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感性意识概念以终结近代思辨哲学的自我意识，不仅实现了哲学上的彻底变革，唯物史观也得以形成。近代思辨哲学的基本建制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为前提的，自我意识先行地被封闭在了意识的内在性之中，不得不以抽象化的方式理解自然和人；“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1]，思辨哲学无法克服和摆脱这个根本矛盾。尽管费尔巴哈率先展开了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对于马克思具有思想上的启发意义，但是由于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未能全面准确清算思辨哲学。而马克思做到了这一点，其中的理论成果之一便是提出了感性意识概念。只有从感性意识——马克思的这个重要哲学概念出发，我们才能把握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决定性超越，也才有可能真正把握经由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才开始向我们显现的社会现实本身。

　　为了更加深入地讨论感性意识概念，我们需要从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入手。因为感性活动概念已经为感性意识准备了理论基础，当马克思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自我意识之时，批判的立足点正是感性活动概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 马克思说应当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是指对象、现实、感性是被主体的感性活动、实践所建构的；从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意味着人的意识来自主体的感性活动和实践，而不是来自主体的自我意识领域；否则，便成为“抽象地发展”即从自我意识内部去理解。对于马克思来说，唯物史观至关重要的是：“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3] 脱离近代思辨哲学之基本建制的途径就是从与“自我意识”或“我思”根本不同的出发点出发，而感性活动和实践便是这样的出发点。“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4] 马克思认为思辨哲学不是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出发的，当然也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为何物，所以，自我意识只能从抽象主体的先在性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其所得不能不是一种纯粹抽象，“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5]，是关于这种活动的无内容的抽象形式。

　　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是指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有意识的活动，借此反驳抽象的自我意识概念，因为在自我意识中无对象，其中的对象世界变成了纯粹的自我意识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马克思在谈到感性活动时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6] 这显然不是经验地描述历史的起点，而是哲学地描述历史的起点。“第一个需要”即人的本能需要，它引起感性活动的需要，其中蕴含着对于对象性关系的自觉，感性活动的实际展开也就是改变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满足的活动本身、满足需要所用的工具会引起新的需要，“引起新的需要”就是感性意识的建构。感性活动创造了对象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中直观自身，直观自身的活动是具有感性意识的主体所展开的活动。“活动”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是指做出规定，规定事物的存在，然而如果疏离了对象，那么人的活动就会变成抽象虚幻的自我意识的活动。

　　进而言之，马克思认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个论断显然受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启发。那么，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前提是什么？是人能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人将自己对象性本质力量外化为外部世界，这就是二重化。考察这种二重化的方法是直观，直观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其实就是直观自身。何为自身？是“类”，而不是个体自身。人在其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说：“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7] 因此，人能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充分说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我们也可以视之为马克思对“属人的感觉”的定义。马克思所谓属人的感觉并非先验地直接存在于人自身的感觉，而是被感性活动建构起来的。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感性意识并不是来自思辨哲学所谓纯粹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活动，“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8]。简言之，感性意识的历史就是实践、感性活动的历史，二者是同程共进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在马克思的感性意识概念中看到终结自我意识的理论意图。在西方近代思辨哲学中，自我意识是存在于主体自身内部的意识，它要求克服意识的对象，要求克服对象性本身，也就是使自身成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的虚无性正是自我意识自身的非对象性、抽象性的自我证实。而马克思的感性意识是产生于关于对象性关系的自觉中，“感性意识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9]。对于对象性关系的自觉是感性活动的前提，这也是感性意识的最初形态，因为只有产生了关于对象性关系的自觉才有可能出现感性活动。也可以说感性活动的展开实现了对象性关系的对象化，人从对象化的产物中直观到自身即人之为人的类存在，由此感性意识得以生成。

　　在马克思而言，感性意识显然不是由思辨哲学设想出来的，也不是人先天就具备的，而是感性活动的成果，“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0]。马克思主张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的生产受其肉体需要的支配，生产的是满足它的直接需要的东西，而人不受肉体的支配也能进行生产。如果我们还停留于灵长类动物肉体直接的需要，所从事的生产只能是非常狭隘、极其有限的，实际上人生产的全面性证明了人类摆脱了肉体直接的需要。人创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并不局限在有限的物质环境范围内，人对世界的改变证明了人在从事着感性活动。然而，依照黑格尔：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只不过是自我意识运动的一个环节，人是理性的自我意识，将感性活动解释成了自我意识的活动。这是思辨哲学对于世界的哲学解释，马克思认为：“意识——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它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11] 显然，近代思辨哲学以自我意识取代了感性、现实和生命的这种理路，这是马克思所不能认同的。

　　为了批判纯粹思辨哲学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提出了很多命题来揭示意识的本质，例如“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2]。在马克思看来，存在不是处在意识内部，而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意识的本原性存在——意识是人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意识的本原性存在是直观的，不需要借助其他任何范畴、概念。就其本原性存在而言，意识是人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到了自身，这种意识就是人的感性意识。

　　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的批判并不仅仅局限于方法论上指证自我意识的抽象性与虚幻性，还深入自我意识的哲学基础之中。前文述及，马克思提出感性意识是为了消解自我意识的思辨幻想，马克思主张人通过类意识——感性意识确证着现实的社会生活。无疑，费尔巴哈在批判思辨哲学方面对于马克思有思想启发的意义，费尔巴哈在反驳思辨哲学的自我意识时也提出了类意识，这个类意识不是理性形而上学、近代思辨哲学的类意识，而是感性直观的类意识；费尔巴哈认为由于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直观，所以人领会到了社会存在。诚然，费尔巴哈在批判思辨哲学时贡献丰硕。然而，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类意识仍然可能被抽象化，所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 因为在费尔巴哈那里，尽管人的本质被看作是感性的东西，却仍然是一种抽象物。每个人都有类本质和类意识，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的类意识并不是仅仅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先天被给予的，“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14]。马克思所谓属人的感觉来自感性活动，这种感性意识是关于感性存在的意识，感性存在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而不是由自我意识先行给定的某种类本质。

　　对于马克思来说，“类”概念作为重要的哲学概念，首先与人的“类本质”相关联。马克思从对费尔巴哈“类本质”的认识上，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由于脱离感性活动和社会关系来理解人的类本质，实际上抽象化地处理了人的本质。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性继承，克服了对于“类本质”的抽象认识，重新赋予其以实践的内涵。我们必须看到，其一，感性意识所强调的是一种人类的统一性意识。人虽然来源于自然界，但是人类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建立起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构建起一个具有统一关系的世界整体，这种统一关系印证了统一性的“类意识”。其二，感性意识体现的是“个人意识”与“社会性意识”的统一。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个性化的思想和彰显“个性”的独立意识，正是这些独具特色和差异的个性构成了思想的多样性。但是，对于人类这一物种来说，从整体来看具有抽象的普遍性，人的“个人意识”同“社会意识”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并非不可兼容。人一方面通过参与社会性活动、在现代社会所提供的多样化条件中彰显着个性，另一方面个性的显现和发挥也不断融会贯通为更加丰富多元的社会性。其三，感性意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本性。人的感性意识必须通过人的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活动才能够建立和生成，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所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5] 人正是通过感性意识而展开的活动，不断创造着人的社会生活，同时在实践中不断确证和实现着生命的自由自觉。由此可见，马克思视野之中的类意识——感性意识体现的是人的“类本质”特性，这种“类本质”以社会性、实践性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对象性存在。

　　关于“感性”概念，依照马克思，“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16]。换言之，感性的对象不是仅仅通过感性直观获得的，而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沿着这个思路，马克思批评了费尔巴哈对于“感性”的误解，“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7]。也就是说，尽管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唯物主义批判了思辨哲学，马克思也高度认可了费尔巴哈的这个理论贡献，但费尔巴哈的失误之处在于：把一切都看作自然界的物质规定，而且是与人的感性活动毫不相干的物质规定。马克思则把人的感性活动看成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这种活动使周围的感性世界得以向人类生成，同时伴随着人的感性意识的形成。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揭示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实质及其天真性，感性意识的哲学内涵及其理论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就马克思而言，一方面，感性意识的形成是把类存在看成人自身存在的本质需要，这种需要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因为如果不能在感性的社会现实中实现自己为社会存在物，就有被抛离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感性活动的历史性展开及其后果——人化自然，在对人化自然的不断建构中，属人的感觉才逐渐发展起来、生成出来。因此，感性意识是在历史性的感性活动中形成的，而不是被纯粹的思辨逻辑构造的。

　　我们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初步观点是，在一系列基本要点上感性意识与自我意识构成了尖锐的对立：第一，感性意识是被建构起来的。感性意识不是直接的关于对象的意识，人虽然有作为自然存在物的感官，但是人的感觉不是天然的动物式的感觉，而是被感性活动、实践建构的。自我意识则在根本上取消了不同于思维的任何存在，取消了人有别于精神之能动性的所有自然能力。第二，感性意识是感性活动的结果，而自我意识则取消和瓦解了人的感性活动。第三，感性意识直观到的是类存在，人在感性活动的成果中直观到人之为人的类存在，而自我意识执着于纯粹的思维或概念的方式，“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精神自发性的自然力，任何有别于理智的人的本质力量”[18]。或许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的感性意识概念及其现实历史原则被积极地认可和展开之际，也就是自我意识从根本上被破除和瓦解之时。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进中，我们不难发现感性意识这个概念的重要性，离开了它就会导致将人类的意识看成非历史性的东西，也无法讨论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存在。当思辨哲学统治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和文化时，社会生活及其制度便被视为一种不朽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这种关于社会制度的认证是在近代以来的知识原则中建立的，而如此这般论证的社会制度是非历史性的。事实上，社会制度的建立及其演变都是由受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活动建构起来的，语言就是这种感性意识的表征。

　　不言而喻，对语言的理解不能受制于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只有当我们把语言看成感性意识的呈现方式之时，才意味着我们随着马克思一起展开了哲学变革。感性意识概念的获得是因为要从哲学上揭示“感性活动”的含义：马克思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把“对象性”和“主体性”联系了起来，联系的实质是用对象性的原则把活动限制为主体性，而不是把活动理解为主体。二者的区别在于：主体性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主体不同的感性活动水平所导致的能动性自然是不同的；近代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主体则只是静观外部对象的无差别的先验主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也指出了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优点是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方面，但其缺点是抽象地发展，因为“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9]。

　　如前所述，马克思提出感性意识概念的目的是要彻底翻转和终结自我意识。感性意识是在对象世界中的直观，感性意识表明了意识的本原性存在是直观，直观自身为类。感性意识确证了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因而不可能是抽象的、超感性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的自我诞生的过程，感性活动的意义指向人作为类的生成，人不是现成地被自己的类特性先行规定的，人的类特性是自己的感性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把人的生命活动看成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语言和感性意识的历史性证明了人的历史性存在。

　　尽管感性意识与自我意识都具有相似的独立性外观，但是与自我意识不同的是，感性意识的实体性内容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不能仅仅从主体性方面理解，还应当从对象的客观性方面来理解。马克思认为语言所呈现的是感性意识，感性意识不是个人的心理状况，“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20]。换言之，马克思主张语言所表达的是人对于对象性关系的自觉；对象性关系的自觉实现在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这种自觉保存在了语言中。语言作为感性意识的住所，所呈现的是社会生活本身，社会关系的建构离开了语言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感性意识形成的原因，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 简言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维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这是对语言的根本性质的揭示；在语言中就是在世界中，世界是感性的自然界。这个论断是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重大变革。自然界是一种社会的现实，我们所面临的自然界都是人与人交往的感性中的自然界，在人与人的感性交往中自然界才被我们把握；同时人与人的感性交往体现在了语言中。马克思主张，“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2]，当人的意识产生的同时语言也得以出现，这种意识是对感性活动的领会即感性意识，而不是纯粹思辨哲学的自我意识。语言是实践的意识，而不是纯粹理论的、范畴的、逻辑的意识，所以，既不能对语言作形而上的预先说明，也不能作纯粹逻辑化的理解。

　　马克思主张感性意识形成的同时语言也得以形成，语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没有交往也就没有语言的产生。在马克思看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定包含着人与自然的交往，二者是同一的，所以语言必定具有感性的性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3]。在马克思看来，在人们改变自然物的活动中，人与人的感性交往同时就在生产思想、观念和意识，在言说中就在进行着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

　　语言作为感性意识的呈现方式，起初是在人与人的实践交往中生长出来的。语言本身又是一种生产性的行为，其产品便是感性意识的不断演进。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性来自感性意识，表明我们对某种人与人的关系的认同，而这种关系在真实的认同中成为一种力量——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处于异化劳动中，异化劳动不断地巩固着资本统治劳动者的力量；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生产出资本支配自己的力量就越大。社会权力如此真实，其本质依然是感性意识；感性意识的真实性就表现为：这是一种实际的控制人的力量。只要还没有出现新的感性意识，我们就不得不生活在既有的感性意识中，也就是在既有的社会权力中。当新的感性意识的形成把不可动摇的东西看成是偶然的、要被废除的东西时，社会革命就到来了。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了解了真正的理论应该是感性意识的自觉表达。实践是改变社会关系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由感性意识所引领即被感性意识所表达和支配。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理论密切地与实践联系在了一起，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关于感性意识的表达。反观停留在纯粹观念中的自我意识，却未曾触动社会现实分毫。换言之，只有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感性意识概念，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讨论马克思的这个重要概念——感性意识的必要性。

　　总而言之，如果要深入讨论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就不能不紧扣感性意识这个概念，因为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即人类史前社会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感性意识这个概念就无法澄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所提出的感性意识概念表明：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是由自我意识所设定的所谓合理体系推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感性意识所反映的就是生产劳动的历史进程，理论的任务是表达它。因此，作为革命的理论家不能不进入历史运动中，只有自觉参与历史运动并领会这个进程，才能做出关于社会历史进程客观的描述、逻辑的讨论。

　　（作者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研究》（项目编号：23&ZD00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023SJZD07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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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理论视野》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