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被誉为“现代信用理论第一人”，不仅是因为他在年轻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起步时就关注到了信用和信用业，也不仅是因为他在晚年写作中将信用事业视为“一个崭新的力量”，看到了信用作为一种生息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流通所需要的“确定性”的巨大满足，更是因为他在看到现代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巨大支撑的同时，还看到了现代信用背后的本质是一种人与人关系的资本化呈现，并将其作为一种扭曲的、不合乎人性的交往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所以，马克思的信用批判理论不仅仅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也更加具有人本主义意义和社会批判意义。马克思一生中对信用的关注相对集中于两个阶段：一个是早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交往关系异化部分和附录部分；另一个是晚年《资本论》，尤其是《资本论》第三卷“生息资本”一篇。在这些篇幅中，“信任的异化”“信用主义”“信用冒险家”“信用危机”“信用拜物教”等概念已经明确被马克思提出，并对其展开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在马克思一生对现代信用体系的研究与批判中，内含着一条从人本主义到政治经济学再到资本逻辑批判的逻辑递进线索，由此呈现出马克思信用批判理论的三个基本向度：《手稿》揭示了信用异化是人的全面异化的重要一维；《资本论》则一方面追问现代信用制度体系的根源和政治经济学意义，另一方面剖析信用拜物教、信用主义的本质及危害，从而深化了其早期信用批判思想。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马克思的信用批判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信任异化”问题，将信用、信贷视为对人与人之间“符合人性”的信任关系的异化。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信任关系异化，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异化的集中表现，因此他在这一阶段对信用的批判带有强烈的道德批判和人学批判色彩。在此时马克思看来，由于这一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原本富有“人性”的关系转变为物与物的关系，信任关系被置于“物的依赖”之下，即“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一）现代信用关系仅仅是向符合人性的信任关系复归的一个“假象”

　　《手稿》中，马克思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现代信用制度的出现和普及，似乎使人与人的关系获得了抛开“中介物”而重新回归直接交往的假象。“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有了现代信用制度和确立，人和人看似又回到了直接的交往之中，回到了人对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之中。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这种“假象”不只是隐藏真实的假象，而且是隐藏着更大异化的假象。在这个假象之下马克思看到的是更为卑劣和极端的异化——“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

　　如果市民社会必然是黑格尔所说的“中介的基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必然要在“中介”的联结下才能实现。那么，有了信用制度的作用，表面上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仿佛不再需要“外在物”作为中介，而回到了“直接”的人对人的关系。但其实“中介”没有被抛弃，它只不过不再是“外在的物”，而变成了“外化的人”。人本身，人的道德和声誉代替了有形货币，代替“物”成了“中介”。以信用为联结的关系体系，也只是以人本身和人的品性为中介的市民社会高级阶段而已。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当这个“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扩展到不再限于有形的物质世界，不再限于依靠劳动和土地来创造价值时，自然就将人、人的道德、人的交往囊括进来，从而靠这些“新的潜在力量”创造交换价值，也创造一个更加奴役人的王国。信用泛滥使人与人之间在外表上摆脱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却没有从实质上使人摆脱“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它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冷酷无情”的联系。

　　（二）现代信用的本质是对人和人的道德做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

　　马克思不仅揭穿了信用的假象，而且进一步指出了信贷和信用关系之下所隐藏的真正本质，即“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对于人，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说，本身应具有两种“尺度”：一种是内在的道德尺度，一种是功利的经济尺度。道德的尺度“以人为本”，而经济的尺度却“见物不见人”，它只会“用货币来估价一个人”。马克思十分清楚这两种尺度的差别，即“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但信用关系的泛化却消弭了这两种尺度的差别，它使人与他人发生交往之前，在对对方的情感、良知、人性和品格等因素作出判断时，不是以道德为尺度，而是以“国民经济学”为尺度；不是以对方的“可信任度”为标准，而是以对方的“经济支付能力”为标准。国民经济学只从最直接、最表面的经济事实出发，从计算理性的科学出发，探索在信用经济条件下如何创造预期经济效益。并且，用经济衡量代替道德衡量，也必然会将道德和信任关系中本应“属人”的部分忽略，只剩下直接的、抽象的所有权关系和利益交换关系。对此，马克思清楚地指出：“在国民经济学中，规律由它的对立面，由无规律性来决定。国民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我们这些学者可以从这种偶然性的运动中任意地把某些因素固定在规律的形式中。”所以，从国民经济学出发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更加理性和具体，但还是只能停留在经济现象的偶然性层面。而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现代信用体系的剖析已经远远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意义，而更多的是从哲学的高度对信用关系的审视与批判，这为马克思晚年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澄清信用的地基、划定信用的边界做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马克思认识到信用不但不能代表信任，而且恰恰是信任的反面，是一种“极端的不信任”，信用就是把一个人的道德良知变成了一种可计算的债务。在此，马克思已经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不是停留于把信用与信任看成一种“适当或不适当”的同一个东西，而是看到信任和信用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在这个问题上变得比斯密、图克、李嘉图和蒲鲁东等更深刻。

　　（三）现代信用体系下，人和人的道德成为连接交换关系的中介，从而导致人的“完全的异化”

　　《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将信用和信贷定性为“极端的不信任”而了事，而是进一步看到了信贷和信用关系所造成的人本身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全的异化”。他看到能作为交换关系中“标的物”价值的，不仅仅是商品、土地、货币、资源等“有形之物”，也不仅仅是作为劳动力的载体，而是洞察到信贷、信用能够将人与人之间“无形的关系”，还有维系人际关系的信任和道德变成交换价值，变为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进行流通和增值。“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中介，但是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所谓信贷就是把人的道德责任货币化，就是要使“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成立，最关键的一步是要把人的个性、人的道德以及无形的价值转变为可计量、可买卖的东西，甚至转变为货币，转化为交换价值。总之，“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和人的心灵中”。有了信用假象的遮盖，人和人之间虽然发生着更大范围、更加快捷的交往和交换，但这其中的主体性质完全变化了。在信用关系中，人不仅仅是感性的、活生生的生命，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性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已经变成信用交换价值的载体，变成了仅仅为“物”代言但又低于“物”的价值载体。所以，马克思将信贷关系的主体视为“同自身相异化的存在物”，而“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当人是一种异己的存在时，他的社会联系也必然是异在性的。由此，《手稿》对信用和现代信用制度的批判完整揭示了历史辩证法的三个阶段：信任——信任的异化（信用）——信任异化的扬弃。

　　晚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把信用限定在经济考察范围之内，揭示了现代信用制度在资本流通中的辩证意义，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信用制度使资本演化出“生息资本”这一资本形态的同时，也使工业资本受到重创；信用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是一种新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是资产阶级社会最纯粹和最巨大的赌博制度；信用在支撑起现代金融业一片繁荣的同时，也给人类经济社会带来了比传统经济危机更为猛烈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卷讨论生息资本部分，马克思详述了现代信用制度的运行和作用机理，将其称之为“一个崭新的力量”。在他看来，信用制度依然是一种联合的制度，但是这种联合的目的是确保资本的流通和集聚，并为这种资本运动提供最大确定性，所以现代信用制度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目的仅是为了实现“资本的联合”。也就是说，信用制度对人与人交往的确定性保障只是一个手段意义，它的目的是确保资本运行所需的确定性。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现代信用制度成为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到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信用制度为资本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完成社会总资本在职能资本之间的分配，并起到平均产业部门之间利润率的作用。“整个阶级的总资本根据生产的需要在不同的特殊领域之间进行分配。这是通过信用进行的。”正是因为信用的作用，使利润平均化可以实现并且变得易于进行，与此同时，社会总资本中的一部分，尤其是以货币资本形式存在的那部分，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表现为用以从事经营的共同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这是信用的一种意义”。二是加速再生产，节约流通费用。马克思认为“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汇票、支票、股票、期货等信用工具，使经济交往的时间过渡缩短为近乎于零，这就加速了商品流通和资本循环的速度，使更多的资本更长时间地停留在生产阶段。三是最大规模地集中资本。资本要发挥资本的力量，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级，而没有信用制度支撑的资本往往只能停留在单个资本家手里，这样也就难以发挥资本的规模效益。信用事业“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4]722。信用事业也就这样独立为确保资本集聚的庞大社会机构（银行），最终成为一个现代金融得以确立的“新的可怕武器”。四是创造出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可以看作现实资本以信用为保证的虚拟存在。“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有了这种虚拟资本形式，货币资本可以不拘于任何物态形式而实现资本量的复制和翻倍，于是“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五是成为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基础。马克思高度评价股份制企业“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从单纯经济角度来看，没有现代信用制度，就没有资本的社会联合，也就没有现代股份制度和企业。

　　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同时意识到信用资本的三重负面效应：首先，信用事业使资本主义生产带上了“投机”“欺诈”和“赌博”的性质。一方面，信用是以未来的预期回报为目的，但未来始终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人对物的权利上，信用使所有权和使用权得以分割，这也强化了金融资本的“投机”和“赌博”的性质，它可以使资本家拥有“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的权力。有了这种权力，资本家就可以拿别人的、社会的资本，而不是自己经营和剥削的成果去冒险了。正因如此，“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金融资本完全可以将别人的资本变成自己的赌博筹码，而不会和所有者担负同等责任。信用制度促使经济交往中投机、欺诈和赌博性质的行为激增，同时也促使资产阶级内部一个新的阶层——“食利者阶层”的出现。其次，信用资本容易导致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失效和混乱。金融资本无序泛滥的条件下，其最大贫困是信任的贫困，也就是相互独立的个人之间难以建立真实的信任关系，于是，市场主体间只能建立起虚假的信用关系。这样一来，组织生产资料的手段和资本经营权等要素就都集中在“中间人”和“代理人”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增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失衡与混乱。最后，现代信用最大的消极影响是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爆发。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与一般的经济危机具有本质区别，甚至会在危机期间发生相反的现象。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现实资本积累过剩，生息的货币资本严重缺乏，而不是货币资本积累超过现实资本的积累。在他看来，此时信用和支付都会突然停止，利息率也会达到它的最高限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充分肯定信用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已经认识到信用越来越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必将在经济层面以金融危机的方式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最大限度地威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

　　“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信用作为一种发达的社会生产关系，只是在资本流通和雇佣劳动的前提下才会存在；当生产资料不再作为资本存在，信任将不再以信用的面貌出现。总之，信用制度和金融资本主义同样无法摆脱自我否定的历史辩证法。

　　《资本论》堪称马克思“批判的经济学”和“批判的历史学”的最佳典范。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告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就经济谈经济的模式，沿用了他在《手稿》时开启的“经济学—哲学”视角，以资本逻辑批判视角剖析了信用和信用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注到，信用制度和金融生产在使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神秘化”的同时，让这个世界、让人们的共同生活也变成一个“着了魔一样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信用主义的盛行和它对世界的颠倒主要通过以下三个环节实现：

　　首先，信用关系进化为一种“社会资本”。马克思不仅把信用把握为一种交往关系和经济关系，同时也对信用作出了第三种把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原本只是表征关系的信用成为一种社会资本。信用作为社会资本，是在生产逻辑下将资本划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外的一种隐形资本。在他看来，信用的资本化自从出现商品经济，货币能够充当支付手段那一刻便已经显现出来，“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在各种支付相抵消时，信用代替商品或货币成为一种价值交换的中介，使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得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

　　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信用主义是从货币主义升级而来的——“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基督教的……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所以，探明信用主义观念的成因，可以借助马克思对货币主义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来实现。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样分析货币主义：“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信用主义也同样把信用当作“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东西，只是信用比货币更加符号化，它完全抛弃了货币仅存的“自然物”的外在属性，成为一个更加抽象和虚幻的资本存在形式。但信用和货币一样，只要它以资本的形式出现并发挥作用，都代表了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都体现了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夺。在商品、货币、资本的离析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再有实践理性意义上的道德伦理关怀之义，人的主体性让位于资本的主体性，成为资本逻辑运动规制下的失去特殊性的客体，信任丧失了真正的载体（即人、人格），而只有连接商品交换和资本运动的中介意义。

　　由此可见，信用真正具有社会资本的形态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才能实现，这一条件便是无限扩张的资本逻辑。“相对于生产逻辑而言，资本逻辑才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想要表达的内容。”在资本逻辑泛滥下，资本具有了主体性结构，能够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繁殖、自我扩张。资本逻辑下，获得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是资本生产和流通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目的，也是资本存在合理性的根基。整个社会在这一机制下被资本化，社会中的全部要素都被按照资本逻辑运行的需要重新定位和整合。资本逻辑扩张对社会关系层面的覆盖，使原本只作为社会关系和伦理范畴的人与人的信任关系也被卷入资本逻辑的漩涡。“这些所有权证书……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已经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成为一种可交易、可度量、能够产生价值的社会资本。现代信用和信用制度就是资本逻辑下社会关系（信任）被物化、被资本化的结果。具有主体性结构的资本将人的交往、社会的交往、信任的交往都当作工具和手段，并使其从属于资本逻辑扩张的需要和目的。但马克思的信用批判理论始终强调信用是“有条件”的，信用资本化的背后依然是对物的占有关系，现代金融制度建立的基础依然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或者说私人占有制依然是信用逻辑的底层支撑。“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这也就决定了信用经济时代下，人的生存状态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状态。

　　其次，信用体系强化了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覆盖。当生息资本进一步被复制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虚拟资本时，它的“神奇力量”也会被放大几倍甚至十几倍，而这种力量更神奇的地方，还表现在对生产过程的省略、对劳动的省略。在信用主义看来，资本可以不通过生产过程，而仅仅通过信用这一手段和中介，就可以实现增殖。以信用为基础的虚拟资本在现实资本毫无变动的情况下便可以自行繁殖，使人们似乎看不出这种增殖与现实资本增殖有直接关联，这就造成“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G-W-G′便可以直接简化成为G-G′（G′=G+ΔG），“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信用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本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但信用主义并没有看到，虽然信用只是具有资本的形式而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其实质还是现实资本（可变资本和不可变资本）的纸质背书，信用资本的增殖和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一样，都无法真正越过生产劳动来实现。

　　《资本论》揭示了信用主义者迷信的信用幻象还表现在，信用原本作为一种关系态主体间性的存在，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获得了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并且可以以交换价值为标准来衡量人或一定组织的信用价值，信用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元素和现象的滤镜——信息、信任、风险、预期，甚至是信仰等等，都可以以信用资本的形式出现，在交换价值的衡量下被量化和交换。信用资本相对于商品和货币资本来说更加抽象和隐蔽，正是这种抽象性和隐蔽性使劳动的价值进一步被遮蔽，劳动异化的趋势就会更加强烈。现代信用制度为金融资本家提供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他人资本、他人财产，从而也就是他人劳动的权利，这种支配虽然以信用作为中介手段而变得更加间接，但它依然体现的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

　　信用事业的发展推动着高利贷资本演变为借贷资本，又从借贷资本演变为生息资本，而生息资本又复制出可以无度翻倍的虚拟资本，最终变身为覆盖全球的金融经济产业。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信用制度意味着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力度、广度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代表着资本分割价值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使资本繁殖可以绕过传统工业资本主义所要面对的辛劳和风险，而直接实现从“G到G′”的假象，并且通过这一假象，虚拟资本还可以获得挤压和控制现实生产的“权力”，这也同样是信用主义的极端写照。

　　最后，信用主义衍生出“信用拜物教”。资本逻辑作为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中占支配地位的“强逻辑”，始终追求着普遍性和绝对性，其作用范围早已越过经济领域，全方位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社会关系、制度规范和思想观念。如果说信用制度在人与人关系层面造成的异化，表现在使人成为“以货币来估价的存在”，使人的关系从“赤裸裸的现金交易”转变为无形的利益交易，那么，信用制度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层面造成的异化，则表现在由“货币主义”转变为“信用主义”，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转变为“信用拜物教”。

　　对信用的迷信就产生于信用制造出的种种神秘，“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在这里，信用体现了相信，也体现了信任（相信并托付），但这种相信并不是对“另一个人”本身的相信，并不是或不单纯是信任对方的人格和道德，而是相信对方的“偿还能力”。更深层意义上，是相信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规则，相信资本逻辑的力量，同时这也是对信用制度内在精神——交换价值的相信。由此可见，信用关系资本化在社会意识方面最显著的影响，是信用超越商品、货币和资本，越来越具有了拜物教的形式——信用变成了一种“信仰”。对信用的崇拜和迷信，以“信仰”的形式投射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越来越显化的“精神现象学”。

　　综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信用问题的追问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意义，是马克思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转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和环节，是在资本逻辑批判前提下对信用问题进行的深度探讨。随着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和信用经济时代的兴起，在哲学层面对信用的认识与反思变得愈加重要，且更具时代价值。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因此，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下，研究《资本论》更应该有针对性地强化对“现代信用制度”的研究，加强对生息资本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绝不应该仅仅看到信用制度的进步和优势，更应该挖掘马克思对现代信用制度弊端的审慎、警惕和批判。

　　当今世界经济生活早已不可逆转地进入“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金融经济和信用资本必将在21世纪全球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广泛渗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促进和发挥信用的积极作用，如何规避和限制其消极作用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社会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曾经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他还明确提出“建立包括信用信息、信用评价、信用激励和失范惩罚机制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要求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如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信用红黑名单制度、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等。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用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的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得以不断丰富与完善，与信用文明相关的理念、制度、手段同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环节深度融合，充分激发了信用在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巨大潜能，释放出助推人的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强盛和世界繁荣的磅礴力量。

　　当前，关于信用和资本问题，我国提出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和信用经济设置“红绿灯”，要及时立规矩、强监管、严管控。深化对这一系列相关措施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发挥信用经济的积极作用，都需要从深入把握信用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开始。而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并没有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过时，它依然对当下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的《手稿》中、回到《资本论》中，不只拘泥于经济学意义，更应该上升到哲学层面，深刻把握马克思信用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在充分把握他对现代信用制度的积极肯定的同时，深入领会他对信用异化关系的冷静审视和深入批判。

　　网络编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