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的形态、演进并非依循时间累积而自然形成的，也非依循精神想象而建构展开的，它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展开的成果结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激活”的当代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在当代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果实”。从唯物史观视野看，文明进步的基础是“自主活动”而非“精神进步”，是“交流互鉴”而非“硬性教化”。它的生成是有条件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条件既有现代文明生成的普遍性条件，也有中华民族历史承继的特殊性条件，是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上的创造性生成。

　　1.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条件

　　中华文明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文化生长的丰厚土壤，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它回答着“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也预示着“中华文明到何处去”。中华文明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相互浸润下成长，持续沿用的文字、独特的史学传统、融于民众生活的观念体系使其拥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华文明内部，各民族文化互通交往，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融摄欧洲文明、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等，使其在互学互鉴中绵延不绝。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虽历经劫难，但从未中断，并且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文明结构要素影响看，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质”的规定性，亦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条件。

　　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核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洵美且仁”（《国风·郑风·叔于田》），讲仁爱作为一种美德、一种政治观念、一种治国之道反映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为政以德”“由己度人”的宇宙观、政治观及道德观，它内在规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集体性，使它与西方推崇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呈现本质的区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以民为本”（《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民为国基”（《尚书·洪范》），重民本作为一种政治要求反映着中华民族始终有清晰的民本观，它内在规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性，使它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至上”呈现本质的区别。守诚信、崇正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基石。“诚者，天之道也；诚之道，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守诚信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始终遵循的道德品质及价值尺度，它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义之一，融入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规范及价值要求。“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崇正义彰显中华民族追求公正、平等的精神基因，它已升华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精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中华民族始终秉持“以和为贵”的箴言，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了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中学西传、西学东渐”等生动故事。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内在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使其从根本上超越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终结论”等狭隘思维方式。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也没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华文明精神特质蕴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价值禀赋及内在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接续发展，它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源”，亦是其建设的内在条件。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条件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近代以后，中华文明遭遇到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面对“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坚定地扛起“文明复兴”的重任，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实现中华文明的换羽新生。近现代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条件。

　　从唯物史观视野考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也是中华文明历经主动创造-激发活力-繁荣兴盛-自觉自信的跃迁发展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破除了“全盘西化论”“中华文明被抛弃论”，提出建立“第三新文明”，掀开了中华文明复兴的新篇章。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明激荡交锋中，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表现出极度崇拜的偏执认知，甚至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论”“中华文明被抛弃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指出西方文明的局限性，破除“全盘西化”及“中华文明被抛弃”的错误论调。面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李大钊提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了新文明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开启了中华民族主动创造的新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新文明。这一时期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激发社会主义文明新活力，为中华文明复兴注入强大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辩证看待资本主义文明，极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实现文明发展繁荣的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五位一体”的文明观理论，“体现了协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思维”，以更加自觉自信的姿态认识中华文明当代价值及世界意义，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积极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强调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发展之源头，阐明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从推动“第三新文明之崛起”到主动担当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从以建设更加文明的国家为己任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获得主体力量，形塑着文明的人及文明的社会。

　　3.坚持“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条件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可视为“一个结合”认识的发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新论断。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及运用有更深刻的认知，也彰显了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我们党从文明复兴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及自信。“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者并非蕴含关系，也非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实践基础的文化反映，这一文化反映又反过来促进“第一个结合”的伟大实践。坚持“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条件。

　　坚持“两个结合”，需要深刻理解及自觉贯彻“结合”的彼此契合性、互相成就性、道路根基性、创新空间性、文化主体性。“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两者呈现精神信仰的共振、价值观念的共鸣、实践运动的耦合。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信仰共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共鸣、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掌握物质力量的“人的解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实践耦合，使两者有天然的契合性。“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创造出新的生命有机体，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新”的活力。如“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民族形式、历史智慧的结合，“结合”的结果使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始终发挥着“思想精髓”的关键作用。“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脉络，“结合”使中国道路获得历史纵深的根基性意蕴。“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礼乐文明结合构筑的新型政治秩序、人民中心与民本思想结合夯实的党的执政根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协和万邦”结合蕴藏的天下胸怀等，均是“结合”打开创新空间的有力注脚。“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脉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内在贯通，融通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指向新的文明空间。

　　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从唯物史观视野考察，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自然产生的，从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看，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源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力量，现代化正是在一次次生产方式的迭代进化中向前推进的。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进程来看，人类自18世纪以来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追赶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开启及创造的，它在高度压缩时空中快速追赶，以“并联式”方式推进“四化”，当前正迎面“并跑”甚至在一些领域“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与新科技革命同频共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中驶入现代化的新阶段。从唯物史观的关系论域看，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由生产方式变革撬动的现代化进程，亦引发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基于现代生产方式，以人民为中心，在推动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现代化与世界历史的开启亦呈现同步性。现代化意味着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狭隘的、局限性的、地域性的状态逐渐被普遍性的、全球性的状态所替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基于对自身与世界存在关系的把握，开启了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它超越了世界历史演进由西方资本主义规定的界限，在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本质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指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未来趋势。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运动中生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主动推进的，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上形塑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唯物史观始终关注观念形态与物质实践的内在关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特质，必须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现实的物质实践，从文明形态、文明结构、文明起源、文明阶段、文明主体等维度总体考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特质的解读亦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自觉。

　　1.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蕴含历时态与共时态双重向度的复合文明

　　“历时态”代表一种文明形态，“共时态”则表示文明的要素结构。从“历时态”看，它是面向未来的，指向“自由个性”形态的现代文明；从“共时态”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整体性文明为表征的“五位一体”相统一的现代文明，它是蕴含历时态与共时态双重向度的复合文明。

　　文明表征社会形态的层次和水平，“历时态”侧重纵向考察文明层级。马克思曾通过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纵向标定社会形态的不同层级，揭示文明进程的逻辑承续及发展规律。“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一时期，个人并无独立的支点，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共同体，是文明的萌芽和起步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发展了但矛盾的社会形式”，在这一时期，个人获得一定的自由与独立，但又受外在“物”的统治，是文明的进步，但又孕育着向更高发展阶段前进的斗争阶段。“自由个性”是第三大社会形式，在这一时期，“自然向人的生成”与“人在对象化的过程中确认自身的生成”双向共进，是文明发展的全新时代。从“历时态”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先进生产力及普遍占有丰富生产关系的张力运动中，它面向世界、指向未来，真正去除资本的“不文明面”，消除使个体陷入异化的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破解城乡分离、劳动异化、阶级统治等弊病，在个体的发展与自由自觉的活动有机结合中迈向“真正的共同体”，是一种迈向更高级阶段的文明。

　　文明是各领域实践活动展开的积淀，“共时态”侧重横向考察文明系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积淀而成的文明系统。具体而言，作为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物质文明包括自然要素、生产力要素、产业要素等，马克思曾用“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物质交往”等阐释物质文明，将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视为“文明的果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物质文明。作为与集权制相对立的国家权力形式，政治文明包括政治观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等，马克思曾在“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国家权力”等阐释中指涉政治文明，指明“政治制度是国家机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文明。作为精神成果的总和，精神文明包括哲学、科学、艺术、道德、伦理等，马克思曾用“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精神生活”等阐释精神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精神文明。作为以社会为本位的文明成果，社会文明包括社会主体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治理文明等，马克思曾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等指涉社会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增进人民福祉的社会文明。作为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成果总和，生态文明包括生活方式文明、发展方式文明、生态治理文明等，马克思曾在“人与自然关系”“尊重和利用自然规律”等表述中阐发生态文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向面向未来的层级演进及各个文明类型的多元智慧，是内蕴历时态与共时态双重向度的复合文明。

　　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彰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高级文明

　　“合规律性”侧重文明的发展规律，“合目的性”侧重文明的价值旨归。马克思曾对资本文明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它将逐步丧失现实必然性，让位于更高级的文明。从“合规律性”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信息时代的文明为演进方向；从“合目的性”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它代表一种更高级的文明样态。

　　文明相对于野蛮而言，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立足生产力发展及生产方式变革揭示了文明的起源。把握文明发展规律同样需要从生产力发展及生产方式变革着眼。习近平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农业革命以手工生产为标志，造就农业文明，但小农生产方式导致社会关系的单一化、人的发展的单向化、才能发展的片面化，最终被工业文明所替代。工业革命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造就工业文明，但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工业生产无法容纳不断扩大的生产力，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溃败。信息革命以智能化生产为主要标志，造就信息文明，代表文明的发展规律走向。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呈现的是文明的升级跃迁历程，亦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它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信息时代的文明为演进方向，代表文明发展前进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信息的论述，彰显推进信息革命的自觉与清醒。生产方式规定文明演进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信息时代的文明为演进方向，彰显“合规律性”。

　　文明是朝着人类幸福的目标前进的。文明应是属“人”的文明，从本体论角度看，文明应指向“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的实现及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逻辑为核心，以社会进步、人的进步为标尺，人的全面发展构成其文明中轴，亦是其价值旨归。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身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不可回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摒弃以物为尺度的发展、摒弃人的单向度的发展、摒弃少数人获利的发展中破解“三大矛盾”，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一是摒弃以物为尺度的发展。坚持“人”的逻辑的至上性，使“物”的逻辑服从“人”的逻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以“人”的贬值换取“物”的增长，“人”的发展具有绝对的价值优先性，“人的发展”替代“物的增长”成为评价的尺度。二是摒弃人的单向度的发展。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道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下人的发展的片面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五大文明”整体协调发展中保障人的丰富性及完整性。三是摒弃少数人获利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主体论内在规定了“人”在文明中的主体性力量，指明“人”作为主体既是创造者，也是受益者，少数人获利违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原则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向“人”本身，彰显“合目的性”。

　　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新型文明

　　马克思主义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现代文明较之传统文明的进步及趋势。“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就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中华民族历经“反思自身传统文化→资本主义文明在国人心中破产→选择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形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它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具有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作为“两个结合”的科学产物，又具有自身的特质，从文明类型上看，它是体现人类文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新型文明。

　　现代文明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由西方肇始的现代化实践，使现代文明一开始更多地表现为资本主义文明。从狭义的概念界定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现代文明指称的即资本主义文明。对于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客观肯定其历史进步性，“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另一方面直指其内在对抗性与局限性，指出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其呈现出一种“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矛盾体”，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象历史中抽象出来，现代文明相较于传统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也是各国文明发展的应然选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现代文明，首先具有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一是主体性。现代文明结束“神化自然”的盲目现象，消除“自然本位”的虚假认知，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二是创造性。现代文明总是与“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相伴而行，它不是僵化封闭的，而是积极促成“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三是全面性。现代文明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为人创造普遍的社会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四是世界性。现代文明意味着从狭隘封闭的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它通过全球分工、交往、交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备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推动建设现代文明的实践活动获得普遍性意义，彰显其内蕴的普遍性价值。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新的民族形态，“两个结合”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语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创造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凝聚而成的社会主义文明，它以人民为中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使其迥异于以资本为核心逻辑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创造的，是从5000多年文明史中生发而来的新型文明。中华文明根系发达，由“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和海上文明板块”多元汇流而成，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从提出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民族”的维度展现了独特的精神标识，昭示着中国智慧及原生中华文明的活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明”三重思想资源的合理张力中，实现了现代文明的升华，是体现人类文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新型文明。

　　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传承、累积、创造的成果，人类发展史一定程度上是人类文明的镌刻与记录。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中华文明维度、社会主义文明维度、人类文明维度审视，彰显出独特的价值意义。

　　1.展现中华文明生命力传播力、推动“文明蒙尘”向文明复兴的伟大转变 

　　在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伟大文明，它以持续沿用的文字、融于民众生活的价值理念、独特的史学传统、丰富的教化体系，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不仅注重植根自身条件的赓续传承，还注重与世界文明的交往互动。中国古代无论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的形成，还是四大发明带动的世界变革，都生动地印证着中华文明强大的对外传播力。然而，近代以后，在西方列强的百般蹂躏下，中华文明从曾经的辉煌陷入“文明蒙尘”。面对“文明蒙尘”，各界仁人志士寻求破解方案，但均告失败。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它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奋斗实现从“文明蒙尘”向文明复兴的伟大转变。文明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复现侧重古代文明的赓续，但它不是古代文明的照搬，更不是古代文明的割裂，它是对古代文明的扬弃更新；新兴侧重现代文明的引领，它指向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传承、创新、引领构成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要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传承的“过往”、创新的“新生”、引领的“前景”，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生动展现。

　　复兴的前提即传承、复现、再造。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看，文明复兴不能割裂、脱离、悬置，需要传承、复现、再造。文明再造意味着既不僵化保守，又不盲目跟从，是对自身古代文明秉持扬弃更新，对外来文明秉持借鉴批判的一种态度。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道路选择、精神信念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古代文明的再造优化，它同样具备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依循内在的特性建设自身，使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传播力在当代获得更有力的展现。复兴的内核是新兴、创新、引领，复兴绝不是全盘复古，它内蕴面向世界、指向未来的文明创新。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飞跃是文明跃迁的基本结构性力量、现实的劳动是文明创造的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明发展的根本诉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结构性矛盾动力，积极推动信息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始终坚持人民价值立场，指向人的本质能力的提升，面向世界、指向未来。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顺应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在对古代文明的传承、复现及人类文明的新兴、引领中，推动中华文明从“文明蒙尘”向文明复兴的伟大转变。

　　2.彰显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推动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转向

　　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揭示了“两个必然”，指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具有先进性、实践性、人民性。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论成为现实，然而，在列宁去世后，俄国社会主义实践并未真正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及要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一度兴起，呈现“西风压倒东风”、资强社弱的总体态势。从社会主义文明维度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推动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转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推动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转向，是由于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它体现出内在的超越性。一是人民中心超越资本至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属“物”的文明，它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一方面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陷入无法调解的矛盾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需要为内在动力，将人民置于中心地位，使资本为人民服务，明晰资本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始终依靠人民力量并最终造福广大人民，以人民性唤醒创造性，促进“三大矛盾”困境的破解，真正体现人的主体地位。二是全面推进超越片面追求。资本主义文明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形成片面追求“资本盈利”的畸形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可调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不可避免的“内伤”。物质文明的扭曲导致其文明的其他方面均呈现畸形的样态，如金钱政治、价值虚无、社会动乱、生态污染即是其他方面相伴的病态表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人民逻辑支配下，形成全面推进“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张力促进“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生成共生共进的合力样态。三是系统和谐超越分裂冲突。唯物史观强调社会结构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注重各要素的统一以形成正向合力。在唯物史观视野中，资本主义文明实质是一种分裂性、对抗性的文明形态。在一切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逻辑支配下，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资本与劳动、生产与生态呈现对立、对抗的态势。马克思曾指出：“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汲取“尚和合”“求大同”等文化智慧，在人民中心的逻辑主导下，坚持系统和谐、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强调各要素的统一，注重要素与整体的协调共振。总之，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的程度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尺，社会主义文明既见“物”又见“人”，资本主义文明“只见物不见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明，彰显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展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性，在世界文明格局中，推动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转向。

　　3.引领全新世界文明交往思维、推动博弈对抗向包容和谐的秩序转轨

　　审视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基于自由主义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身的优先性地位，实质是在线性、单一思维下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维护。在一切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到处开发市场，所到之处掠夺、殖民、侵略相伴而至。资本主义文明实质是一种“海盗式文明”，呈现零和博弈、二元对立、狭隘的民族主义等思维表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中华民族“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价值底蕴，合理运用文明交往的动力机制，引领全新世界文明交往思维，推动博弈对抗向包容和谐的秩序转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引领全新世界文明交往思维，推动构建人类文明交往新秩序，在于其占据了真理、道义、文明的制高点，代表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一是坚持唯物史观，明晰文明交流是发展动力，占据“真理”制高点。唯物史观通过揭示和阐释生产方式，把握了历史的本质及规律，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普照的光”。在唯物史观视野中，文明发展不是依靠“精神的想象”，生产方式的变革、文明间的交流才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的创新与新生正是在交流互鉴中向前推进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唯物史观这一“普照的光”为遵循，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二是植根优秀传统，传承文明交往优秀基因，占据“道义”制高点。中华文明是以“仁德”为核心的“和合”文明，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民族始终崇尚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与人为善的宇宙观、国际观及道德观，“多种文化交织构筑了充满活力、五彩斑斓的文化图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优秀传统，践行文明平等互动交往，在文明互动交往中塑造“文明的人”。三是破解文明赤字，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占据“文明”制高点。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了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体现出“资本的文明面”，但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的文明最终带来的是掠夺、对抗、霸权，使人类世界陷入文明赤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生成的新的文明类型，它跳出“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模式，引导构建“美美与共”的新文明秩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示出人类实践的系统性思维、合作性思维、共赢性思维，促使人类生成追求共同发展、和谐共生的总体意识，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