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现实问题。当前，这个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的一个重点，也是引发理论界广泛探讨的一大热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1]17毫无疑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一、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认识前提

　　一般而论，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本前提，搞清楚“是什么”，对于回答好“怎么样”“有何用”具有逻辑先在性。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言，要确立对待它的正确态度，一个重要的认识前提就在于弄清它的主要内涵。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性质定位

　　虽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一提法出现较晚，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其相关思想早已有之。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质内容来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初步阐发。对此，恩格斯后来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回忆共产主义同盟委托起草党的纲领文件过程时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2]717在《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了丰富完善。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使用“苏维埃原则”的提法，明确要求：“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3]566。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相关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也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毛泽东曾多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概念。例如，他在《矛盾论》中论述总结矛盾分析法的要点时指出：“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4]337这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大致同义。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并强调：“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5]179-180。可以说，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6]概念，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沿用了这一概念。2008年3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8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提法，指出：“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7]251党的十八大报告也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提法[8]10。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75这一重要讲话引起理论界广泛响应、深入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提法。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两个概念只有一字之差究竟有何异同？一方面，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理论层面，指的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概括；后者侧重于实践层面，指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规定，明确应如何做和不应如何做。另一方面，两者相互关联，前者所揭示的真理性，需要由后者的规定来落实；后者作为原则的可操作性，有助于前者通过实践而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后者的原则性规定，来自于前者的真理性概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从前述历史考察可以看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完成的。有学者提出，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依次表现为《共产党宣言》原则、巴黎公社原则、苏维埃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等多种具体形式[9]。应该说，这种探讨有助于梳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确立的历史过程。当然，《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文献是否可以列入其间、如何看待巴黎公社原则等问题，还可以再作探讨。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到底是主观的人为规定还是客观的社会法则？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弄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众所周知，把原则看成先验的东西，并试图构造现实世界，这是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的杜林等人的错误观点。就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而言，“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410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拉萨尔、蒲鲁东、杜林等人曾因先验地提出一些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就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原则绝不是思想家的主观臆造，不是纯粹思想的产物，而是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反映。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指出，要致力于改变现实的实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10]9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夕，恩格斯在反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卡·海因岑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时指出，后者“异想天开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1]291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之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11]413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反映。

　　（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理论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作了多种概括，概括的具体条目也不尽相同。例如，“四条说”，主要包括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并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12]。再比如，“五条说”，主要包括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前提；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13]。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内容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和重要读本中也有所反映。其中，《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从5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二是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四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五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14]54-61。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材料、面向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的重要读物——《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在第二章第四节中专门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比前书，除少了“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一条，其他概括基本相同[15]50-5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在2015年版中为体现习近平关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有关重要思想，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要内容写入教材，作为第六章第二节[16]251-260。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相比，该教材将第四条拆分为两条，从6个方面展开了论述。其后，2018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中，有关内容扩充为九条。在2021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中，有关内容又增加为十条。其中，新增的第十条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17]2812023年版继续保持2021年版的有关概括。

　　前述情况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遵循。”[18]293这样的性质定位，反映了理论界的共识。近年来，理论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的认识处于不断丰富、深化的过程中，其中关于内在逻辑的问题意义凸显。现在看来，虽然学者在具体概括方面存有不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和重要读本的有关概括，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探讨和教学开展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蓝本。

二、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2]38在如何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问题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提供了深刻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表现出较强的原则刚性，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基本遵循。如果因为暂时的困难和眼前的挑战而放弃基本原则，那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走上了歪路、邪路。在这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19世纪末，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伯恩施坦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走上了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修正主义道路。伯恩施坦认为，垄断组织形式多样、适应能力强，信用制度具有极强的生产和创造能力，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因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已被事实宣告破产[19]65。他力图赋予社会主义伦理色彩，实际上滑向了历史唯心主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20]169。针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列宁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批判。在他看来，垄断组织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反而恰恰是造成资本主义加速灭亡的手段。信用制度并不会消除经济危机，反而是蕴含着更大危机的因素[21]14-15。科学社会主义早已超越了对资本主义单纯的道德批判，揭示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深刻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在于，“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21]17。列宁用深刻的理论阐释和坚定的革命实践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抛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反对个人崇拜具有积极意义，但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理论，抹杀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大谈人道主义，淡化无产阶级专政，弱化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这些偏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做法，造成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混乱，种下了苏联解体的祸根。后来的历史表明，戈尔巴乔夫正是从赫鲁晓夫那里继承并发展了抽象的人道主义，推行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根据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而推行的所谓改革，重点在于消除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存在的“垄断”和“异化”，改造的途径在于实行多元化。这实际上从根本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果将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转变为向资本主义的“改向”。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更加坚定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75

　　（二）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376。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时，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固执地认为，俄国必须经历资产阶级专政时期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此做法，实际上是削足适履地拿狭隘了解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22]139。列宁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此时，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以俄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为论据，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列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理论斗争，指出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23]373，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有力回击了教条主义者的责难。为什么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大理论家会屡犯教条主义错误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未能正确认识发展变化的革命形势，而把他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当作金科玉律。面对俄国革命新的理论诉求，普列汉诺夫等人就“像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24]346。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5]477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给当时处于黑暗中探路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巨大的鼓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26]4，结果严重脱离实际，使中国革命“吃了大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百余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过程。

　　（三）创新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从很大程度上讲，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创造性地运用，现在理论界基本已达成共识。那么，能否创新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认识存有歧见。其中，一些学者提及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并存在不同解读。我们不妨重读一下斯大林的有关论述。1927年9月，斯大林在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论及过有关问题。其中，针对“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这个问题，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27]610这是不是说，列宁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答案并非如此。斯大林接着进一步指出：“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27]610这次谈话表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是，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了新贡献。至于这种新贡献是否包含着原则方面的内容，就存在见仁见智的理解了。

　　从理论上讲，任何真理都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是如此。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概括，无疑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设想，但他们未能开展制度实践。列宁将社会主义从理论设想变为制度实践，必然会有新的理论创造，包括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发展。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公开宣布：“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8]466列宁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说书本上的理论都是错的，而是意在强调谈论社会主义纲领不要囿于书本，要根据崭新的实践经验。在十月革命积极影响下，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经历由一国到多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得到不断展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因此，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无疑也会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29]300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具有基础性、稳定性，相比一般层面的理论发展而言，它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反复的理论概括。

三、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时代要求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75迈进新征程，我们要积极回应时代之问，谱写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新篇章。

　　（一）时代新课题新要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鲜明而显著的特征。从国际上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挑战急剧上升，各种矛盾及其演变的复杂性、风险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社会政治运动的主体、客体、手段、环境、过程、结果等都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耦合性”[30]。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从国内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我们具备了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把握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问题的重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在19世纪中后期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在20世纪表现为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它们可以归结为时间继起性问题，即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替代问题。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科学社会主义逐渐面临的重大课题，是空间并存性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的并存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新的高度实现“必然取代”和“如何取代”的时代课题[31]。从时间继起性和空间并存性的关系来看，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时代主题的内涵更加丰富。忘记继起性，就忘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最终目的，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忽视并存性，就忽视了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国际环境，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21世纪的马克思几乎必然不同于20世纪的马克思。”[32]6当前，如何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处问题，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对新的时代课题作出有力回答。

　　（二）积极回应时代要求的有利条件

　　积极回应时代要求、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具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

　　一是富有创造性的中国实践。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明确指出：“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33]381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曾深刻指出：“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34]345改革开放让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步伐，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35]8。富有创造性的中国实践，必然催生出富有创新性的中国理论。

　　二是具有“两个结合”的创新优势。我们党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经验，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有利于阐释好、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三是勇于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历史主动和理论自觉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15-16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更好地把握历史主动。

　　（三）积极回应时代要求的现实进路

　　积极回应时代要求，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应该从多方面努力。

　　一是凸显问题意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问题导向也就是实践导向。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问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问题既是认识产生的逻辑起点，也是认识发展的重要动力。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中国人要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新的理论，把中国的丰富实际提高到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36]813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坚持问题导向、凸显问题意识，必须聚焦这些问题，从中明确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现实基点。

　　二是强化理论思维。“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25]418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是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理论问题的理性之光。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科学理论思维中找到把握宏观问题的“望远镜”、分析研究微观问题的“显微镜”，努力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从中国理论中析出原理性理论成果，进而升华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具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特质和意蕴。这一理念，不仅反映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关系性存在”，是一种崭新的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观，也反映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状态，为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提供了“普遍交往”的新答案[37]。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和“源”，也是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必须牢牢坚持的真理和正道。在这个问题上，守正，就是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创新，就是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向前发展。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坚持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赓续科学社会主义基因血脉，不断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中国版本”。习近平关于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思想观点，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典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