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追求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培育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举措，是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铸魂”工程。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精髓，始终坚持以真理性优先统一真善美。

　　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历史正在发生远超出20世纪想象力的最重大变局：一方面，各国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的趋势明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极力维护“一超”霸权的西方势力，不断制造“逆全球化”危机而致使历史的天空波诡云谲、扑朔迷离。这一变局聚焦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引领当代中国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却暴露了西方现代化的系统性危机，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表明当今世界正处在重大的动荡变革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几乎丧失理性地对我国进行打压的同时，不断祭出被它视为“一手好牌”的西方“普世价值”。这样，核心价值观的碰撞，不仅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聚焦点，而且也是关乎人类文明未来的重大抉择。

　　（一）核心价值观与道义制高点

　　西方国家在今天喜欢打“价值观”牌是有原因的。最为根本的是其统治思想具有的惯性优势。马克思早就论证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51资本主义在其几百年的扩张中建立起的全球霸权，尽管在21世纪正全面走向衰落，但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失势而言，西方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方面的优势犹在。换言之，通过革命意识打破统治思想的冰山一角易，而整个地颠覆统治思想难。必须看到的是，建立了新秩序的一方，却在思想上还保留着旧秩序合法性的空间，而被推翻的旧统治者当然不会承认新秩序的合法性，他们依然保留着思想上的巨大优势。“这样，尽管胜利由无产阶级获得了，但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是不相等的。”[3]289这种意识形态上劣势的改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期间旧政权复辟的可能随时存在，这正是西方在今天能够不断制造“颜色革命”的资本。它今天丧失的还只是某些比较优势，而在核心价值观方面则确实还具有明显的优势。西方文明即当代人类的主流文明，西方价值即“普世价值”，这是西方意识形态今天极力维护并力推的“人类价值共识”。

　　意识形态决定了道义制高点的占有，因而是国家制度合法性的依据，所以，核心价值观的斗争本质上是道义制高点之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脚点是“此在”，它以资本主义世界的“物化”个人为立脚点构建价值体系。这种似乎可以肉眼和经验观察确定的人，被赋予了历史主体、权利本体和“原人（本真的人）”三重意义。由于占有私有财产是物化个人自主自在的前提，因而它是私有制社会形态的根基；由于它是一切价值的本源，因而“人民”“民意”都可以归结到物化的个人，而作为个人权利有条件转让的国家权力，必定要在投票民主、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等政治架构下运转；由于“不依附”是其标榜的“人格”特征，因而崇拜抽象人性、信奉“合理”利己的个人主义是它的价值依托。

　　但是，西方意识形态对于物化个人的三重意义塑造是历史的伪造，而不是历史的真实。首先，今天用肉眼可以观察到的物化个人，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确立之前，个人并没有从群体中分化出来。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历史主体是各式各样的群体，例如原始社会主要是“氏族”，奴隶社会主要是部落（部族），封建社会主要是家族等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社会等级、阶级。马克思因而称这一历史时期为“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以表征这一时期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后，个人有条件地“独立”了，但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物”（商品）获得了独立自由。这不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交往，而是以价值为纽带的商品交换，个人并没有成为历史的主体。资本主义时代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主要是日益简单化的阶级，即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产阶级，以及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现代无产阶级。“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32总之，个人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没有充当过历史的主体是无疑的。

　　同样，这种无历史的物化个人从来不是价值的本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权利起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因而是具体地、历史地变化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4]435《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说明了文明社会的价值本体不是个人，而是阶级：国家不是个人权利转让的个人意志表达，而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达；阶级关系不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以私有制关系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时尚观念、大众心理和人性诉求不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声音”，而是统治阶级思想的历史积淀。因此，毫无疑问，物化个人所体现的权利，从根本上说只是资产阶级权利的表达。

　　（二）“非历史”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性蜕变

　　在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关于物化个人的三重价值的虚构中，最根本的是把这种个人伪造成“原人”（即原本状态的人）。资产阶级是以“人的解放”为旗帜登上历史舞台的，理性批判下的历史变动是其法宝。这是一个告别过去、面向未来的历史分界线，它深信一个“理性的王国”将随之而来。“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4]524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4]524显然，资本主义并没有“终结历史”，它本身依然是历史的过客。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走向没落腐朽，终结历史的想象十分顽固地积淀在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其突出变化就是用“自发自然”的人取代了“理性人”，这是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一次大蜕变。“理性人”是一把历史的尺度。它通过理性的审视和批判，区分了历史的假象与真实，并在历史的变动发展中确立真实的存在。“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4]528把“理性的”人改为“自然的”人，意味着历史尺度被弃用。

　　为什么资产阶级学者都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物化个人说成是“自然的”，永恒不变的，能够屡屡得手呢？从历史观渊源看，是借助黑格尔“历史终点论”造势。“历史终点”在黑格尔那里主要是历史制高点，借此揭示现实变革的必然性，他从不轻言到达这一终点。自称是当代黑格尔学派的弗·福山却据此声称历史将在资本主义制度面前“终结”，此后历史规律将转化为自然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4]19把社会历史的现实人还原到“自然的”人，把历史性存在变为自然存在，就是否定革命变革，否定社会进步，赤裸裸地维护既得利益集团。

　　（三）崇拜自发性是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内核

　　取消历史尺度向“自然的”转变，其保守性昭然若揭。但是，为了继续占据道义制高点，必须把保守装扮成进步，把掩饰装扮成公理。其使用的武器有二：一是“自发自由”，二是“自发自然”。“自发自由”的历史比较悠久，即把自主、社会公平与自发性捆绑，这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认为，市场交易者“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5]30事实证明，那种认为经济活动能自发地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秩序和社会公平，倡导由市场交换行为自动平衡经济和伦理的冲突的观点，其实是市场经济中既得利益集团所幻想的现实，无非是希冀现行秩序永恒化的自我辩解。历史证明，面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念，如果没有自觉的协调，必将以外部冲突的方式（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至革命危机）爆发，迫使主流社会正视被它所忽视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作相应的调整。一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史，其实就是在外部冲突逼迫下被动调整的消极应对史。

　　需要指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类似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只是在当时缺乏历史根据状况下对于理性作用方式的猜测，并没有把自发性当作理想的自由状态。但是，到了新自由主义（例如哈耶克）那里，自发就成为“自然”，成为人类的终极自由和终极历史。这里有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绝对的个人本体取代了与人类贯通的个人，完全否定了人类作为历史主体的可能性；二是进化理性取代了辩证理性，完全否定了历史的飞跃和社会革命。

　　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尽管突出了个人的历史主体性，但由于普遍的理性并不专属个别人，因而作为理性载体的个人，基本上是与人类贯通的大写的个人。这样个人主体和人类主体就具有同一性，并没有独占历史主体。新自由主义则不然，它用所谓“进化理性”否定了被其称之为“构成理性”的普遍理性，也就彻底否定了个人以外的任何社会主体的存在。新自由主义否定普遍理性，其实质是否定认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可能性，否定了黑格尔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客观真理。这种“理性”观的前提无疑是个人的不可动摇的本体论地位以及此种个人的不可改变的自私本性。这是当代西方各类制度设计的根本指导思想。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观念、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诺齐克的“正义原则”及其政治构架等。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利益博弈下的自发活动，历史的进步只能在“试错”中摸索。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相互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义语，与人彻底切割。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法、历史进步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一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其中所体现的人类理性不是以建构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为特征的所谓“构成论理性主义”，而是在自发活动中自行纠错的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是通过不断的局部改良而获得不断的完善。

　　从批判理性到自发理性，曝光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蜕变，同时也表明哲学世界观是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的理论基础。西方的制度设计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心史观从根本上说是个人史观，唯物史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史观。私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度的哲学基础就是自由个人主义，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观基础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没有历史唯物论的人民史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像沙滩上的建筑，思想根基极不牢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唯物论哲学为基础，“四个自信”就会被架空。因此，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必须深入到哲学世界观。

　　意识形态能否科学，关键在能否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认定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而列宁认为可以有科学的意识形态是违背马恩的观点，在今天仍有市场。我们研究马克思，不仅要知道他是怎么说的，而且也要弄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说，还要进一步思考应该怎么说，这才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点进行了深刻把握和发展创新，所以，试图用纯文本考证是驳不倒列宁的。

　　必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指认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其辩证法是“头足倒立”，但他们决不怀疑头脑把握世界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借法国大革命而欢呼“人类以头立地时代”到来的批判也是有保留的，决不否定革命观念的先导性[4]523-524。我们更要看到，马克思的新唯物论世界观恰恰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方式问世的，从而表明了两者在理论上的借鉴。正是黑格尔，第一个试图通过构建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哲学世界观，确立作为绝对真理体系的意识形态地位。

　　（一）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位及其价值

　　黑格尔对于哲学有着独特而卓越的理解，他颠覆了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有广泛影响的两个参照系：其一，颠覆古希腊关于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的流行观念。应该说，“爱智慧”这一哲学名号历史悠久，传播广泛，不仅在黑格尔时代已被广泛采用，即便在今天，人们依旧青睐这一说法。但是，黑格尔对此却十分不以为然。他明确提出要让哲学从这一名号中解脱出来。“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通过我的一份努力，使哲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使哲学能够卸下‘爱智慧’这个名号，成为一种现实的知识。”[6]3很显然，黑格尔之所以不屑于“爱智慧”这样的泛称，就因为他没有抓住哲学的本质，即“现实的知识”这一科学的形式，结果使哲学成为十分随意而空泛的“智者游戏”。他确立了将哲学开辟为具有科学特性的，即以真理体系为基础的现实知识方向。

　　其二，颠覆康德以来关于人类不可能超越自身的认识能力限制去把握整体世界这一“自然的观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里赞扬了洛克提出的“人类理智生理学”，即通过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研究来划定人的认识范围。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假定：在认识主体和尚待认识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条在根本上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决定其只能止步于现象界，不能科学地认识整个世界。这一“自然观念”制造了现象和本体的鸿沟，使得科学与信仰绝缘。正如列宁指出的，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限制在现象，就把信仰留给了神秘主义。“康德这样推论：既然我们的理性仅限于认识自然现象，既然我们不可能比这知道得更多，那么我们也就必须相信某种神秘的、更高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康德的结论是：在现象背后必定存在某种东西，‘因为凡是有现象的地方，必定有某种显现着的东西’。”[7]437可见，康德不可捉摸的“物自体”，本质上是科学信仰的可能性问题。狄慈根正确地看到：“康德至少在形式上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赶了出来，让它留在信仰中。”[7]437使科学突破“形而下”而向“形而上”拓展，这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其科学性的关键。

　　由此，黑格尔得出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一是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论断，确立了哲学以揭示历史规律为己任的定位。二是关于哲学是“绝对真理体系（即对世界整体的科学把握）”的判断，确立了以一元化世界观把握世界统一性的方向。青年马克思由此深受启发，并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做了以下的阐发：“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8121马克思由此形成了一元论哲学变革与世界整体性变革相互作用的思路，奠定了自己哲学探索和变革的方向。

　　（二）把世界的终极存在问题奠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不可捉摸的物自体”这一康德问题的提出，从历史背景上看，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在当时的人类视野中仍处在分割状态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只是纯粹量的扩张（空间），而没有质的变化（时间），因而是“恶的无限性”。它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是尚未成为矛盾的逻辑，没有进入历史。这正是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最大软肋。康德虽然提出了“星云说”，把变化发展（时间）引进了自然界，在某个方面猜测到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但并没有打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隔阂。这种空间上的分割成为有限和无限的认识鸿沟，使得“物自体”问题依然有存在的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打通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现象三个原来似乎隔绝的领域。概括地说，他们解决了以下三个难题：第一，关于世界的终极结构问题，从外在的空间拓展到内在的时空一体。欲解决世界的终极存在问题，首先是把握其结构。此前这个问题悬而未决，的确是由于思维方式上存在缺陷。实际上，不断地去追问现象“背后”的本体，就是把问题推向了漫无边际的无限空间，从而陷入了黑格尔所说的没有终极性的“恶的无限性”。黑格尔作过一个十分睿智的判断：“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9]482然而在他那里，作用力只出自精神主体，没有能动的客体，因而只有“外化”，没有真正的“相互作用”。马克思从“感性的人”及其“感性活动”的确立，打开了物质能动性大门。从客观实践活动中的相互作用，到整个宇宙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即矛盾被证明是世界终极存在的结构。“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10]328

　　第二，关于世界终极存在的形式问题，从质料统一到过程性统一。康德“物自体”问题是在传统形而上被颠覆后提出来的。事实证明，世界的终极性存在不能被归结到某个单一的质料（“原子”一类），它的终极性被突破是必然的。但是，这不等于世界的终极性存在没有统一的形式，而只能归结到“碎片化”的存在。马克思在其哲学变革的探索中有个重大的认识论转变，即对存在的认识从其“是什么”转向“它如何表现自己的存在”。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从传统的“人是什么”的抽象追问，转向了人“如何表现自己”。“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1]520正是抓住了表现方式这一事物的终极存在方式，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难题。因为“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现象和本体的鸿沟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关于有限和无限的同一性问题，从“二律背反”到辩证统一。毫无疑问，我们始终会面对着无限的未知世界，永远不会终结这个未知世界，问题在于这个未知世界是否包含某些“不可知”领域呢？康德的“物自体”正是因此蕴藏着“不可知”的倾向。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努力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彻底的唯物论。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存在，而在于物质性。客观实在性是物质存在的第一属性，反映论是人类认知的第一属性，客观真理是真理性认知的第一特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奠定了科学认识整体世界的客观根据。“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绝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屏障把我们同关于某一部分尚未认识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Schrulle）、狡辩、捏造。”[12]77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动摇和模糊都会犯颠覆性的错误。

　　（三）把生命不朽的终极价值问题奠立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之上

　　信仰能否科学化，是形而上进入科学视野、科学把握世界整体的又一重大挑战。较之“物自体”问题，信仰是纯价值观问题，更具无形、不可言说的神秘性。但是，信仰毕竟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方式，就不可能真正说不清道不明。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宗教等超自然信仰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与人的生存境遇间的内在关系，科学阐明了宗教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现象的历史定位。但是，信仰并非科学的禁区、超自然神秘性的天下，科学信仰不仅可以成立，而且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成为人类信仰的主导力量。所谓信仰，就是追求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和现实苦难的绝对价值。虽然不同个人对于苦难和不朽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人类共同的社会苦难和终极关怀是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解决科学信仰的关键在以下三点：第一，以“理想”取代“天国”，用历史规律把握人类美好的未来。“天国”是宗教信仰对于生命不朽和世俗苦难“慰藉”的最重要的终极关怀，灵魂升入“天堂”也无疑是宗教信仰者的最高价值追求。但是无须多说，“天国”是无法以理性认知的，最终只能是信者信其有，不信者信其无。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美好未来持有坚定的信念，但这种信念不是依托情感的需要，而是科学的认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人类的“史前史”必将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而终结这一历史规律。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只处于遥远彼岸的“美好愿望”，而是贯通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全过程中的历史驱动力，因而始终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真理。它与“天国”不同处在于，共产主义虽然在今天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经验证明，但正在不断地得到经验的证明，其超验性成分正在不断地向经验转化。因此，尽管当代人类仍然遭遇“向何处去”的挑战，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3]686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取代“上帝”，把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归还人类。从费尔巴哈批判基督教开始，人们就知道了，上帝的本质不过是人类本质的异化。把上帝的全知全能、宽恕仁爱的特性交还给人，成为近代以来人类解放的重要追求。但是，历史证明这个人类力量的“归还”，不仅是思想认识的觉悟，更是主体力量的觉醒。人民群众虽然始终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但它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却是随着现代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才开始的。马克思用阶级意识和科学信仰（通过政党）取代了个人理性，使集体智慧和集体创造成为可能，原则上破解了历史过程中的进化与飞跃、自发与自觉、自由与必然等难题。如果说工人阶级由于其不具有本阶级既得利益而具有人类性的话，那么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就表现为毫无顾忌地充分吸纳前人的优秀成果，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熊彼特也承认：“社会阶级并不是分类学家的产物，而是有生命的现存的实体。他们的存在必然有各种后果，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个人或家庭的无定形的集合体，那就全然漏掉了这些后果。”[14]21随着工人阶级历史主体的形成，人民群众成为了自己解放自己的“上帝”。

　　第三，以人类解放事业取代“祈祷”，以现实的改造世界实现真正的“救赎”。宗教信仰中的救赎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限于情感活动，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难以产生实际效果，最多是精神上的某种解脱。事实证明，脱离了生存环境改变的自我改变，只是在解释和消极适应世界。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500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事业扎根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需要许多代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为科学信仰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开创新社会的建设中塑造新社会的建设者，在物质财富日渐极大丰富中消除两极分化、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得科学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磅礴之力、坚不可摧。

　　核心价值观、国家软实力的竞争渐已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冲突的焦点，对我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世界大变局中最为显著和深刻的变化，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是中国成为影响世界变局的重要力量。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已经从全面展示（甚至是炫耀）其制度优越，退缩到了力图保住“底线”，表明其在意识形态上全面进攻的格局开始松动，从而给社会主义扩大其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事实表明，今天的西方思想界不仅有马克思复活、复兴的迹象，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趣也在加大。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打好核心价值观斗争这一仗。

　　需要重视的是，西方核心价值观一贯披着“普世”的外衣，以抽象的人类共性为筹码，在淡化其意识形态性中，不断混淆重大价值观念的理论是非。因此，我们今天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发挥其优势，坚持真理性优先，加强针对性，突出以下特色。

　　（一）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引领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追求和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和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它既凝聚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体现了当代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以及价值共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又彰显了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方向，引领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征程上开拓前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知为依据，能够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确立价值坐标，判断价值追求的历史合理性。

　　1. 历史地看待资产阶级核心价值的合理性及局限性

　　需要历史地将当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同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作一定的区分。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追求，虽然也是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但毕竟与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基本一致，因而它“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15]13。因此，这一时期它以人类的名义发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也得到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从价值形态看，资产阶级价值观固然有其阶级局限（例如突出私有权益和形式平等一类），但没有排挤它真理性认识的空间，虚伪性还没有成为本质。

　　今天的情况则已完全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越来越表现出与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平等互利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因而其核心价值观的狭隘性、虚伪性和反科学性日益明显。核心价值观不再是其信仰的方式，而是实用主义的工具，是实现其卑劣思想霸权的手法。判断标准的主观化和实施标准的双标化，是当代西方核心价值观内在冲突的矛盾之一。一方面，由于否认规律、逃避真理、冷淡理论、迷恋当下人性，当今西方价值观已经完全丧失了真理性的判断标准，因而只能陷入幻觉和玄想。正如恩格斯揭露成为既得利益者后的德国资产阶级时指出的，“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10]258。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幻化为“民主”“极权”之争就是这些玄学家们的杰作。另一方面，即便按照西方主观幻化出来的标准，西方社会也不那么完美，而社会主义中国也不那么一无是处，于是，在具体事物的判断中，必然要执行双重标准。核心价值观的实用主义化，是西方意识形态在今天逐渐丧失道义制高点的标志。以真理性认识引领价值观追求，是我们开展价值观斗争必须坚持的思想原则。

　　2.“普世价值”的历史蜕变及其现实危害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越成为特殊利益的辩护意识，就越要死死抓住全人类性不放，其虚伪性也就越加暴露。“普世价值”就是其代表作。本来，立足于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观，一直标榜多元、相对、去中心，然而在“普世价值”的制度框架下，现代国家的构架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精神。所以，走“普世价值”之路，就是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从制度上照搬西方，尤其是西式多党制。凡是不这么做的，都与民主、法治国家无缘，不具备“现代国家”的资格，只能是“极权国家”。形式上的价值多元和事实上的价值单一，是当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又一内在矛盾。

　　迷恋“普世价值”见证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丧失历史进步性、守护一己之私的历史蜕变。打压革命、虚假改良成为其基调，保守的自由主义成为其思想主流。它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归结为革命的罪过，归结为所谓的“理性的僭越”。它以去革命化迫使人们屈从现实的利益格局，以去客观真理推行“强权即真理”的丛林法则，以利己主义个人本位否定人民当家作主，以否定统一“公意”的存在把民主虚化为“投票的民主”、把社会矛盾扭曲为个人利益间的博弈以及公民权利与公权力的抗争。这样，“人权宣言”制定时还包容了革命原则、体现了追求真理勇气的“普遍人权”，就完全蜕变为粉饰现实的辩护工具。于是，“形式民主”成为民主的标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成为最优经济秩序，追求自利最大化成为自由的核心价值。

　　凝聚共识、引领人们前行的就不再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理论逻辑，而是人们内心不证自明的普世伦理，由此产生的价值追求成为激发人们共同行动的力量。伦理价值高于真理价值、道德制高点优于历史制高点，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新变化。不难看出，“普世价值”具有鲜明的历史倒退和政治保守性，是西方在今天“西化”“分化”我国的理论基石。其针对性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瞄准的靶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制度。只有从历史制高点上才能打破西方对于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的垄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名”。

　　3. 此消彼长的历史对比昭示人类文明的未来

　　西方式民主蜕变成当代世界动乱根源的“劣质民主”，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非西方民主”的兴起，形成了极鲜明的历史观照。当今世界出现了“苏东解体”乃至“二战”战后罕见的动荡和混乱，其主要原因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日益没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失灵，其多种变形的“劣质民主”给全球带来了灾难。西式民主日益非理性化，堕落为特殊利益集团和政治人物的“政治秀”，成为纯粹的政治伎俩；其选举手段日趋下流，黑金政治大行其道，争相讨好选民掩盖社会矛盾，只讲成败不讲是非败坏社会风气。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在蓬勃兴起，它诠释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一致。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表明，没有一个敢于历史担当、勇于牺牲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民主就只能是政治游戏甚至是骗局。历史充分证明，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飞跃，都必须要有先进力量的引领，而要改变阶级社会以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现状，实现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勇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政党的持续奋斗，那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政党不是投票投出来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严格要求，在实践中不断经受住各种考验并敢于“刀刃向内”、自觉自我革命锤炼出来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还突出表现在推进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上。和以往历史时期不同，现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并不直接面对理论，即便彻底的理论也还要经过现实生活的转化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的引领作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文化发展成果。它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这就充分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向实践转化的关键一环。

　　（二）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信仰功能

　　历史经验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一元论科学世界观，高举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旗帜，以科学信仰立党立国，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更是人的发展的需要。列宁因此提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16]327这不仅是政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推进人类文明建设的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表现为坚持不懈地探索、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不移地顺应、推动和引领时代潮流，旗帜鲜明地坚持、贯彻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发展理念。彻底的唯物主义体现了追问世界之真实存在、事物之真实面貌、事情之真相的科学精神，以真理为最高追求、客观真理为最高价值、客观规律为最高遵循的科学态度。科学信仰因此具有不容抹杀的魅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人的需要，但绝不把这种需要看成固定不变的，而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531这是人类基础性的，即“第一个历史活动”[11]531。既然人的本性即人的需要，那就表明人的本性是历史地形成并变化发展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决不认同西方意识形态关于“人性自私是天性”的伪造，另一方面也看到，人性的合理改变和健康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17]9这不仅指改造生存环境艰难，也包括人性改造之艰难。科学信仰的价值，就在于深刻揭示了个人命运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激活了人的自我超越需要，引领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7]17千真万确！

　　（三）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理论精髓

　　我们不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必须深刻揭示在一些共同词语下的本质区别。只有充分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才能真正说清楚它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才能正确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最大公约数变成现实。因此，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把握好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所在。

　　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阐发而言，最重要的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劳动伟大这些基本点，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支点和思想精髓，舍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说不清、道不明。人民创造历史和劳动创造历史是同义语，分别从主客观方面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内核；共同富裕是体现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劳动作为进步源泉的历史必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于这些理论的坚持运用，开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性上，必须明确这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普世价值”，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揭示出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阶级实质和历史局限的同时，也成功地抢占了当代人类文明的道德制高点，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道义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彻底性，推进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义制高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需要在理论建设、生活方式和学术话语的建构上发挥作用。

　　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同步推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劲动力。从理论建设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利益、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等直接联系，因而把不同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道路鲜活地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触动人们去思考、追问和探索，从而提升了真实的理论需求。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既着眼于人的生活方式的培育，同时又规范着制度的建设，把育人、用人和制度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可以较为有效地克服目前存在的某些制度导向和理论导向有所脱节的现象。总之，紧紧围绕着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渗透，思想理论建设就必须在着眼于实际生活的需求及各种利益的诉求中生存，而轻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的状况也有望由此得以克服。把理论学习和建设真正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

　　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培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支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落脚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生活方式，源于两者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西方自由主义看来，保持高人一等的“优越意识”及其实现的“竞争”渠道，是社会持久活力的不竭源泉，其前提是承认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根除的”不平等。这里讲的不平等不是指人们的自然差别，而是社会差别，主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的差别。可见，西方自由主义所承认的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观念”，而不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意义上的平等。在保持实际不平等的条件下，人和人、人和自然就不能全面交往，人的发展空间不但必然有限，而且社会的对抗和恶性冲突在所难免。可以肯定，人类不会长久沉醉于资本主义文明堆砌的生活方式围栏，突破“伪集体”的陷阱而建构真实集体是历史的趋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健康生活方式的培育上，以摆脱铜臭味的“亲清”关系交往，以把读书养成生活方式等的丰富多样，不断开创超越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新型社会关系。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是新时代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如果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是文化强国的话，那么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文化强国的学术支撑。哲学社会科学由于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总是负载着价值观的渗透。必须看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打着“学术性”的旗号，诬称马克思主义只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从而全面渗入并占据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阵地久矣。在学术研究中脱离国家发展大局而炫耀其“纯学术”，在话语体系中拒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标榜其“价值中立”，在学术风格上照搬照抄西方而美其名曰“国际视野”，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可谓是屡见不鲜。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破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藩篱，是必须实现的战略目标。

　　（作者简介：侯惠勤，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