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思潮相当活跃，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一思潮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比较全面，但就相关空间问题的确还不够重视，迄今大多是从政治经济学、历史语境、公正价值等方面入手，主要针对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进行研究，而对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深化发展、空间演绎的关联尚需深入的理论探究；同时也需要回应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缺乏空间维度，即出现了所谓的“空间缺场”的说法。事实上，恩格斯始终关注城乡格局、地理空间与自然方面的问题。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伍珀河谷来信》等早期文本中，他就已经基于一种对劳动阶级的深刻同情与唯物主义的敏锐感，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居住、生活环境进行了实地调查与采访，揭示出他们的悲惨遭遇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病态的一种征候表现。

　　在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迅速发展，大量工人从农村涌入城市，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城市人口激增造成了严重的住宅问题。城市住房短缺、居住空间狭窄与环境恶劣，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空间，让本来就在遭受工厂恶劣工作环境与劳动压榨的工人，还要像囚徒一样面对严重的空间压迫，这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幸福感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使现实中的无产阶级遭遇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困境。恩格斯针对这种现象，在《论住宅问题》中专门针对当时流行的蒲鲁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住宅观进行了批判，揭露他们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调和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住宅问题上的表现进行了系统阐释，不仅为后续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在理论上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空间维度上的清晰拓展。

　　恩格斯不是从抽象的空间谈起，而是从现实的、工人遭遇的具体境域开始，在充分占有现实世界中丰富材料与生活经验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土地与商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得以展开；既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停留于资本现象的表面，而是从多重向度对看起来简单的住宅问题进行复合分析。

　　1.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探索人的解放

　　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如马克思一样主张人的解放不只是一种价值追求，也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运动，更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的社会实践，是现实的人开展本质性活动的多重维度。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事物规律性的基本特征。对恩格斯而言，关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不能像僵化的形而上学那样停留于思想或观念的层次，而要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找到切中的要害问题。他以多年参与现实活动的实践经验来考察社会底层人民具体的经济状况，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论住宅问题》都是如此，通过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起点，考察当时城市化背景下工人阶级住宅困难的根本原因。

　　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现实的人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就必须进行实践活动，从事最基本的吃、穿、住、行等相关的劳动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从农村被驱赶到城市，但他们并没有得到相应回报，反而越来越贫困，在城市狭窄的空间里遭受严重的住宅短缺、空间恶劣的境况。恩格斯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分析，揭示出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是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却无法支付起高额的房租，更别说购买房屋。恩格斯又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揭示住宅问题是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之一，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休养生息的场所，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同时也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的，恰恰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实的人的忽视，才导致了住宅问题，原本一无所有但还有“人身自由”的工人在空间的无形限制中连最后一点自由也被剥夺了。

　　正如资本逻辑产生的异化现象不仅发生在工人身上，而且也发生在资本家身上一样，受住宅问题影响的是资本逻辑所卷入的各方。虽然影响最大的是无产阶级，但与小资产阶级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对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产生不可忽视的周期性危机影响。因为无产阶级所居住的脏乱的街区经常是灾难性疾病的发源地，这些疾病在适宜条件下就会迅速蔓延，“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而且，无产阶级的身心健康也会影响劳动力的质与量，从而反过来影响资本家的利益，瘟疫、病毒也会像经济危机一样周期性地光顾人世间。因此，就连那些“仁爱的”资本家也开始关注他们所雇佣工人的健康状况，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这种现实的空间困境。

　　然而，小资产阶级代表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却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入场，企图把工人变成拥有小块土地与住宅的小私有者，认为这样就解决了住宅问题。在恩格斯看来，这显然是空想。因为这不仅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还会让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现状丧失革命斗志，进而遏制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他们抽象的“法权公平”观念脱离社会具体历史条件的“公平”，显示出所谓“永恒不变”的僵化性，因为，“法权就是支配着社会的原理的总称；人类的‘正义’与‘公平’就是对这些原理的尊重与遵守”。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蒲鲁东主义者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面前，自然会倒向资产阶级的现有法律之网，最终可能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窠臼。恩格斯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这与英国圈地运动“羊吃人”现象一样，恰恰是工人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

　　2.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住宅作为商品本质的经济基础分析

　　恩格斯首先基于商品属性对住宅进行客观分析，区分简单商品买卖与劳动力买卖活动的不同后果。住宅问题“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这是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的道德视角、资产阶级代言人萨克斯博士的法权视角的根本区别，也是恩格斯从更深的资本逻辑层面把握资本主义住宅问题的理论出发点，由此得出科学的住宅经济分析。恩格斯认为，住宅作为一种商品，其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分离的，承租人从房主那里获取住宅的使用权，而房主以租金的方式获得住宅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以追求住宅的使用价值为主转变成追求住宅的交换价值，因而房屋就成为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和投机的工具，但这不属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然而，对于劳动力买卖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不仅再生产出其自身的价值，还生产出资本家占有并将在资产阶级中进行分配的剩余价值。

　　恩格斯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的“租赁关系等同于雇佣关系”观念。米尔柏格从维护所谓的“永恒公平”原则出发，“把雇佣工人的社会改造成自由生产者的社会，从而使每个人可以享受其全部劳动所得”，废除房屋租赁制度，变为买卖或完全占有。这在恩格斯看来是混淆了简单商品交换与资本逻辑下的雇佣劳动关系，“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而且，就米尔柏格方案而言，他自认为只要抓住了“资本生产率”这个“牛的双角”，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而将住宅问题转移到法律领域，将“永恒公平”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他还肤浅地认为如果每个人的劳动产品都可以交换到等额的另一种自己所需的产品，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了满足。对于恩格斯来说，这混淆了住宅与劳动力，从而掩蔽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即使废除租金制度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住宅属性从根本上而言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住宅成为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工具，而不是剩余价值的工具。恩格斯基于《资本论》模式分析指出，租户提供资金，房东提供房屋居住权，这本来就是简单的商品买卖关系，属于商品的流通环节，并不产生价值，即使买卖中存在欺骗给无产阶级带来更严重的伤害。而米尔柏格错误地以为取消住房租赁制度就可以解决住房问题，这表明他没有明确资本运动与商品流通的不同，从而掩盖资本剥削的本质。他误以为，废除房屋租赁制度为承租人分期赎买直至完全占有，就能维护“永恒公平”原则。其实，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公平正义”的社会不过是“真正的中间阶级”的平等交换而已。

　　如果说蒲鲁东主义者将经济领域的住宅问题转移到法律领域，而德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萨克斯则从经济领域转移到道德领域，坚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住宅问题。他认为，住宅问题源于资本家的无知和无产者的无知，一方面，资本家不知道自己的投机活动既会伤害无产者，反过来最终也会危及自身；另一方面，工人对恶劣住宅有害健康的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们就搬进阴暗、潮湿、狭小的住房”。因此，他主张从道德层面缓和劳资矛盾，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消灭”无产者。在恩格斯看来，萨克斯不过是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维护资本家利益的论调。首先，让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住房既不现实，也是对社会化的历史倒退；其次，把住房与土地捆绑意味着限制工人阶级的人身自由，依然无法获得经济独立地位；再次，修建小宅子和工人移民区与城乡对立问题发生冲突；最后，寄希望于建筑协作社或国家援助都不可行，因为资本支配下的国家与资本逻辑形成的阶级矛盾从本质上说不可调和，暂时的缓解只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问题。

　　简言之，恩格斯对看似属于商品买卖的住宅问题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实也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并在资产阶级中进行分配，分配的根据当然是对其有利者，包括政治、警察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人。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逻辑，不深入这个根本层次，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而只能停留于住宅问题的表象，无论是归属到法权层面，还是归属到道德层面，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表象层面的、肤浅的。

　　3.住宅问题最终归结到生产方式的协同性变更

　　恩格斯的住宅思想与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观点是分不开的。《论住宅问题》中的商品经济理论、地租理论都借鉴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范式，通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社会各种复杂关系的解剖，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秉承“人体的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恩格斯说，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了。单就住宅问题的商品属性而言则只能局限于经济学视角，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其来源，要探明其本质，就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逻辑出发。恩格斯批判米尔柏格和萨克斯从法律和道德领域来分析、解决德国住宅问题，是因为他们没能深入辨识住宅问题的资本主义实质。而恩格斯对住宅问题的论述涉及商品生产、劳动概念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剩余价值学说、地租理论、城乡对立以及阶级斗争学说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以整体的形式展现在一个典型的现象学对象上，这是对社会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创造性发挥。

　　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上，既不是单一的生产力发展，也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更不是单一的上层建筑变化，而是他们之间整体协同的变更。在德国等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分工也从行业之间扩展到地域之间，导致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在资本逻辑的演绎下，城乡之间的对立必然导致城市一端的住宅拥挤。这种社会现象并不以个别资本家的“善良”意志为转移，或者以完善的法律规定而消除，它是资本逻辑在新维度上的显现，这才是其深层的根源。

　　恩格斯虽然批评资本主义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拥挤、失业、住宅短缺等负面效应，但是也充分肯定城市化的进步作用：一方面它使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摆脱了以往的蒙昧状态；另一方面打破了之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家庭经济，为社会化大生产创造条件，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恩格斯强调生产力发展与住宅问题的协调与辩证关系。恩格斯认为，对住宅问题的认识是一个涉及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哲学问题，是以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对物质现象基本状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哲学问题的回答为前提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由两个辩证的对立关系确立了三层逻辑，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空间性质的历史发展观。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资本就是一种具有空间性的特殊存在，它不仅在简单商品交换的市场中表现自己，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实现自我增殖；它不仅包含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性阶级关系，还是一种社会性质的循环再生产过程。马克思曾谈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空间表现，在《资本论》第2卷中指出：“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恩格斯住宅思想正是延续历史唯物主义，对其在空间上的逻辑展开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

　　1.资本逻辑的空间阐释

　　恩格斯明确指出，资本逻辑是造成当时德国城市住房缺乏问题的根本原因。住宅问题并不是资本逻辑带来的唯一问题，而且也不只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其他社会形态或历史时期也同样存在，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会如影随形般出现。它在社会现象学层面的表现是，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造成一定时期内的住房拥挤、住房短缺与环境恶劣，其在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从局域向民族国家全域扩张、从行业领域向城乡空间彰显的结果。这个问题的后果不只关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也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关，并最终损害社会有机体。其实，早在青年时期，恩格斯在与伍珀河谷工厂工人的接触中就认识到，资本对工人生存空间具有先导性介入的特征，资本最终会把城市与乡村这种空间格局也纳入自身逻辑之内，将其作为资本的生产要素进行物化处理，并通过政治权力来支配城市空间的社会化分配。

　　资本逻辑表现为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利益最大化，特别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更多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压低劳动力价值来实现。因而，资本家是不愿意投入相应比例或更多资金到住房建设中，甚至相反，资本逻辑会驱动资本家把工人从市场中心驱离到边远郊区，这样大量廉价住房都被商业中心所替代，资本逻辑通过对城市中心与边缘的不同定价重新进行等级化，附加上资本逻辑的外在表征。例如，为解决住宅问题而实行的“欧斯曼计划”其实是资本逻辑演绎下的一项投机而已，最终只是掩盖或转移问题，如同把贫困人口聚集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一般。因为对工人现实利益的观照只是依附在资本逻辑本体上的附属物与点缀，这一点可能受到单个资本家自身道德规范的驱动，但绝不是资本逻辑的“普遍性”表现，资本逻辑并不能形成超越自身利益逻辑之上的观照社会整体性的逻辑闭环，哪怕它面临即将爆发的社会断裂性危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生活空间的排列布局也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因为资产阶级把体现自身利益的意志通过法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普遍的法律。于是，工人被合法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他们的生活空间向城市生产空间靠拢，而他们原有的农村家园逐渐荒芜。这就不难理解，在工业区周围坐落着工人阶级的生活安置区，因为交通距离的缩短意味着工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逻辑的空间布局不仅对城市与农村进行了价值格式化，而且对城市的中心向边缘的区域也进行了格式化。在这种格式化中，工人住宅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是让位于资本本身的，只有在不侵占资本本身利益的前提下才会被关注到，因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就是资本逻辑的载体与执行者，而他们与工人阶级一样都受到资本逻辑空间演绎的控制。简言之，住宅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逻辑在空间上的表现。

　　2.对城市化住宅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恩格斯坚持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蒲鲁东主义在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还保持农民本身的原有特征。蒲鲁东主义显然是一种历史“退步”的表现，在基于现实的人的立场来看，这也是“空想”。恩格斯认为，在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只有如此，“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从阐释视角看，如果说马克思在早期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及其结论进行批判，那么恩格斯则再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对19世纪后期德国资本主义带来住宅问题的历史叙述表明，住宅问题源于资本与机器大工业不断推动工人从乡村向城市迁徙的社会运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从行业领域转向空间分布，必然出现城乡分离与对立的紧张关系，因此，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种对立从生产力发展来说是必然趋势，但从生产关系的层面说则是与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相脱节的表现，是原来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结构没有相应地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对立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却是不可调和的，因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逻辑没有纳入社会调节的因素。因此，住宅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生产力发展与相应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得到消解。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不难理解，对于城乡对立的解决要在吸取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其生产关系的改变，让它符合现实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性动力。因为在机器化大生产出现后，社会被有机组织起来，城市发挥主要的经济功能与政治作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必然出现相应的“分工分化”。一方面城市空间的扩展依赖乡村土地的供应，而且劳动力也来自乡村的农民；另一方面，这种基于经济因素的空间重构与传统样态发生对立，并在消解传统形态的过程中导致新的问题，其中重要的就是住宅分配问题，而且还会产生政治与思想观念上的问题。

　　3.对人类本质的深刻揭示：实践创造新空间

　　关于人的现实存在本质，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主体性呈现是在现实的社会空间中展开的，而住宅问题是关涉每个人“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就连这有限的空间也是工人一点一滴堆累起来的。生产生活是城市得以存续的必要手段，城市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要求人类生活具备一定的空间。虽然人的生活空间在现实生活中以居住空间、休闲空间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等具体实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深层意义上它是人们作为现实的人的尺度的彰显。

　　在从乡村迁往城市的过程中，包括广大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通过新的社会化分工创造城市，用狭窄的物理空间创造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空间，其中最根本的创造来自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劳动。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首先表现在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农耕文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社会对地理空间布局的重塑能力有限，表现出与自然环境的高度“亲和”样式。人们从事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生产，生产空间局限在传统家园附近的区域，人们的社会交往也大概限于周边附近集市的简单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向城市发展的时代，工人阶级通过社会化的生产创造了全社会所需的生活资料，建设了城市，同时也开辟了人类社会新的城市空间。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者无视工人现实的实践成果进行了批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这是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退步”的表现，他们所谓的“永恒公平”就只待“世界灭亡”了。

　　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社会塑造人，人以自己的方式改造自然环境与社会空间，“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产活动同时也创造出自己作为人的异化状况，这种异化反过来导致他们自身的现实困境，例如城市空间的住宅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大型现代工业发展和城市化的同时，并没有同步关注工人阶级作为“类”的人的本质的切身利益。此外，人们除了基本的生存要素，还需要休闲娱乐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发展要素。但是在资本看来，那不属于资本逻辑本身的内涵，在它的天然本性中没有对人性的关怀，更没有对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属性，因而其造成许多工人居无定所的不安全感、恶劣生活居住环境带来的身心健康与精神生活低俗化的问题。这当然是对马克思揭示的资本逻辑的进一步阐释，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自我增殖必然要求工人离开乡村到城市，依靠资本主义社会化机器大工业以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生活基本需要，变成资本家剥削的对象。

　　恩格斯虽然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但他始终对社会底层人民有切身关怀。从不莱梅经商时期到对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考察，从关心伍珀河谷染工到德国城市工人住宅问题，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深度辩证地对住宅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延拓到空间维度，彰显出极为丰富的内涵。

　　其一，恩格斯揭示了资本逻辑在城市空间化的非正义性。如上所述，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结合自己的实际调查情况，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科学而详尽地阐述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工人阶级如何出现住宅问题。这对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出现的现代城市新事物来说是不可缺失的理论场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逻辑的表现日益空间化，特别是当代新一轮科技的发展，资本的扩张驱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与城市群逐渐成为现代资本活动的中心地带，联结着全球流动的资本与其更高级的金融活动形式，驱动着资本自身的再生产与各种物理的、网络的空间再生产，生产着不断变更着的世界结构。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开始流行“空间转向”的后现代思潮。福柯说：“我们必须批判好几个世代以来对空间的低估……空间被当成死寂的、固着的、非辩证的、僵滞的；相反，时间则被认为是富饶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 空间不再是传统的类似于牛顿力学绝对时空观的无生命力的东西了，而是由人、人类社会填充其间的社会空间，超越了自然空间外在于人的简单属性，并延伸到民族、文化与思想。空间不仅是商品，还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场域，甚至还与时间关联起来，形成了时空的融合。这看起来是新奇的东西，但以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都不过是当代科技生产力所主导的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表现。而恩格斯住宅思想虽然看似是一个古典的城市空间分析范例，但对后续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指明了方向，揭示了基本的问题域、资本逻辑的阐释模式。因而，我们还可以跨越时空，在恩格斯住宅思想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之间进行思想对话。

　　其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来说，由于他们对空间进行等级划分，揭示了资本逻辑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效率追求，而对任何新生事物，都会直接作为资本逻辑演绎的场域，那么在这样的新场域，流行的必将是资本逻辑，并在法律给予的“合法”外衣下，演绎出各种不正义的社会现象。空间学派首先将这些直观的内容进行直观的解读，并没有揭示被遮蔽起来的资本逻辑本身，换言之，他们没有真正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因为他们停留于外在的各种表象，对这些表象进行分类、归纳，甚至进行文学化的描写。

　　基于想象而非现实的解决方案，自然是在有意无意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逻辑的前提下，对其表现出来的各种征候与表象进行治理，从而“实践性的具体探索改造现实世界、建构更合理空间社会、确立空间生活、确立空间正义的可行路径”。这显然只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层面的改良方案。对于这样的“治标”方案，虽然也有其适用的场景与尺度，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是肤浅甚至误导性的，因为它通过表象的断言阻隔了继续深入探索资本逻辑在新场域中演绎的本质。这种方案不仅对现象没有说透彻，反而遮蔽了本质，有时还可能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一旦它主张的方案得到采纳而现象得到暂时缓解，它可能就误认为病根也得到了消除，但病根实则被遮蔽起来了。究其根源在于，它不能对资本逻辑如何介入各种空间场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只能漂浮于各个空间的孤岛。

　　其三，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所树立起来的发展模式，也是我们在新时代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范例。恩格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中的住宅热点问题，在充分发挥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住宅政治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对蒲鲁东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住宅方案进行了分析批判，不仅在当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正义者同盟中的影响，而且进一步焕发了理论的生命力，尤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揭示，在城市与空间维度上进行的创新性阐释与发展，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创新模式建立在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包括网络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资本逻辑演绎的空间扩张将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域，而是延伸到新的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遍及世界每个角落。在资本假借平等交换的扩张本性面前，任何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方，尤其是远离现代科技工业的边缘地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渗透下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以最大范围的资本逻辑进行资源配置与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通常来说，落后地区的原材料与市场最为资本所青睐，在遭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廉价原材料的开采以及商品倾销，从而被资本空间定性为生产链配置的低端市场。当然，在促进资本全球化的同时，这些落后地区也变革了自己原有的生产方式，其城市建设、空间格局以及社会面貌也必然发生巨大变化。简言之，资本也会在不平衡的现状中通过抹平不平衡而获得相应的回报。当然，资本逻辑的本质未变，其演绎的形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而表现出不同的样态。根据传统模式，对于类物质性的场域，基本上还是类似城市空间的再版，例如以大城市、港口、机场、货运中心为节点的海、陆、空的全方位世界交通运输。然而，对于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元宇宙这样的新媒介载体，则具有实质性的不同，他们具有极大扩展人类生活、体验与想象空间的可能性。

　　其四，由于时代的不可超越性与限制，恩格斯不可能关涉到当下已经充分展开的城市空间的诸多问题。恩格斯直接指明，“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这是恩格斯对蒲鲁东等人的住宅观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基于此根本的理论差别，促使恩格斯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与萨克斯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调和”意识进行清算，从而消除其在工人阶级中的消极影响。即使对于恩格斯来说，他的方案是站在理论化的唯物史观高度，而非政治施策的具体操作层面，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性操作上来，或许恩格斯所批判的意见更有参考价值。因为具体情境下住宅问题的解决需要兼顾根本与现实两个不同层面，而非单一的方案，如果过于宏观或理想化，容易脱离现实条件；如果过于考虑现实利益，则容易遗忘根本问题而走向庸俗化。

　　我们知道，恩格斯针对住宅问题的论战还有清除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任务，因而他采取的是论战性文体。论战在恩格斯看来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那些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幼年时出现的宗派创始人制造出来的，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培养出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适用于一切场合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

　　其五，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恩格斯对所谓短视的解决办法所持的否定态度。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应认识到不同考虑因素的互补关系，兼顾长久与现实两个方面，当然不是简单地混同起来，而是把现实方法放在根本的逻辑上，才能形成科学的认识，否则解决方案是片面的，结果就是“按住葫芦起了瓢”。譬如，恩格斯指出城乡对立也是解决住宅问题的阻碍之一，城乡对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农民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已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被迫涌入城市并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这就导致人口、资金以及生产资料向城市转移，农村发展受到限制。恩格斯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此外，恩格斯的分析还忽视了城乡对立的地理因素，这是因为，不仅资本逻辑会根据地理与自然环境进行选择性布局，而且非资本逻辑的经济活动都会如此。这样一来，做到如同恩格斯那样全国平均化就更不可能了，那种简单根据反资本逻辑的“空间正义”恐怕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原则。

　　当然，恩格斯不可能如我们今天这般直面与体验互联网等新生空间形式，像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新生的各种空间问题有直接论述。然而，恩格斯住宅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阐释本身就为我们在新时代创新提供了思想启示。长期以来，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社会分工的经济学论述占据主流，即便在马克思《资本论》那里仍是基于行业的社会分工的论述，然而，在恩格斯后期或晚年已经遭遇分工在城乡地理、城市住宅方面的展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不仅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时间，同时也先导性地购买或霸占了劳动者的空间，工人阶级在一个新的领域再一次丧失了自主选择权，而且让劳动异化的逻辑与恶果在空间重演。20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扩张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向我们表明，资本逻辑在更大地理空间上展开演绎的基本线索，这构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资源。例如，马塞伊把当代世界空间变化归结为经济在结构与社会重组的复合作用，并借鉴恩格斯的“合力论”，不仅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还蕴含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复合模式与空间之间关系的思想启示。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明确指出了德国城市住宅问题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论述过程中，他结合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对住房问题的反思散发许多天才的思想，例如，关于消除城乡差异的思想，优化住房资源配置的灵感，实施住房保障性政策等。这些天才的思想火花对于当今城市建设中解决各种新生社会问题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刘华初，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