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3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以下未注明出处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皆源自此文），昭示出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实践问题，要在实践中找出答案。

　　历史周期率是黄炎培提出的一个历史现象。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5年7月初，黄炎培在与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中指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所谓历史周期率对于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来说，其实只是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谈不上什么周期和周期率。在黄炎培之前，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写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就有同样的意思。只不过当我们把多人、多家、多团体、多地方、乃至多国放在一起来考察，可以看到同样的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的不断重复，特别是这些过程还是历史上相继发生的，这才可以说是一个周期率。

　　事实上，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黄炎培六十多年人生中耳闻目睹的所有单位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周期率并不妨碍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具有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突出的连续性。这是因为，每一个旧事物的灭亡都会伴随着新事物的诞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具有周期性质的更替，新的事物才能不断发展起来，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才会不断进步，中华文明才能不断丰富和延续。

　　不过，跳出历史周期率也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些有志之士的追求，尽管他们没有明确使用“历史周期率”这个词。这是因为，在历史周期率的作用期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中国古人希望能够“为万世开太平”，这其实就是要跳出历史周期率。

　　黄炎培之所以在与毛泽东交谈时谈到历史周期率，是因为他看出来，“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其实，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只是在全国较为偏僻的地方尤其主要是在敌后根据地拥有独立的政权，而抗战眼看就要胜利了，一旦抗战胜利，全国局势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继续兴旺，如何避免“其亡也忽焉”，的确需要找出一条新路来。

　　有人认为，不能把历史周期率说成是历史周期律。因为一旦历史现象成了历史规律，那就是不可能违背的，也就谈不上跳出去了。不过，任何规律都是有前提的，只要改变了这个前提，规律就会发生改变。例如，人不能像鸟一样飞翔是人体结构的一个规律，但这不排除人类利用人造物使自己飞起来。所以，历史周期率也好，历史周期律也罢，都不影响我们讨论有关问题。本文沿用所引文献的写法即周期率而不是周期律。

　　在动物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角马和大雁的周期性迁徙。人类早期的游牧业生产方式使得人类随着牛羊进行周期性迁徙。但是，人类还是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以农耕生产方式跳出了这个周期率。事实上，由于特有的创新能力，人类可以通过不断地改造周边的环境和制造工具使自己能够适应广泛的生存条件，因而不断地跳出（历史）周期率成为了人类社会独有的发展现象。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人类社会中的新兴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也不会缺乏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行动和意识，并且也的确探索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有意思的是，笔者于中国共产党建党102周年之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这个主题，搜到了647篇期刊文章、179篇学位论文、22篇会议文章，这些收录的文献中最早的发表于2001年。而以“美国共和党执政合法性”和“美国民主党执政合法性”为主题，却什么也没有搜索到。笔者不知道那些研究者是从哪里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从而要研究这个主题，但这么多研究成果的出现也表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他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由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因此，有人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根本途径，既要靠民主，更要靠法治”。但是，思考与探索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跳出历史周期率主要是实践的问题，其答案要来自实践的探索，要从实践中探索出来，尽管这个实践要服从我们的思考，并在实践的过程中根据我们的思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后经过8年多的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党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而这个答案还包括了或者说经过了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

　　对于黄炎培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还没有想到也没有倾向中国共产党会取得全国政权，他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所给出的那个答案的历史威力。而这个答案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事实上，我们党在此之前的革命斗争中曾经两次遭受“其亡也忽焉”的危机，最后都是靠党内民主走出危机的。第一次是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党内民主通过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赢得一线生机；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机，党内民主通过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错误路线，最终走出危机，走到延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统治集团内部都多多少少地要讲一些民主。例如，列宁曾经指出，“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愿意，像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他是管理不了的。管理俄国的不是沙皇，——所谓一人专制，只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有最显贵的官吏。沙皇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沙皇根本不可能违背这一小撮名门贵族的意旨：沙皇自己就是地主和贵族，他从小就完全生活在这些显贵中间，他就是受这些人培养和教育的；沙皇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了解，仅仅限于这些显赫贵族、富裕地主和少数可以出入沙皇宫廷的最富有的商人所了解的情况。”近代资产阶级更是把民主形式扩大化了。但是，所有这些民主都是统治者的民主，因为只有统治者才能做出决定并落实这些决定。被统治者即便多数表决要保存苏联，仍然架不住统治者把苏联解体掉。只有共产党人所说的民主才是人民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也正是人民民主才使得党得到人民的支持，党内民主才能在两次危机之后真正发挥出挽救党、挽救革命的作用。

　　所谓“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是把人民置于政府之上，让人民拥有实实在在的监督权。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列宁在苏维埃俄国为监督政府建立了工农检查院。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也以俄为师，设立工农检查处，“有权对国家机关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又规定该部有权向所属各级执行委员会建议撤换或处罚国家机关或国家企业人员，有权向法院报告腐化分子的犯罪行为，实施法律上的检查和裁判。”

　　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至多只能监，只能知道政府做了什么坏事或什么该做的好事没有做，而不能督，不能让政府改正。甚至有时候连监也做不到，新闻媒体造假造谣，掩盖真相，把人民群众蒙在鼓里。资产阶级议会中的反对派也监督不了政府。“反对派在政府机器中执行着安全阀在蒸汽机中所执行的任务。安全阀并不停止机器的运转，而是保证机器的安全，把不放掉就可能使整个设备爆炸的那部分力以蒸汽的形式释放出去。激进派也要把人民的要求像蒸汽一样释放出去。他们提出建议看来仅仅是为了随后再把它们撤销，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过剩的滔滔雄辩找到用武之地。”

　　至于“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更是要直接把权力交给人民，而不只是把权力关在什么笼子里。否则的话，没有权力又如何负责呢？苏维埃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由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行使各项职权。各级政权机关通过民主选举的代表大会产生”。相比之下，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度，则是以民主的假象行专制的实质。“英国的审判权始终是资本的忠实奴仆”。当立法权的拥有者受制于民意有所让步时，“独立的”司法权的把持者就通过任性的审判收回那些让步，并以判例法的方式攫取本该分立的立法权。

　　显然，民主就是权力。邓小平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政治上的权力与经济上的权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政治上的民主与经济上的民主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任务，全心全意致力于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就是把经济上的权力从而把经济上的民主交还给人民。这是以往任何民主都没有做到也做不到的。列宁也指出，“训练劳动者不靠资本家过日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发扬经济民主的三大改造。对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后还予以肯定：“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整个阶段，人民是永远不倒的。以往的历史周期率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那些家、那些团体、那些地方乃至那些国，不能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守不住人民的心。他们只是在兴起阶段利用一下人民，最终还是要靠剥削人民过日子，而人民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帮助他们这一较轻的害战胜较重的害之后，他们这一害也就成了较重的害了，离亡也就不远了。

　　自奴隶社会出现以来，共产党人第一次把权力完完全全地交给人民，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是中国共产党兴起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最大倚仗。

　　当黄炎培在1945年与毛泽东会晤的时候，这条民主新路我们已经走了十多年了，它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设想，而是已经落实到了实践中，在实践中探索出来了。黄炎培受限于以往的学识没能在延安考察期间看清这条路，还需要毛泽东的提醒才注意到这一点。他大概也没有想明白，所谓新路，不只是相对于没有什么民主的状况，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旧路来说也是新的。

　　也正因为是新路，所以难免出现新的问题。而且，“劳动阶级多少世纪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在走民主新路的过程中，我们未能深入理解马克思强调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观点，侧重前面的“自由人”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后面的“联合体”所表示的组织纪律性，忽视了没有组织的民主只是无政府主义。结果，“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地方各级党委基本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领导权力出现真空。干部和群众自由组合各种形式的‘战斗队’、‘造反队’，派性斗争日趋激烈，社会政治生活陷于严重的混乱之中。”这样继续下去是谈不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对此，邓小平指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如今我们全面发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有组织的民主，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民主。它使我们在民主新路上蹄疾步稳。

　　有组织的民主需要有代表集团利益的政党来执行。这一点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成立，而且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民主也是成立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组织的人民民主需要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来领导，而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因此，有组织的人民民主能否有效进行，人民政权能否坚持并发扬光大，关键在党。

　　苏联共产党“拥有二十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二百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其原因就是苏联共产党后期出了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从而陷入历史周期率而不能自拔。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对话时，我党约有120万党员，全国每400多人中才中有一个党员。如今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将近1个亿，翻了80倍左右，十几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党员。以国外的苏联亡党亡国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为教训，我们管党治党的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毕竟，“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也意味着只有刀刃向内才能解决党内的顽瘴痼疾。

　　事实上，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不少人担心，我们党会不会像苏共那样跳不出历史周期率。

　　黄炎培在访问延安后指出，“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而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由此可见，我们党在实现有组织的民主之后，继续发挥“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的精神，迈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的步伐，开始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的答案。

　　首先，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清醒地认识到并确切地指出问题所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我们率先垂范，首先从自身的问题抓起。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正是自我革命的要义所在。

　　再次，我们坚持系统观念，大小问题一起抓，“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其实表明了，小事难为。与容易导致急速崩溃的人人瞩目的大问题相比，使千里之堤崩溃的蚁穴这样的小问题反而更难处理，更容易成为顽瘴痼疾。所谓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无不是这类小问题累积所造成的后果，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时之寒”。而且大问题往往离人民群众有些距离，人民群众不大容易看清真相，反而小问题大多是人民群众身边的问题，人民群众容易感同身受，受到直接的影响。因此解决好这些小问题，更能得到人民群众直接的支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正是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这样的“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的“小”问题为切入口来开局破题，以“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屡禁不止的“大吃大喝”之风戛然而止，社会风气大为好转。而且与以往的做法不同，我们对于查处的问题，大多直接进行了公开曝光，既表现出我们善始善终，坚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常抓不懈，使党员干部既不能也不敢放松对自己遵守“八项规定”的要求，进而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又体现出人民民主，“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从而得到全党全体人民的衷心拥护，发自内心地做到“两个维护”。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坚持抓“关键少数”，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强化、实化、深化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严防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我们党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回高度团结、坚强有力的状态，在更大的规模上再次拥有在困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党群关系，得以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赢得历史主动，远离历史周期率的陷阱。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自豪地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个答案正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自我革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原创性贡献。恩格斯曾经告诫倍倍尔，“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但是，他没有提到用自我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引用黑格尔的话，认为要让停留下来不再前进的人分裂出去并且要经得起这种分裂。列宁后来意识到，“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同本身的缺点作斗争。”但他也没有把“两个斗争”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和“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作斗争”上升到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所蕴含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有着深刻得多和丰富得多的内容。

　　毛泽东在与黄炎培延安会谈4年之后即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夕也看到，“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担心有些同志不能走好革命以后的路，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于革命以后继续前进的问题，是指望保持优良作风来解决，而保持优良作风的办法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尽管这个武器当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使用过，而且我们今天也还在使用，但它与自我革命相比，无论是反腐败的强度和时代化的程度，还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力度都不如后者。

　　有人认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保证。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是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动力。健全完善的组织体系，是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举措。”而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的成功经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只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不断地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就永远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支持，就不会陷入历史周期率。这是任何一个人民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所在。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无私无我，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而才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但是，当资本的“围猎”腐蚀和一些残余的旧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可能出现特殊利益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腐败分子正是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也正在于此。而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不仅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本人率先垂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第三，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我们党以往的胜利和成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我们党要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跳出历史周期率，也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因此，我们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不是要取代第一个答案，而是要这两个答案相辅相成。

　　第四，要在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的组织的基础上，抓好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建设，以此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跳出历史周期率，并不是“一人，一家，一团体”能够做到的，只有把全体人民联合起来才能做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处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仅是为了方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且也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

　　第五，成功的实践无不是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我们党要在实践中探索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就必须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员干部需要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难以带领中国人民解决随时代发展而出现的问题，也就很难跳出历史周期率。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训。而我们能够通过实践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也正是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且创新地实现了“两个结合”。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6期