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真理和现代性的原则至今未被克服和超越，仍然是今日世界之主流和本质，表征着现实历史的“时代精神”。因此对于马克思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应该以反思现代性作为其总的问题背景。既然“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那么，从“最厚重、最丰富的”《资本论》的现代性批判出发，真切地理解现代性的总问题，便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发扬科学精神”，切实加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

　　“现代性”作为探讨现代世界的文化思想及其本质特征的关键词和流行语，其定义恐怕不下几十种。由于人们在讨论现代性时总会囿于自身理论背景和基本立场等“思想的前提”，以至于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立场观点出发，对其作出诸多阐释和发挥，因而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总是摆脱不了某种主观性。可以说，现代性至今仍是个一言难尽的话题。但是，就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的原则和价值立场而言，它却是客观的，而人们长期以来对现代性问题及其本质的探索和界定，不能不说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事实上，这种共识主要是由“现代”的“时代精神”本身决定的，现代的时代精神已经意识到自身脱离了往昔的秩序，具有了属于自己的普遍本质特征，成为现代人对待几乎所有问题的基本原则。

　　根据哈贝马斯的概括，“现代性的总问题”可以被把握为“主体性成为现代的原则”或“主体性原则”。而最早意识到这种“主体性原则”并将其明确上升为哲学问题的伟大思想家是黑格尔。“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黑格尔发现，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黑格尔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之所在，即这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因此，有关现代的最初探讨，即已包含着对现代的批判。”诚如所言，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影响和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都源于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深邃思考，而“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之所在”，皆源于“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在黑格尔看来，主体性原则一方面导致了“个体自由”的产生，使自由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命题。但另一方面，主体性只是一个片面的原则，它包含着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危机。这是因为，随着主体性的凸显或“启蒙”的开始，古典时代那种将“共同体”作为“整体”来强调和领会的生活系统及其世界观，已经崩溃。在现代，宗教成为主体满足自我感情需要的“有用性”工具，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理性人假设”的利己主义，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主体的个人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艺术变成了以个人自我意识和主观感受为第一标准的经验主义美学，哲学当然就是主体主义哲学（认识论转向、分析哲学、心灵哲学等）。由此，启蒙精神（运动）及其本质内含的主体性，不仅使理性自身，还使整个生活系统陷于“分裂”状态，分裂成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

　　可以说，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总问题的这种把握是精准的。因为正是黑格尔第一个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普遍状况理解为“分裂”。“诸对立过去在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等等的形式中，并且在有限制的范围内，仍然在各种方式上曾经是重要的，而且自身维系着人类利益的重要性”；“因为必然的分裂是生命的一个因素，生命永远对立地构成自身，而且总体在最高的生动性之中，只有通过出自最高分裂，重建才是可能的”。因此，“分裂是哲学需要的源泉；作为时代的教化，又是形态的不自由的已给予的方面。在教化中，绝对物的现象与绝对物隔离开来，并把自己固定为独立物”。这里说的无疑是康德哲学。黑格尔认为，康德对物自体和现象进行划分的学说极为重要，批判哲学一方面通过“考察思维形式一般能在何种限度内达到对真理的知识，……认识能力要在从事认识以前加以考察”这一“认识论转向”，展示了内在自我的深刻性，而“考察理性的认识能力”背后的语境，正是“主体性的凸显、发展并最终取得统治地位”这一总问题。在此意义上，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哲学形式。此外，黑格尔更深刻地指出，在批判现代性方面，批判哲学以失败告终。因为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使主客二元对立绝对化，既然自在之物从根本上说并不为人类精神认知，而“辩证法”只是人类理性试图僭越现象界而被滥用和误用的结果；那么，反思的唯一道路只有退回到主体的内在领域，放弃同外在世界的真实联系。虽然康德后来采用了形式压制内容、应当压制现实、主观压制客观的解决方案，但退入主观内省领域的理性，不仅架空了现实的“内容”，使后者“形式化”，而且彻底丧失了干预外部对象的能力，变得软弱无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黑格尔采取了比康德更彻底的被其称为绝对唯心主义的方略，重建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并提出了自己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方案：让理性与现实和解。

　　概括说来，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将客观性的一切领域都置于“理性”这一核心概念中。黑格尔不设定任何无规定性的“第一实体”为基础，不以先验哲学的“我思”和“纯粹意识”为根基。为了重建在康德哲学中失落的主客统一，克服并扬弃现代性总问题所带来的普遍的分裂，黑格尔赋予“理性”以三方面的本质规定：其一，理性首先是存在论的概念，而不只是人的认识能力。换句话说，理性就是现实，理性和现实是同一的。其二，现实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这是对上述原则的逻辑延展。其三，“理性与现实的同一”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法国大革命使黑格尔认识到一种“新的世界精神”已经产生，而“思想需把握时代”“世界精神需统治现实”。综合这三个方面，精神的自我分裂及其造成的诸多二元对立，当然就被理性与现实的同一性力量克服掉了，理性和现实在具体的整体中达到了统一，实现了和解。于此，哲学终于恢复了人类世界的整体感，重建了分裂世界的整体性，一种全新的哲学的自我理解产生出来：“哲学与现实和经验的一致是必然的。进一步说，这种一致可以被看作是哲学真理的一个起码的外在试金石；同样，通过对这种一致的认识，产生出自觉理性与现存理性，即与现实的和解，这也应该看作是这门科学的最高目的。”在黑格尔看来，他的哲学终结了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思想以主体性为最高原则的内在发展路向，实现了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诚然，黑格尔现代性批判中追求统一整体性的一系列观点，对马克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哲学在马克思那里转入一条全新道路提供了基本立足点。按照洛维特的说法：“黑格尔的最重要的原则，即理性与现实同一的原则，也是马克思的原则。”而国内有的学者干脆直接指明：“马克思关于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著名命题直接来自黑格尔，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黑格尔关于理性与现实同一的原则，是马克思后来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的原型。”笔者当然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更需强调的关键之处还在于，不仅只是相关“原则”，马克思倾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依旧同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密切关联。不过，正是在理性与现实是否已经“和解”的问题上，马克思同黑格尔产生了根本性分歧，并最终走向决裂：当黑格尔将自己的现代性批判（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最终“定位”于世界精神向着现存世界（作为国家理念的立宪君主制）彻底妥协的时候，马克思则通过政治经济批判，开始对现代社会（现存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否定性揭示，并从而试图通过这种批判性的“解释世界”来真正“改变世界”。对于后面这一点，正是接下来要具体阐释的问题。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并不把现代性总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思想的自我分裂”，而是将其溯源于“现实的自我分裂”。在马克思看来，从启蒙以来一直到今天，人类始终未能走出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仍然从根本上宰制着“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标志着现代社会之存在的基本关系和整体意义，表征着“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在此基础上，所谓“现代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实与一种特殊的世界观的组合。这一组合代替，甚至是埋葬了另一组合；我们现在称这另一组合为旧制度，并精确地指出了它的陈腐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现代性主要是指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导的“特殊的社会现实”和“特殊的世界观”，取代那种由“旧制度”和旧世界观组合成的传统秩序的复杂历史过程。

　　对此，孙正聿教授有着更为凝练的概括。孙正聿说，“旧制度”或“前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或“前现代性”，“所要求的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并从而造成‘人的依附性’存在，即造成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新的社会秩序”或“取代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或“现代性”，“则是反对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而要求人的现实幸福、反对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而要求人的理性自由、反对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而要求人的天赋人权，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取向的统一，即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和民主法治的政治取向的统一”。进一步说，现代性这种“功利主义”“工具理性”“民主法治”的统一，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实历史”在“上层建筑”的理论表征。它们背后是“资本”这一新的“非神圣形象”——使“现实的人”遭受统治和奴役的社会根源。因为资本既成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表征着现代社会的“世俗化上帝”，又使“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从根本上具有“主体性”的特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作为主体”这一“主体性原则”进行深刻揭示，深入到现代性的本质之中，洞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而真正超越了黑格尔，展开了以“资本主体性”为核心问题的现代性批判。

　　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中的“资本”，取代了黑格尔的使理性与现实和解的“绝对精神”，表征着一种新的同一性控制力量。作为主宰现实历史的“札格纳特车轮”，资本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人实施了全面统治，现实中的一切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存续的合法性做辩护。由于“作为主体的资本”或“资本主体”，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目的与手段等诸领域分裂为二，本应作为真正主体的人在资本的同一性形而上学中便彻底沦落为客体，因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正是资本同一性所特有这种“形而上学的恐怖”，使“资本”最终取代“上帝”和“理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和全面支配者，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这也就标志着“主体性原则”在现代经济领域的真实确立，标志着“现代性原则”在现实生活领域的全方位覆盖。

　　因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现代性批判就是“资本主体性批判”或“资本批判”。具体到《资本论》三卷通行本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至少可以通过两个实质性的方面予以先行规定。

　　一方面，《资本论》通过对现代社会中资本本性的剖析，揭示出资本的绝对主体性权力。资本的唯一本性或资本的运动逻辑，一言以蔽之，就是无限增殖自身。反过来说，实现无止境和无限制的自我增殖，是资本追求的唯一目的。而资本之所以能不断实现自我增殖，之所以能成为现代社会的绝对主体，不是因为它作为物的“物质自然属性”或“实体性质”使然，而首先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作为“死劳动”的资本，通过占有、驾驭和控制作为“活劳动”雇佣劳动者，获取了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自身的增殖。而当资本家“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此时，资本具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一切的魔力，它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当资本把现实的人及其活生生的生活纳入自己的逻辑当中，使一切都为自己而活，使人的一切关系都最终成为金钱关系的时候，它便取代了启蒙以来的人的主体性地位，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转而使自身成为社会的现实主体并获得了主体性。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资本成为绝对主体的这一复杂历史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面对自然和社会时的无能为力，使资产阶级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表现出“资本的文明面”。但是，资本的主体化本质使其自身具有了“同一性形而上学”的特征，这是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马克思和阿多诺都曾强调，“商品交换”是资本“同一性形而上学”的具体社会模式，正是通过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才成为可通约的，资本也因此才具有吞噬一切的“同一化”和“总体化”的控制力量。资本为了无限增殖自身、不断实现自己的本性，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以“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为最终目的的同一性之网中。换句话说，资本在市场社会里呈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成为生产的最终鹄的；交换价值及其增殖，成为“资本同一性形而上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征。

　　另一方面，《资本论》又通过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阐发，揭示出“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社会现实。在追求现代社会商品价值（交换价值）增殖的资本同一性“强大暴政”下，世间的一切都分裂了，人与物的关系被“颠倒”了，颠倒现在成了一个关键词。具体表现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特征：（1）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2）“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可以说，这段提纲挈领的名言既内蕴着马克思关于“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拜物教思想，又表明了“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代性的事实，而后者正是对前者的凝练和概括。马克思发现，当资本获得主体性之际，它本身的运转便会脱离人的控制而具有完全独立的运动逻辑。此时，作为物的商品、货币、资本等都能够“自动跳起舞来”，并且遵循着物的逻辑而舞动。更有甚者，人的逻辑必须遵从物的逻辑，按照后者的指示来运行，不是人使用和支配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否则人便无法生存。这就是资本主义拜物教。尤其是“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在《资本论》中，资本有着从“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再到“生息资本”的演进和转变，资本的总公式也相应从G—W…P…W′—G′逐步简化为G—G′。缺失了“W…P…W′”这一商品生产过程的生息资本，使资本主义拜物教达到了极致，仿佛资本可以在没有任何劳动介入的情况下自行增殖。正是在生息资本那里，现代性获得了它的最高形态和最完全的意义。随着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G—G′的资本增殖模式为人们炮制出一种幻觉，即W完全被虚拟化，W是什么不再重要，而唯一重要的只是“钱能直接生出更多的钱”。这种财富增殖的幻象一方面使整个社会处于癫狂之中，人们不再将辛勤劳动作为美德，取而代之的是投机之风和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幽灵般的对象化”的资本完全被抽象化，人的本质也因此完全被物化，“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社会现实达到了它的极致。值得强调，时至今日，不管资本逻辑的运作具有了诸如“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单向度的人”“全景敞式主义”等许多新特点新形式，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本性论断，仍是后来者不可超越的基础。

　　因而现在可以作出断语，即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语境当中，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资本的运动逻辑所导致的“抽象对人的全面统治”。显然，这里的“抽象”，只能是在现实历史中作为“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非神圣形象”和“事实上的主体”的资本而无他。而作为“抽象”的资本的本质力量，就是现代性的力量。对此，普殊同也进行过深入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在其根本层面，并不在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而在于人们自己所建构的抽象社会结构对人的统治。”在普殊同看来，被人们构造成抽象社会结构的资本，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现实的人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体。这个主体作为“拱顶石”，不仅架构了整个社会，而且颠倒了整个世界；包括马克思早期“劳动异化”理论在内的现代性批判，最后都是围绕资本来展开的。普殊同的这一阐释无疑是对的。但是，他继而强调，以资本作为抽象主体的社会统治形式及其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绝不能被简单概括为阶级对立，因为无产阶级的生产劳动和工业生产过程都是资本进行社会统治的表现方式，二者都内在于资本逻辑之中。因此，无产阶级不会成为否定资本主义的潜在基础，而现代社会发展的目的也就不在于通过革命和改革去反抗资本主义。显然，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根本立场”大相径庭，也同《资本论》关于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并从而解放全人类的“根本目的”相左。在普殊同那里，马克思进行资本批判的目的仅在于揭示和批判现代性问题，而马克思为什么要揭示这个现代性问题，为什么要进行现代性批判或资本主义批判，他进行资本批判的动机和目的何在？普殊同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这一问题，以普殊同为代表的许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鲍德里亚、柄谷行人等，他们的观点由于脱离了马克思“为人类求解放”的“目的论”语境，与马克思革命的政治实践及其实践精神相分离，走向了一条“理论化”“学院化”和“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审美救赎”之路，因而最终也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因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以‘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灵魂的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结晶为马克思的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资本论》，……从‘文本’来看，‘对现实的描述’即揭露资本运动的逻辑，构成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构成关于‘现实的历史’的《资本论》；但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对现实进行描述，而是揭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对人类解放的旨趣与对解放的现实道路的揭示，批判的辩证法与‘对现实的描述’，它们不可分割地统一构成了关于‘现实的历史’的《资本论》。”也就说是，《资本论》进行资本批判或现代性批判，其根本动机或最终目的，就是“为人类求解放”；因而《资本论》就是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巨著。这就是对上面提到的普殊同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未能解答之问题的直接回应，也是对马克思的学说或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接下来该“怎么做”的根本性理解。

　　事实上，国外有的学者也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资本论》从第一页起直到最后一页，贯穿着一个伟大的目的，就是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只要认真阅读《资本论》，我们就会毫无争议地发现，如果我们不将‘阶级斗争’写在我们政治的大旗上，而且按照它的指示前进，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方向”。“资本主义必然激发那种能够而且终将代替它的新社会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确在运转。因此，三大卷《资本论》可以当作关于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辩证产生的理论来阅读。”这些见解可谓深谙《资本论》现代性批判之本意。

　　虽说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造成过积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当黑格尔将现代性的克服寄希望于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再生产去重新赢获已经丧失掉的世界之统一性的时候，马克思则洞见到，以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绝对知识、存在、本质、概念、精神、大全、绝对等思辨哲学术语为支撑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只不过是“独断地”设定了关于真理的幻觉。所有这些范畴，只是在思想中所构造的“现实”而非现实本身；换句话说，在黑格尔语境中，现实已被卷入纯思的旋涡之中而转变成非现实。因而要使现代性批判摆脱黑格尔的困境，为人的解放开辟现实道路，就必须放弃思辨哲学的话语体系，进行“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对“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进行重新阐发。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用“无人身的理性”来设定人的具体社会生活过程，“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从而认识到了经济范畴对分析和解剖“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他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找到破解现实社会秘密的钥匙，将资本及其主体性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把现代性批判置换成资本主体性批判，并具体地通过揭示“资本的内在矛盾”来展开这种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资本一方面确立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在这里，“普遍性”是指资本无限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以实现自身增殖的逻辑，而“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则是指雇佣工人在一天24小时内可以连续工作的时间限度、可供使用的雇佣工人数量越来越少但赤贫者人数越来越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可变资本相对减少、生产资料集中使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等等。总之，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导致的上述“限制”，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因而“资本”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着自我批判的悖论。对此，詹姆逊强调“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并不生产商品而是生产资本那个悖论”，是颇为准确的界定。

　　正是资本的这个“矛盾”或“悖论”，促使其“必然自己排斥自己”，培育出一个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强大无产阶级，并将其看成真正的历史同一性主客体。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的无限增殖的逻辑本质上是以广大劳动者利益的被攫取、身体的损耗甚至生命的丧失为代价的，如果无产阶级不站起身来进行反抗，人类解放将很难取得进展。但如果资本自身的矛盾及其对雇佣劳动者的奴役不被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很难成为一种更高的新的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就是旨在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批判的武器”和“革命的论证”。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指出，人的解放就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适合于和最无愧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而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由此，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真正的“自由王国”——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自由发挥——就开始了，而“自由王国”的构建，唯有通过驾驭、驯服和最后扬弃资本才能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一方面通过资本批判“第一次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意识到自己必须站起来进行斗争，反抗资本的奴役和统治，表明了资本运动逻辑必然导致人类解放逻辑的现实发生。另一方面，资本批判还揭示出资本既是现代性的起点又是现代性的终点，资本的界限乃是现代性的界限，只有通过一种更加充分和更加深刻的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现代性超越”或“超现代性”，才能真正批判并克服“资本主体统治一切”的现代性原则，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自我确证，使人的主体性得到真正回归。而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改革，才是实现这种现代性超越的“武器的批判”。

　　至此可以看到，《资本论》现代性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为人类求解放。对此，笔者认为还有两个结论性的方面必须强调：一是，要将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历史科学阐释与他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准确理解《资本论》经久不衰的思想力量。因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演进逻辑，无法从客观化的科学和希望的信仰任何一个单独方面得到解释。那种“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固然在资本批判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若忽视其目的论和信仰的一面，将导致把科学的唯物史观看成经济决定论，从而损害了革命主体的行动逻辑，损害了马克思理解历史的人类学问题意识和人性内涵，最终导致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思想简单还原到旧唯物主义的套路中，使得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历史科学最终失去能动性。反过来，那种在《资本论》中片面强调马克思“劳动异化”思想及其人道主义价值取向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由于过分注重马克思早期关于社会历史变革的未来指向及其道义许诺，忽视了他后来对既有现实历史的客观冷静分析，而最终不免重新陷入黑格尔主义的误区：革命的主体变为脱离了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能动的抽象，社会发展的目标被引导至一种虚幻的、具有弥赛亚情结的世界历史的自我救赎之中。事实上，《资本论》的解放学说，既不是简单抽象的历史目的论或经济决定论，也不是救赎历史的历史终结论，而是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相统一、资本批判与人类解放相统一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只有在对《资本论》这一复杂的“历史科学”进行深度理解和不断挖掘的过程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每一步前行才是脚踏实地的。

　　二是，为了保持上述双重解释模式之间的“必要张力”，揭示出资本批判的复杂性，要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置于《资本论》的现代性批判这一总问题背景中。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张盾教授曾进行过重要提示：“应该从现代性问题出发，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承诺出发，来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法也许并无新意，但却相当重要。因为有着很强意识形态意义的现代性问题与严格规范的西方概念哲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背景，这种叙事背景的改换将带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深入理解《资本论》来说也是如此。要深入研究资本逻辑并阐释资本批判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就必须从现代性批判入手，既通过具体地分析资本逻辑来揭示“抽象对人的全面统治”，又通过这种揭示进一步展现出人类驯服、驾驭和超越资本，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而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毕生致力于一种“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思想，只有以现代性批判而非西方概念哲学为背景，才真正符合《资本论》的革命立场——对资本主义永不妥协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永无止境的探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