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70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由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1970年，列斐伏尔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一书，这是他的著作中少有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细读。其中，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城市问题进行了思考，本文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该著作能得到学界更加深入的关注。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问题研究重心的转变

　　在这次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性细读过程中，列斐伏尔首先解读了恩格斯从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出发而创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在这里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进程来说明工业城市的历史发生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原创性观点，并且与同期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相比，已经是一位原创思想家。列斐伏尔认为，从《神圣家族》开始，理论家马克思开始受到社会主义实践者恩格斯的直接影响，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二人的直接合作，那种从现实出发的理论线索爆燃为伟大的思想革命，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诞生了。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都市现实占据了首要地位，虽然还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方面上”。[1](P34)这当然是他真正关心的内容。在列斐伏尔眼里，马克思关于城市问题最重要的思考，显然是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开始的经济学研究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城市是彻底脱离自然性空间关系后建构起来的全新的社会空间，它第一次使人的社会生活不再直接依存于自然母亲的脐带，并且开启了资本通过经济力量征服自然的世界历史。列斐伏尔认为，这里取代土地实验场的人造自然，就是实现社会空间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作为“第二自然”的城市。它铸造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中枢，这种新型的城市空间不再依托于自然土地，而是在土地之上建立的新型的工厂、商业街道等建筑物中，在工业生产基础上生成了以商品—市场经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空间中的城市生活。当然，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城市空间的思考，更多的出现在《资本论》之中。

　　在列斐伏尔看来，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自己的思考“图表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手稿》中，马克思根据“批判的认识构建出真正的科学（真实的科学，脱离了意识形态），这种批判的知识找到了它的起点；它知道从哪里做起、如何做起以及自己批判的是什么”；那么，在《资本论》中，经济学阐释的“理论的连贯性以一种更严密的方式出现”，在这里，马克思更加注重的则是“纯粹的形式”。 [1](P109)笔者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如果《手稿》是马克思自己搞清问题的思想实验，那么《资本论》则已经是他系统地阐释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叙述话语，所以，他会更加注意在经济学语境中的表述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多的想到面对的是普通读者，所以，他会“与庸俗的话语相遇，与日常生活和商品世界的话语相遇，与作为个体的资本家的话语相遇，还有与之相对应的意识、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各种模态”。[1](P111)也就是说，他更多的会遭遇感性经验错觉和经济拜物教幻象，这样，马克思就不会全部保留自己在《手稿》中获得的经济学话语之外的思想成果，而会集中精力破解经济学逻辑中的迷雾。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马克思不同文本研究方法论差异中的细节。

　　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时常是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最普通的事情开始他的深刻剖析的。所以列斐伏尔也模仿马克思，非常具体地举例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假设有一位富有常识的人、一位‘经验主义者’，他试图去理解在他周围发生的事情。他计算对象和事物的数量：这张桌子、这张床、这些黄油、这些糖等等。或者这些房子、这些街道、这些建筑。他为这些对象设立了一张清单。为了继续他的研究，他需要询问这些物品的价格；他可以在商店里看到这些生活用品的标签；他不断更新物品的清单、价格的清单”。[1](P112)这位假想中的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时，总是停留于可见的对象数量，生活中使用的桌子、所吃的食物，以及在城市中直观看见的街道和建筑，甚至，他也可以进一步弄清这些客体对象在商业买卖中的标价，似乎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这个商品世界时的基本状态。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恰恰是以证伪这种实证经验开始自己的叙述的。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这种经验论的情境中进入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仅仅看到经济事实，而没有看到社会关系”，[1](P113)因为，“在任何一个时刻，这位‘学者’（他事实上知道很多事情）都不能理解这些对象之间、这些货币单位之间的任何一种关系。他一个一个地对它们进行计数和分类。他不知道一个物品为何以及如何能够‘价值’一定数量的货币；他永远不会知道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两个物品（或者更多的物品）如何以及为何能够价值同等数量的货币；相反地，不知道一个物品在它的价格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何以及如何能够价值更多的货币”。[1](P112-113)

　　当然，如列斐伏尔所说。在拜物教的幻象之中，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只是停留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外部物象上，而无法透视这些经济事物关系的本质。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他们并非觉得自己不知道作为商品对象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包括商品的价格波动和资本利润增殖的关系，马克思所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在解释商品的价值关系，特别是利润、利息、地租和税收等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的时候，陷入更深层面上的经济拜物教。

二、《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思考

　　列斐伏尔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关系。这是正确的认识。在生产关系的层面，资本支配着雇佣劳动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是在劳动者个人层面上，劳动者个人的货币工资所得低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创造的价值。列斐伏尔的这个概括不错，但是不讨论劳动力使用权的价值的问题，很容易使马克思在《手稿》中创立的狭义剩余价值理论流于“不公正交换”的假象。恰恰是在他拒斥的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症候阅读”中，被指认出马克思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中，发现了“劳动价值”后面的空白，所以，当这一逻辑症候中的空白被填上“力”时，则实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革命。可正在这里，列斐伏尔却再一次批评了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二是在不同企业和市场层面上，资本家在平均利润率的影响下只能获得相应比例的剩余价值份额。其实，除去资本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详细讨论了利息与地租等剩余价值的次生异化形式。三是在国家层面上，“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税收、国营企业）从总的剩余价值中抽取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强有力地在资产阶级的各阶级的各个阶层和派别之间进行分配”。[1](P114)特别是这种税收支撑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运行的“大型公共服务”系统，其中，包含了“包括学校和大学、交通、医疗和医院以及‘文化’，因此也包括城市”。[1](P114)这第二、三层面，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话语中，已经是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实现的广义剩余价值。但马克思并没有展开说明第三层面，特别是城市空间中出现的国营企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系统”领域中的这些方面，因为，这只是20世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次分析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赋型”“实现”和“分配”。可是，马克思并没有重点讨论的剩余价值分配中的国家税收，这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通过税收制度，从而维持社会的生活，维持知识和教育、军队和警察、官僚和文化等等的生活”。[1](P115)这是列斐伏尔自己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它会关联到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新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等线索。

　　当然，列斐伏尔对《资本论》的解读，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问题。在这里，他先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完成地产理论，可是地产问题不仅仅归结马克思已经讨论的地租，还关涉列斐伏尔关心的“城市建筑地产”。[1](P117)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多余的指证。因为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根本还没有出现今天意义上的“地产”。关于《资本论》中的城市问题，列斐伏尔有如下的看法：

　　第一，城市本身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社会产物和生活。列斐伏尔说，“城市的概念本身归属于历史。它是一个历史范畴”。[1](P117)这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在《都市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到过列斐伏尔那个政治城市—商业城市—工业城市—都市化城市的历史时空轴。在他看来，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不同于欧洲的古代城市和中世纪的政治城市，资本主义的新兴城市“是先前的社会形态被摧毁的结果，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它在城市中并且通过城市而得以完成）的结果”。[1](P117)因为，资产阶级的工业生产、经济空间和民主政治空间，都是建立在对传统宗法关系基础上奴隶—封建专制的摧毁之上的。不过，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非仅仅发生在资本支配的城市之中，而更多地依靠了西方殖民主义对其他地区和国家人民的残酷杀戮和掠夺。

　　第二，在这种城市中经济物象化背后的非直观社会关系空间。列斐伏尔指认说，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城市的讨论，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城市中发生的某种空间关系场境向对象性物性的畸变，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空间中，“它是一种社会的物，社会关系在其中变成了可感觉的物，社会关系本是不可感觉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思想来进行构思，从它们的具体的（实践的）实现出发”。[1](P117-11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原来的阐述并不是对城市空间的直接描述，而只是说明商品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事物化为经济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列斐伏尔却以此来透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关系场境的本质。这是一种没有大错的逻辑移植。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城市中，存在着可感觉到的对象性的建筑、街道，这并不是列斐伏尔想指认的社会的物，而是在物性建筑的空间句法中现实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比如商品交易市场中发生的劳动交换关系被客观地抽象为价值关系，并且事物化颠倒为货币和资本，这样，“社会关系在其中变成了可感觉的物”，人们在超市和购物中心的建筑中用金钱换取商品，在工厂的建筑里发生的生产过程中遇见劳动对象、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却无法知道这些物并不是它们自身，而是经济物相化结果的社会物。在此，列斐伏尔特别想强调这些社会物对城市空间的直接依存性。应该说，这是一种深刻的认识。

　　第三，资本主义城市中的社会物向自然物的畸变。这同样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构境。在《资本论》中，这是马克思指认在经济物相化过程中，人们将商品交换中生成的特殊经济质——价值关系误认为物品本身的自然属性，这是一种特定的物化观念，由此生成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列斐伏尔说：“在城市中，商品世界在其抽象的自身（lui-même abstrait，因为它是由脱离于使用的关系所构建的）中，与自然相遇，模仿自然，它能够充当自然界，用自己的物质化身充当自然。在这里，资本的需求和资产阶级的需要既被看作是自然的，也被看作是社会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文化的’）。在都市的背景下，这些由历史所造就的需要在这里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1](P118)在这里，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物化批判直接与资产阶级自然意识形态连接起来了。在前述社会物的透视中，货币作为一种从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并非贵金属或纸币本身这种特定的物质化身，可资产阶级却将这种事物化颠倒和物化误认直接意识形态地自然化伪饰起来，“资产阶级的需求”就是“自然的需求”，以此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天然性。我们不难看到，列斐伏尔在上述关于城市空间的思考中，如实地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方法，直接应用到对城市问题的讨论中来，这是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照着说”的具体例证。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思考，可以从“剩余价值的赋型”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两个视角来认识：其一，城市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赋型的重要场境。列斐伏尔也承认，马克思并没有将城市直接作为资产阶级盘剥剩余价值的场所，因为，“剥削的场所、剩余价值最初形成的场所是生产的单位：企业、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工业部门、以及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农业生产单位（利用雇佣工人）”。[1](P119)在马克思那里，城市只是剩余价值赋型更大的空间背景。“对马克思而言城市只是一种生产力。它包含着一部分重要的、过去的、固定的劳动，也就是字面上讲的死劳动，资本家支配了这种死劳动从而获得了活劳动；它也包含了那些从劳动工具每天的损耗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它以一种机构的方式维持着分工，后者对于资本主义的运行而言必不可少；它因此在它的内部维护并改善着社会分工；它使生产过程的诸要素相互接近。”[1](P119)

　　这当然不是马克思原来的经济学话语。一方面，城市在整个资产阶级盘剥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了客观推动的作用，在这种社会空间中，发生着生产过程中劳动本身的分工，这迫使一无所有的工人不得不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出让自己的片面化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城市正是这种以“机构的方式”维系资产阶级经济剥削的空间条件。列斐伏尔说，“马克思之后的、最近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了城市现实的这些功能，它在空间和时间里集中了生产的这些方面：企业、市场、信息和决策，等等”。[1](P119)这是说，城市是保证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时空条件。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剩余价值的生产并非仅仅局限在工厂的车间里，还体现在城市空间中的生产资料的运输、仓储和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力再生产等方面，“城市和都市现实是特殊的场所，是再生产循环得以完成的场所的整体，这种循环比它所包括的生产循环还要庞大和复杂。特别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包含着分工的再生产，也就是内在于分工的诸种分离，尤其是技术分工（在生产单位中）与社会分工（在市场上）之间的分离”。[1](P146)依列斐伏尔之见，正是由于劳动分工中出现的这种最基础性的分离，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空间的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循环中的一系列分离。其中最重要的分离有两个方面：列斐伏尔认为，“从根本上说，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存在着生产者（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以及最初的交换分解为两种不同的行为：生产和出售（货币支付），这引起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之间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则生成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1](P120)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层面的分离：一是所有制关系中传统生产关系解体带来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二是商品—市场经济中逐步分离开来的生产与流通领域，后一种脱节和分裂是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内因。

　　其二，资本主义的城市也是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必要条件。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认识到，资本家盘剥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这种实现首先需要市场，然后需要一种特殊的信用、贴现、资金转账制度，使货币（钱币）能够充分实现它的功能：调节交换价值、商品流通以及支付方式”。[1](P123)一是资本家已经剥削到手的剩余价值，必须要以商品的方式变卖出去，这就需要城市中商品交换的各种批发和零售交易市场，需要商店、商业街和贸易中心的建筑群落。二是列斐伏尔还特别指认说，剩余价值的实现也越来越离不开城市中复杂的银行金融系统，“城市为银行制度提供保护，这种制度建立于中世纪，它为钱币（现金）的功能提供保证。与银行以及银行制度一同产生的，是为连接支付和相互补偿而准备的办法，货币制度发展为信用制度。它免除了现实的支付并代之以本票，通过一种‘信用的’或‘书面的’货币，这种货币要求信任”。[1](P124)

　　虽然，钱生钱的高利贷和“钱庄”出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但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系统也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资产阶级发明的信用贷款、贴现和资金转账系统，已经成为有限资本集聚和占有大规模社会资本，加快资本流动和使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而“城市是这些资产阶级戏剧发生的剧场”，也就是说，这一切信用—银行关系的中枢和主体也都是在城市的金融中心实现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的研究和批判，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完成的。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空间生产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的最后，列斐伏尔小结说：“城市包含着我们列举和分析过的所有事物：过剩的人口、大工业的卫星城、所有类型的‘服务’（从最好的到最坏的）。别忘了行政和政治的机器、官僚和领导者、资产阶级和它的随从。因此城市与社会走到了一起，混淆在一起，因为城市作为‘首府’，把资本主义权力本身——国家吸收到它的内部。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社会资源的分配，这是一种阴谋算计和疯狂浪费的奇妙混合。”[1](P128)依列斐伏尔之见，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中集中地讨论城市，但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批判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城市中资本在支配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不仅是剩余价值的赋型与实现、主要劳动力人口的集聚，也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机构的空间布展，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城市空间就是资本世界历史的社会生活实现。在这里，“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再分离开来”，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大城市的扩张和国土整治的过程中，社会空间本身被生产出来，与此同时它也受到监管和控制”。[1](P130)

　　列斐伏尔十分明确地表示，他这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重新阅读”的最大成果，并非是“试图去发现或构建出一种连贯一致性：一种‘都市系统’，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都市结构和功能”。[1](P151)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资本主义的都市化实践。但是，这不妨碍列斐伏尔自己用刚刚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去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已经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和发展，其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包含着扩张，包含着生产方式及其物质基础的扩大”，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扩展到整个世界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构建起新的生产部门，因而建立起新的剥削部门和统治部门；在这些部门中，我们可以列举出：休闲、日常生活、认识、艺术以及最后的都市化”。[1](P152)显然，这里所谓“新的部门”中已经内嵌着列斐伏尔自己关注的领域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中的“生产力在其增长过程中，尽管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获得了一种力量，也就是它能够生产出空间。在世界范围内，空间不仅是公开的、被占有的，而且也是被改造的，以至于它的‘物质材料’、‘自然’受到了这种统治的威胁，而不是一种取用。一般的都市化是这种巨型扩张的一个方面。如果存在着空间的生产，那么难道不存在空间的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内在于这种生产之中的冲突，新的矛盾？如果是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思想就保持它的意义，甚至具有更大的视野”。[1](P152)

　　我们看到，列斐伏尔后来那本《空间的生产》的思考主题甚至书名在这里几乎都出现了，依他的观点，如同马克思和列宁所预测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发展进程中，其败坏的生产关系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了自身的致命危机，然而，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效地通过国家干预改变了经济策略，目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足以维持下去”，根据列斐伏尔的判断，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生产出空间。之后，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断言，空间的生产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苟延残喘的途径。这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马克思已经初步预测到的新问题。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新矛盾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

　　一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碎片化奴役关系场境。列斐伏尔说，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的总的被生产的空间与空间的碎片化、粉末化之间，碎片化和粉末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和土地，也就是说空间本身）的结果。空间被压碎，按照碎片来进行交换（出售），碎片化的科学以碎片化的方式去认识空间，而空间是作为世界的总体性、甚至星际的总体性而形成的”。[1](P153)这是一个比喻性的分析，相对于对象性的不动产土地和工业化中凝固化的不变资本，都市化的空间生产是碎片化的场境关系，传统社会中支配性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奴役制度被碎片化和粉末化，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力像毛细血管般地浸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微粒和看起来是“小事情”的生活细节。这将是一种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全新强制总体性。

　　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生产中的延伸，“把一种镇压性的（国家的）统一体施加在群体、功能和场所的一般分离（隔离）之上，也就是在所谓的都市空间之中”。[1](P153)在所谓的都市空间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开始建立在一种新型的群体、功能和场所的分离之上。因为生产的自动化使“非劳动成为可能”，社会空间呈现出“劳动空间、非劳动空间和休闲空间”，比如，在企业生产和办公区以外的生活起居的公寓、公共体育竞技的场所、主题公园那样的休闲空间等，可是，“只有当休闲从属于剩余价值，通过工业化和休闲商业化、休闲空间商业化的方法，资本主义才会延迟娱乐的时间”。[1](P154)并且，所有分隔开来的空间生产和支配都是看不见的资产阶级“镇压性的统一体”。

　　三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都市化的“无限地、爆炸性地扩张”，必然导致城市对乡村的“吸收”和对自然的摧毁，然而，乡村和“郊区的分散、威胁着社会关系的隔离，与它们相对立的是一种强调其形式的集中性，作为决策（财富、信息、权力、暴力）的集中性”。[1](P154)可是，身处大都市的个人却仍然是“分离的、孤立的、分裂的”。资本主义的都市化实践，不仅毁灭了原生的自然和乡村，也造成了都市化空间中统治中心对边缘化（郊区）人群的新型奴役关系。列斐伏尔认为，通过对《资本论》的细读，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他的晚年，在他的写作中越来越多地围绕着生产方式的概念。对他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定义不是为了构建一种‘模型’，正如我们后面会谈到的，也不是系统地构想出一般的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关闭这种现实，也不是‘结束’这种概念，而是相反地打开现实和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去或未来并没有被关闭”。[1](P144)

　　其实，这恐怕是列斐伏尔这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细读的最大成果。虽然，他并没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中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和深入的思考，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理解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但是他还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这充分说明了列斐伏尔思想逻辑中仍然存在着某种深层面的混乱，因为他并不能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论与他所坚持的人本主义话语是根本对立的。并且，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也存在许多片面和不足，比如将马克思的“三大经济拜物教”理论错误地简约为商品拜物教，这样他就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把握，再比如，如果离开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中最重要的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就根本无法科学地认清资本主义经济流通过程的表面上的“平等交换”的盘剥实质。这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注意的方面。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