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既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引发了众多讨论的一大难题，也是马克思自青年时期以来便持续关注的问题。我们对马克思笔下贫困问题的考察，时常特别关注从客观性的视角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批判，然而我们是否可同时发掘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主客观维度的考察？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考察来自于对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法哲学的同时批判，而黑格尔明确阐述了贫困问题的主客观维度。马克思不仅未忽略主客观双重维度，还对贫困问题的主观维度给予了高度重视；只有同时把握马克思视域下贫困问题的主客观维度，才能理解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案及马克思对黑格尔在贫困问题上的最终超越。

　　黑格尔认为贫困问题是让现代社会为之苦恼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具有三大特征。首先，现代贫困仍是人与自然在发生关系时出现的问题，必然关联着人面对自然从事劳动时所背负着的自然禀赋的不平等等诸多问题；其次，现代个体应背负起其对贫困的责任，这符合市民社会对个体的要求，也在个体之参与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所获得的自尊与荣誉的问题上承认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再次，个体在其与社会的关联中面对贫困。

　　黑格尔对现代贫困问题的叙述集中在其对市民社会的讨论中，并特别关注到了贫困问题的主客观维度，这与市民社会自身所包含的主客观维度相对应。对此可分三个层面加以探讨。第一，在需要的体系中，市民社会成员通过参与社会性的劳动，在劳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能达成需要的满足，劳动既应被理解为在社会中介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被理解为具备精神性的内涵。第二，社会中的三大等级既在客观层面上从事社会生产，又各自具有对伦理生活的精神性的理解。第三，从个体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看，市民社会的功能包括经济生产，也包括带领个体通往更高的伦理领域、把握伦理生活的精神性内容。市民社会负有教育个体，使得个体把握其与社会的伦理性关系的功能。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主客观双重维度的说明，包含着两项提示。第一，若要使得法哲学所描绘的伦理生活得以成立，则市民社会必然包括客观的伦理机制，也必然包含内在于其中的、与特殊性原则相结合的普遍性原则。第二，从市民社会中诞生出来的贫困问题，必然应从主客观双重维度来理解。

　　试看黑格尔对贫困问题主客观方面的正面讨论。就客观层面上，贫困问题有两大来源。一是自然的来源，二是社会的来源。贫困问题的产生同时伴随着主观性的问题。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时常无法供养全部个体，这一问题进入了个体的意识，便呈现出一种悖论性状态。一方面个体能认识到自身从属于社会、需要社会，另一方面陷入了贫困的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必须参与社会、参与竞争，为自己的贫困负责。贫困问题的主观方面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个体参与竞争性社会劳动的过程中对特殊性的追求构成了贫困的主观性前提，尽管这并非贫困的充分条件；其二是市民社会中的竞争使陷入失败与贫困的个体在客观上不再有封建社会家族的支撑，而只好对自身的贫困负责，如黑格尔所言，由此可能会产生出嫌恶劳动和社会的主观倾向。黑格尔对贱民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强调了贫困问题必然包含主客观双重维度。物质生活水平降低虽会带来贫困，但未必会导致贱民；使贱民诞生的关键要素反而是主观性的。市民社会中的市场竞争使陷入贫困的个体难以理解个体与社会的关联，当这种关联的断裂发展为个体对社会和普遍性的否定时，就会产生贱民。贱民的出现意味着主观维度彻底被推上前台。

　　黑格尔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三种办法，其中亦呈现着主客观双重维度。第一种方法是直接救济，这虽能缓解物质贫困，却可能会带来对劳动原则以及个体之参与社会的主观维度的反对，因此更佳的解决方案是使穷人重新进入劳动体系并获得由劳动所带来的自尊和社会性情感。这便是第二种解决方法，但劳动的增加会造成产量过剩。第三种方法是对外倾销和殖民，但这并非长久之策。

　　综上，市民社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并不能解决同时包含了主客观维度的贫困难题，阿维纳瑞认为这是黑格尔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黑格尔的悬而未决之处，是马克思接过接力棒的地方。

　　马克思对贫困问题批判可从劳动问题谈起。这既因为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劳动对个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塑造的观点，也因为黑格尔将贫困市民纳入劳动体系以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在主客观双方面都面临失败。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重新揭示为“异化劳动”，他对异化劳动的规定的讨论蕴含着对贫困问题主客观维度的思考。首先，异化劳动使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将导致客观物质贫困的发生。其次，导致物质贫困的劳动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异化劳动无法使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获得承认，反而会导致对劳动的嫌恶。再次，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体不可被简单地视作“类”，反而是一些人被迫通过异化劳动来满足动物性需求并深陷贫困，另一些人享受他人劳动所带来的私有财产的积累。第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表明市民社会中伦理关系的彻底丧失。

　　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马克思确认了黑格尔意义上“使贫困者参与劳动无法解决贫困问题”的观点。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劳动的理解仍从属于《精神现象学》的范式，却对“劳动产生私有财产”提防过少。异化劳动与《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相去甚远，后者意味着经历了主奴辩证法的主人和奴隶都获得了自我意识的独立和自由，而前者是对主体在主客观方面的同时否定。马克思进一步探问异化劳动在具体的人身上意味着什么：从事劳动使得劳动阶级陷入客观和主观的双重贫困，在马克思这里贫困问题被转化为了阶级问题。

　　在阶级视角下，我们不难发现无产阶级客观性的物质贫困，客观物质贫困是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的体现。马克思同样关注到了无产阶级贫困的主观方面，这首先表现为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只要无产阶级服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从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已堕入了精神贫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以物的关系为中介以及由物的规律所规定的社会中，人们对劳动和社会的理解，变成了人对作为社会关系的物与物的“客观规律”的理解。无产阶级贫困的主观方面还表现在流氓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正如黑格尔注意到了贱民，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腐化的流氓无产阶级，尽管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在贱民身上体现出的对社会和普遍性的否定再次出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政治不再是全体成员的政治，而是阶级政治，甚至是以特殊性的利益斗争为面貌的阶级政治。如此后果，我们可概括为资产阶级社会中“政治的贫困”。

　　由此，可总结出贫困问题包含着相关联的三大难题。第一是客观性难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制造劳动者的物质贫困；第二是主观性难题，无产阶级可能陷入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也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否定中陷入对社会本身的否定性意识；第三大难题是在主客观贫困之中，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政治的贫困，它否定了人是政治的动物，也否定了贫困者与共同体的内在关联。贫困问题是一个整体性难题，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亦需从社会整体的高度入手，我们接下来试图论述：马克思为贫困问题提供了重建共同体的解决方案，或亦可称其为“政治性”的解决方案，这标示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在贫困问题上的最终超越。

　　我们需要首先明晰马克思对“政治”的理解。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写道：“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证实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引文中的政治并非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与经济相分离的政治，而是人类社会或共同体的意义上的政治。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言，政治革命只能带来新的阶级统治，而非将人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实现人的解放。《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政治闹剧恰是阶级社会中的政治衰落的表现，是贫困的政治。当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使用政治一词时，强调的是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独立性，重建包容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整体性的“人类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了“孤立个人”，同时产生了发达的社会关系。但是，贫困的无产者作为孤立个人虽处在社会关系中（看起来“合群”），这样的社会关系却是以剩余价值剥削和市场为纽带的。马克思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谓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意味着“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然而天生具备的市民资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了否定，贫困者或遭剥削，或被视作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对封建社会关系的否定，又将走向对自身的否定。

　　贫困问题的“政治性解决方案”意味着：从主客观双重维度重构现代共同体，其中既包括客观性的革命实践，又包括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确立以及社会成员的思想解放。贫困问题与重建现代共同体本质上是同一问题，将二者归结为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够从马克思思想中得出的激进性特征，在此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需注意，若以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性批判标示着马克思对黑格尔视野盲区的把握，标示着在贫困问题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这诚然是对的，但这只是把马克思理解为了更懂经济学的黑格尔而已。如马克思所言，解释世界并非全部工作，而关键在于改造世界，因而只有马克思跃出了法哲学的枷锁，把握住主客观双重维度，以革命实践重建现代世界，才完成了对困扰着黑格尔的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和对黑格尔的最终超越。

　　马克思的方案在其身后遇到了两条反思性思路，这两条思路分别以马克斯·韦伯和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为代表，前者根据20世纪的现实提出了疑问，后者在21世纪仍试图言说马克思的道路——通过对这两种反思的考察，我们可进一步揭示马克思对贫困问题主客观方面的同时把握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韦伯在《社会主义》中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无序竞争和剥削导致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但同时他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改变。韦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转型似乎在内部缓和了贫困问题，但正如黑格尔所预见的，殖民地的解放使得倾销与殖民对贫困问题的缓和并非长久之策；并且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在持续不断地制造贫困。韦伯在贫困问题上相信了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力，他没有同黑格尔和马克思一道看到贫困者的主观世界，没有如马克思一样透过贫困问题的棱镜看到资本主义的整体性难题，也没有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困问题所折射出的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的剥削与掠夺，因而未能提出对贫困的根本解决。

　　哈特和奈格里试图承接马克思的思路。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充分的政治性的范畴”，试图找到贫困主体在本体论层面上的革命性、政治性的力量——这也正对应着其“新发现”：资本主义剥削不再只是客观物质性的剥削，而是同时展开着对主体性的剥削，反抗亦从此处开始。哈特和奈格里坚持主体的生成、团结和实践，决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客观性批判就能完成的简单任务，而是必须同时进入主体性塑造和主观意识建构的内在维度，并由此开展具有创制性力量的政治实践。由此观之，哈特和奈格里在坚守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批判的道路上不遑多让，言说着马克思视域下贫困问题的当代意义。

　　经由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阅读，我们要把握住主客观的辩证法。正如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本身就是面向对物化的克服的实践；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因为若丧失了在思想上对生活和实践的把握就无法言说革命。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强调要把握思想具体，启示我们只有同时把握现实世界和关于现实世界的思想才能把握整体。现实世界既是客观的物质世界，又蕴含着关于世界的思想，在客观世界与思想的不断交织碰撞中，有着现实世界的运动。在主客辩证法的视野下，人既行动又思考，既是生产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只有现实的整全的人才是脱离贫困的人。只有从主客观双重维度考察贫困问题，并在由此进一步开辟的资本主义批判道路上重新言说主客辩证法，才能够带来对不断转型的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这是我们通过阅读和反思黑格尔与马克思视域下的贫困问题所能够得到的宝贵思想财富。

　　（作者简介：张润坤，复旦大学yl23455永利助理研究员）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