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学的产生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但其论证到《资本论》草稿完成（1865年）才基本结束，因此可以将《资本论》草稿完成前作为马恩政治哲学的形成过程，此后到恩格斯逝世可视为其完善过程。马恩政治哲学是在西方现代化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是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化的产物。虽然马恩政治哲学的根本立场和基本主张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实质来源于启蒙思想，理论根据则主要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但它是在对所有这些思想理论实行革命性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政治哲学的独特性。马恩政治哲学虽然属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范畴，但对现代世界政治哲学尤其是对现代中国政治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是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哲学构建的主要理论依据。

　　马恩政治哲学是在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孕育和产生的。虽然西方现代化运动源自适应西方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但作为其结果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是按照启蒙思想家设计的“理性王国”自觉构建起来的。启蒙思想家设计“理性王国”的目的，是要把人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自由、平等和幸福，但这种最初设计由于其理论缺陷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和整个社会资本化的严重后果。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竞争中被分为富人和穷人，富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而穷人甚至不能获得最低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人们都会被经济利益所驱动，为获取更多的利益而生存，人的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因而被丧失，社会生活和所有人的个人生活实际上都资本化了，整个社会就发生了全面的异化。马恩政治哲学正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及其理论根据——启蒙思想（尤其是其中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恩的批判是全面的批判，既包括理论的批判，也包括现实的批判，但批判最多的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他们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认为资产阶级构建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全面异化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而且成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马克思后来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露了资本关系的形成过程，认为这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它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受资本的统治。在马恩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着弊端和罪恶，根源在于私有制。资产阶级虽然消灭了封建所有制，但并没有否定私有制，相反在旧的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私有制。

　　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的虚伪性。恩格斯认为，在启蒙运动中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到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代替。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资产阶级的，并不包括无产阶级。恩格斯认为，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王国的社会和这个理性国家实现的时候，新制度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

　　马恩政治哲学的创立也是对以前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变革。在西方自16世纪至19世纪三百多年的历史上，产生了一批空想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兴起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的种种弊端，并对其持批判或否定的态度，提出并描绘了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社会，所以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所构想的理想社会因不具备实现的条件而被称为“空想共产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这些政治哲学思想为马恩创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直接来源，但马恩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改造。

　　马恩对空想社会主义继承的最重要体现，在于坚守它的人民立场和对受剥削和压迫的广大无产阶级同情的感情，并将这种根本立场从社会或国家范围拓展到了全人类，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基本主张上看，马恩赞成消灭私有制，但不是消灭财产私有制，而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他们赞成社会成员人人平等、实行按需分配，但强调社会成员各尽所能，而且认为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当“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赞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但并不限于此，进而要求“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马恩建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并运用它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考察，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建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经济基础的角度为这一历史必然规律提供强有力的论证；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无产阶级，而且强调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领导，其历史使命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因为进行了以上理论上的批判改造，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并为他们的政治哲学确立了人民立场和基本原则。

　　马恩对空想社会主义改造最重要的实质内涵是给所有社会成员个人赋予了自由的本性或本然本质，而这得益于启蒙思想家对自由的推崇和追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虽然都十分重视平等，但对自由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而生活在19世纪的马恩经受了启蒙思想家自由思想的充分洗礼，深刻洞察到自由对于人的至关重要性，将对自由的追求融汇于他们的政治哲学之中，使之与时代的主题相对接，从而超越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马恩完全认同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由是人的本性观点，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入考察发现，启蒙思想家主张的自由和平等、所有权一样对于广大的工人阶级来说都是虚伪的。马恩建立自己的政治哲学并致力于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虚伪性，使每一个人的自由本性真正得到实现。

　　作为伟大的政治哲学家，马恩并不只是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运用唯物史观给自己政治哲学主张提供论证，而唯物史观思想本身主要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为了给自己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供论证，马恩探究了那隐藏于历史人物背后并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其结果就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标志，而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表明唯物史观已经成熟。通过人类历史考察，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如此，唯物史观就为马恩的社会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的主张提供了论证。但是，马克思发现，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还必须从经济的角度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及其内在矛盾，以为自己的主张提供更具有现实性、针对性的论证。他的这一研究是从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着手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为马恩政治哲学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在批判改造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并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即商品经济和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从而为唯物史观和他们的政治哲学提供了更深刻的论证并使之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马恩政治哲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完善过程，这个过程与马恩哲学的形成过程是同一过程。对于这一过程，国内学界存在着意见分歧。笔者认为，从其内在形成发展的逻辑看，总体上可以以1865年为界限将马恩政治哲学划分为完成时期和完善时期。完成时期大约从1842年马克思到《莱茵报》当编辑开始至1865年《资本论》草稿完成，而完善时期则从1865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样划分的主要理由在于《资本论》草稿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对政治哲学原理的经济学论证，从而也就基本完成了马恩整个政治哲学体系的构建。马恩政治哲学形成和完善的过程是学界非常熟悉的，没有必要赘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有两点。

　　其一，马恩科学社会主义是马恩政治哲学的主体部分或者说是原理部分，其形成过程也就是马恩政治哲学的形成过程。近些年来，国内学界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不少，但未见有讨论马恩科学社会主义与马恩政治哲学的关系，似乎马恩政治哲学是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独立存在的思想体系。事实上，马恩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恩政治哲学的原理部分，而马恩政治哲学是马恩哲学中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回答了四大问题：一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合理性和道义正当性；二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三是无产阶级解放依靠的力量——无产阶级；四是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显然，研究和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属于政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而只能属于政治哲学或者说就是政治哲学。这一学说与作为它的本体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一起构成了马恩的完整政治哲学体系。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点，那么马恩政治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是完全同一的，我们可以把《共产党宣言》发表作为马恩政治哲学问世的标志，而《资本论》草稿完成则实现了对马恩政治哲学的基本主张的论证，从而最终完成其基本理论构建。

　　其二，马恩政治哲学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政治哲学，而是马恩两人共同创立和完善的政治哲学。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不少学者只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而将恩格斯撇开，这是值得商榷的。最明确提出、最全面勾画一种全新政治哲学的《共产党宣言》是马恩共同创作的，阐述作为这种政治哲学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由他们共同撰写的，因此不能将他们两人的共同理论创造算在马克思一个人头上。当然，研究者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可以不考虑《共产党宣言》《德意志识形态》，但这还是马克思的完整政治哲学吗？事实上，这两部著作发表之前，恩格斯发表的一系列著述的内容有的直接被吸收到了这两部著作，有的为这部著作的形成贡献了思想观点。例如，马克思就称赞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而且指出“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在1865年以后为他们两人的哲学的阐明、丰富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有：写于1873年至1883年的《自然辩证法》，将辩证法从社会历史领域扩展到自然领域，为马恩政治哲学提供了更广泛的哲学本体论基础；1878年发表的《反杜林论》，在批判欧根·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本理论；188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统阐明了作为马恩政治哲学体系核心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特别是社会发展观和国家观；1886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系统阐述了作为马恩政治哲学基础的唯物史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不言而喻，恩格斯在马恩政治哲学论证完成后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一哲学体系的完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离开了这些卓越的贡献，马恩政治哲学至少是不完整、不系统的，也不可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马恩政治哲学虽然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创立的，但他们两人的贡献是有差异的。应当肯定，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恩政治哲学）的贡献更大，其思想更具有原创性。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多次表示自己只是为马克思担当了“第二小提琴手”的角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对那些指导思想的最后明确表述都属于马克思。他曾指出：“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重大贡献是不可否认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要比他自己承认的多，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独奏中，他既忠实于马克思谱写的主题曲，又拉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奏曲，这在他晚年的许多著作和序言中都有所涉及和反映。”

　　马恩虽然没有一本以政治哲学命名的著作，但阐述政治哲学的著作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拟以马恩的一些相关的主要著述为依据，对马恩政治哲学的一般意涵及其本体论根基作概要性阐述。

　　概括地说，马恩政治哲学是以唯物史观为主要本体论根基，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现实目标，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为社会理想，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为实现现实目的的主要手段，以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各尽所能地为社会作贡献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基本途径的政治哲学体系。对于这一界定，可以作以下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马恩政治哲学把人类彻底解放视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目标。近代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以“自由”“平等”为旗帜，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展开了广泛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包括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使生产力和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所以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同资产阶级并肩战斗的无产阶级仍然处于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境况之中，而当时无产阶级的状况和斗争使马恩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看到了解放无产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得到解放全人类就会获得彻底解放，于是就以人类解放这种时代需要为己任致力于理论探索。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主张哲学要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要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以共产主义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人类解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党宣言》更明确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显然，把人类彻底解放确立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奋斗目标是马恩政治哲学一以贯之的理论主张。

　　第二，共产主义即自由王国是马恩政治哲学的社会理想。全人类彻底解放是马恩政治哲学的现实追求，而人类获得解放之后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则是马恩政治哲学的社会理想，这种自由王国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或“自由人联合体”。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把人的解放与共产主义的实现联系了起来，认为人的解放过程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进一步从克服分工所导致的异化的角度阐述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现存的异化状况的运动。在马恩看来，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于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恩虽然强调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但并不是否定前人所创造的一切，而是把它们看作改造的前提。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在后来的一系列著述中，马恩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越来越明晰。

　　在马恩看来，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没有民族分隔和对立，公共权力失去了政治性质，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将会消失，个体生存斗争也就会停止，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即“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在恩格斯看来，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分析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在马恩看来，在没有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后的社会，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社会则是一种“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发展并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特别是克服了由分工所导致的异化和畸形发展之后。

　　第三，马恩政治哲学主要诉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实现现实目标。马恩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但认为这个必然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马恩认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达到废除一切私有制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恩格斯指出，现代工人运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马恩告诫德国工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他们首先必须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其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恩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恩认为当时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的途径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并不否认还有其他途径的可能性，如争取普选权等。

　　第四，马恩政治哲学相信理想社会实现的动力来自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分工消失，人们自觉地将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尽其所能地为社会作贡献，社会因而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生活富足充裕。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可以按照人们的需要进行劳动产品的分配。马克思认为，要提高社会生产水平，要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就要将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结合起来，“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在恩格斯看来，私有制废除将产生如下主要结果：“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第五，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是马恩政治哲学的本体论根基。马克思对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那里集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实行了革命性变革，他批判并抛弃了这种精神的唯心主义形式，吸收了其合理的思想内核，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基本精神。马克思认为，实践不是一种理念，更不是什么绝对精神的体现，而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的感性物质活动。正是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人们能动地认识自然界，认识社会，认识人自身，实现实践和认识的统一，实现思维和存在的转化。在马恩那里，实践是他们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马克思把自己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与德国古典哲学家不同，他认为实践不是一种精神性理念，也不只是一种道德实践，而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这种物质性活动不同于动物的生存本能活动，它是自由的自觉活动，也正是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正是实践的活动才使人作为改造环境的主体和环境作为被改造的客体发生分化，主体“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使自然人化，从而使主体和客体达到统一。就是说，只有人们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才是主体和客体统一的基础。人为了改造环境，满足人的需要，就要认识自然，于是就产生了思想、意识。人的思想、意识就是实践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所以，“这种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引者）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在马恩看来，人的实践不是个人的活动，而是社会历史的活动。这种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方面是实践活动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以一定生产方式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人们一定会发生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设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马恩看来，在实践基础上所发生的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以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样，马恩就以实践为基础说明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用精神性的神秘观念说明社会运动发展的缺陷；从他们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得出了要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也就是要获得自己的本质，就必须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结论。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马恩政治哲学具有理想性与实践性有机统一、人类性与阶级性有机统一、革命性与建设性有机统一、系统性与深刻性有机统一四大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充分显示了马恩政治哲学的完整性、正确性和先进性，是马恩政治哲学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政治哲学的主要标志和个性特色。

　　（一）理想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提出理想社会模式并为之提供论证，从而为社会确立一种终极价值追求，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在马恩之前，中西历史上的思想家提出过多种有影响力的理想社会模式，如西方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多亚派的“世界城邦”、基督教的“新天新地”和“千年王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等，中国有孔子的“大同”、老子的“小邦（国）寡民”或“安平太”、庄子的“至德之世”等。像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哲学家一样，马恩把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作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却与他们有两个方面的不同。

　　其一，马恩的理想社会具有其他所有理想社会模式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从时间上看，马恩构想的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出现的一个理想社会模式，此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再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理想社会模式。最后出现并不意味着最好，但马恩的理想社会就其内容而言确实是最先进的。这首先体现在它吸取了历史上社会理想中合理的内容。比如，它吸取了斯多亚派的世界城邦思想，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不复存在，“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这与中国孔子的大同社会不谋而合；它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需分配的思想来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它将启蒙思想家理性王国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规定性由虚变实，最终落实到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恩理想社会的先进性还体现在它植根于以大工业生产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化，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与之相应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作的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它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最前沿，反映和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这是历史上任何其他理想社会模式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其二，马恩的理想社会克服了所有其他理想社会模式的空想性和虚伪性。中西传统社会思想家提供的各种理想社会几乎都是空想，无论是孔子的“大同”、老子的“小国寡民”“安平太”，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多亚派的“世界城邦”、基督教的“新天新地”和“千年王国”，都未在历史上变成过现实，事实已经证明这些理想都是不具有可行性的空想或梦想。中国先秦儒家的思想虽然后来被奉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但其大同理想并未成为专权时代社会追求的终极目的，甚至完全被遗忘，直至清朝末年才再次得到康有为、孙中山的弘扬。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倒是被西方资产阶级付诸了实践，并成为西方世界的社会现实，但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对于广大的无产阶级而言都是没有可能享受的权利，因而是虚幻飘渺的。与所有上述理想社会模式不同，马恩提出并论证的理想社会在当代中国正在变成现实，今天中国人已经不再谈论马克思主义是否行，而是谈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提出并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得到联合国和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同。可以预测，马恩政治哲学所擘画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将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

　　（二）人类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

　　政治哲学存在着立场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上为哪些人研究和构建政治哲学的问题。在中西政治哲学史上有四种基本立场：一是站在社会中所有人的立场上，为了维护基本共同体（主要是国家）的所有人的利益研究政治哲学，如中国古代的道家政治哲学（为“小国”的社会成员）、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某一西方国家的所有人）；二是站在社会成员的立场上，为了维护基本共同体内被视为正式成员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研究政治哲学，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为城邦的自由民）、基督教政治哲学（为了基督教信众）；三是站在社会治理者的立场上，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研究政治哲学，如董仲舒政治哲学（为皇权专制统治者）、罗尔斯政治哲学（为美国统治者）；四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利益研究政治哲学，如马恩政治哲学。在这四种立场中，唯有全人类立场才是真正反映或体现政治本性及其实践要求的立场，因为政治的本性是人民性，追求基本共同体中所有人的幸福。

　　马恩政治哲学的立场属于第四种，但它与中国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和道家政治哲学存在着两方面的重要区别：一方面，马恩政治哲学具有更明确的全人类立场意识，其目的直指全人类解放和幸福；另一方面，马恩政治哲学根据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和幸福的力量——无产阶级，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要依靠无产阶级构建，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如此，马恩政治哲学就实现了全人类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从而克服了历史上其他所有政治哲学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实现了政治哲学在学术立场上的革命性变革。

　　中国先秦儒家有明确的天下观念，其政治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使天下苍生摆脱苦难，过上幸福生活。孔子明确指出修身目的的对象范围是不断扩展的：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里的“百姓”可以理解为天下的百姓，也可以理解为他身处诸侯国的百姓，其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孟子谈“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明确将仁爱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人类乃至万物。《大学》明确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明明德于天下”，更明确地将政治的范围扩展到了全天下。但是，孔子和孟子以至于当时所有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大致上指周朝的天下，完全没有地球上不同国家或民族的观念，更没有整个全球的观念。与先秦儒家不同，马恩生活在西方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时代，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构成的世界的观念、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构成的人类的观念，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和人类。相对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关注的“天下”，马恩政治哲学关注的“全人类”才为政治哲学确立了真正应关注的终极对象。当然，我们也可以将马恩的“全人类”视为先秦儒家“天下”的现代版本，但必须肯定马恩政治哲学不仅克服了先秦儒家的历史局限性，而且突破了其他所有政治哲学在立场上的阶级偏狭性，终结性地锚定了政治哲学的终极对象范围。

　　在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天下生民或全人类幸福的问题上，马恩政治哲学与先秦儒家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先秦儒家认为，实现“天下齐”或“明明德于天下”，只能通过不断修身而最终成为圣人的个人。然而，从普通人修身成为圣人难度极大。按照《礼记·礼运》的说法，自尧舜之后，就没有君王是圣人，最杰出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位君王充其量不过是贤君（即有道德的君王），所构建的社会也只是“天下为家”的“小康”，而不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从夏到西周120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圣王，天下还有可能实现“大同”吗？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即使五百年能够出现一位圣王，那这五百年中圣王不在位的时间也不会有“大同”社会。因此，儒家政治哲学在实现理想依靠的力量问题上，显然就是马恩所批判的英雄史观。与这种圣人史观不同，马恩政治哲学确立了群众史观，并运用群众史观解决了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实现的依靠力量问题。

　　（三）革命性与建设性有机统一

　　马恩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而且认为这些规律本身出现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但并不认为这个过程是自发的，而是需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在马恩看来，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恩认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达到废除一切私有制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马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告诫德国工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必须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其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马恩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恩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马恩认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还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使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其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主张运用暴力的手段达到其目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同时，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为此，马恩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破坏旧世界是为了建设新世界。按马恩的构想，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之后，首先要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时，无产阶级还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马恩看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认为，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马恩在总结法国“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掌权后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首先，无产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其次，无产阶级掌权后，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最后，要把有组织的劳动和集中在垄断者手里的生产资料转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马恩认为，法国的“巴黎公社”就是这样做的典范。

　　马恩在这里特别讨论了无产阶级掌权后如何对待国家问题。他们认为，对于掌权后的无产阶级来说，国家只不过是一个不得不暂时保留的东西，最终是要让它消亡的，国家的管理职能将由承担社会责任的公仆来履行。在恩格斯看来，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马克思指出：“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因此，马恩把国家看作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需要暂时加以利用的东西，但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巴黎公社那样的作为社会公仆的“廉价政府”。

　　（四）系统性与深刻性有机统一

　　在马恩之前，西方历史上产生过不少政治哲学体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自由主义者、黑格尔等人或学派的政治哲学，在恩格斯逝世之后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有罗尔斯、桑德尔的政治哲学。这六种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都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局限或缺陷，它们或者不是系统而是残缺的，如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只关注公正问题；或者是系统而不深刻的，如自由主义者政治哲学缺乏本体论的根本；或者是系统深刻却缺乏全人类立场的，如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站在自由民立场上。与所有这些政治哲学体系相比较，马恩政治哲学在全人类立场上实现了系统性和深刻性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政治真实本性及其实践要求，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和历史性跨越。

　　前文已谈到，政治哲学肩负着研究回答政治的本性及其实践要求是什么、社会中所有人过上好生活的理想社会如何实现、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根本理念和基本原则是什么、政治权力合法性何在等问题，并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对策等主要使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虽然大量讨论政体问题，并且非常具体地设计了理想社会的图景，但它们都站在自由民（奴隶主）的立场，不仅忽视了奴隶阶级，也将妇女、儿童排除在社会成员之外。而且，他们把理性视为人的本性，却忽视了人的本性的社会性方面。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谋划的以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为主要规定性的理性王国看起来十分完善，但实践的结果存在着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生活物化、个人原子化等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表明，这种政治哲学在理论设计上就存在着多方面的严重缺陷，而其根源就在于不可能给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提供合理性论证。黑格尔政治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恩格斯所批评的，它“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过分重视认识对自由的意义，而完全忽视了政治主体实践的决定性作用。罗尔斯政治哲学只关注公正问题，对于其他许多重大政治哲学问题则没有给予关注，如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问题就完全没有涉及；他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政治哲学，而是公正哲学；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社会契约论不是社会本体论，因而其公正论缺乏坚实的基础。桑德尔政治哲学在主旨上存在着与罗尔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他重视的不是公正，而是德性，或者说从德性方面理解公正。

　　与上述政治哲学理论相比较，马恩政治哲学的最大优势是在揭示政治本性及其实践要求的基础上研究回答了政治哲学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马恩政治哲学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根据政治的本性及其实践要求提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把“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终极政治目的；以解放全人类为奋斗目标，论证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主张“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把法律看作“人民自由的圣经”，强调用法律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认为“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把“廉价政府”作为新型社会的治理机构，要求“一切官吏对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指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公社制度下才能实现……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

　　马恩政治哲学的这些主张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而其根基是人类谋求生存得更好的本性。马恩政治哲学一方面充分肯定人的自为性，将人的活动理解为具有能动性的人的实践，认为人生存的环境是由人改变的，而环境的改变是与人自身的改变、与人的活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另一方面又深刻阐明了人的社会性，提出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如此，从理论构建上看，马恩政治哲学真正实现了体系性和深刻性、真理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作者简介：江畅，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东南学术》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