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离不开其自然根基。自然界是物质的无限财富和生命活动的无限场所。人与自然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然。同时，人类的活动对自然也有一定的影响，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应善加利用，并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和谐、平等的伦理关系：人的健康发展根植于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人的生命安全保障得益于对自然界的尊重与敬畏；人的尊严与自由则来自对自然无差别的爱护与认同。该思想肇始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生命本质的现实性、能动性之考量，“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

一、基于肉身存在的自然生命形式

　　早在马克思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之时，有关自然之反思便已经崭露头角：要言之，德谟克利特立足机械论的自然观，视原子为盲目运动的物质性存在；伊壁鸠鲁理解之原子则一方面是物质存在之基础，另一方面又遵循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原则而运动。马克思由此强调，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恰好印证了原子核中具有某种能够进行斗争和对抗性的东西，它打破了命运之束缚。此观点一出，随即动摇了以上帝创世为逻辑起点的西方有神论自然观，预示着一个全新思想时代之到来。

　　(一)感性现实的自然界是生命存在的首要前提

　　物质概念所指并非某一具体自然对象抑或自然神灵；物质的哲学范畴指的是诸般物质的总和，物质概念则是从物质总和当中抽象而出的。自然本身的存在方式是物质的，作为大自然的一员，人本身的存在方式必将亦是物质的、对象性的；同时人能够通过生命实践活动，即经由劳动去改造自然。基于此马克思指出，人一方面是“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自为的存在着的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如此一来，人不再囿于费尔巴哈笔下抽象的概念，而获得了能动的现实性意义；自然亦不是神创论体系中永恒不变的绝对实体，转而成为承载人类生命本质的物质载体，人类历史肇始于改造自然的生命实践。伴随千百万年的共存演化，人与自然之关系日益密切，人以自然为对象，自然之客体性地位愈发突出，由此形成人化的自然；人以自然为对象，亦完成自身的对象化。

　　(二)生命存在之根本是能动的、现实的人

　　在《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章节，马克思明确地将人的自然存在本质归结到肉体组织和生命力上面。他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自身的自然本质首先在于承认其躯体的物质性存在，而绝非是上帝创造、掌控的抽象概念；同时，有别于费尔巴哈使用“意识”区别人与动物的粗陋逻辑，马克思从身体视野出发，确立了人的自然存在本质。他没有囿于机械的唯物主义立场，而是不断重申“肉体”不仅仅是一系列器官、组织的有机系统，而应是能动的、有生命的有机结合。

　　即便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想界，意识活动被奉为个体生命存在之臬极的学术背景下，马克思仍坚持将生命存在之根本落在“现实的人”上面，即便是说人的生命是各自头脑中自我意识的存在，“肉体”仍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物质性源起，决定着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生；意识活动受身体的生理条件所制约。换言之，人之意识也必须将其归结为“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这一主体性预设之上。只有立足于“人的自然存在物”,抽象的自我意识才可被视为“人的思维”,从而指导我们的生命实践活动。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科学性、革命性的一大佐证。

　　(三)脑体协同能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生命呈现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本身的自然欲求即等同于满足自身所需的一系列生命实践活动。延续生命所需的养分并非存在于身体之中，而存在于我们的身外自然；欲求的不断满足就是人类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最基本的形式：“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

　　马克思进而将欲求的满足、生命的呈现方式归结到人使用并发掘自身脑力、体力的实践性活动上面。《资本论》谈道：“当他(劳动者)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换言之，若要自身生命得以维系，人类必须从不同的自然对象当中索取能量与营养，反之则无法生存；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繁衍存续的先决性条件。马克思认为生命存续本质上就是社会劳动产生的根本动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一个种族能否得以延续并发展壮大之关键性因素在于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水平。人类的欲求是与生俱来的，为了满足欲求壮大自身的历史性行为却是在后天生存实践当中不断完善的。如何创生、改造大自然同自身类发展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不同种族未来命运的归宿；譬如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的趋同进化，以及后来它们的灭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综上所述，首先，人化的自然是人类展示自身生命本质力量的前提条件。作为自然界的物质组成部分，身体即我们自身物质性的具体表现。其次，人的存在本质在于身体的物质性；意识、思想的能动性是肉体生命活动得以展开的关键性要素；最后，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生命延续方面，脑体协同能力作为人类实践的基本形式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并进一步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形成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能力。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生命活动的自然基础——肉体，强调了基于肉身存在的历史性实践活动是实现人类本质力量、是完善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之重要理论保证。

二、基于劳动实践的历史自然观

　　马克思的自然之思不仅仅是基于肉身存在的生命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他从社会历史视角出发赋予自然以现实性、历史性意义。如A.施密特所述：“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他把自然看成从最初起就是和人的活动相关联的。他有关自然的一切言论……即以社会实践为前提。”要言之，社会历史性是马克思自然之思的独特见地，“历史的自然”并不是对自然先在性的否定，它是以自然物质性作为逻辑起点，提炼升华而来的辩证否定与超越之思。自然的历史性体现在人类生产劳动的实践行为之中，历史的自然等同于人类的发展史。我们主要可以作以下两方面解读。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自然观的来源

　　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等人的自然观否定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史与自然本身的发展历史的相互关联与辩证统一关系，应将历史的自然归结为人类实践活动(劳动生产)的产物。人类将自身改造自然的能力经由生产实践的物质性活动表现出来，通过生产劳动建立起自身与自然界的密切联系，由此一来自然便从纯然自在之境迈入社会历史之域，成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单元：“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马克思驳斥了费尔巴哈世界观的片面性和单一性，“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彻底忽略了人类本身现实性生产实践对自然界带来的根本性影响。费氏所言之“感性世界”其本质应是人类社会历史千百年辩证发展之产物，而非毫无根据的、亘古不变的东西。由此，马克思提出真正的自然历史的评判标准，在于其是否能够满足人类自身物质生产的需要，以确保自身生命健康持续发展。

　　(二)物质生产实践是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命纽带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形象地将劳动称作人的“生命活动”,将劳动从纯粹物化的谋生手段，转化为人类直面自然界、拓展自身生命空间的历史性、对象性活动。该历史性实践不仅仅包含着满足人类肉身存在的生命欲求，更加突显了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生命特殊性。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言：“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一言以蔽之，千百年来我们同自然界打交道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展现自身独有生命历史性之根源。

　　有学者指出，多元化的人类需求所带动的是对自然更为深入的反思模式与行为方式，如果将自然界比作一个藏宝箱，那么我们无疑拥有了比其他物种更为丰富的生命实践，同时也将触及并处理更为繁杂的人与自然之多维关系，面对来自未知自然界更多的挑战与拷问。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了解自然的同时比其他物种多出了一道“工序”,即对自己生命本身的认识。意大利学者吉奥乔·阿甘本认为，“人只有通过‘认识自己’的人类机制才能在人与动物之间制造一道界限；人的身体同时镌刻着超越性的潜能和动物性的沉浸；‘认识自己’是一种可以打开自己封闭循环的生态圈能力；动物看不到那个生态圈之外的世界；人，只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敞开自己，面对那原初没有被意义化的世界”。基于此，人与自然之关系就显得更加丰富且驳杂。

　　正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自然的历史自打与人类历史相互重叠的那一刻开始，人与自然间的羁绊便从未停止。自古以来人类便是自然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单元，自然演进史和人类发展史很大程度上皆属于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人类存在既仰赖自然之肉身作为物质形式，又在不断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洪流当中重塑自身、发展自身；同时人类作为自然界生命活动的对象性产物，其变化趋势亦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

　　综上，马克思将物质性作为人类生命存在的自然基础，强调了人之生命活动同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共同之处，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同源的伦理观和世界观。与此同时，在人类生命存在之自然性基础上，赋予生命社会历史性之内涵，表明了人类活动参与下自然界的变化发展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运动的内在逻辑性关联，即历史发展维度之中的，人与自然之共在关系；人不仅仅是自然的生命存在，还是通过劳动引领社会历史变迁的生命总和。他将某种先在的平等观延伸至物质生产的社会生活当中。的确，人类历史同自然历史的统一密切了彼此之间的联系，现实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面貌，但是，这样的关系却不总是美好与平等的，也伴随着破裂，甚至一度走向危机。自然发展史因此被打上人类文明的烙印，预示着资本时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詹姆斯·奥康纳对此认为，“人类的劳动……而且也建立在自然系统的基础之上，而自然系统反过来也被社会系统所调节。资本内嵌于自然过程之中，改变着自然规律及可能的发展趋势”。

三、基于资本逻辑的人与自然生命关联之断裂

　　虽然自然的历史同人类的历史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但放眼人类历史发展历程，尤其是在进入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之“新纪元”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至此导致人类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常彀入紧张的对立状态之中。追求扩张、增值的资本逻辑致使人与自然关系从原初的和谐统一状态走向冲突与破裂，甚至导致了大范围灾难性的生态危机。

　　(一)资本逻辑是人与自然关系不平等之起源

　　马克思系统分析了资本逻辑加持下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异化的根本原因。人类恣肆破坏自然环境，摧毁了自然界赖以维继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导致我们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切的源头即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认识，在“泛达尔文主义”的立场当中宣称人类在生态位上“高于”其他一切自然存在物，我们可以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而自然理应屈膝于工业文明的铁蹄之下。如此一来自然与人类之间互敬互利的物质交换链条被无情斩断，恶化的自然环境本身遂沦为奴役人类历史发展的囚笼。马克思指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即：“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

　　《手稿》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何谓异化劳动，马克思将其当做是导致自然异化的首要原因。自然的异化带来的即是对原有农耕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颠覆，人类对自然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科技革命的加持下，转换成人类欲望之无限对于生命之有限的虚幻性放大。众所周知，资本的本质即无止境的增值、扩张，此时恰好暗合人之欲望之无尽——在自身生命有限之时间当中追求无限之本质，助长了的生命“无限感”此时极易沦为失控的贪欲，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沦丧，而资本之增长极限所导致的危机在人类身上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对人本身生命存在形式的剥夺，包括人类肉体的灭亡、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裂变。

　　(二)资本逻辑是工人生命不健康之诱因

　　被资本挟持的工人与自然尽皆背离了各自的生命本质，无论是地租抑或是工资，都是束缚工人以及自然界的脚镣与手铐。更为糟糕的是工人此时却不敢挣脱这镣铐的桎梏，因为一旦这资本的链条扯断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价值便被抹去。异化劳动导致工人被迫放弃自己的身体，即脱离生命。资本之无尽增值的本能无情侵占了工人有限的生命存在，逼迫生命本身沉浸在与其有限性相悖而行的无尽虚幻之中，进而侵蚀了生命存在的现实性要素，譬如侵占了生命本身具体的生存空间与时间。马克思对此直言抨击道：“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工人生命本质的非人化扭曲，导致生命沦为资本的附庸，其结果必将对人之生命健康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如前所述，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之下，工人的身体只不过是输送超额剩余价值的无生命机器，工人的身、心同时遭受着资本家奴隶般的折磨。《资本论》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将工人的身体作为产生劳动力、实现劳动行为的核心范畴，事实上已然默认了工人依靠出卖身、心健康，甚至以付出生命为代价来实现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批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工人”只是为了生产资本而存在的抽象性概念，资本转过头来又雇用更多的工人，工人与资本天然地捆绑在一起，一并构成商品流通、交换的某个环节。

　　在《手稿》“私有财产的关系”一章节，马克思指出，“从肉体上来说，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人作为工人、作为商品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资本不惜以抢夺整个世界之固有价值为手段，来实现自身无休止的膨胀。对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极限盘剥，侵占工人的健康生命时间，压榨其身体活动空间。资本的增殖同人伦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

　　(三)资本逻辑是人化自然不道德之表现

　　人化的自然不仅反映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还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即人与自然关系之恶化。资本发展之终极目的并不是要实现人类的本质力量、解放全人类；亦不是与自然共存、善待自然万物；资本的扩张只有一个目的，即尽可能多地侵占它所能触及到的一切物质财富，并将自然界拿来成为其无尽增殖的筹码，同样视作为人的“异己的力量”。

　　A.施密特认为，“由于人使自然转化为一个机械的世界，如果全面地从技术上、经济上以及科学上支配自然得以成功的话，自然就凝固成一个抽象的、对于人是外在的自在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瓦解了农耕文明人与自然之间朴素的人身依附性关系，人类摇身一变成为了游离于自然之外的、决定自然界命运的“主人”。但资本主义制度标榜的“人类文明”不过是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仆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翻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和占有，以及对彼此间生命的干涉与压迫；如此一来，自然同样被迫沦为以获得资本为目的的谋利工具。自由自愿的劳动本是符合人类本质的生命实践活动，但是异化劳动却将自然从与人类共生的伦理关系之中抽离而出，堕落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生存条件、否定工人生命本质的肮脏手段，“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异化劳动由于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由异化劳动引起的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连锁性反应，导致人类思维方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即对自然无休止的索取以便获取无尽的财富，完全不顾及自然环境本身的承载力、资源消耗程度等因素。同时，在资本逻辑驱使下，科学技术无道德底线的滥用导致自然被过度人化，消耗了难以估量的生态资源，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恶化。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延续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精神，他强调，控制自然是所谓技术之意义所在；但是，“技术控制的不是自然，而是自然与人的关系”;本雅明进一步认为控制的奥秘在于经由征服自然进而获得某种感性的刺激与肉体的满足。威廉·莱斯则指出：“对自然和人的控制在社会统治阶级的引导下，内化为个人的心理过程，它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消费和行为的强制性特征破坏了人的自由。”

　　马克思曾中肯地说道：“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但是资本逻辑蒙蔽了人类内心对自然界的热爱与情感体验，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性关联，“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马克思由此批判所谓“商品拜物教”,称其为“感觉欲望的宗教”,并认为拜物教徒错将欲望之无尽、虚幻看作为有限生命超越自身的真实表现，欲求的满足似乎就是对自身自然特性的突破，而实际上“拜物教远不能把人提高到自身感觉欲望之上”。马克思认为，拜物教使用“无生命的东西”掩饰了人类生命本身的真实状态，使得人与自然现实的生命发展空间沦为头脑当中虚幻欲求的奴隶，肉身生命之有限幻化为资本增长之无限，适度的生理需求堕落为罪恶的物欲，道德之节制遂被欲望之滥用所取代。詹姆斯·奥康纳由此附议道：“人在劳动的名义下，自然界在土地的名义下，被构建成可以出售的东西；在这两种市场(劳动的市场和土地的市场)中，供应和需求分别是以工资和地租加以调节的，劳动和土地是为了出售才被生产出来的，这种虚构一直被维持着。”工人脱离了工作，如同失去了生命；而土地脱离了资本买卖结局要么是走向荒芜，要么再度沦为异化自然的牺牲品，陷入无节制交换的恶性循环。

　　综上，尽管资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类历史的物质性内容，改善了我们祖先茹毛饮血的生存窘境，但是掩盖不了其依靠压榨工人生存资源、剥夺工人自主劳动权利的丑陋嘴脸，进而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浪费甚至枯竭。商品的交换与社会分工的出现，割裂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纽带，这根源于私有制以野蛮的方式来定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让占社会总量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失去了赖以维系的生存基础，而这正是由资本家为获得剩余价值进行商品交换行为的先天不平等性决定的。资本增殖的“多”或“少”被抽象比附到人类控制自然资源多少的表象上面，而这也是人类社会不平等起源的重要导火索，反映了人与自然基本物质交换方式的畸形发展。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当中，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异化劳动与生命本质的背离现象，“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马克思从工人阶级解放的立场透视了人类自身生命延续与生产实践之间的联系，但资本无节制的扩张僭越了通过自主劳动构建出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界限，资本主义社会大分工迫使劳动从自主性实践活动沦为被动的机械劳作，并直接表现为对人类生命本身的损害与压榨，全然不顾工人阶级的人生自由、甚至生命安全。资本逻辑越是宣称它带给人类文明以“飞跃”,自然界就愈发地退隐自身、消失不见；这是对人与自然生命平等理念的完全颠倒与逻辑吊诡，是私有制劳动异化特征的表现，是游离于伦理与道德标准之外的人性的背离。

四、基于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生命共同体”

　　马克思对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异化现象展开了严厉批驳，同时科学地预言了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对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真正完成与复归，预示着人类同自然界，以及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他强调：“只有在社会当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基础；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亦是现实生命存在的最高形态。

　　共产主义社会是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矛盾的真正超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世界历史性”视角出发概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海德格尔曾对马克思给予了很高的历史性评价：“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

　　“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异己关系的消灭……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极大提升，从根本上彻底地清除了私有制对工人的控制与盘剥，进而将劳动的自主、自由本质归还于人本身，促使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方式不再囿于追求资本的增值与纯粹的功利主义，从而将外化的、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内化为人自身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超越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显然，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不断告诫我们，在解放自身、解放自然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当践行这样的伦理准则：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理当以遵循自然界本身演化发展之客观规律为前提，同时人类需要为维护自身与自然界健康稳定之共生关系承担必要的历史性责任。

　　一方面，和谐共生是自然界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恩格斯曾这样评述道：“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自然有其先在性，其自身的创生、演化规律并非决定于人类的意志。自然界之中的诸般生命存在形式之间皆依照各自独有的生存法则，和物种之间有机竞争关系生息繁衍并发展壮大，并在彼此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就是自然之整体生物多样性的由来，亦是生命共同体诞生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和谐共生是人类存续发展的根本前提。自然死则人类不复生，自然生则人与自然共繁荣。自然先于人而存在，同时生养了人类，但我们却必须仰赖自然而存活。我们首先当认清自身一切生命活动应在自然之“后”才得以持续存在的本质，不可僭越，人类万不可过度仰仗自身主体能动性，便肆意挥霍自然资源，应自觉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地位”。

　　综上，人与自然之生命关联可谓“民胞物与”“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关键在于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存的大生态观。人类仰赖自然而生，坐拥改造自然之“天赋人权”,同样也应承担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保护动植物生息繁衍之责任与义务。有别于人类中心主义向自然界泄欲，肆意践踏自然界尊严的粗鄙的传统伦理思维，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重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联系，打造出一条人与自然万物共存共荣的生命之舟，彰显了其独特的生态伦理视野，对于我们当下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意义重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新形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绿色发展理念；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内涵，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需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断意蕴深远。其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联通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生命链条。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人类的生存繁衍、历史发展皆离不开自然的扶持，大自然是人的生命之根本、价值之源泉。习近平总书记不断重申，“中华文明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谐共生”而不是“各自为生”,其本质性差异在于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建设新时期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进程中，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自然界内部不同生态类群彼此间有机关联、共生共荣的生动诠释：“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生态链条是不同生物类群进行物质交换的生命线，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和谐共生则是该生命之路畅行无阻之臬极：“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其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创新生产力发展的生命本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的人对人、人对自然的压榨剥削，是人类强制征服自然、自然还以生态危机的恶性循环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发展思路则必须以立足绿色发展，构建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关系为原则。依靠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依靠新技术革命的力量积极稳妥构建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新均衡，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绝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不可持续发展覆辙。要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社会制度其他层面的健康发展，譬如分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皆与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态关系密切相关。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时间，基本与其舍弃环境保护、一味追求资本增殖而引发的生态危机大致重合。

　　其三，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敬畏自然珍视生命的道德至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的敬重即对我们自身的救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人类塑造着自然界的变化走势，而自然却把握着人类的未来命运；对此，我们有能力、亦有责任为自身与自然万物谋求一条和谐、稳定、光明的共生之路，但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珍视生命权利为根本前提。

结语

　　生命共同体理念内涵包含了对人类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现实性需求的正当支持；同时涵盖作为实践主体的我们与自然平等相待，甚至是自然优先的良善初衷。然而在资本逻辑的加持之下，生产资料私人占用导致资本家疯狂地向自然索取，资本的增长与扩张似乎不断地将人类有限之生命导向无尽之永恒，人类仿佛已经由此体验到那如永生般之快感，殊不知这一切是以牺牲自然生境为代价的梦魇之开端；自然界的“祛魅”致使“必然王国”秩序崩殂，人与自然之关系沦为某种“虚幻共同体”;如今“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基于此间人与自然关系之困境的一座灯塔；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人与自然基本关系的守正创新，它既肯定了自然本身的伦理价值及存在意义，敉平了人与自然之间二元对立的主奴关系，又以发展的实践原则审视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生存繁衍的现实性意义，反思并修缮了人与自然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发掘出一条直抵“生命自由王国”的思想大道。这一理念是时代的生命肉身存在的历史性展示，是人类文明形态持续演进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为回应当今人类世界生态之问所贡献的实践智慧，“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术探索》2023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