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妮丝·赫勒对马克思理论范式所作的解读主要集中于她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重要著作《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该书引用了马克思著作中的大量原文，对其诸需要概念进行了分析，力图论证马克思理论中真正的主导性范式不是以生产力为基石的生产范式，而是需要范式。在这一论证过程中，赫勒创造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需要或者需要的异化问题，明确呈现了马克思理论中蕴含的“激进需要”的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她曾阐述的日常生活革命的主题，强调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通过全面革命，超越目前的需要体系，建立独特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中的新需要体系。赫勒在这部著作中挖掘出的马克思对需要的看法，为人们深入理解马克思理论中没有明确言说的内容以及正确看待当今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引导。本文首先试图分析赫勒为何将马克思理论中的主导性范式解读为需要范式；然后回到赫勒所解读的马克思的需要范式，通过异化的需要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对她明确提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需要异化、激进需要、全面革命等问题进行概述和阐释；最后简要地评析赫勒对需要范式的解读，指出她所解读的马克思理论中蕴含的需要范式实质上并未完全超越生产范式。

一

　　赫勒之所以将马克思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解读为需要范式，首先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的变化所引发的人们对自身多种需要的关注密切相关。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1968年席卷西方社会的学生运动上，很多学者对1968年运动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评述。美国学者马克·科兰斯基曾评价说：“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1968年，以后也不大可能再会有这样的年份。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1968年时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别远比今日显著——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也将“解放”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口号，在其著作《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中写道：“六十年代文化的口号则是解放：传统和环境的桎梏将被抛弃，社会将按人类的潜力来塑造。”进而，他通过介绍当时社会文化领域中的众多人物和作品，来论证这种解放文化。同样，德国学者克努德·安德烈森也谈道：“严肃的研究一致认为，个体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风格多样化和广泛的民主化不是由‘1968运动’的事件引起的，但是却由此得以加强并在公众中得以表达，尽管它有时也使政治气氛激化。价值改变是由青年整体推动的，他们要求生活质量和自主权。相反，工作纪律、道德纯洁和担负责任却很少作为标准被接受。”透过这些学者的评述，可以看到他们基本都认同20世纪6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这场反叛运动与物质的绝对匮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当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物质需要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后，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关注诸如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等多样化的需要及其满足。实质上，这种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显现出来，理查德·蔡斯在其《民主展望》中曾经提出如下问题：“我们现在应当扪心自问，在这样一个美国究竟是否可能过一种丰富而人道的生活？”如今回过头来可以看到，这一振聋发聩的提问实际上表明，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孕育着赫勒后来提出来的激进需要。

　　诸多学者密切关注的1968年西方社会中发生的事件在赫勒的思想中同样产生了回响，其直接产物就是《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一书。对此，她在2011年出版的自传体哲学著作《我的哲学简史》中明确说道：“事实上，正是在1968年事件的影响下，我才撰写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左派著作，即《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由此可见，赫勒转向对需要的关注并把马克思理论中的主导性范式解读为需要范式，是对现实社会的变化进行思考的结果，是对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转向关注自身的多样性需要的映照。

　　其次，赫勒之所以作这样的解读也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及其遭到的强力干涉有关。如果说赫勒在解读马克思的理论时关注到了需要，并在对需要的诸多论述中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异化的需要、激进需要等思想，而这些思想体现了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学生们的反叛精神，那么参与抵抗对“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强力干涉则使得赫勒进一步意识到，除了将他人用作工具的需要，其他所有的需要都应该获得承认。回顾历史可知，在1968年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学术讨论活动的第二天，当包括赫勒在内的参会者得知了“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遭到强力干涉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后，他们集体发表了一份声明以表示对这种公然入侵的反抗，同时纷纷给自己国家的首脑发电报或者发信谴责和抗议入侵行动。匈牙利代表团是以赫勒为首来展开行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她回到匈牙利后受到了批评并被禁止再度参加该学园的年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亲身经历使得赫勒关注到了需要的承认问题，这为她后来深入分析需要不被承认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正是基于如上现实事件以及赫勒本人的直接经历，她才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关注到了被很多人忽略的需要问题，正如她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开篇所言明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所认为的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发现中，需要的概念即便实际上并不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但也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之一”。这一论断使人们对马克思理论中生产概念的关注转向了对需要概念的关注。

　　最后，赫勒对马克思理论中需要问题的关注也源于其对简单化、庸俗化、机械化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去世后，有些理论派别出于不同的目的，将其以生产力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庸俗化、简单化、机械化处理，并给其贴上“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社会宿命论”等标签，这种思潮后来也触发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引起了赫勒的关注，她在解读马克思理论的过程中发现了被忽略已久的需要范畴，并赋予其重要地位。进而，她也批判了对需要进行单维度理解的做法，即那种将其仅理解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需要的做法，恢复了马克思的需要范畴的多维度内容。正如她指出的，“马克思的需要范畴（我们将看到他给出了对它的几种解释）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他倾向于把需要的概念视为非经济学的范畴，视为历史哲学的范畴，即人类学的价值范畴，因此，它不由经济层面的定义所决定”。换言之，在赫勒看来，马克思的需要概念不应被片面地、简单地和还原化地处理，它内在蕴含着不可还原的作为价值范畴的需要，谋求的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是对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对物质财富的需要，不是受统治的需要，更不是资本增殖的需要。所以赫勒继续说道：“对马克思来说，在这里，和在其他场合一样，最重要的价值范畴是丰富性的范畴；同时，这也构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使用‘丰富性’这一范畴并将之与物质财富等同起来的批评。对马克思来说，‘人的’丰富性的前提仅仅是人的一切能力和感觉的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自由而多方面的活动的基础。作为一种价值范畴的需要无非就是对这种丰富性的需要。”赫勒的这两段话回击了对马克思的需要概念的狭隘理解。这两种需要范畴也构成了赫勒解读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主线，其中表达出来的观点既是她对马克思的需要范畴进行的全面阐释，也是她本人展开的需要理论的一个基点。

　　概言之，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赫勒对马克思理论中蕴含的需要范畴的关注，进而她对这一范畴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作了激进化的解读，力图以需要范式代替生产范式作为马克思理论中的主导性范式。在对这一范式的论证中，赫勒以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为旨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的异化或者异化的需要进行了批判，明确了马克思理论中隐含的激进需要观念，从而完成了从生产范式转向需要范式的解读。换言之，正是在作为价值范畴的需要或者真正的人的需要的映照下，赫勒才明确了马克思理论中蕴含的非常重要的关于异化的需要或者需要的异化的观点。在揭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她呈现了马克思理论中对应然与实然之间进行的诸多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激进需要的主题得以明确显现，在此基础上，她延续了之前在《日常生活》中提出的日常生活革命或者全面革命的问题，并提出了新的需要体系。

二

　　赫勒在《我的哲学简史》中谈到《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写作目的时，曾明确指出，根据她的解读，马克思理论中真正的主导性范式是需要范式。她说道：

　　我并不接受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即技术和技能是历史发展的自变量这种观点。……尽管我对生产范式的不满与日俱增，但从1957年的大学讲座开始，利益与需要之间的区别对于我的思考很重要。现在，在这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中，我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对马克思的解释。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范式不是生产力，而是人的需要。此外，他把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利益理解为异化的需要。

　　由此可见，赫勒不仅区分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利益与需要，而且重新诠释了其中的范式问题，无论是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中对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生产的强调，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理论中存在的生产范式的解读，她都不予接受。她对马克思理论中需要范式的论证是从分析马克思理论的原创性开始的，而这种原创性是通过将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对比总结出来的。换言之，她从分析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及其意义、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剩余价值等问题入手，来阐明马克思思想中内含的是需要范畴。她由此进一步指出，尽管需要范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其所说的需要范畴主要立足资本主义的视角，是纯经济学意义上的需要，而马克思理论视域中的需要概念则超越了这一狭隘视角，指向的是非经济学意义的、着眼人自身价值的需要。总的来说，赫勒对马克思理论中需要范式的论证就是围绕着这两种意义上的需要概念展开的，由此阐述了异化的需要或者需要的异化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正是在两者的鲜明对比中，她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理论中的激进需要、全面革命等问题。

　　赫勒在解读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时说道：“需要的异化这一问题构成了马克思对需要的哲学分析的中心。在这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价值标准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需要的异化相当于这种丰富性的异化。”正如她在《我的哲学简史》中所说的，她在这里所揭示的需要的异化这一范畴并非来自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而是借用了康德的术语“渴求”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状况，即在这一社会中人们渴求占有、渴求权力、渴求名誉。而这些渴求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因为这些需要在量上可以无限增多增大。赫勒在对需要的异化作出界定后，进一步详细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四种表现：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颠倒；对量的需要而不是对质的需要占主导地位；需要的贫困化或者需要的减少和同质化；利益与需要的混淆以及阶级利益或普遍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僭越。需要表明的是，同卢卡奇一样，赫勒对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并不单纯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挖掘和借用，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进行的具体分析。如果说卢卡奇是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本质的差别入手来揭示物化现象，那么赫勒则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的对照来分析需要的异化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增殖的需要战胜了人的发展需要，货币限制并且量化着丰富的质的需要，人们对货币数量的追求也使得对质的需要的萎缩，所有的需要都可以被归结为对私有财产和货币的需要，而利益也被赋予重要地位，并可以被归为对物质财富的欲望。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赫勒在阐述需要的异化的第四种表现（利益与需要的混淆以及阶级利益或普遍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僭越）时，反复强调马克思很少使用阶级利益概念，并反对普遍利益、一般利益等类似的用法。赫勒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引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萌发的激进需要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源于赫勒与卢卡奇晚期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众所周知，卢卡奇在1967年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写的“新版序言”中对这本书的评价表现出了决绝的否定态度。他在该序言中写道：“这次声明同我早些时候关于勃鲁姆提纲的自我批评的区别‘只是’在于，这一次我真诚相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错误的，并且直到今天我还这样认为。”人们不禁要问：卢卡奇缘何会真诚地否认这部早期作品，否认该书中所阐述的服务于现实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意识问题？对于其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赫勒在《卢卡奇再评价》中谈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的出版引发了卢卡奇的不安和焦虑，并给他带来思想上的冲击：“卢卡奇经常向我们，即他的弟子，谈及《巴黎手稿》的阅读对他的自我批评具有多么决定性的意义：人的类概念，以及‘类本质’（gattungswesen）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作用的发现，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思想震撼。‘阶级’不能代替‘类’——他当时开始这样理解马克思的立场，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替代，构成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特征。”也就是说，卢卡奇后来是放弃了其早期理论的立足点，回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类本质”框架来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毫无疑问，卢卡奇这种超越阶级局限的思想和态度的转变直接影响了赫勒，使得她在理解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时特别强调，马克思很少提及阶级利益，并拒绝接受共同利益、普遍利益、一般利益等相似的范畴，因为这些都是私人利益的体现，接受它们就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将变得不可能。由此可见，赫勒是沿着卢卡奇的足迹，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类概念和类本质，从而力图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寻找到一条走出需要的异化的路径。进而，她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激进需要，而这些激进需要都指向了未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中的新需要体系，两者之间的桥梁或者中介则是全面革命。

　　赫勒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敏锐地观察到了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激进需要”主题。这种需要出现在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悖谬之处，如赫勒所指出的，“马克思非常有意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在创造‘丰富而多方面的’需要的同时，也使人变得赤贫并且使工人成为‘没有需要’的人。正是在这里，‘激进需要’的主题出现了”。这里要明晰的问题是，赫勒所说的激进需要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她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并没有对激进需要作出非常明确的定义，而是在其稍晚些的著作《激进哲学》中对这一范畴作出了精确表述：

　　我们把所有在一个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出现的，但在这样的社会中不能被满足的需要表征为激进的需要。它们是这样的一些需要，即只有这样的社会被超越，这些需要才能被满足。因为对于在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无法满足的需要有不可计数的阐释，因此就存在着不可计数的激进需要。

　　也就是说，激进需要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但在这一社会中却不能得到满足的诸多需要。赫勒进一步列举了几种典型的激进需要：人们想要通过合理性的讨论来决定社会的发展及其内涵、方向和价值的愿望；自由选择的共同体的普遍化；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社会统治的根除；缩小贯穿整个社会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压力与业余时间的空虚之间的差异；废除战争和军备；消除高级文化与大众之间矛盾的愿望，等等。这些需要的出现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它们是引导和推动人们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

　　因此，在赫勒那里，这些激进需要发展的结果就是新的需要体系的建立，如她所说的，“正是激进需要才导致需要体系的彻底重建”。而这一新需要体系的建立是以马克思的哲学建构“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为核心，它存在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激进需要得到满足，占有的需要被终结，即质的需要得以恢复，作为手段的需要将转化为作为目的的需要，主客之间的对立消失，个人与类本质相一致，人的需要本身得以复归。在这里需要重点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激进需要如何推动人们超越现存社会的需要体系，而走向新的需要体系的建立？显然，这就需要借助全面革命这一桥梁或者中介。

　　全面革命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明确提出的概念，它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结合。不过，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现实也使得赫勒扩展和深化了全面革命的内容。这种扩展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以及《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得以充分展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下，这一概念不仅仅指涉无产阶级武装夺权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更是包括日常生活的革命。赫勒之所以赋予全面革命以新的内容，也是受到20世纪6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学生运动的影响。后来她在接受学者西蒙·托米的访谈时曾明确谈及这一点：“在1968年我发现我所有的想法真的都得到了证实，尤其是，我们并不需要一场政治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一场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革命。生活本身需要被超越，这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由此可见，赫勒革命观的转变表明，1968年之前西方社会中科技发展给现代人带来的种种变化已经被赫勒捕捉到，并且对她的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而1968年西方社会的学生运动恰恰证实了她先前的想法，因而她才坚定地赋予全面革命以日常生活革命的内容。

　　与此同时，赫勒也表明，全面革命的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生存的诸多拥有个性的个体，正是这样的人才拥有激进需要，从而推动他们超越现存社会和现存的需要体系，建立新的需要体系。对个体的关注并将之区分为拥有特性的个人与拥有个性的个人则是赫勒在早期著作《日常生活》中重点阐述的内容。拥有特性的个人与拥有个性的个人之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与类本质形成自觉的关系，是否把自身视为对象，前者并没有形成这种关系，而后者已然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了这种自觉关系，并把自身和自己的生活视为对象。此外，两者的区别还在于，拥有特性的个人倾向于自我保存，并使其他一切都屈从于这种自我保存；而当一个人成为拥有个性的个体后，他就不再渴望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保存自身。因为在他的内心中，有比自我保存更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在赫勒所解读的需要范式中体现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赫勒之所以要区分拥有特性的个人与拥有个性的个人，意在表明她特别关注拥有个性的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生成的问题，只有拥有个性的个人才会意识到需要的异化问题，也才会成为激进需要的承载者。

　　总而言之，赫勒在分析马克思的需要范式的过程中阐释了需要的异化、激进需要、全面革命等问题，她敏锐地观察到，追求这些激进需要的个体在现实的西方工业社会中已然出现，而隐含的以日常生活革命为内容的全面革命是走向新的需要体系的必然路径。赫勒对于这一发展趋势毫不怀疑，她在随后与布达佩斯学派其他成员合著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中表明了这种态度：“的确可以说，越来越大规模的人们感到不满足，在量的需要的世界中茫然不知所措，因而自发地寻找一种量的需要在其中不再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最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许多青年团体，以及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员，放弃冰箱、汽车和他们父辈的声望；许多学生，同样是最优秀的学生，出于类似的理由而放弃了大学；新的家庭形式激增，取得了共同体的形式。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超越现存需要结构的需要的兴起。不管这些旨在遏止量的需要的质的需要的性质如何，它们表明，一种发展激进需要的共同体运动不再是，至少不再必然是一个乌托邦。”显而易见，赫勒在这里所强调的追求激进需要的现实力量虽然是微观层面上的个体，而不是马克思和卢卡奇所强调的宏观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但这些个体的反抗行动推动着激进需要的发展，使得从实然世界向应然世界的转变成为可能。

三

　　前面我们简要地梳理和讨论了赫勒所解读的马克思理论中的需要范式，也表明了她与卢卡奇在部分立场和观点上的承袭关系，接下来将对赫勒所解读的需要范式作一简要评述，表明需要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并未完全超越马克思理论中蕴含的生产范式。

　　在对赫勒所解读的需要范式进行评述之前，需要对马克思的生产范式作一简要的回顾。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中赋予了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范畴以重要的地位，他对自然界、人类历史、社会现实、意识形式等诸多概念的解释都建立在这一源始性范畴的基础上。正是凭借这一范畴，马克思跳出了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窠臼，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转向。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区分了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表明通过人的能动的生产活动，“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在这里，马克思把对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人的生产活动之上，为其实践性地改造现实的理论旨向奠定了基础。进而他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一论断表明，在处理社会生活中的生产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时，马克思赋予生产以优先地位，并初步确立了以生产为主导的范式。而在之后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中，他和恩格斯更是把对人类历史的解释置于生产的基础上。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也就是说，他们把维持人们生存所需的吃喝住穿等资料的获得以及历史的创造基于生产活动这一基本条件上。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述了人在生产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断言，“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正是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而在其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则通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明确阐述了社会中作为根基的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从而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而且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具体分析的诸多经济学著作中，也赋予了生产范畴以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范畴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这种构思并非仅仅基于其理论旨趣，而是基于实践地改造现实社会的考量。

　　如前所述，马克思去世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将其以生产力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处理，因其强调生产、生产力、经济等范畴，给其贴上“经济决定论”等标签。许多当代学者也明确将马克思的理论范式称为生产范式，并围绕着这种范式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持批评态度，力图用新的符号体系代替生产模式；哈贝马斯把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作了技术还原处理，力图用交往范式取代生产范式，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他还与捍卫生产范式的乔治·马尔库什展开了公开论争；赫勒则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转向了对需要范式的强调。

　　赫勒对马克思理论中需要范式的关注和解读，不仅体现了她与更加注重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范式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而且表明她开启了更深刻地思考人的需要的重要性的路径。那么，如何看待她的这种解读？对此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问题，这包含着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生产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第二，如何理解“生产力”这一生产范式中的核心概念的含义？其中，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尤其重要。

　　对于第一个问题，恩格斯在晚年对“经济决定论”进行回击时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1890年，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段话明确澄清了生产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生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作用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来谈的，在这种意义上生产的决定作用既不否认其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否认其他因素对生产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更不否认其他因素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会起主要作用。

　　之所以说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和回答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马克思理论中到底是生产力还是需要处于更加始基性的地位。赫勒明确说过，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的范式不是生产中的生产力，而是需要。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她曾提出，“人的起源的历史归根结底就是其需要起源的历史”。与此同时，尽管赫勒也多次提到生产范畴在马克思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但她仍然认为激进需要、人本身的需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核心概念，它们能够引导人们超越当前社会、走向新的需要体系的重建，因而需要范式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主导性范式。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需要范畴的确非常重要，然而它仍然蕴含在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生产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界定了生产力的概念：“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他们进而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人们共同的活动或者活动方式的生产力，其承载者就是生产者，而任何的生产者都是有意识、有需要、有计划的人，他们构成了生产力和生产活动的主体。换言之，生产力、生产活动内在地包含着需要范畴。同时，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需要并不是人纯粹主观的想法，它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它的产生和实现都受制于先前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生产活动。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需要范畴尽管非常重要，但生产仍然是我们理解历史发展和人的活动方式的指导性范式。

　　这种观点在同属于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马尔库什的思想中也得到了印证。他在写于1979年的长文《生产范式——马克思唯物主义和社会世界的构成问题》中捍卫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范式。马尔库什从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出发，明确了马克思的生产范式的本质。正如他指出的，“更一般地说，生产的每种历史形式都被视为人和自然之间特定的技术过程与人们之间某种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再生产的统一。我将把生产的这种双重性视为马克思范式的本质”。他进而认为，生产范式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社会现实的概念体系，这种概念体系把人理解为依赖于需要的存在。与此同时，这种对需要的依赖则受制于历史变化，也受制于社会控制。由此可见，在这里马尔库什尽管也强调了需要的重要性，但认为它仍然是属于生产范式中的因素，对需要的依赖受制于各种生产活动形成的客观条件。因而，在整个马克思的理论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生产范式。

　　总而言之，马克思以生产范式为主导的唯物史观意义重大，它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而且描绘了人类社会解放的前景。其中蕴含的观念揭示出，人们只有通过共同的生产活动，才能改变和超越现存社会，因为现存社会本身也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尤其是激进需要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驱动和引导作用。然而，生产活动本身蕴含着需要，同时需要必须依靠现实的生产活动才能得到满足和实现，生产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的不仅仅是基础性的物质活动，还包括脑力活动、政治活动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从马克思本人的唯物史观出发，还是从马尔库什等学者所捍卫的生产范式的视角来评述赫勒所解读的需要范式，都可以说，需要范式并未完全超越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它是生产范式所蕴含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