了自由民粹派竭力证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荒谬的“荒谬”。

　　第二，在国民收入和资本方面。列宁在驳斥自由民粹派“消费决定论”的基础上，阐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自由民粹派重复了西斯蒙第关于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某些局限认识，他们模糊收入和资本的界限，把流通过程的范畴(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同生产过程的范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混淆。列宁指出：“把实现同个人消费混为一谈，自然就会产生出资本家不能实现额外价值的学说”。于是，自由民粹派就得出了俄国浪漫主义者所精通的“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一切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的结论。自由民粹派不懂资本主义没有积累便不存在的客观规律，把全部生产归为消费产品，将工人的消费不足视为危机产生的根源。这便使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他们所担忧的小生产者破产和否认的大资本生长的做法，不过是在以商品经济的萌芽形式反对商品经济的发达形式。

　　第三，在资本主义人口过剩和资本主义机器工业问题上，列宁深刻觉察到，自由民粹派只“限于确认人口过剩的事实”,却对这个事实暗含的社会矛盾弃之不顾。过剩人口无疑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结果，但也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随时能够为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的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生产也就不复存在。自由民粹派不理解在一切工业部门包括农业生产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农业中的情形和工业中的情形完全一样)”。事实上，破产的农村小生产者正是这些过剩人口的来源，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正是国内市场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由于自由民粹派无视农业生产的商业性，实则是否认资本主义两种形式的更替。所以，自由民粹派把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斗争，说成是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形式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并得出机器的使用忽视生产应适合“人民消费能力”的论断。因而，列宁严厉地指出，自由民粹派既不了解机器工业这一资本主义特殊阶段产生的必要性与进步性，又回避工场手工业这一先于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阶段存在的问题，那么，自由民粹派自然是无法明白马克思主义关于机器工业改造社会关系的学说。

　　通过对比分析西斯蒙第和尼·一逊先生等自由民粹派经济学家的思想，列宁批判了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为措施”,而不是世界潮流的唯心主义观点。正如列宁在《论左派民粹派》中所说，随着农业中一切小业主必然被卷入交换和依赖市场情况的到来，“阻挡世界资本主义，就和试图用枝条编成的篱笆来阻挡火车一样，是件十足的蠢事”。

二、批判自由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理论，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遵循

　　对自由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也散见于其他众多文章。在这些文献中，列宁驳斥了自由民粹派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言论。在理论策略上，以米海洛夫斯基、克里文柯和尤沙柯夫为代表的自由民粹派不去研究社会现象背后的生产规律，而是形而上学地将规律视为各种现象简单的、机械的联结，把是否合乎“人的本性”作为评判社会现象的标准。在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宣扬“具有批判头脑”的杰出人物可以按其“自由意志”改变历史发展方向，指责马克思“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在论证方式上，他们以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为论据，借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攻击马克思。而在批判自由民粹派错误观点的过程中，列宁旗帜鲜明地强调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指导。

　　一方面，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否定《资本论》蕴含唯物史观的同时，列宁阐明了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基础的重要理论。列宁指出，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米海洛夫斯基企图回避《资本论》中揭示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其探讨的不过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争论的“一般社会”,他们认为“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这就使自由民粹派只能用人们(特别是执政者)的意志来解释社会形态，而不是用社会形态来解释人们的意志。列宁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视遗产制度为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的观点，指出判断社会现象(或人)应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超越了主观社会学家对生产关系的粗浅探究，能够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进而归结于生产力水平。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使应用于社会学当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成为可能，极大程度超越了自由民粹派仅能记载现象和收集素材，而无法分析产品交换中的生产关系、无法理解社会关系的自然历史演进规律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在批判自由民粹派对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错误观点时，列宁论证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阐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史观。针对米海洛夫斯基以无数小市民伤感的荒唐话来解决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并试图“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的做法。列宁解释说：“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马克思所讲的不能以主观社会学家指明合乎“人的本性”的理想制度，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以米海洛夫斯基《英雄和群氓》中的英雄史观为例，详细地分析了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实则是再次驳斥了自由民粹派把社会经济关系演进的客观过程，视为合乎人的心愿的唯心学说。列宁表示：“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符合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可以说，列宁同自由民粹派论战的逻辑理路，正是他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重要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还体现在其社会研究方法上。一是“人民之友”对俄国近代经济史熟视无睹，“丧失了俄国旧时社会革命民粹派的优点”。列宁在批判自由民粹派缺乏历史主义分析时指出，自由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是以民粹主义的庸俗化为代价的，是以同我国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社会革命的民粹主义转变为同这种自由主义同流合污的、仅仅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化派的机会主义为代价的”。二是“人民之友”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片段论据公然歪曲篡改马克思的观点。他们从不开诚布公地批评自己不满意的策略和思想，而是以歪解、讥笑他们不同意的见解来战而胜之。列宁详尽分析了自由民粹派论证方式跌入唯心主义泥潭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没有把生产关系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再者，他们所收集的实际材料都是直接提到农民的迫切需要和农民经济受到压制的眼前灾难，而忽略了那种真正苦于这些眼前直接灾难的经济的主要背景。

三、批判自由民粹派的“超阶级分析”方法，阐明阶级斗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有的革命策略

　　民粹主义的社会愿景之所以流于空想，除了回避阶级分析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以调和手段抹杀农村中的阶级对抗。自由民粹派视国家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改革工具，祈求政府采取改良措施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引诱被剥削劳动群众放弃阶级斗争，使半农奴制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永恒化。列宁严厉批判了自由民粹派的“超阶级分析”法，使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现代民主主义者“把俄国引上公开的阶级斗争大道”的希望成为泡影。列宁认为，自由民粹派设法证明避开一条敌视劳动者社会阶级的道路的可能性，表明“他们已经深深地资产阶级化了”。这些假冒民主主义的富豪主义否定俄国农民改革中的资产阶级因素、成分和利益，否定俄国国家的阶级性质。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俄国社会无非只能用资产阶级统治机关的阶级性质来解释，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是劳动群众摆脱剥削的唯一出路。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认识到坚持阶级斗争这一革命策略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无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不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说明工人与工厂主的关系，试图找到避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自由民粹派“革命斗争”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自由民粹派的纲领措施表明，在信贷、赋税、土地占有形式、土地重分制、技术改良等表面现象上兜圈子，看不到俄国生产关系中已经存在的资产阶级势力，那么，他们自然也就无从理解阶级斗争对于清除“奸诈之徒”的关键作用。在《俄国财富》中，克里文柯回答司徒卢威所说的“各社会阶级间的严酷斗争”后，列宁分析说，在还需要与人民工业中资本占统治地位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对这一斗争不应抹杀而应揭露，不应幻想‘最好没有斗争’,而应发展这一斗争，使其具有持久性、继承性、一贯性，尤其重要的是思想性”。这里，列宁揭露了自由民粹派的错误是缺乏对现实的正确估计。对西欧工人运动的不了解，致使自由民粹派不明白其“所厌恶的大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在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整个现代经济(以及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直接产物。只有不懂这一点的人才能做出向‘国家’求援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好像政治制度不是根源于经济制度，不是它的表现，不是为它服务的”。

　　批判自由民粹派忽视阶级斗争进而否定工人运动的过程，也是列宁指出阶级斗争是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策略的过程。阶级斗争就是把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缺乏指导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即作为被剥削群众先进代表的工人必须要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同压迫他们的那个体系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通往未来社会的必要革命策略，在对其重要地位的判断中，列宁常会深切感言：“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四、列宁批判自由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列宁对自由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从历史视野来看，它深刻确证了俄国现代化进程和俄国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必然性。从理论维度来讲，它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为俄国无产阶级批判各种错误思潮、辩证看待资本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从实践层面而言，它谈到争取工人以及工人夺得胜利的策略手段，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时找到了必要的革命武器。重温列宁对自由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在此过程中明确的思想理论，对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对意识形态研判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列宁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民粹主义的错误观点，可是，他并没有将革命民粹派和自由民粹派彻底混淆，也没有全盘否定民粹主义思潮。在《论民粹主义》一文中，列宁从总体上明确“农民民主主义——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唯一的实际内容和社会意义”。因为俄国现代的“民主主义者”无法科学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组织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使其完全抛弃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天才预见。由此，“革命民粹派，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不断蜕化了”。列宁反复强调，必须要把小资产阶级纲领的两个方面严格区别开，即在反对其反动方面时，“不应当忘记这些理论的民主主义部分”。在《两种乌托邦》中，列宁明确规定了对待民粹派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民粹主义作为农民群众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愿望和表现，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征兆。从对自由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整个过程来看，列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在民粹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上能够一分为二地客观评价、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主义分析。这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防线，作出了重要表率。

　　(二)阶级分析方法是透视各种社会思潮与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

　　以阶级分析方法审视问题的案例，在列宁的著作中不胜枚举，这是列宁批判自由民粹派错误理论的重要法宝。列宁在《民粹主义和雇佣工人阶级》中尖锐地指出，自由民粹派的理论成果为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源于阶级分析方法的丧失，这使“他们不是从雇佣工人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寻求摆脱资本主义的出路，而是通过向‘全体人民’,向‘社会’,也就是向资产阶级本身呼吁，去寻求摆脱资本主义的出路”,“在工人运动产生前，风行于世界各国的这些‘社会主义’的学说，事实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摆脱阶级斗争、逃避阶级斗争的一种幻想”。列宁指出，承认并运用阶级斗争才能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即使是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各派之间的斗争也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的。所以，列宁强调：“觉悟工人的最重要任务，是认识本阶级的运动，认识运动的实质、目的和任务，以及运动的条件和实际形式”,“从而造成一只必然要奔向自己目标的阶级力量”。从列宁对自由民粹派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尤为重要，它是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透视有害社会思潮、与各种敌对势力坚决斗争的必要手段，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果实，为无产阶级通往更高级社会形态保驾护航的坚甲利刃。

　　(三)正确处理利用与限制资本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

　　在准确把握列宁批判自由民粹派错误观点的基础上，明确对待资本主义的应有态度，对于我们更为理性地评判资本主义产生的意义，更为有力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更为科学地平衡利用与限制资本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着眼当前，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历史成就。但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基于高度发达生产力、消亡了阶级和政治意义上国家、消除了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意味着，当前既要有利用资本主义积极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又要有克服资本主义消极因素的勇气与能力；既要明白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优化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又要看到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一样的历史暂时性。因此，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要从生产关系、所有制等经济方面堵住资本侵蚀的漏洞，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利用与限制资本的关系，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研究》2023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