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力图撕破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所披上的伪善外衣，尝试“摆脱一切使地租受到歪曲和模糊不清的附加物而去纯粹地考察地租”，批判的利刃直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地租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形式，由此加剧了剩余价值转化多样、地租形式多变、资本剥削方式隐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使得马克思地租理论再度成为学界热点，并形成诸多见解。国内有学者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研究文本，将马克思对地租的分析看作是其劳动异化批判构式Ⅲ的第七个构境层面，即剩余价值异化为分配领域中资本的利润以及利息、地租等一系列物性的被瓜分的财富；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地租起源问题时，以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为基本出发点，并由此阐述了前资本主义地租形式向资本主义地租形式转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卡勒姆·沃德（Callun Ward）等人分析了地理学空间转向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地租理论的广泛讨论，指出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者提供了批判性的城市政治经济学视角，重申了地租理论对土地、城市和资本主义分析的重要意义；有学者借助马克思地租理论，剖析数字平台租金的“一般”和“特殊”；还有学者借助级差租金和垄断租金的划分，分析了平台企业利润和垄断问题，揭示了平台企业依仗数据要素所有权垄断而获得租金。

　　目前学界对地租理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论证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的批判以及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机制的揭露。不少研究虽已从多种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地租问题展开细致剖析，但并未就地租形式的演变及其内在逻辑作出系统性阐释。如何理解马克思地租理论对当代现实问题的解释潜力？当今资本主义地租有哪些表现形式？能否利用资本逻辑阐述地租的当代形式演变？围绕这些问题，笔者主要以马克思主义资本三级循环和“时空修复”理论为逻辑支撑，从生产空间、城市空间及数字空间三维层面，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地租表现形式的演变进路，从而强化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当代阐释力。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中，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流通领域中的产业资本循环过程，形成了资本循环理论，为理解产业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提供了关键理论基础。在考察资本循环过程时，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连续的价值扩大的”整体性过程。一方面，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大特性，“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事物，而是一种只在动态中存在的过程；当资本循环终止时，资本的价值就消失了，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会崩溃”。也就是说，资本生产总过程的连续性是以资本循环的统一性为前提的，资本循环的中断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危机。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始终是围绕价值增殖这一动力展开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积累必然发展为过度积累，从而导致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从而引发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过剩问题，妥善处理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就成为资本主义存续的关键。哈维在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理论的基础上拓展了资本循环的空间维度，形成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为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地租形式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分析框架。

　　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将资本主义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场所明确规定为资本的初级循环、次级循环和三级循环。资本的初级循环是指马克思语境下产业资本的循环周转，即围绕工业生产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个层面次第展开的、连续不断的形式变换，以最终实现价值增殖这一目的。当资本的初级循环发生过度积累，为转移商品过剩、工人失业等危机，资本倾向于通过时间延迟与地理扩张将过剩资本转向次级循环和三级循环。资本的次级循环包括生产领域中的固定资本和消费领域中的消费基金，即大量资本投向建成环境，通过优化城市布局和完善基础设施缓解过剩危机，同时形成了金融资本主导下城市化多重空间矛盾问题的关键场域。资本的三级循环涵盖科学技术创新和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支出领域，结合时代发展特征，三级循环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高新技术领域，旨在全方位地提高社会发展水平。

　　在《资本论》第三卷论及地租问题时，马克思指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维度至关重要，“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为资本循环引入空间维度，既是对资本循环理论的拓展和丰富，又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地租提供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解释框架。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从时空修复视角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提供了合理方案，这种“时空修复”手段，是以外部转移方式缓解资本主义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在空间修复层面，价值生产一般发生在特定区域的空间结构，当资本出现过度积累危机时，只有向外部进行空间转移，寻求新的空间以释放过剩资本；在时间修复层面，过剩资本投资到资本积累新领域，由于建构全新空间的投资回报一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从而减少资本在自身的循环过程中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以缓解过度积累的压力。

　　马克思将“地租”界定为“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这意味着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土地所有者得以占有租金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土地私人所有制使个人获得了对一定量土地的绝对的、排他的垄断权力，这种权力允许土地所有者在“绝对空间”享有绝对统治，“把它当做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由此，空间向度成为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地租形式及其内在逻辑的可能路径。结合资本三级循环和时空修复这一动力机制，地租所处的“绝对空间”拓展到三级循环的各个阶段，可以运用“生产空间—城市空间—数字空间”的分析框架，分别考察资本主义地租在三大空间内的形式特征，进一步阐述当代资本主义地租形式及其内在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诉诸大量笔墨完整阐述了关于地租问题的思考。他关注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的地租问题，结合劳动价值论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地租的形成机制，并抽象出“资本主义地租”的一般规定，即“超额利润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资本的发展是以一种特殊的私有和空间占有为前提的，地租作为剩余价值的一个分支，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范畴，以资本驱动下利润与地租分野的产业地租为重点研究对象，主张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对地租形成机制进行考察，在地租问题上所形成的试探性思想无疑使他的批判利刃更加锋利，同时为理解当代地租形式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首先，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地租得以可能的关键前提。资本主义的兴起解构了旧有的土地所有权代表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土地所有权将“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从统治与从属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脱离出来，土地所有权也以一种纯粹的经济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进而获得与封建租税有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地租形式，即“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除此之外，通过土地私有制将劳动者和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相分离，使得大量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无法获取自身所需，别无选择走向劳动市场成为任由资本家挑选的劳动力商品，这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创造了基本条件。

　　其次，所有权的垄断性质是地租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地租取决于对土地本身及其所蕴含的自然资源的垄断。土地使人类劳动有了物质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人类劳动力在一定的形式中被耗费，作为一定的劳动被耗费，它才能得到实现，得到对象化”。假如土地不是生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私有制的特权所赋予的权力也就不复存在。然而，正是“这种自然力的占有，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形成一种垄断，成为所投资本有较高生产力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能由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创造的”，才使得租金的占有成为可能。垄断作为资本主义运作的基本特征，开辟了一条依据私人对某种关键性资产的独特占有关系而获利的商品化道路。为了满足资本持续积累的需要，这种对私有产权的垄断不断扩大其外延，不仅金属、矿产、空气这些本不是人类劳动产品的自然资源被赋予了价值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甚至艺术创作、专利产品、知识产权也纳入投机领域被作为商品用以出租或出售。对所有权的垄断让资产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不必参与实际生产过程，仅凭租赁资产使用权就可毫不费力地获取资本家手中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再次，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是资本主义地租祛魅后的真实面目。马克思地租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地租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用剩余价值阐释地租的科学内涵。亚当·斯密仅仅把地租看作是出让土地所有权理应获得的报酬，与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一样不必着重考察，从而忽略了土地所有权所带来的收益从何而来的问题。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作了部分回应，然而倘若土地所有权的纯粹经济形式让土地成为可以垄断、可以让渡的商品，那么劳动价值论不足以诠释土地商品的“价值”问题。马克思延续了李嘉图基于劳动价值论分析地租的逻辑，立足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这一本质。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而在价值生产过程中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以工业资本利润、商业资本利润、地租、其他产权收益和货币资本利息等特殊形式被社会内部各阶级瓜分。剩余价值源自对劳动力的剥削，地租作为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不同于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活劳动的剥削，其剥削形式和手段更为隐晦难测。土地所有者为了获得更高收益以提高地租的方式直接剥削租用土地从事生产的资本家，资本家为确保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进而加大了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压榨。资本衍生出地租这种剥削形式，不仅仰仗所有权垄断的力量，以收取租金的方式间接剥夺劳动者在价值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还通过剥夺劳动者居住环境、生存空间等再生产必需条件，以售卖生活必需品、收取租金等这种看似合理的手段“温和地”大肆敛财，将劳动者微薄的收入转移至自己的腰包。

　　最后，围绕土地所形成的阶级关系是地租得以存续的必要基础。在分析地租问题时，马克思不再聚焦于《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生产关系领域，而是转向了分配关系领域。生产领域创造的社会总价值最终在市场上实现其货币形式的转换，在支付劳动者工资和上交国家税金之后，分析的焦点也随之转移到货币形式的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问题。地租本质而言是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对租金的占有是阶级内部对社会总剩余价值分配的产物。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使用权以租赁的方式转移至资本家手中，地租成为打通“租赁”这一行为的中介，这样一来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以获得租金，资本家让渡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占有土地使用权的费用。具体来说，通过榨取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首先以利润的形式分配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由于在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换环节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被分配到利息形式的剩余价值，作为土地人格化的土地所有者则是以租金的形式将部分剩余价值揽入怀中。土地所有者看起来毫不费力就拥有了瓜分剩余价值的权力，就利益分配而言似乎是站在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对立面，但是实际上正是土地所有者把劳动者推向了“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们以暴力、欺骗、掠夺以及洗劫资产的方式将资产占为己有，把劳动者从其赖以生存的土地空间中驱逐出去，资本家因此心甘情愿地出让租金，以换取无产阶级再生产的条件。残酷的资本家和伪善的土地所有者共同将无产阶级推向被剥削的无尽深渊，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阶级基础。

　　在产业资本主导的时代，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在基于土地的特定空间中积聚起来，正如马克思强调的：“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资本借以地租这种隐晦的剥削方式，加深了劳动者的“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在探究传统农业地租问题时，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建筑地段的地租形式，他把产业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房地产业的主要对象商品房纳入资本“建筑投机”的范畴，认为“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由此把地租问题域从传统农业地租扩展到城市地租。随着资本的主导形态由产业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房地产业日益独立化并成为城市经济的引领者和相关产业的支配者。以哈维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结合新自由主义放任金融体系以及崇尚市场作用的经济特征，系统分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房地产金融化现象，对城市地租问题形成独到的理论见解，丰富了马克思地租理论。在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中，房地产金融化是资本次级循环的产物，即初级循环产生的过剩资本流入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领域，当代地租由此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城市地租。这是地租形式在城市空间中的发展，是在资本主义完善的私有财产制度、市场机制和法律契约基础之上，依靠成熟的信贷体系和金融工具，不通过生产就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城市地租作为“土地的金融版本”，以房地产金融化为现实基础。房地产金融化现象，体现了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虚拟资本从观念到现实的转变。首先，马克思认为购买土地的资本“和购买国债券的货币完全一样”，具有生息资本的职能。资本对土地的投资是期望获得更高的未来收益，因此土地所有者获取的是对预期的未来收益的债权。地租代表着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易的实际上是土地所有权证书，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形式，更准确地说，它在观念上是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其次，房地产业基于证券化运作方式，通过金融杠杆加速虚拟资本流通并为房屋投机提供融资手段，“银行把钱借给寻找适当租金的土地投机者，虚拟资本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建立在虚幻之上的无限的虚幻回归”。借助金融投机之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作为金融衍生品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虚拟资本的再虚拟。金融资本的介入和渗透使土地交易被真实地纳入生息资本流通体系，房屋和土地“作为单纯的物已经是资本”，土地所有权由此转变为现实的虚拟资本。

　　房地产金融化积累以获取城市地租为目的，城市地租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还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虚拟资本是足够真实的，但它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来掩盖之下重要的社会关系”。金融资本一方面对价值生产、流通和实现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是各式各样投机以及“疯狂形式”的巅峰之作。金融资本在土地市场自由游荡，寻找新的投机空间以满足价值增殖诉求。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土地所有者可以选择将租金投入金融资本流通中，壮大其食利能力；而“资本家和工人有充足的剩余财富投资到土地中”，他们借助金融机构的力量跻身土地所有者行列，成为“独立的阶级机会主义者”，成为食利阶级中的一员。土地所有者不再只是过去价值生产的受益者，更是未来价值流通的推动者，这进一步加深了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联结，构成一个依靠剥夺而实现资本积累的巨大利益集团，这种剥夺式积累不仅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同时是以多种方式对劳动者生存空间和生存权利的剥夺，全面地侵犯着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首先，金融机构推出各类住房贷款为购房者降低买入门槛，然而代价却是自愿将未来的工资收入作为偿付借贷的利息流，马克思语境下“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的情况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其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为金融机构转嫁风险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获得应得的本息收益后，金融机构全身而退，价值实现的风险由购买者承担，住宅购买者将面临破产和取消其抵押品赎回权的风险；最后，如哈维所说，“许多基于信用的活动实际上都是投机泡沫，是一种人类对黄金和货币权力的衍生物”，对于房地产和土地的投机是金融机构为获取更多收益而设下的一场虚拟的庞氏骗局，基于拜物教信仰，住宅不再只是居住场所，而成为投资产品，刺激和维持着房地产泡沫。

　　城市地租体现了资本次级循环的内在逻辑，城市化建设及房地产业的繁荣本质上是大量资本由初级循环转向次级循环。过剩的产业资本一部分投入生产领域，构成固定资本，例如交通设施、厂房建造等，形成生产的建成环境；另一部分投入消费领域，构成消费基金，例如房地产开发，完善消费活动的物质架构，形成消费的建成环境。房地产金融化现象是资本次级循环的产物，即过剩资本流向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具体表现。一方面，资本化的地租转向对固定资本的投资，不断完善资本积累良性循环的物质架构。租金既可以被贮藏起来，也可以像其他资本一样被重新投入资本总循环之中，占有城市地租的资本家倾向于将其投资到改善道路、设立商圈、修建公园等活动当中，改变城市空间的地理结构，建成环境的提升有利于抬高城市地租水平。另一方面，住房贷款实际上是将购房者的工资收入强制流向消费基金，金融机构为集中货币资本提供了有利渠道，不断壮大资本家的资金池，从而实现城市地租的资本循环和收入循环。

　　城市地租的“时空性”与“时空修复”的内在逻辑相契合，它一方面依托未来剩余价值的实现，立足于未来的劳动；另一方面又把价值的生产限定在特定空间，因此租金这种资本积累形式既把握了资本积累的时间性，同时又把握了物质生产的空间性，从而把时间与空间的因素统一在了由价值规律界定的单一框架中。尽管资本的流通领域在次级循环中得到极大扩展，但是人类自身的活动空间是有限的，“时空修复”也必然受限于资本的自然限度，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也依然没有摆脱资本积累必然发展为过度积累的一般规律。此外，城市地租集中体现了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特质，即通过土地私有化和房地产金融化将本该属于国家或人民共同的资产偷送至资本家利益集团手中。这种剥夺性积累构成了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积累的根基，哈维强调，相较于建立在暴力掠夺基础上的资本原始积累，“积累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剥夺式积累加速了资本过度积累进程，资本的次级循环将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同时，城市空间不仅是实现资本积累和转移矛盾的经济空间，也是负载阶级对立与剥削的政治空间。阶级对立与剥削关系没有在城市空间中得到缓释，而是反向地把剥削关系弥散至人们的生活空间之中，酝酿着下一场对无产阶级进行更大范围的持续深度“殖民”活动。

　　随着“时空修复”能力在特定实体空间结构中的日渐式微，面对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永恒威胁，资本主义必须开疆拓土转向新的领域以维持其存续。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脱离沉稳笨重的工业巨兽，向灵活多变的信用金融和精准高效的数字模式迈进，主导经济社会的资本力量完成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以及数字资本的“蝶变”。资本主义结构的演变将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地租形式，资本的投机不再局限于土地市场以及自然资源，更是将利益网撒向技术、数据、知识产权等新兴领域以期寻求租金。

　　数字时代促使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数据和互联网，当实体空间对资本矛盾的缓解和修复乏力时，暴露出泛空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弊病。维持资本的良性运转亟须构建新的剥削空间，以新的积累途径、新市场、新商品满足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在互联网迭代升级的阶段，虚拟技术和数字技术的结合使得打造新的剥削空间成为可能。科技让数字和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区块链实现资产数字化，物联网建构现实物体的数字映射，人工智能创造智慧机器人，AR推动现实与虚拟叠加的交互体验。构建数字新空间的狂热既满足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征服欲和掌控欲，也实现了凭一己之力建造技术乌托邦的野心，更是资本和权力推动下重塑剥夺式积累空间的现实必然。数字时代与金融投机的勾连，激发资本对新兴技术行业的热情，驱动过剩资本流向资本的三级循环，即科学技术创新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支出领域，由此创造了一场漫长且浩大的技术繁荣。大量资本持续投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建设基站、鼓励科研，制造数字时代特有的景观社会。资本耗费巨大财力与人力，开辟新的数字化、技术化、景观化的“剥削空间”，把我们置身于一个“认知、信息化或非物质化的知识经济体系中”。数字化虚拟空间“以一种幽灵般的方式，塑造了不可见的平台，让所有社会关系都必须在它的基础上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随之发生数字化的“范式转变”。首先，数字生产方式实现了传统产业依托平台技术向生产场所离散化、生产环节碎片化、生产管理数控化的升级，对数据的生产和控制成为盈利关键，平台资本主义不再依赖产业生产方式，而是以更为精益准确、灵活高效的数字生产方式为基础。其次，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在土地、劳动、资本三大要素基础上，增添了数据这一特殊要素。数据并非数字空间内单一孤立的行为痕迹，而是囊括“各种物质、信息、金融、人才、生产、物流等各个方面的连接关系”，企业通过平台对数据进行记录、提取、分析，从而把握“流量密码”，数据信息日益占据核心资源地位。最后，对劳动类型的扩充进一步揭露了数字空间中的生产关系。数字劳动是“在数字生产方式下生产数据-流量的活动”，平台用户拥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将数字劳动时间模糊成自由的闲暇时间是平台资本“温和的”剥削手段，数字空间映射着实体空间中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作为充斥资本权威的无序空间，数字空间也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的新场域。

　　平台是构建数字空间的重要基础设施，它作为中介将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数字层结合起来，将不同用户聚集起来，使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糅合，赋予虚拟空间真实性和社会性。涵盖海量数据并拥有精益分析能力的平台成为资本投机的新领地，平台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样态。平台“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并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户能够构建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实现对技术劳动者和平台用户的双向剥削，为资本主义“剥夺式积累”开辟了新的运作空间。一方面，技术劳动者是平台企业的主要雇员，资本家难改对剩余价值疯狂攫取的本性，灵活弹性的互联网工作制度有效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延长无薪工作时间，从而确保资本家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平台用户的“产消者”身份揭露了平台获取数据的原貌：以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为诱饵，实现对用户创造的数据原料的无偿占有。此外，依托各类平台建立的数字化虚拟空间，凭借为经济活动提供交易和消费的中介场地，平台看似合理地向入驻商家索取租金，这种兼具地租一般性质和数字时代特点的租金类型进一步发展了当代的地租形式。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按网络平台的使用场域将其细分为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业平台和精益平台五类，而受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催生出更加多样的，涉及购物、交通、支付、社交、金融、教育、投资等各方面的平台类型。互联网平台为资本提供了一个通过数据商品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盈利的场所，通过租用中介场所，平台入驻商家得以在数字化虚拟空间内实现产品交换、分配和消费行为。平台凭借对数据所有权的掌控和对数据资源的占有能力，在数据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创造“信息差”，并向入驻商家和用户征收一定的“货币税”，这种数字租金类型即平台地租。然而，无论是入驻商家还是一般用户都很难察觉平台地租的存在，这是由于资本乐此不疲地掩盖自己的逐利本性，为平台地租穿上了诸如内容支付费、免除广告费、商业折扣费、促销服务支持费、利润补差费、平台使用费等名目繁多的“合理”外衣。除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现形式之外，地租的缴纳历史久远，人们对于资本威慑下的资源拜物教信仰根深蒂固，从而容易对平台地租持中立和理解态度。

　　与实体空间地租的产生前提异曲同工，平台地租也缘起于对资源的占有。然而，不同于实体空间地租形式对于“实物土地”的依赖，这种基于“虚拟空间土地”的地租新形态，体现了资本不再满足于占有自然资源，并且企图占有依托知识智力而创造出来的人造资源的狂妄态势。这种人造资源属于一般智力的范畴，具体表现为数据要素。原始数据本身是一种“非竞争性资源”，这种取之于民并服务于民的资源并不妨碍资本流动，而数据要素则是“在对平台大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存储等过程中形成的，包括数据和技术两个维度”。作为数据与技术糅合的产物，数据要素是平台地租得以可能的物质基础。“从数据生产角度来看，活动就像是等待被发现的土地。无论谁先到达那里，拥有这些土地，就能持有土地上生产所需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即财富”。同时，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现有的数字化虚拟空间可以无限拓宽。受平台网络效应的影响，数据要素也会源源不断产出，这意味着资本在理论上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永不枯竭的财富源泉，因而“重要的因素是资产阶级拥有这个平台，而不一定需要产生实体产品”。换言之，平台地租的存续关键是要确保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占有，平台就是“向参与到被私有化和被控制的一般智力形式下的数以亿计的数字劳动的工人收取租金”。

　　在网络效应和杠杆效应的共同驱动下，垄断是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现有的平台关系处于一种动态不完全竞争的状态，抢占市场先机并有金融资本加持的互联网巨头们通过兼并或开辟新业务来不断染指其他横向或纵向领域，巩固行业领头羊地位，试图打造一个闭环“生态系统”，为用户提供数字化的一站式服务。涉及多行业、多领域的“生态系统平台”，极大扩展了平台攫取租金的业务范围。人们被这种权力的集中所裹挟，被迫使用和依赖平台。平台借助这种垄断力掌握数字空间的话语权，从数据提取装置转变为统治装置，建立“伪-普遍性的标准”，无偿占有数据的同时还制定场内规则。用户使用平台进行交互时就已经默许了这些不平等条约，收租行为由此变得更加合情合理。

　　当今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且灵活的体系，生产方式的变化催生出多样的地租形式。马克思对传统地租的分析作为地租形式的广义参数，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地租形式提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首先，租金是一种荒谬的存在。地租形式基于所有权的虚拟性质，并假借金融操纵和资本投机之手逐步与实际价值生产环节脱轨，将虚拟泡沫不断升级。其次，地租的寄生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恶行。不论地租形式如何发展，租金的本质是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极少涉及价值生产。食利阶级是资本剥削的理想化身，毫不费力地实现了对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双重剥削。最后，地租潜藏着巨大的垄断力量。如果说马克思语境下的地租是凭借对所有权的垄断，那么城市地租和平台地租体现了更加严密的垄断机制。资本霸权并非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更温和地全方位制造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

　　在资本逻辑作用下，不同空间场域内的地租主要形式呈现出不同特征。换言之，资本样态的转变是地租形式演进的内在动力，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数字资本主导着地租形式在生产空间—城市空间—数字空间中的发展。资本的本质是一种关系。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土地私有化让土地所有者具有了凌驾一切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上的权力，产业地租体现了在生产空间中围绕土地资源占有而形成的权利关系和剥削关系；在金融资本主导阶段，土地金融化为食利阶级构筑了城市空间中的绝对权力，城市地租表现了在城市空间内的阶级对立和剥削关系；在数字资本起支配性作用的状况下，资本家拥有了在数字空间中攫取利润的工具，平台地租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日益蔓延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代地租的三种表现形式共存于资本主义体制之内，在不同领域瓜分着社会总价值，不断加深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

　　系统梳理地租形式的演进逻辑，对于科学认识和解决当前我国在相关租金方面的困惑和问题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指导意义。在产业地租方面，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避免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在城市地租方面，要合理配置城市土地，谨防金融杠杆抬升房价，维护城市空间发展的公平正义；在平台地租方面，要积极探索“数据资源公有化”的产权制度，坚持资源公有和成果共享。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严格限制资本的逐利逻辑，避免租金形式走向资本主义的垄断和无序状态。

　　（作者简介：谢亚洲，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婷，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